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鑫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较早留意岑参诗歌雷同现象的是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但书中并无具体分析。此后，许学夷《诗源辨体》的批评指向五言律诗：“五言律，高语多苍莽，岑语多藻丽，然高如录者气格似胜，岑则句意多同。”叶燮《原诗》：“岑七古间有杰句，苦无全篇；且起结意调，往往相同，不见手笔。高、岑五七律相似，遂为后人应酬活套作俑……如岑一首中叠用云随马、雨洗兵、花迎盖、柳拂旌，四语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1]当代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研究，如张培阳《岑参诗雷同举隅》、王雪《论岑参诗歌中的雷同现象》、魏耕原《丝绸路上诗歌的反复——岑参诗尚奇引发的犯复与模式化》、赵莉《送别诗的交际功能及其模式化创作》、杨照《论初盛唐五言诗创作中的语言雷同现象》等，从岑参个人才气、缺乏自觉批评意识、集子未经删改、“天宝之风尚党”、相似的创作情境、韵部韵脚字选用等方面探究原因。这种重复雷同近于模式化的创作其实并非只见于岑参，也并非只见于唐诗。现存岑参诗歌403首，其中送别题材140首。送别诗这一题材，在齐梁时就已有较明显模式化的倾向，发展至唐时，也经历了较为长久的经典化过程，有了相对固定的典故与意象传统。在这一经典化过程中，总集与类书是重要推动力，其对诗歌的选录、裁剪，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促成一些类型化、模式化诗歌的出现，或许甚至决定了诗歌某些模式化的形态。本文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岑参的送别诗，整理分析其中的雷同与模式化现象，与类书送别类诗歌进行比较，分析所呈现的共同模式化倾向，以求对岑诗的模式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类书对送别诗的选录与裁剪

现存文献中最早可见选诗与送别相关的是《文选》卷20“祖饯”类，共收七人的八首诗，有曹植《送应氏诗二首》、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侯作诗》、潘岳《金谷集作诗》、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诗》、沈约《别范安成诗》。此外，卷29“杂诗”类中也有不少涉及送别的作品，如苏李诗等。

唐初《艺文类聚》卷29人部“别”类所录诗歌，共56人，136首。在《文选》“祖饯”类所收诗中，除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未录，其他均收于此类之下。《艺文类聚》“别”类的收诗标准较为宽泛，只要内容涉及离别，一些其他主题的诗歌也收于此类，且将许多诗题简化录为“别诗”或“送别诗”，如萧琛《别萧谘议前夜以醉乖例今昼由酲敬应教诗》，《艺文类聚》仅作《别诗》；吴均《赠王桂阳别诗》《发湘州赠亲故别诗》均省略作《赠别诗》等等，删去作品应用性层面的应制、赠答体类，使得诗歌面貌更符合“别”类标准。

《艺文类聚》对多首诗歌内容进行了裁剪删削。如苏武《别李陵诗》，据《文选》，全诗应为：“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2]413《艺文类聚》所录则省略了开篇四句夫妻感情的背景。

再如曹植《送应氏》，《文选》录为：“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2]292《艺文类聚》录为：“愿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置酒此河阳。山川迥且远，别促会日长。”[3]794开篇对时光、天地、人命的思索，中间部分宴饮场面及抒情，末尾的愿望都被略去，仅围绕置酒送别主题。

陆机《于承明作与士龙诗》，《文选》录为：“牵世缨时网，驾言远徂征。饮饯岂异族，亲戚弟与兄。婉娈居人思，纡郁游子情。明发遗安寐，晤言涕交缨。分涂长林侧，挥袂万始亭。伫眄要遐景，倾耳玩余声。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永安有昨轨，承明子弃予。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怀往欢绝端，悼来忧成绪。感别惨舒翮，思归乐遵渚。”[2]347《艺文类聚》裁剪为八句：“牵世缨时网，驾言远徂征，饮饯岂异族，亲戚弟与兄，分涂长林侧，挥袂万始亭。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3]796省略诗中稍显繁缛的抒情、怀想、感慨。

这类裁剪原诗的收录方式共有23例，较多集中于萧梁以前的诗歌，萧梁中后期至隋代的诗歌仅有一例，总体来看，被裁剪的多是与送别无直接关联的内容，与对诗题的更改相似，都是为了使收录的作品更加贴合“别”。在这样的整理之下，交待送别的背景、描写送别场面和景色、抒发不舍或祝愿等构成送别诗的基础内容被提炼出来，使得许多早期辨体分类意识尚未十分清晰、内容较为复杂的作品，也呈现出近于近体送别诗短小、精炼、主题集中的特征。萧梁以后裁剪情况的减少，可能与此时诗歌篇幅普遍简短有关。在近体诗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诗人们有意识地使诗歌内容更紧密地围绕单个主题，这样的送别诗面貌已经接近甚至达到了《艺文类聚》编纂者的标准；但也仍可能是现存材料不足，许多诗歌仅存于《艺文类聚》，无法比勘，只能暂作为推论。

至盛唐，《初学记》卷第18人部设“离别第七”，其中15首也见于《艺文类聚》“别”类。诗歌部分收录11首，与《文选》祖饯类所收有两首相同，均见于《艺文类聚》别类。其中，张融《别诗》在明清以前，仅见于《艺文类聚》《初学记》二书；鲍照《赠别傅都曹诗》也并未被《文选》《玉台新咏》注意，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初学记》“离别”类的编纂很可能受到《艺文类聚》“别”类的较大影响，二者较为相似，体现出初盛唐诗坛主流的审美倾向。《初学记》所收录11首诗有4首存在裁剪诗篇的情况，其中谢灵运《相送方山诗》、鲍照《赠别傅都曹诗》与《艺文类聚》相同。与《艺文类聚》不同的是《古诗》“行行重行行”裁为八句，略去“相去日已远”至“努力加餐饭”[4]451等表达时光流逝、主人公在思念、失望、无奈之间徘徊的复杂情绪。《新亭渚别范云诗》删去“广平听方籍，茂陵方见求”[4]294二句用典。11首所选录的诗歌经过删削均不超过十句，与近体诗更为接近，且呈现出模式化的特征。与《初学记》相比，《艺文类聚》对诗歌的裁剪有时显得较为随意，晋宋诗歌中常有的对于时间、节候的描写，有时省略，有时又保留，但《初学记》存录诗歌的整体特征更为统一，十句以内围绕离别主题而写，绝大多数以分别场景开篇，仅有鲍照《远赠别傅都曹诗》“轻鸿戏江潭，孤雁集洲沚”[4]451以比喻起调；王褒《别王都官诗》“联绵悯流客，凄怆惜离群”[4]451从人物角度感叹别离；庾信《答林法师诗》“客行七十岁，岁暮远徂征”[4]451叙分别起因之事；顺势结构，诗中写景基本不超过两句，又多以抒情、展望作结。类书中经过筛选、裁剪呈现的模式化的送别诗，或许在思想深度、章法变化、锤炼字句等方面略有欠缺，但的确可以达到“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5]的编纂目的。

二、岑参送别诗语意的模式化

岑参诗中的语辞、意象、典故、句法等方面的重复，前人研究已多有论及。在此基础上，仍有部分送别诗中的重复雷同现象可做一补充并加以分析。

如送别诗中的“随马去”“走马”等运用[6]：“火山五月行人少，看君马去疾如鸟”[6]786;“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6]317；“正是天山雪下时，送君走马归京师”[6]338; “迢迢征路火山东，山上孤云随马去”[6]343;“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6]745;“桥回忽不见，征马尚闻嘶”[6]436。这一写法多用在诗歌结尾，行人策马远去，伫立观看行人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过程，既可以体现作者的深情，也为诗歌留下了一个远眺、想象的空间，颇有余韵。

再如诗中“马蹄”的意象：“剑锋可惜虚用尽，马蹄无事今已穿”[6]354;“还家剑锋尽，出塞马蹄穿”[6]440;“别多人换鬓，行远马穿蹄”[6]442;“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6]435;“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6]331;“交河城边鸟飞绝，轮台路上马蹄滑”[6]338。一部分用于强调边塞行路艰苦，另一部分则重在强调行路之久。其中前两例不仅是“马蹄”意象的雷同，整句的构思也基本相同，仅在于五言与七言的区别。

又如诗歌中对他人的赞美：“近县多过客，似君诚亦稀”[6]522;“时辈似君稀，青春战胜归”[6]563;“当年最称意，数子不如君”[6]524;“东郊未解围，忠义似君稀”[6]533；“吏部应相待，如君才调稀”[6]527。“似君稀”“不如君”之类的夸赞多出现在诗歌开头，呈现出昂扬情调。但多次反复出现，且少有具体的描绘，也削弱了真挚之感。

仅与《初学记》比较，已可发现岑参送别诗的意象、用典有不少与《初学记》所提炼事相近，如“浮云—零雨”“白云—黄鹤”“飞鹄—翔鸿”“临江—绝河”“云乖—雨绝”“归云征—惊风散”[6]449等等，虽并未完全据此结构一联，但仍有大量云、雨、风、飞鸟、江河等意象的运用。岑诗所用意象与类书的相合，与送别诗题材本身的特征密切相关。送别本是极早出现的诗歌题材，又与赠答题材有所重合，相聚与分别是人们日常交往中的必然活动，送别诗的功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送别诗创作的数量较高，送别的场面亦往往相同，如客舍、江畔等。相对固定的客观描写对象与长久、丰富的诗歌传统共同决定了类书所提炼出的意象、典故往往也是诗人们普遍熟悉、习用的。岑参送别诗中部分较优秀作品在利用此类经典意象的基础上炼字构句、捕捉细节从而翻出新意，如“鸟向望中灭，雨侵晴处飞”[6]522、“雨气醒别酒，城阴低暮曛”[6]693，但有的就显得较为平淡，如“半天城北雨，斜日灞西云”[6]524等。我们还可以发现，当岑参将常用意象构成较为新奇的语句后，便常常重复此类写法，如“山雨醒别酒，关云迎渡船”[6]528、“回风醒别酒，细雨湿行装”[6]443、“池凉醒别酒，山翠拂行镳”[6]510，除“醒别酒”以外，还运用了雷同现象较多的“迎”“拂”句式构句。再如“海树青官舍，江云黑郡楼”[6]518、“海月迎归楚，江云引到乡”[6]589、“梦暗巴山雨，家连汉水云”[6]577、“江楼黑塞雨，山郭冷秋云”[6]567、“海暗三江雨，花明五岭春”[6]437、“山驿秋云冷，江帆暮雨低”[6]442，散落各诗中或为警句，但并列便可以看出岑参对几个意象、用词的重复利用，仿佛裁剪拼贴一般。

岑参送别诗的雷同重复或许有才力不足的因素，但并非全都是诗人的疏漏，从上述语言、典故的重复，以及某些诗篇的整体近似，我们可以推测诗人是有意进行某种程度重复的写作的。《送薛彦伟擢第东都觐省》与《送蒲秀才擢第归蜀》，《送崔全被放归都觐省》与《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卫荆州》，《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与《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几组诗歌的雷同重复前人已多有分析，兹不赘述，但这种重复可能是诗人得意手法的彰显，也可能是诗人锤炼诗艺的痕迹。而从《五月四日送王少府归华阴》《六月三十日水亭送华阴王少府还县》《送王录事却归华阴》三首诗中，可以发现更明确的有意重复的例证。三首诗所写是同一人连续发生的事件，《五月四日》云“仙掌分明引马头，西看一点是关楼”[6]769，《六月三十日》“关门劳夕梦，仙掌引归骖”[6]682已出现重复意象，《送王录事却归华阴》又言“仙掌云重见，关门路再过”[6]539。尤其是最后之“重”“再”二字可以看出岑参主观有意重复的创作倾向。

经过梳理，我们还可以发现，岑参送别诗中语辞、用典的重复有许多已经形成模式化，如前述开篇赞美他人的写法，以及末尾伫立凝眺“看君走马”的写法。模式化之中，首先多与地点相关，居于虢州期间的送别诗，大多有“红亭”，江畔送别多言风雨云月，边塞送别则多写“白草”“北风”“胡沙”“雪片”，送行至荆楚、蜀地则多写“橘花”“枫树”。其次许多与送别时常设活动相关，饮酒、弹棋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象反复出现，如“丝绳”“玉壶”等等。再次，针对不同的诗歌主题存在不同的模式化的用辞写法，如觐省拜亲用老莱、郄诜、怀橘等典故，擢第均言“战胜”，因升迁送别则重在赞颂，多写“青绶”“金印”等等。这样的不同事类与修辞、意象、写法的模式化对应，甚至像是在个人的诗歌系统中形成了近乎于类书的模式。这种诗材储备与创作方式，很难说没有受到类书的影响。

三、岑参送别诗结构的模式化

岑参送别诗的模式化创作还体现在不同诗体的诗歌结构上。现存140首送别诗中，五言律诗占比极高，有80首之多，其次为七言古诗20首、五言古诗16首、五言长律10首、七言绝句9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绝句一首。《文苑英华》卷271“送行类”选录岑参诗歌10首，其中仅有一首五言古诗《送王大昌龄赴江宁》，其余均为五律[7]。《文苑英华》“送行类”对其他诗人的选录并非只限于五古与七律，而是各体兼有，由此可以推测《文苑英华》应是认为五律体现了岑参送别诗的主要特点和成就。10首之中，以送别场景开篇的为《送王大昌龄赴江宁》《赵少尹南亭送郑侍御归东台》《送阳子》三首，叙送行缘由开篇为《送韦侍御先归京》《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节度使》《送裴侍御赴岁入京》《送崔员外入奏因访故园》《送张子尉南海》《送郑少府赴滏阳》6首，《送杨录事充使》一首以赞美对方起调。结尾部分，《送王大昌龄赴江宁》《送崔员外入奏因访故园》二首直接抒情、牵挂叮嘱，《送杨录事充使》《送裴侍御赴岁入京》二首以景结情，《送韦侍御先归京》《赵少尹南亭送郑侍御归东台》《送崔员外入奏因访故园》《送郑少府赴滏阳》《送杨子》5首想象旅途之中或终点的情景，《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节度使》以祝愿赞颂作结。九首五律紧密围绕送别主题，仅有一联写景，开篇与结尾的模式也不出本文第一部分所论《艺文类聚》《初学记》选录裁剪后的起结方式。仅有《送王大昌龄赴江宁》一首五古内容较为丰富，但也不出不舍叹惋、回忆自己与对方的情谊、想象路途环境、劝勉等送别诗的基本内容。《文苑英华》所选录的这九首五言律诗，基本涵盖了其送别五律的结构方式，而其中每一首的构词造句、意象选用也或多或少体现了本文第二部分所论的雷同、模式化现象。

此外，岑参的歌行体送别诗结构也体现出一定的模式化。葛晓音总结岑参歌行多数以咏物、咏景、或咏人最牵引感情发展的主线[8]。其模式化体现在不以送别作为诗歌描写的重点，而以诗题前半部分“某某歌”作为重点铺叙的对象，基本只在末尾的部分叙写别情。与五律不同的是，虽然本文第二部分所总结的语意雷同现象也存在于歌行送别诗中，因这一类诗歌的前半部分着力描绘的内容从客观上多是新鲜奇特的，且歌行体本身多有复沓排比，更多的是声情流畅的独特节奏感，比之五律更不容易发觉其模式化的特征。

元杨载《诗法家数》“赠别”条下曰：“赠别之诗，当写不忍之情，方见襟怀之厚。然亦有数等，如别征戍，则写死别，而勉之努力效忠；送人远游，则写不忍别，而勉之及时早回；送人仕宦，则写喜别，而勉之忧国恤民，或诉己穷居而望其荐拔，如杜公唯待吹嘘送上天之说是也。凡送人多托酒以将意，写一时之景以兴怀，寓相勉之词以致意。第一联叙题意起。第二联合说人事，或叙别，或议论。第三联合说景，或带思慕之情，或说事。第四联合说何时再会，或嘱付，或期望。于中二联，或倒乱前说亦可，但不可重复，须要次第。末句要有规警，意味渊永为佳。”[9]前半部分所论为送别诗常见的情感内容，后半部分总结近体送别诗的结构模式，这是在大量体制定型的前代作品基础上总结的送别诗规律，也是后人学诗的入门法则。从《艺文类聚》《初学记》选录的，尤其是裁剪后的送别诗作品，到《文苑英华》选录的岑参送别诗作，几乎不出此论。岑参送别诗歌的模式化及其类书式的特征，是在前代丰富的诗歌传统和频繁的应酬送行场合内外约束之下，加之诗人个人的偏好所形成的。大量的雷同重复与模式化写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损诗人的整体艺术成就，但其模式化与类书相合的特征，又体现了初盛唐习练诗歌与应酬创作的一种方式与倾向，由此也可以看出类书在近体诗定型过程中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