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波

类书的流传

类书不仅在中国大量流传，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汉字文化圈也曾广泛流传，日本、韩国、越南现存的古籍中有不少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古类书，甚至不少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类书在域外重新被发现，古代日本、韩国、越南学者依据中国类书又编纂出了不少类书，这些类书共同构成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东亚类书共同体。

在日本，打开任何一本汉籍目录，几乎都能看到类书的身影，不少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类书在日本重新被发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记载了已经流传到日本的类书：“《华林遍略》《修文殿御览》《类苑》《类文》《艺文类聚》《翰苑》《初学记》《玉府新书》《玉苑丽文》《玉苑》《编珠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记载的类书，《隋书·经籍志》亦多有记载，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散佚嚴重，往往不得而见，但部分古籍在日本的重现，着实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白化文、李鼎霞先生的《日本类书简述》言：“日本一向善于汲取外来文化尤其热衷于吸收中国文化。日本历代引进了大量中国的类书，又仿效中国的办法自编了许多类书。”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吸收，绝不是单纯地被动接受，更多表现在接纳、模仿与改造，日本古代文人在引进中国类书的同时，也进行了自己的类书编纂。天长八年即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日本淳和天皇敕令汉学家、东宫学士滋野贞主及诸儒裒辑古今文书编纂成汉文类书《秘府略》，共一千卷，目前仅存卷八百六十四（百谷部中）与卷八百六十八（布帛部三）。《文德实录》卷4文德天皇仁寿二年（852年）二月载：“乙巳，参议正四位下行宫内卿兼相摸守滋野朝臣贞主卒。贞主者，右京人也。曾祖父大学头兼博士正五位下犹原东人，该通九经，号为名儒……父尾张守从五位上家译，延历年中赐姓滋野宿祢。贞主身长六尺二寸，雅有度量，涯岸甚高。大同二年（807年）奉文章生试及第……天长八年，敕与诸儒撰集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凡有一千卷，名《秘府略》。”

《秘府略》是日本古代极为重要的著作，其编纂早于中国的北宋编纂之《太平御览》一百多年，是日本学术水平高深兴盛的表现，更证明了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与超越。唐代开国以来，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时，皆编纂过大型类书，《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瑶山玉彩》《三教珠英》等横空出世，走向全盛的唐王朝四夷来服，日本多次派遣唐使，遣唐使带回了大量典籍，其中必然有类书。回国之后的遣唐使，处处以唐王朝为样板，类书编纂必然也是如此，于是《秘府略》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编纂成书。日本学者用汉文编纂的类书还有《倭名类聚抄》《名物六贴》《万宝鄙事记》《嬉游笑览》《幼学指南抄》《香字抄》《拾芥抄》《缩芥抄》《金榜集》《玉函抄》《金句集》《古今要览稿》《古事类苑》《广文库》等。

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大陆直接相连，与古代中国的交往更是十分紧密，类书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也是十分广泛。《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子部下《类书类》收录了目前韩国各大图书收藏机构如高丽大学、庆尚大学、奎章阁、成均馆大学、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所藏中国古类书的情况，从唐宋至明清的中国古类书随处可见，其中亦不乏精本、善本。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白孔六帖》《册府元龟》《事文类聚》《事类赋》《翰苑新书》《三才图会》《唐类函》《图书编》《山堂肆考》《百家类纂》《图书集成》《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广事类赋》《格致镜原》等。

《奎章阁图书韩国本总目录》则记载了朝鲜古代学者编纂的朝鲜本土类书，其子部《类书》载有：“《简牍精要抄》《经史集说》《经书类抄》《考事新书》《考事撮要》《万象丛玉》《星湖先生僿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类苑丛宝》《杂同散异》《篆海心境》《竹侨便览》《芝峰类说》等。”可见，朝鲜古代学者在接受中国类书的同时也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编纂了大量具有朝鲜特色的本土类书。《类苑丛宝》就是朝鲜时代金堉编纂的比较有特色的一部类书，金培是朝鲜时代中期的文臣，汉党中心人物。其在战乱之后，发现学者手中可以使用的类书较少，于是以祝穆《事文类聚》为底本，抄撮诸类书，合编成此《类苑丛宝》。《新刻类苑丛宝自序》载：“吾东素称文献之足征，且历世通中国，文章之盛，经籍之多，方驾于华夏。不幸数十年来，兵火继起，书不汗牛，才无倚马，安得不为之诛口既也。博考口迹，无过于祝氏《事文》，而学士大夫有此书者尚少，况遐远之缝掖乎。去年夏，余在闲局始抄此书，划去繁冗，存其旨要，兼取《艺文类聚》《唐类函》《天中记》《山堂肆考》《韵府群玉》等诸书，因其标题而增损之，补其阙漏而润色之，一帙之中，包括数百卷之精粹，名之日《类苑丛宝》，凡四十六篇，迄今秋而书始成。”

同日本和朝鲜一样，越南曾使用汉字作为书写文字，而且较之日、韩等国，它拥有最长久的使用汉字的历史。从古代越南铭文和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来看，汉文篆字在公元前的越南曾出现过；历史记载亦表明，早在赵佗称王及汉武帝置南越九郡，设太守、刺史治理之时，诗书教化已伴随汉字传入越南。古代越南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一支，一直都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越南的科举制度一直到1919年才被废止；20世纪20年代后，拉丁化的越南语才取代了越南人日常生活中的汉字与喃字。越南完好保存了大量汉文古籍，据统计，其数量不下七千种。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共收录越南古籍文献5027笔，其中汉文4232种，喃文795种，其中子部类书19种，汉文书16种，中国重抄重印本3种。它们是《天南余暇集》《村学指径》《芸台类语》《典林撷秀》《采玉捷录》《钦定人事金鉴》《酬奉骈体》《群芳合录长编》《摘锦汇编》《诗学圆机活法大成》《翰墨名家记》《学源摘对》《渊鉴类函略编》《古事苑》《源流至论》等。

高明士先生曾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中南半岛的越南等地方，除若干时期有过短暂的不愉快事件外，大致说来，可说是处在有秩序又有人情味的时代。”张伯伟先生亦曾说：“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以前，汉字是东亚各国的通用文字，一切正规的著述，一切重大的场合，一切政府与民间的外交，都离不开汉字的媒介。”古代中国作为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宗主国，不仅向外输出了汉字，也输出了大量的典籍，使得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文化、学术和宗教极大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形成了寓多样于一贯的汉字文化圈，留存于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地用汉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这将扩大中国文化研究的视野，而类书就是其中一支。

类书的流弊

类书是古人读书治学的万宝全书，但类书与文学、科举结合一旦太过，或者是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而滥用类书，类书必然走向僵化，成为“獭祭”“饾饤”“剽窃”“腐烂”之书而被有识之士口诛笔伐。一些读书人的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使类书流弊日甚，但类书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存在的重要性也是无可替代的。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小序载：“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四库全书总目》卷135《类书类一》之《源流至论》提要又载：“宋自神宗罢诗赋，用策论取士，以博综古今，参考典制相尚，而又苦其浩瀚，不可猝穷，于是类事之家，往往排比联贯，荟萃成书，以供场屋采掇之用，其时麻沙书坊刊本最多，大抵出自乡塾陋儒，剿袭陈因，多无足取。”《四库全书总目》卷139《类书类存目三》之《类书纂要》提要亦载：“是编于类书之内稗贩而成。讹舛相仍，皆不著其出典，流俗沿用，颇误后来。”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肴馔经史、渔猎子集的类书在喜欢它的人眼里是分门别类、事类相从，但在反对它的人眼里则是割裂群书、断章取义。

历代文人学者在对类书进行批评的同时，对类书的重要价值亦做过阐释。明朝万历时期刘凤撰《海录碎事·序》强调了《海录碎事》有助于学者一面，其言：“拥书满案，采缉掇拾，则众篇浩繁，简策重复，有非一时可索者。故惟兹编出于宋泉州守叶廷珪，既猎其英华，而举其要领，凡事见于他者，率汇为一，而分条别类，枝析流疏，无不详载，虽断简残篇、片词只字，罔遗逸焉。使欲有所考索，一举而尽，是岂待劳于遍求群书而卒不能悉哉？则是编之为助于学，岂有量者！”明人沈际飞的《类书纂要·序》则强调了类书之利检阅、便诵览，其言：“凡今笔舌酬世，有一之不本夫古者乎？古日积日繁，其留者不及于徂者之半也；其述者又不及于留者之半也。以此古人持不论之惑，而承学怀难尽之忧；于是信综览未可以贯串焉。以类相从，如散钱之就索焉。此类书所由贵也。”清杨棨《角山楼增补类腋·序》载：“泛览经史，每多忽略，类次故实，易备参稽。苟于诵习之余，遇事笺记，分别排比，以供驱遣，必无临文傥恍，难于援据之理。则类书虽涉饾饤，载籍中固不可少此一种也。”

曾枣庄先生《从类书、丛书的体例看其编纂的难易》言：“我深深懂得主编大型类书，比主编大型断代总集《全宋文》的难度还要大很多。”“从我自己编纂总集、类书、丛书的情况看，虽感到各有各的难处，但最难的还是编纂类书。全文总集难在辑佚，占有资料及其辨伪。丛书难在判断其价值，有无编纂的必要。类书难在资料取舍，分类编排，顺序合理。”曾枣庄先生从主编《全宋文》《三苏全书》《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的感受出发，分析了总集、丛书、类书编纂的难易及其各自特点，最为真实，也最有说服力，类书编纂之难，可谓是有目共睹；而从曾枣庄先生慨叹编纂类书不易来看，古人编纂类书必当是更加不易，今天的资料条件以及计算机辅助技术，皆有较大改观，而古人所依靠的仅仅是博闻强记，若无强大经济政治后盾，博学多识之人才，丰富图籍之保证，类书编纂必然极其困难，古代类书编纂中劳而无功者甚多，单单是魏晋南北朝，声势浩大却湮灭无闻、昙花一现者就有萧子显《四部要略》、刘杳《寿光书苑》、裴景融《四部要略》、张式《书图泉海》等，足见类书编纂、流传之不易。后世学者对类书的批评、责难也不无道理，任何事物都有其弊端，但是切不可以为类书之编纂皆是抄撮、因袭，类书之价值不过粪土、糟粕，类书之价值虽不敢说凌驾于谁之上，但是从历代帝王敕纂类书不断，历代文人学者之私纂类书相继而出的现实来看，类书不比任何学问卑微。汤用彤先生曾言，从事研究要多一些“同情之默应，心性之体会”，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握类书千年来的发展脉络，才会头脑清醒、认识深刻，不人云亦云。

关于类书研究的思考

历来有一种偏见，认为古文献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受此影响，多年来古文献学的理论建设非常薄弱，而类书文献研究理论的建设更加薄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众所周知，一门成熟的学科，如果只是停留在实证研究的层面而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提升，就不可能有规律性的认识和持续的传承创新。具体到类书研究，我们有很多理论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比如类书的定义、定位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类书研究的定位，是一个如何立论的问题，如若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实在无法开展研究，所以，学者们往往从自身的研究侧重点出发，各自为政，自说白话，于是关于类书的定义也就千差万别、莫衷一是。再者，《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提要的条辨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传世类书的精华多被《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所收罗，而清儒所著《四库全书总目》之类书类提要更是精华，后世学者从事类书研究多以之为据，《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共收纳历代类书著作282种，但由于古今学界对类书的内涵、范围划界不一，此282种之中不无非类书而混入类书者，而此282种之外亦不乏遗漏者，故对《四库全书总目》之类书类提要的正本清源、逐条分析考证就非常必要。人文学科研究的常识告诉我们，学术研究的质量首先取决于学术资料的真伪，因此任何学术研究都应该以文献作为基础，倘若没有扎实的文献作基础，所谓的学术研究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和过眼烟云，故从事类书研究也必须要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辨，传世文献之外还应该尽可能利用出土文献、域外文献。重视资料的基础上，类书研究亟须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理论，对类书的流传、演变、体例、流弊、功能、价值等问题做全面的分析，不至于使类书研究没有独立性，甚至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正如刘乃和先生所说的：“要把文献工作当作一门学问，只作事务是不行的；要把文献工作当作具有科学性的学问，只凭技术也是不行的。”“研究历史文献，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理论和观点的问题。”

类书研究的国际视野。长期以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周边诸国，学界较多关注的是各自国别的单个种类的类书研究，而对于作为一个既具有文本共性又互有关联的有机体的东亚类书，则缺乏整合性的考察与探究。文化史本身就是一部诸文明交错的历史，把类书放在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之中，利用日本、韩国、越南乃至琉球留存下来的资料进行研究，也就是用东亚视角看类书，或许更能看清问题。今天，东亚儒学、东亚文学等观念已然深入人心，东亚类书为何不可一试！

类书文献的校勘与整理。类书在流传中多有散佚，历经千年留存下来的残圭断璧也没有得到精良的校勘，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皇览》《修文殿御览》《经律异相》，隋唐时期的《北堂书钞》《编珠》《白氏六帖事类集》，等等，学界，读者往往只知道它们的名字却找不到一个精良的校本去阅读它、使用它，而做一个全面的标点、校注、整理，使读者可以阅读它、使用它实在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再如，1993年台湾学者王三庆先生编著的《敦煌类书》，对敦煌类书文献做过较全面的录文、校注、考释，20多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当时的校勘确有些粗糙，已然不能适应类书研究的发展需要，所以，如山如海、如珍如玉的类书典籍亟待一个新的更全面的汇集、校勘与整理。

中国类书通史的撰写。类书从产生到现在，一直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其在古代的地位、受重视程度远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类书编纂是可以和正史修撰相媲美的国家文化事业，其与帝王政治、科举考试、文人创作、童蒙教育、日常生活乃至中外文化交流皆有关系。可惜的是，千百年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系统研究类书，且能较好构建类书理论框架的著作还是凤毛麟角，至今也沒有一部足以反映中国类书发展全貌且较为科学、完备的通史出现；而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百年类书研究做回顾与述评，制作目录索引，全面而细致地展现近百年类书研究状况，并撰写出一部中国类书通史就是摆在当今学术界面前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