党笑月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1 马克思的反贫困思想

1.1 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分析

1.1.1 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分析自己所处社会产生贫困问题的原因，认为导致劳动者贫困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想解决贫困问题，第一步就是消除私有财产，将一个人的“私有”变成全部人的“私有”，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1]。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人的自我异化的问题，要通过对私有制进行扬弃来解决，使劳动者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人生活。无产阶级贫困的产生是由当时所处的社会制度导致的，是由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导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其表现出的生产关系以私有制的方式呈现，社会在财富积累的同时也制造了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压迫和被压迫的群体同时显现出来。

1.1.2 贫困的表现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马克思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中贫苦的劳动者为主体对象进行贫困问题的探索和研究。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表现出来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不同于现代意义上所理解的贫困。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是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但所创造的财富不属于其自身，从而产生矛盾。劳动者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造成其绝对贫困的表现形式；劳动者以出卖仅有的劳动力去养活自己和家庭，并且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同时，资本家还通过压榨劳动者的方式进行资本积累，造成劳动者对于资本家的相对贫困。这两种情况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两种方式。劳动者始终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循环往复。

1.2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的内容

1.2.1 反贫困的主体是人民 马克思认为要达到反贫困的目标，一定要依靠劳动人民自身，要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为主体，进行反贫困。首先，马克思在做《莱茵报》的报社记者和编辑时遇到“林木盗窃案件”，他就立足于贫苦大众和农民的利益进行辩护。其次，他认为人的全部的社会生活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人在劳动过程中创造了自身所需要的物质财产和精神食粮，在这个过程中，人本身就是实践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对于自己所创造的有形的物质财产拥有很少，无产阶级有必要基于客观的物质需求以及精神需要对于自身的贫困状态做出改变。最后，他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到压迫的是没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因此，只有充分依靠人民群众自身，以人民为主体，无产者联合起来反抗，达到反贫困的目的。

1.2.2 反贫困的方式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占有着丰厚的生产资料，而工人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要想解决这一矛盾产生的贫困问题，首先就要改变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加大力度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突破原有生产力的制约。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当与其相对应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资本主义制度就会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同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提供了可能，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才会去想着实现自己精神方面的富足。因此，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首要的就是要意识到自身所处的贫困状况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存在必然的联系，在新的制度没有成熟时，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进而联合起来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

1.2.3 反贫困的目标是实现全人类解放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时提出了最高的理想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那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在那个时候，人类实现了解放。关于“解放”，马克思提出了政治解放、经济解放、社会解放和精神解放的系列逻辑。其中，政治解放是基本前提，经济解放是物质基础，社会解放是重要保证，精神解放是最高目的，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人不再是被迫进行劳动、生产，而是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为社会贡献力量，自由地生活。

总之，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产生、如何应对以及最终人类解决贫困问题所要到达的理想社会作了深刻的阐释和说明，为中国进行贫困问题的研究和反贫困路径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

2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应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针对我国返贫脱贫的具体情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反贫困思想，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实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依据实际情况做出科学决策，把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与中国所处贫困地区的实际问题相结合，颁布了切实可行的政策，贫困问题的解决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提出的首要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残余势力和恢复经济、消除剥削。在恢复经济方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文件，目的在于稳定全国物价，使经济稳步发展。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为国家经济发展指明方向，提出国家各个机构的经费必须大幅减少，同时，完成土地改革和工商业的合理调整。经过艰苦探索与努力，我国经济全面恢复，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改革任务基本完成。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于次年二月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简称“一化三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的同时实施，既是基于对我国当时国情的充分判断，也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基础薄弱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只有通过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的方式，才能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和我国主要矛盾的变化密切相关，合理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促进工业国的形成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如何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论述，并提出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将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先进的工业国，阐述了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党的八大以后，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以调整经济关系，至1957年底，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取得巨大成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我国经济转入调整时期。1965年底，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完成，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三者的比例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2.2 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

经过十年“文革”，我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挫折。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指出从生产力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进行改革开放，并发布了关于农村农业改革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文件。农村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贫困的代名词，邓小平提出首先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的80%，中国要稳定，首先这部分必须稳定[2]23，因此，要从农村开始进行改革。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政策，为之后农村改革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指出，我国初步步入社会主义，很长一段时间生产力都会不如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阶梯式”地消灭贫穷，阶段性有计划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2]10。1987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道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党在消除私有制基础上的长远目标，共同富裕并不是指收入毫无差距，而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首要解决经济解放的问题，进而向人的全面解放迈进。通过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调节相结合，有质量地发展经济和生产力，在市场化无形的竞争环境中，刺激国民经济接连波浪式地向前发展[3]，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分 “三步走”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南方城市崛起，涌现出大量的“下海”务工人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将带领人民脱贫、促进共同富裕作为首要目标，将消除贫困和贫富差距作为检验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提出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4]，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贫困人口温饱的目标绝不动摇[5]。在满足人民生理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注重人民精神的富足，促使人身心合一、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也由此产生。面对农村人口贫困，他提出开发式扶贫新思路，通过开发当地的资源带动当地的产业链，使当地人民能够自给自足，超越了最初的救济性、保障性扶贫，也使脱贫这一问题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

随着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到200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已达到了总体的小康，但这种小康是不全面的、有差距的。由此，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理念，指出无论是在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还是一些西部的欠发达地区，都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科学的发展方式，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目的，尊重扶贫对象主体地位，激发贫困地区的内在活力和内生动力[6]，把扶贫开发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他也非常注重农村问题的解决，认为农村如果不和谐，整个社会就不会和谐，提出要构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良好关系。同时，科学发展的理念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我们这一代与子孙后辈的和谐，乃至对人类社会的整体延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为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之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3 步入新时代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

2011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实现扶贫对象的“两不愁三保障”，同时，贫困的类型由生存性贫困向转型性贫困转化。步入新时代，习近平在总结并继承之前治贫扶贫的经验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治理思路，强调对中西部地区、偏远山区、革命老区等不同区域要实行精准帮扶。他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扶贫要因地制宜地进行帮扶，真干、真做，不说假话，不能制定超出能力范围无法完成的目标。对于精准扶贫，主要在“准”字，习近平提出六个“准”，对于扶持的对象、项目的准确安排、资金的有效合理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以及脱贫所取得的效果都要精而“准”。对于如何使贫困地区的群众脱贫，习近平提出了五个“一批”的分类方法，使贫困群众通过挖掘地方特色实现有效脱贫。习近平推动建立的扶贫协作机制开创了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新思路，宁夏西海固、内蒙古乌兰察布等地区便是典型实例。对于脱贫的方式，习近平跨越了之前单一的脱贫方式，指出简单的扶贫是不行的，必须得依靠教育扶“志”与“智”。无论是对于志气，还是贫困地区的教育，都一定首先要从思想上进行帮扶。人若没有志气，即使扶贫成效显著，从长远来看也有很大的隐患。“智”就是贫困地区发展的内生力，“志”则为其内因，习近平强调要“弱鸟先飞”，贫困地区群众自身必须首先具有“飞”的意识和“先飞”的行动。如果没有贫困群众自身的主观动力，仅凭外部的帮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7]，要充分调动贫困地区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对于党员干部，在脱贫工作上，更是多次强调要实打实干，杜绝形式主义，防止花拳绣腿，禁止做表面文章。

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习近平提出要坚决打好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确保如期完成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他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国的脱贫攻坚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等一些新兴产业快速兴起并发展，形成了社会多方扶贫的合力，并从组织领导、体制机制、资金管理等多个方面做好总体部署。提出“两不愁”在2019年已经基本解决，但是“三保障”仍有薄弱环节，在义务教育阶段的60多万孩子无法上学，部分贫困地区的人口还未参加医疗保险，大约104万人的饮用水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要重点解决，为打好这场攻坚战做出充分准备。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不变，并且利用精准扶贫的相关保障政策对在疫情中困难的群众实行救助，对于疫情中出现的突发性受困群众给予帮扶，我国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2021年1月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意见》提出在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依然极端重要，要把乡村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更加高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反贫困思想，结合我国各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贫困的制度措施，从消除剥削到解放生产力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党在反贫困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进步，也为接下来应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导致的突发性贫困、灾难性贫困提供了解决思路和经验办法。

3 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实践的经验

3.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根本保证

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应用来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贫困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从嘉兴南湖的一只红船上诞生，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上，心系人民，带领团结各族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调动一切可以改变我国落后贫困面貌的积极因素，带领全体人民奔小康。到2020年，占全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向全世界展示了人类减贫历史上的中国奇迹。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3.2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推进中国反贫困事业的重要保证

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应用来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贫困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保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切力量的源泉来自广大人民群众。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以人民为中心，只有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没有人民，也就没有所谓的历史。在共同富裕的征程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需。在进行扶贫脱贫时，充分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政策推行方能顺利，人民生活水平才会提高，国家才会更加繁荣富强。

3.3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推进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基本前提

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应用来看，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贫困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前提。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对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最终邓小平回答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要被姓“资”和姓“社”的问题束缚住，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习近平强调扶贫开发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8]，团结起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例如，东西部结合，推进宁夏与福建两省结对帮扶，不仅促进了福建的经济发展，也使宁夏地区的人民过上好日子。第二，在共同富裕的路上维护每一个人的利益。从一开始的救济式、保障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再到现在的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没有丢下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扔掉难啃的硬骨头，从贫困人口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各方面扶贫，推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3.4 坚持科学发展方式是推进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动力源泉

从马克思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实践与应用来看，坚持科学的发展方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贫困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动力源泉。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为人提供实现自身生活与创造的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要注意采用科学的发展方式，这不仅仅是造福一代人民，更是造福子孙后代，是每个时代都要秉承的发展方式和理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解决相对贫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要秉持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要更加全面、多方位发展，在新形势下全面科学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乡村产业开发，延长农作物的产业链，支持务工人员回村发展，缓解“空心村”现象，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数字经济+农业的发展。注重生态与经济二者协同可持续发展，加快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