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景

(文华学院 人文学部，武汉 430079)

齐己是晚唐五代高僧，著有《白莲集》十卷(1)因本文引用齐己的诗作较多，为省篇幅，也为行文流畅，不标卷数，亦不一一标注页数。齐己诗，用潘定武、张小明、朱大银《齐己诗注》，黄山书社2014年版。，在禅林享有盛名。大多数研究者从文学角度出发，侧重于对其诗歌内容及艺术的研究，但对于诗文中所体现的思想研究不够(2)关于研究齐己的论文较多，难以一一列举。研究范围一般是：生平研究，如胡大浚《诗僧齐己生平诸问题之考释》，载于《兰州学刊》2017年第8期；交游研究：田道英《齐己行年考述》，载于《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诗禅研究：萧丽华《晚唐诗僧齐己的诗禅世界》，载于《佛学研究中心学报》1997第7期；诗歌理论研究：魏学宝《佛禅语境中齐己”十势”内涵探析》，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本文立足于齐己的诗及评论，探讨齐己的“俗化”问题了解他的禅学思想，从而有助于认识晚唐五代僧人的思想面貌。

一、关于“俗化”的界定

“俗化”不同于“世俗化”。世俗化是僧教徒们在传播思想和实践过程中，宗教信仰世界与世俗思想世界相互影响，使宗教与世俗的生活、心理习惯相调适，宗教的世俗化是必然的趋势[1]。佛教传入中国，吸收中国文化元素而中国化，也是佛教世俗化的过程。不同点在于，世俗化也要有“度”的限制，宗教在与世俗相互调适的过程中，如果信徒过分脱离身份上的限制，背离宗教教义，就是被“俗化”了。禅宗以心性判教，重在心性的修养，不但兼摄了佛教各种经典，而且把中国固有的儒道思想也融合在内。佛门“以戒为师”，戒律关系到佛教的盛衰隆替。世俗化中符合教规的接触俗界不在其俗化观范围内。禅宗在唐代繁荣，僧人被授予各种俗职、封爵、紫衣、师号，这是国家对宗教实行制度化管理的一种形式。禅宗同时也自觉地向世俗政权靠拢。但是，双方在互相靠拢时，要把握住“度”，衡量的标准即是否遵守佛门戒律。齐己所交往的僧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世俗生活中，赐紫、做内供奉、入幕府的不乏其人。有的主动干谒诸侯低眉折首于五侯门，行为充满了功利性，违背了佛教戒律，是被俗化了。也有一些身居官场高位的得道高僧，如西蜀广济大师、西蜀无染大师兄、谭三藏、贯休等，他们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做了高官，也在俗化的范围。俗化并不完全是负面的，有些僧人虽然做了高官，但不为红尘的“色”所动摇，潜心向佛，怀有一颗救济天下苍生的慈悲心，为民谋取福利。他们结交的人员更加广泛，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在交流中有益于佛教思想的传播，促使晚唐五代禅宗分化出众多派系，形成繁盛一时的局面。但是，俗化也有负作用，“这些派系基本是依靠地方割据方镇的支持形成和发展的。他们无例外地回归到依附统治权威、与政治结合的道路，思想上也都鲜有重大开拓，从而决定了他们衰落的前途。”[2]

二、齐己对“俗化”的态度

晚唐五代，僧人变得日趋俗化。胡震亨云：“嗣后转噉羶擅名，竞营供奉，集讲内殿，献颂寿辰，如广宣、栖白、子兰、可止之流，栖止京国，交结重臣，品格斯非，诗教何取？”[3]82赐师号、德号和赐紫的风气盛行，僧尼们竞相搏得声名，主动向君主称臣礼拜，歌颂功德。《楞伽经》和《大乘起信论》都认为，真如佛性被世俗烦恼遮蔽即为妄心，由此妄心才产生外境万物，所谓“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3)真谛译《大乘起信论》，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2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版，第577页。，断除对于名相的妄想执着，才能达到觉悟真如的真智境界。

(一)拒绝“俗化”

齐己作为一名高僧，面对俗化现象深感痛心，他以支道林、慧远为榜样，对自己严格要求，主张在远离尘世中修行，防止被俗化。

1.榜样力量

庐山东林寺是慧远修习之所，齐己久居庐山，追慕慧远不慕名利、高蹈脱俗的品格。“南朝第一僧侣，端推慧远”[4]，“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5]211一生远离朝廷，三十余年不出东林寺，送客也以虎溪为界，纵然是当朝帝王晋安帝相邀，也称病不出。慧远入庐山住东林寺，领众修道，直至圆寂。齐己深受慧远的影响，以至于离开东林寺后，写了很多怀念东林寺的诗作，诸如“何当旧泉石，归去洗心脾”，追忆在东林寺生活的时光，希望能回到东林寺这片净土继续修行，拨开内心的尘土，重获明澈的心灵。“虎溪”在诗中多次出现，诸如“松声虎溪寺，塔影雁门师”“应过虎溪社，伫立想诸贤”“终期踏松影，携手虎溪桥”“近来空寄梦，时到虎溪头”，不仅代指东林寺，更是洁身自好、与世俗划清界限的代名词。齐己对白莲社怀有追慕之情(4)孙昌武《慧远与“莲社”传说》认为白莲社之事大半是虚构，不可信。此文载于《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3期。，“远公林下莲池畔，个个高人尽其才”，慧远及白莲社成员的才情让齐己向往。《白莲集》多次歌咏白莲社成员不慕名利，仰慕慧远的名僧风范，以至于齐己欲仿效白莲社再结社，孙光宪在《白莲集》序中说：“门人西文并以所集见授，因得编就八百一十篇，勒成一十卷，题曰《白莲集》。盖以久栖东林，不忘胜事”，可见慧远及白莲社对其影响之大。名僧支遁，晋哀帝多次派使者请入京城讲道，支遁入京师讲经，接触了大量的王公贵族，但他不迎合世俗，之后隐居沃洲。对于沙门与王权的态度是“盖沙门之义，法出佛圣，雕纯返朴，绝欲归宗。游虚玄之肆，守内圣之则；佩五戒之贞，毗外王之化。”[5]161-162认为佛门中人应当在遵守沙门戒律的基础上，辅助君王推行教化。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遥然而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遥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6]真正的逍遥是长时间内让自己本性得到释放和满足的一种状态，不刻意逃避世俗，彻底做到心地自由。支遁的精神境界让齐己向往，“诸如终当学支遁，买取个青山”“欠鹤同支遁”“珍重匡庐沃洲主，拂衣抛却好林泉”“支遁怜多不惜钱”，希望如支遁般闲居于山林中过清闲自在的生活。

2.严以律己

齐己信仰南宗禅，8岁时入大沩山学习，后来在东林寺修行，深受慧远和沩仰宗派影响。齐己修行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主张舍弃种种世俗之心，断除一切所谓的妄想，以使内心达到清净，“时有兴来还觅句，已无心去即安禅”，过着坐禅、读书、写诗的生活。齐己的诗中总突出“闲”字，坦言自己“合是个闲僧”，内涵其生活清闲，内心清净。齐己常关上门，谢绝客人来访，独来独往，淡泊名利，身心追求闲适，在幽静的环境修行，正如《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并序》其中之一首诗中所云：“莫问关门意，从来寡往还。道应归淡泊，身合在空闲。四面苔围绿，孤窗雨洒斑。梦寻何处去，秋色水边山。”《宋高僧传》评价齐己“爱乐山水，懒谒王侯，至有‘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句”[7]。一生过着清苦的生活，生活的物质基础仅有茅斋、香火，不贪图物质财富，也体现了作为一名高僧对于清规戒律的严格遵循。

3.倾慕高僧

齐己诗中也有一些僧人员怀有才能，但与统治者保持距离，拒绝俗化，齐己以他们为僧人的楷模教导“俗化”的僧人。胤公是闽僧，看透了世间的功名利禄，辞游归闽。“西朝归去见高情，应恋香灯近圣明。关令莫疑非马辩，道安还跨赤驴行。充斋野店蔬无味，洒笠平原雪有声。忍惜文章便闲得，看他趋竞取时名。”胤公写得一手好文章，却不用于干谒，闲看他人奔走于名利。惠空上人亦如此，“尘中名利热，鸟外水云闲。吾子多高趣，秋风独自还。空囊随客棹，几宿泊湖山。应有吟僧在，邻居树影间。”惠空上人游走于世俗外的林木中，享受大自然的山山水水，独自逍遥游行。同样，齐己对在山中修行、不理红尘的幽禅师、终南僧、利禅师表示欣赏。相比于他们，齐己对惠休弃僧从俗的行为却充满鄙视，“闲吟莫学汤从事，抛却袈裟负本师”。他借用惠休的例子，劝导修禅人不要为了仕途抛弃了袈裟，有负于禅师的教导。

(二)齐己对待僧友“俗化”的态度

晚唐五代割据政权迭起，禅宗因依附于统治政权兴盛一时，统治者亦利用宗教信仰为其服务。齐己的大多僧友卷入红尘中，自己也被迫在高季兴幕府做了僧正。面对僧人“俗化”现象，齐己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支持僧人入仕，另一方面对专注于个人名利的僧人充满厌恶。

1.支持淡泊名利、有才能的僧人入仕

齐己诗中有一些身居官场高位的得道高僧，如西蜀广济大师、西蜀无染大师兄、谭三藏、贯休等，他们得到统治者赏识，虽然做了高官，却不爱慕名利，并怀有一颗救济天下苍生的慈悲心。广济大师德高望重，精通佛典，治理蜀国禅僧威严，严守戒律。广济大师“千万僧中宝，三朝帝宠身”，但不为繁华所动心，“禅心尽入空无迹”，任随朝代更迭，“两朝更变未曾惊”，齐己对其充满仰慕。广济大师虽然在世俗间拥有名望，但仍然有一颗与世俗保持距离的沙门心。谭三藏是精通经、律、论的尊者，“持咒力须资运祚”帮助生活在俗世烦恼中的人摆脱苦海。“好进梵文沾帝泽，却归天策继真风”，本可以承受皇帝更多恩泽，但谭三藏不眷恋红尘，却回到天策寺继续修行。

大乘佛教有慈悲济世的宗旨，习禅者当有慈悲观，慈即是想给予众生安乐之心，悲是想把众生从苦难中解脱出来。齐己所生活的时代，战火频繁，生灵涂炭，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齐己发出“何时得遇英雄主，用尔平治天下去”，渴望有才能的人和僧人出来做官，消除民生灾难。节大德有才能，“圣上方虚席，僧中正乏贤”，如今统治者开明，实行德化，礼贤下士，“知祝唐尧化，新恩异往年”，齐己鼓励节大德做官。贯休是晚唐五代著名的高僧，齐己尊称贯休为“吾师”，他在《荆州贯休大师旧房》诗中赞扬了贯休诗、书、画方面的成就。“西岳千篇传古律，南宗一句印灵台”，不仅对贯休诗歌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对他的佛学方面造诣给予了认可。贯休认为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因而他说“因知丈夫事，须佐圣明君”。贯休过世后，蜀主王建给予厚葬，可谓恩泽深厚。

2.反对为一己私利的僧人入仕

一些僧人把作诗当成做官的敲门砖，故而干谒有权势的人以获取功名。《答文胜大师清柱书》：“才把文章干圣主，便承恩泽换禅衣。应嫌六祖传空衲，只向曹溪求息机。” 文胜大师刚把文章拿给皇帝看，“便承”突出时间之迅速，很快得到皇帝的赏识。齐己表面上恭贺文胜大师得到皇帝赏识，实则指责文胜大师干谒名利不守祖法。“息机”源于《庄子·天地》“机心”的典故，齐己的道家思想浓厚，自称“无机老病师”“寒灰”“心灰”，表明自己无名利之心，反衬文胜大师有机心。栖白，唐宣宗大中年间住长安荐福寺，为内供奉，赐紫袈裟，“万国争名地，吾师独此闲。题诗招上相，看雪下南山。内殿承恩久，中条进表还。常因秋贡客，少得掩禅关。” 因为栖白交游广泛，深受皇帝尊崇，所以举子多向其行卷，齐己嘲讽栖白日日红尘里忙，没有时间闭门修炼。

齐己规劝有“机心”的僧人。六祖慧能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8]。人的心灵本来是清澈无垢的，具有佛性，僧人寻找生命的解脱与精神的依靠，需要从内心获得。贪求外在的物质、名誉，则与其思想背道而驰。佛教的出家目的，为了自求解脱是其一，为了助人解脱是其二。齐己是南宗禅的虔诚信仰者，以身作则，劝诫僧人宜静心修道。有诗云：“莫把毛生刺，低佪谒李膺。须防知佛者，解笑爱名僧。道性宜如水，诗情合似冰。还同莲社客，联唱绕香灯。”劝诫僧友不要攀附权贵，修道之人应心净如水，勿因爱名利而见笑于方家。另一首《勉吟僧》也对爱慕名利的僧人充满劝诫：“千途万辙乱真源，白昼劳形夜断魂。忍著袈裟把名纸，学他低折五侯门。”告诫僧人不要为了名利乱了佛性，佛教认为人人心性平等，僧人不向权贵行跪拜之礼，保持僧人仪态，“袈裟不称揖萧曹”，不低眉折腰于五侯之门。

三、齐己的“俗化”行为

齐己一生可分为两个阶段，以龙德元年(921)为界。前期主要生活在寺庙或游学，因诗作出众而声名鹊起；后期被高季兴挽留滞于荆门，止于终老。在此期间虽然严格遵循清规戒律，但迫于现实生活环境，也沾染上一些俗化习气，表现如下：

(一)生活被俗化

齐己被高季兴留入了幕府做僧正，在此期间，被迫参加高季兴举办的歌舞宴会，沙弥十戒之一便是“尽寿离作伎歌舞，不往观听种种乐器”(5)《十诵律》卷21，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3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版，150中.，这与佛门注重清修旨意背道而驰，违反律法。“早岁便师无学士，临年却作有为人。何妨夜宴时相忆，伴醉佯狂笑老身。”齐己自嘲年轻时尚且师佛禅，年龄大了却要融入红尘生活，成为他人取笑对象。“社莲惭与幕莲同，岳寺萧条俭府雄。冷淡独开香火里，殷妍行列绮罗中。秋加玉露何伤白，夜醉金缸不那红。闲忆遗民此心地，一般无染喻真空。”齐己生活在幕府中，被迫与之为伍，违背本意，不时参加宴会，心怀愧疚之语不时流于诗中，“西园罢宴游，东阁念林丘”，自责作为僧道中人违背意愿，想念东林寺的清修生活。齐己在幕府生活俗化，还体现在写应制诗，如《贺雪》：“上清凝结下乾坤，为瑞为祥表致君。日月影从光外过，山河形向静中分。歌扬郢路谁同听，声洒梁园客共闻。堪想画堂帘卷次，轻随舞袖正纷纷。”这是一首颂扬之作，瑞雪昭显君王贤明，任用良才，府中聚集了大量人才，格调高雅，颇有奉承之意。

(二)有贪欲

要达到无明之心，须戒除“贪”，即包括普通的生理本能和欲望，也包括贪恋人生和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的心理趋向。齐己住在幕府中，给予俸禄，有基本的物质保障，“晨午殊丰足”。出家人的生活应以摄心闲静为职志，应以禅诵听教为要务。《梵网经菩萨戒》第三十三邪业觉观戒：“不得听吹贝，鼓角，琴，瑟，筝，笛，箜篌，歌叫伎乐之声。不得樗蒲围棋，波罗塞戏，弹棋”(6)《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10卷，收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6版，1007中.，齐己的生活闲静，时而有闲情逸致享受世间娱乐，诸如听李尊师弹琴、和郑谷看棋。佛门戒律中包含：僧人不可蓄积私财。齐己却把积蓄下来的钱财用于购买假山、竹等娱乐身心的物品。在与友人交往中，时有互赠东西，除了拐杖、纸笔这些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有贵重的俗物。如南平王赠送的石笋、南榴卓子、十色浣花笺、棋子、端溪砚、绘有精巧图案的绸布等，还有友人赠与猿皮，齐己都一一接受了。佛教认为万物皆空，用一种超然的态度看待生死，“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看淡世间生死，齐己作为一名僧人，却服食丹药，“常蒙远分惠，亦觉骨毛轻”，正是贪恋生死的表现。

四、齐己“俗化”行为的利弊

齐己依附于地方藩镇，生活在幕府中，结交范围变得更加广泛，开阔了视野，有利于禅宗思想的传播，也能切身体会到统治者生活的腐败与百姓的苦痛，助长了强烈的爱民意识。有得亦有失，局囿于幕府与齐己的人生追求背道而驰，甚至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险招杀身之祸。具体如下：

(一)“俗化”之利

1.强烈的爱民意识

佛教主张出世，远离尘世；儒家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己依附于割据势力，但所交往的人群变得广泛，开阔了视野，更加深刻了解到统治者生活腐化的一面，仁政爱民意识变得浓厚。齐己所生活的正是唐朝走向灭亡，藩镇割据时代。他渴望身处战乱的百姓摆脱战争带来的苦痛，人民安居乐业，不再流离失所。“六朝图画战争多，最是陈宫计数讹。若爱苍生似歌舞，隋皇自合耻干戈。”这是一首借古喻今的诗。告诫统治者应当爱护民众、天下苍生，否则也会引起他人的不满发动战争，体现了齐己怜悯天下苍生的思想。“小谏才埋玉，星郎亦逝川。国由多聚盗，天似不容贤。兵火焚诗草，江流涨墓田。长安已涂炭，追想更凄然。”冰火焚诗草是人祸，江流涨墓田是天灾。国家遭受天灾人祸的劫难，生灵涂炭，让人觉得凄凉。佛家讲究大爱，爱苍生，对世人怀有怜悯之心，本诗可以见得。面对社会动乱给百姓带来的伤害，渴望明君贤相的出现，“满空垂列宿，哪个是文星。”一生未到边塞，却也写有边塞诗，如《老将》，歌颂将军老当益壮，赞扬保家卫国的高尚行为。羊祜、杜甫，都是齐己的崇拜对象。羊祜是仁政爱民的典范，“叮咛堕泪碑前过，写取斯文寄我来”，齐己叮嘱惠空路过堕泪碑时抄写碑文给他，表现了对羊祜的敬仰之情与渴望仁政爱民统治者的渴望。“因经杜公墓，惆怅学文章。”杜甫一生心系国家前途命运，成为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形象的代表。齐己路过耒阳时，特意去祭拜杜甫，可见对杜甫的认可及偶像的影响。栖蟾评齐己“诗为儒者禅”，齐己亦承认“事佛为儒趣尽高”，可见齐己儒释两种思想兼备。齐己作为一名远离世俗之人，心怀天下苍生，时时为民着想。中国佛教极度推崇慈悲精神，以诸佛、菩萨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和学习修持的榜样，也以救度一切众生为最高愿望。齐己将儒佛融为一体，既宣扬了佛教普度众生的观念，也体现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2.扩大禅宗影响

齐己交往的人群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民间百姓，有利于禅宗思想的传播。齐己因与统治者的直接接触，更方便传播佛家的慈悲观念，如南平王赐给齐己山鸡，此山鸡张网捕得时已经伤痕累累，放在笼子里损害了身体，“上台爱育通幽细，却放溪山去不难”，建议放归山鸡于溪山，使重获自由。因齐己有诗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们许多前来拜访，甚至拿出诗集请求给予指点，齐己因材施教，鼓励踌躇满志的士子仕进，劝慰落第的士子。对与他交往的官员，齐己亦劝勉仁政，效法前贤，对清正爱民的官员也给予颂扬，如寄给当阳张明府云“吏愁清白甚，民乐赋输忘。闻说巴山县，今来尚忆张”，为官清廉，政绩突出，百姓因为免征赋税而欣喜。同时，禅宗不立文字，摒弃繁琐教义，易于在大众中流行。统治者拉拢僧人，可以文饰他们的统治，僧人亦可以获得物质保障，有利于思想的传播。

(二)“俗化”之弊

1.险招杀身之祸

齐己被卷入统治者的斗争，险招杀身之祸。齐己与高辇友善，高辇为秦王李从荣的部下，善诗，与齐己唱和尤多。齐己被迫身在江陵府供职，却如履薄冰，甚至险些丧命。《册府元龟》卷270《宗室部》记载：“后唐秦王从荣，为诗，与从事高辇等更相唱和，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集》。”[9]李从荣爱好文学，与幕僚多有诗歌唱和，胡震亨认为：“齐己附明宗东宫谈诗，与宫僚高辇善，东宫败，几不保首领。”[3]302实则李从荣未封太子，称东宫未当，但齐己与高辇结交，以至牵涉到秦王谋乱之中。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述齐己险招杀身之祸的原因与之不同，“唐秦王从荣召入侍，中秋大宴，齐己窥从荣藏异志，有‘东林莫碍渐高势，四海正看当路时’之句，几以讽刺得罪。己而脱归荆南，赖武信王匿之获免，其不屈节侯王，类如此。梁震晚年酷好吟咏，尤与齐己善，互相酬答。”齐己因发现李从荣有谋反之意，写诗故作讽刺，险被李从荣杀害。秦王李从荣长兴四年(933)拥兵谋反，为皇城使安从益所杀，说明齐己于933年左右经历过生死存亡，此时齐己已经70岁了。

2.与人生追求背道而驰

齐己渴望在山林修行。闲居于清净之所，有利于修心养性，摒弃机心，消除物欲，不断自我完善。龙德元年(921)之前，齐己主要在寺庙修行或游江海名山，远离尘世；后期被强留在幕府中，在很多诗中表达了回到山林的愿望。如《渚宫莫问诗一十五首并序》云：

予以辛巳岁，蒙主人命居龙安寺。察其疏鄙，免以趋奉，爰降手翰，曰：“盖知心不在常礼也。”予不觉欣然而作，顾谓行影曰：“尔本青山一衲，白石孤禅，今王侯搆室安之，给俸食之，使之乐然，万事都外，游息自得，则云泉猿鸟，不必为狎。其放纵若是，夫何系乎？”自是龙门墙仞，历稔不复瞻觊，况他家哉？

述说自己本是逍遥自在、山水为伴、不求闻达的僧人，此时被强留在江陵，向南平主人直言要离开。在其他诗中，齐己赞扬了在山林清修的僧人，如利禅师“闲来松外看城郭，一片红尘隔逝波”，岳麓禅师“山袍不称下红尘，各是闲居岛外身”。齐己不仅肯定了虚空超然的僧人，对于弃官归隐的文人也高度赞同，如迁中书舍人后不久遂归隐中条山的司空图，官拜都官郎中后归隐宜春仰山书堂的郑谷，以尚书郎致仕归隐宜春的沈彬。齐己被迫留在幕府，与人生追求背道而驰，从而使后期诗作风格变得沉郁。

五、齐己“俗化”的原因分析

(一)禅宗教义被破坏

自从安史之乱之后，赐师号、德号和赐紫的风气盛行起来，僧尼们以获得这样的称号为荣，竞相搏取这样的名声，为此，他们主动向君主称臣礼拜，歌颂功德。朝廷为了笼络僧尼，“对于在职的僧官来说，增此头衔犹如世俗官僚的加官、加阶；对于未任僧官的僧尼，得到这些荣誉犹如俗人被授予勋官。”[10]明复认为，“内道场供奉大德，引驾大德，讲论大德，乃至表白声赞医术等大德则属皇帝御用的职务，既不符合佛制，且无关教化宏旨，贤者所不屑焉，而愚氓则羡其俗荣，实为促使僧德败毁，法誉没落之淫媒也。”[11]禅宗变得世俗化的另一个表现是佛教理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禅宗各派不提倡通过诵读大量经典和过多地借助语言文字，主张“顿悟成佛”“即心即佛”，称人人皆有佛性，不必苦苦修行，只要内心反省，就可获得解脱，促使禅宗变得世俗化。一切外在的束缚如偶像的崇拜、经典的研读都是对本心的桎梏，持戒禁欲坐禅成了画蛇添足，个人意识觉醒，出现狂禅之风，僧人们放纵七情六欲，反叛教条，甚至出现喝祖骂宗的行为。百丈怀海大为恼火，痛感和尚们“不谙戒律，甚辱祖风”，便制定清规戒律，要求和尚们“各慕祖风，严持戒律”，其中要求僧人参加劳动，实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12]485，禅寺参与农业劳动，逐渐发展成农、禅并重的“农禅制度”，自食其力的劳作也促使他们与统治权势保持距离。沩仰宗的开创者即出自百丈怀海的法系，早期灵祐在山林里艰苦开垦、自谋衣食，到慧寂时被统治者笼络，曾被赐紫。齐己所处的时代，地方统治者笼络僧人，僧人也不同程度地依附。法眼宗创始人文益禅师也写了《宗门十规论》，大骂晚唐和尚“任情直吐，多类于野谈，率意便成，绝肖于俗语，自谓不拘粗犷，匪择秽孱，拟它出俗之辞，标归第一之义”。但是纵欲之风已经盛行，无济于事。齐己所信仰的沩仰宗亦不注重诵读佛经。慧寂在沩山时向灵祐发问：“如何是佛？”灵祐答：“以思无思之妙，返灵焰之无穷。思尽还源，性相常住。理事不二，真佛如如。”[12]597要想成佛，需要达到内心澄清，以无为无事为宗旨，在平常的日用当中觉悟自性，自然而然地达到解脱。这种思想对齐己深有影响，所不同的是，齐己注重读佛学经典，“彻曙都忘寝，虚窗日照经”“天明拂经案，一炷白檀灰”“有口不他说，长年自诵经”[13]，写诗、坐禅、读书几乎成了齐己生活的全部。齐己不仅熟悉佛禅典籍，诸如《法华经》之类，还奉劝其他僧人学习，《戒小师》云：“不肯吟诗不听经，禅宗异岳懒游行。他年白首当人问，将底言谈对后生。” 劝诫小僧人当抓紧时间吟诗和听经，不可荒废时日。

(二)社会风气的影响

僧人由于与官僚社会、文坛有密切联系，所以在中晚唐矛盾重重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也有可能卷入斗争旋涡中。胡震亨曾批评僧人过多参与世俗中：

灵澈一游都下，飞语被贬。广宣两入红楼，得罪遣归。贯休在荆州幕，为成汭递放黔中。修睦赴伪吴之辟，与朱瑾同及于祸。齐己附明宗东宫谈诗，与官僚高辇善，东宫败，几不保首领。毕竟诗为教乘中外学，向把茅底只影苦吟，犹恐为梵网所未许，可挟之涉世、同俗人俱尽乎？[3]302

僧人投靠割据势力是晚唐的社会风气，甚至会直接参与现实政治活动。唐王朝灭亡，朝代更替，统治者不断发生战争，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充满腥风血雨中。齐己的诗延续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对统治者发动的战争迫害、欺压百姓、生活奢侈、不学无术等充满了失望、悲愤之情，不愿与之为伍，但也渴望明君贤相的出现，在诗中流露出对马楚政权的认同，甚至劝诫僧友前去做官。诗中有不少歌颂东周洛阳的诗：“羡子去东周，行行非旅游”，鼓励刘秀才去东周应举；“好进梵文沾帝泽，却归天策继真风”，得道高僧谭三藏在马楚政权的天策寺修行；“闻说东周天子圣，会摇金锡却西行”，岘山道人听闻东周天子圣明，前去投奔；“我忆黄梅梦南国，君怀明主去东周。几程霜雪经残腊，何处封疆过旧游。好及春风承帝泽，莫忘衰朽卧林丘。”提醒节公，如果洛阳君主是个明君，莫忘了告知于我，我也有心为统治者服务。事实上，齐己与马楚政权的文士颇多唱和。《诗话总龟》载：“湖南马氏天策府学士廖图与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齐己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14]齐己所交往的僧友中，贯微、虚中、尚颜等人都曾入马楚幕府，齐己亦参与到马楚文人圈内唱和，甚至引导僧友去马楚政权服务。《寄湘中绪友》：“碧云诸友尽黄眸，石点花飞更说无。岚翠湿衣松接院，芙蓉薰面寺临湖。沃洲高卧心何僻，匡社长禅兴亦孤。争似楚王文物国，金镳紫绶让前途。”

(三)自身原因

龙德元年(921)秋，齐己离开东林寺前往蜀地，途经荆州被高季兴所留，做僧正，居龙兴寺。高季兴对齐己礼遇有加，充分尊重人格并满足需求。齐己的基本物质生活有了保障，“侯门叨月俸，斋食剩年储”，无需承受乞食之苦。并特许不拘礼节，可以随性自然地生活。初到江陵时，齐己写诗表达了对高季兴的感激之情，“莫问疏人事，王侯已任伊。不妨随野性，还似在山时。静入无声乐，狂抛正律诗。自为仍自爱，清净里寻思。”自己像在东林寺中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后来，齐己被迫参加宴会，应付往来的达官贵人，打破佛教的戒律，亦不利于清修，作《荆州新秋寺居写怀诗五首上南平王》直言欲离开荆州，南平王便应允齐己居住在荆州西城的湖边《移居》有云：“上台言任养疏愚，乞与西城水满湖”。高季兴有时投其所好，赠送石笋，使齐己的院中增添几分幽静，如此礼遇，还一度使齐己打消了回东林寺的念头，“从此频吟绕，归山意亦休”，表达愿意在江陵静修。

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开头点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五代一段过渡期。”[15]贵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衰落下去了，艺术更加迎合低层平民的趣味，禅宗的世俗化亦是大势所趋，是唐宋转型的表现之一。齐己的生活经历导致对待僧人俗化的态度也有变化。做僧正前，淡泊名利，大部分时间在寺庙静修，远离红尘；做僧正初期，迫于环境的影响参加宴会、写应制诗，一定程度上被俗化了；做僧正后期，变得憎恶官场，便移居西园，回归世外生活，后因与秦王李从荣的唱和险招杀身之祸，更加渴望明君贤相的出现。总体上，齐己一生洁身自好，自评“未曾将一字，容易谒诸侯”，倾慕慧远以及白莲社，延续高蹈脱俗的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