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雪婷 李大伟

文化产品的本质是批判与超越，在洞察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的基础上，探索时代前行汹涌浪潮下的暗礁与隐疾。然而，文化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却始终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物质基础，忠实地反映出时代的各色印记。在文化产品所形成的文化场域中，更是始终渗透着权力的争夺与宣扬。在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文化产品的生产更是始终无法挣脱资本的意志。收获奥斯卡四项大奖以及戛纳金棕榈奖的韩国电影《寄生虫》，讲述穷人家庭与富人家庭因为雇佣关系而偶然发生的生活交融，随即引发的一系列戏剧性情节彻底改变了贫富两家的生活轨迹。电影以多线索叙事的立体架构和隐喻丰富的电影叙事，展现出韩国社会的现实情境与价值建构。电影中预设性的浅层次社会批判，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社会意识消解。

一、镜子内外：《寄生虫》的阶层隐喻与文化场域

电影《寄生虫》中富人与穷人天壤之别的生活状态反映着韩国社会中真实存在的社会阶层差异。明晰深刻的群体符号化隐喻，使得不同阶层在这面镜子中都可以清晰观照自己所属的阶层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文化冲突和隔离趋势，从教育、居住、健康等各个细微方面都展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富人阶层消费极其青睐的会员制与穷人身上难以掩盖的地下室气味，都是电影叙事高度凝练的阶层符号。富家夫人对自己身材外貌的严格管理和持家有方的完美形象追求；儿子所谓艺术才华的精心呵护与尽力展现；生日宴会上的周密环节筹备……从健康理念到子女教育再到审美能力，富人一家致力于呈现整齐划一的美好形象，实现对自我以及日常生活的一种赋值。穷人一家则蜷缩在地下室中，粗鄙庸俗，毫无尊严与审美可言。穷人阶层的思想表达与精神价值被直接剥除，其文化形象被简单处理为投机取巧、贪得无厌的市侩形象。下层阶级无论在电影叙事与现实情境，均面对着阶层差异带来的社会地位与文化资本的双重去值。

在电影创设出的这个贫富生活看似交融又暗藏斗争的故事架构中，实际构成一个融合社会现实情形与文化符号的场域。在这个文化场域中，是上流阶层与下层阶级之间隐秘但剧烈的矛盾冲突，上流阶层生活中的晦暗隐疾以及下层阶级夺取阶层跃升机会的惨烈决斗。富人一家面对财富名誉时永无止境的贪欲追求，以及家庭关系中的隐患重重，无一不表明物质充盈与精神和谐之间的非必然关系。穷人一家的抗争始终只是一种阶层情绪的表达和社会情感的宣泄，实际在意识深处早已接受并顺从现存秩序。下层阶级的投机取巧和偶得小利，始终寄生于富人家庭的生活轨迹与权力逻辑之中，永远无法光明正大地暴露在阳光下。这种依附一旦为上流阶层识破，最后都将坍塌虚无。社会的秩序规则自始至终被牢牢把握在富人一家所代表的上流阶层手中，下层阶级依然要服从于以上流阶层为代表的强权统治与制度安排。在电影《寄生虫》这种宿命般的逻辑安排之下，两种阶层对立本应生成的文化斗争场域，其实并不真正有效存在。《寄生虫》始终遵循着资本集团主导的社会规则，隐秘寄生于资本之中，最终生成这部现实主义外壳下的商业性大众文化产品。

二、逻辑拆解：《寄生虫》深陷的大众文化产品窠臼

（一）拆解叙事手法：影视奇观的宿命暗示

电影《寄生虫》剧情跌宕起伏，通过对故事中激烈冲突的精心堆叠，穷人一家生活的日常困苦与无奈挣扎经过剪辑编排，使受众在快速流畅的节奏中目眩神迷地跟随剧情的推进而被牢牢吸引，逐渐淡化着阶层差异以及种种不公带来的窒息感与愤怒感，这一切似乎变为了一种具有娱乐性质的奇观体验。当极具生活真实性的事件转化为电影跌宕起伏的精彩剧情和表演碎片，社会不公与人性异化变得异常地普通而且合理，“自始至终，从来如此”，韩国社会中的冲突矛盾被进一步解构。本已经挖掘出的社会问题在电影叙事逻辑下被流畅推进，由此产生的戏谑性与玩耍性使得应有的批判性大打折扣。阶层差异的刻画以及触目惊心的冲突，在影片中不断地被强化、放大、重复，刺激着受众的心理神经，冲击着社会的情感阈值。一切的不公与矛盾似乎都在电影的表达中被逐渐软化，并将在社会现实中更加和谐自如地安然存在。在电影中，最终展现的戏剧高潮是贫富两个家庭的正面冲突，这场对决的残酷代价则更多地降临在穷人家庭一方。这种结局的设定看似是一种猛烈入骨的批判，但更加向社会反抗阶层传递出一种宿命般的屈服驯化论调，电影《寄生虫》到最后为观众承诺或设想的新世界是荒芜空洞的，更是虚假异化的。

（二）拆解利益链条：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

韩国社会财阀世家把持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通过资本积累将阶层差距逐代巩固。相比于电影中揭露的这种社会现实，电影背后的资本运作机制才是韩国社会秩序图景的深刻呈现。电影《寄生虫》的顺利出海到夺得桂冠，依托于韩国电影制作公司E&A和发行公司Neon两大传媒巨头的专业运作，以及在奥斯卡评选前就早已在重金开展的缜密营销阵势，这部批判财阀的现实电影自始至终都在享受着资本集团的护航。自始至终由资本力量运转的电影，仍然是在资本集团的话语体系下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建构，进而将民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认同转化为整个社会舆论乃至文化的领导权。虽然影片已经有所深度地挖掘并提炼出社会矛盾，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与不平等社会制度中的宣传、辩护、美化纠结在一起，反向强化着资本对于受众的收编能力。本该具有反抗意识的受众享受着资本集团提供的丰裕文化产品，看似被动、实际主动地接受着资本集团在思想意识上的调教与收割，丧失了反抗的意愿和能力，乃至对新秩序的畅想与眺望。“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使人们面对的社会现状似乎不再粗粝，甚至还可以接受和容忍。资本集团通过票房与口碑获得商品和意识形态的双重生产，实现经济牟利和精神控制的双重获利。

（三）拆解受众情感：文化生产的设计迎合

当无数影评为电影《寄生虫》冠以深刻辛辣的现实主义杰作等美誉，对韩国或本国财阀集团乃至整个社会制度问题展开批判，已经成为一种普适性的倾向正确。在这一逻辑的裹挟与推动下，此刻《寄生虫》这一文化产品已然成为人们标榜自身理性清醒的社交谈资与文化资本，没有人得以或敢于跳下这辆经由社会公平正义之名包装而裹挟着大众意志呼啸向前的花车。然而，影片真正应当讽刺的但也真正在获益却是资本集团－－这辆花车背后的建造者与驾驶者，带领着群情激愤的民众冲向并不真实存在也不真实受损的批判对象。“所有形象在生产当中都有由知性的各种标准预先审查，决定它们此后如何被看见。公众判断借以证明自身无误的知觉，早在知觉以前，就已经被该判断设定好了。”符合受众口味的文化产品不是机缘巧合地诞生，市场反应是完全可以被准确预期的。为了消除受众对隐含意识形态的觉察与抗拒，甚至往往要融入一些非主流的声音来增强这种遮蔽性，吸纳反对己方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内容来标榜展现自身的多元化与包容性。

当潜藏隐秘的意识形态被安放完毕，电影《寄生虫》进一步遵循现代文化市场中的注意力价值论，将电影的叙事表达更多地指向影视奇观的塑造，使得不同阶层在电影中探看着“他者”的生活，满足着形形色色的窥探欲望。“文化工业越发改变了，为了自身的目的：它实际上阻止了那种靠自己去寻求改变的意识，诚如它秘密的、深藏内心并不被承认的欲望。”反面形象色彩的财阀一家被设计成为阴险狡诈、利欲熏心、自私虚伪的刻板权威形象。处在贫苦生活中艰苦挣扎的主角（穷人）一家也仍然难逃那种贪婪市侩、伺机而动但又有些许家庭温情的标准小市民形象，一一对照迎合着社会对财阀形象以及底层市民刻板的审美期待。上流阶层通过电影去俯视下层民众触目惊心的艰辛痛苦，在观看电影时隔岸观火却不必牵涉其中，在观看电影时发出啧啧感叹与阵阵庆幸，涌起短暂的悲悯之情。底层民众则通过电影去窥探上层社会的奢华以及不为人知的秘辛，戏谑嘲弄着上流阶层人性庸常与生活挫折的一面，安定抚慰着自身因阶层差异产生的不满与燥郁情绪，获得一种“上流生活也不过如此”的心理快感。电影被下层民众视作为他们发声呐喊的精神旗帜，这种意识形态的虚拟建构，通过消解权贵达到一种反抗秩序的虚妄精神式胜利，在起到强力的心理补偿作用的同时，也在不动声色地收割着他们的文化消费选择。中等阶层则夹在奔向上流阶层的强烈欲求与滑坠至下流阶层的深重恐惧中，以影片对于阶层差异的浓墨刻画与上流生活的景观眺望，进而刺激自身的努力奋斗。不同阶层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满足各自情感需求的观看视角与窥探景观的猎奇需要。而这一切，早已都在电影制作生产的脚本之中被计算写定。

三、消解与同化：电影《寄生虫》的文化影响

在当今社会中，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主体似乎是觉醒的，大众文化产品的情感因素似乎也获得了高度重视。然而，实际经过巧妙包装的文化产品注入设计好的文化情感因素，展现出一种对于人性出奇的理解与包容，使得受众更加心甘情愿地被收编。

（一）对反抗思潮的全新瓦解－－愈加隐秘的驯化逻辑

电影《寄生虫》中贫富两家的居住环境对应着地上与地下，光明与寄生，始终标榜一种二元对立的阶层分化隐喻。这种空间上的割裂与关系上的对抗，完全切断了社会上下两个阶层融合和分享的可能性，关于未来的理解与眺望也始终被限定在资本集团给定的认知逻辑框架之中。在这个框架中进行所谓的挣扎与反抗，不过是福柯所言的“全景式监狱”在社会思想意识层面的另一种变式，效果就是要“制止能清醒地为自身做判断和抉择的独立自主个体形成”。通过“寄生”在富人家庭吸取财富，穷人阶层与富人阶层似乎形成了一种虚假的暂时和解。这并不是真正地消除阶层差异，而是象征性地赋予穷人一些微薄利益或是暂时跃升。实际存在着的阶层不平等问题却从未被真正地解决，甚至没有被提上社会议程。这种和解与交融，实质是以穷人阶层在社会秩序固化过程中更大的退步和消解作为代价。民众感受到自己的生活似乎被看见、被理解、被悲悯。但这种表达实际对于社会秩序问题的改善毫无助益。民众还没有建立起关于追随或者反抗什么的思想结构，资本已经贴心地将设计好的文化逻辑与可控性的反抗思想植入受众脑中，最后不过是出现可以预见到的无力控诉与有限反抗。这种处理似乎为民众的控诉情绪找到一个宣泄出口，系统化地瓦解了人们对于现实残酷的感知能力与共情能力。正如民众在这面镜子中看到现实生活的倒影而群情激愤，但却过分流连于镜中景象，而忘记要奔走起来去切实改变现实生活。电影不再只是为民众提供美好迷醉的幻象，而是通过这种似乎“被看到”的虚假安慰和宿命般的失败结局，彻底消解民众反抗现有秩序的信念与决心，借现实主义批判之名为民众植入逻辑，敲碎梦想。

（二）对现有规则的心智同化－－不断厚重的社会围墙

电影中穷人一家“寄生”在富人家庭中工作，看似游刃有余，实则德不配位。但是穷人一家却始终能够用自己独特的街头智慧巧妙地以上流社会的规则对富人一家进行反制。然而，这种辛辣讽刺是在承认上流社会规则以及现有社会秩序之下实现的。看似嘲弄揶揄社会规则，但实质表达的是面对规则更刻骨的承认与接受。通过金钱积累实现身份提升－-“住上社长家那样的大房子，在花园里晒太阳”“钱能把所有的问题熨得平平整整”，始终是穷人家庭的核心目标与终极梦想，成为他们情感与行为的唯一驱动力。这种观照他人生活内容并将其臆想为自己的快感来源，以他人的欲望为欲望，其实是一种被规则控制着的“剩余快感”。他们享受到的快感其实并不仅仅是来自珍馐美食和宽敞房屋带来的生理快感，而更多地是沉浸在自我幻想阶层跃升以及实现身份反转并压制他人的精神快感中。这是一种以阶层崇拜为核心逻辑“被制造出”的欲望，一种在资本集团意识形态逻辑下的异化欲望。在这里，伴随着统治阶层权力结构以及秩序价值等意识形态的无声建构，电影《寄生虫》终于是“剥夺了‘本真’文化所有的批判功能和协商方式”，使其丧失了“说‘不’的勇气”。这种“否定性”的丧失表现在穷人一家为代表的下层阶级对社会现有秩序的遵循与尊崇，家庭理想始终建制于现有社会秩序基础之上，从而根本性地丧失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成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彻底“寄生”于资本集团的“寄生虫”，永远深陷在资产阶级秩序的逻辑轮回里。

（三）对刻板印象的迎合强化－－依然晦暗的东方文化形象

以奥斯卡为代表的欧美主流文化审美对电影《寄生虫》的肯定与赞赏，是西方世界借此表明自身对社会矛盾的一种克服与压抑，甚至是表现出一种具有反省意义的倾向正确，凝结着西方社会对于东方社会的主观想象和刻意建构。奥斯卡奖项的备受推崇在于好莱坞电影工业整体实力的背书，更多地代表着一种欧美文化价值观与电影工业化审美。因此，对于美国元素的认同与植入已经成为商业电影进行全球推广宣发的必行之路。电影《寄生虫》为此精心植入的美国元素随处可见，无处不在传递着美国文化“在场”的一种强烈信号：刻板的外形符号－－富家男主人财阀社长冷漠精明的面部特写；具象化的行为符号－－富家太太刻意彰显优雅高贵的举止，对待佣人时的轻微洁癖；倾向化的文化标签－－富家儿子生日聚会遵循的美国派对传统、富人夫妇对于美国制造帐篷质量的信心对话等等，直接清晰地传达出一种对欧美强势文化领导权的主动依附与迎合，以及对韩国文化从属地位的接受与顺从。电影在以亲美崇美为主流意识的韩国社会及欧美文化圈中获得了更多的理解与认同，在满足欧美文化“看东方”的欲望同时，迎合其文化审美过程中的优越心理。通过暴露出韩国制度中的缺陷，美国社会得以在观照中缓解抚慰对于自身社会问题的焦虑。电影中韩国的社会人群更是被简化为冷漠精明的富人阶层与愚昧粗鄙的穷人阶层，这两种对立阶层却无一例外地有着相同特征－－贪婪与投机，与之相连的东亚民众形象在这两个极端摇摆，变得更加扁平。西方主流文化设想中的刻板东方形象无从改变，建立自信独立的东方文化形象更是无从谈起。电影《寄生虫》在全球传播中所表现出的这种迎合与趋同永远不是正解。以一种平视的目光看待文化差异，以一种平等的思路开展文化传播，在跨文化交流中仍需塑造真实立体的东方文化形象。

四、否定与独立：《寄生虫》一类电影的承载问题

电影《寄生虫》表现出敏锐深刻的社会洞察与现实主义的创造革新值得肯定，然而本质上并没有脱离文化工业品的性质，仍然只是标榜主张的表象符号与传递意识的文化工具。资本集团在社会秩序与文化生产中的话语权力，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力量的支配与社会概念规则的解释，表现在电影《寄生虫》以及一系列文化产品中建构不同阶层命运的创作权力。被统治阶层只能被动地在文化产品的有限框架中被代表、被表达、被观看。在这种稳固秩序的催迫之下，否定的勇气与自由的追寻值得赞颂。但症结在于大部分受众并不能够真正意识到或有能力去追求马尔库塞所强调的“否定性”的自由。大部分受众依然无法脱离现有的社会秩序，甚至无法脱离对于“肯定性”的服从，而选择进入规则，服从规则，最后利用规则，协力构建起日益厚重的社会围墙。

后葛兰西学派将大众文化视为社会反抗力量群体与社会统治集团之间力量冲突斗争的场所，期待在这个场所中能够焕发出全新内涵的文化产品。但这种设想在现今显得过于理想和遥远。电影《寄生虫》反映着现实，却又始终在资本主导的逻辑体系下运作，这两种相反特性的相互运动，磨合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产品。表面是“寄生”在社会规则中的碌碌大众追随并创造着大众文化，实际也正是这种大众文化在不断生产着这样的大众。随着时代的行进，我们看到的是资本集团的利益逻辑以更加隐蔽精巧的方式，紧密地与文化产品结合在一起，这种看似解构、实则维稳的文化产品尤为具有迷惑性。随着意识形态与资本利益日渐隐秘精巧的勾连，使得它背后所支撑的文化工业链条愈发完善，也愈加难以变革。

在1981年《关于电影的透明性》一文中，阿多诺也承认了文化工业的批判潜力，为人类社会的前行照进一束光明：“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本身，在其意欲控制群众时，变得正如它旨在控制的那个社会那样，内在地具有对抗性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包含着对自己谎言的矫正方法。”文化的本质应该，也始终是自由与超越。阿多诺强调，“‘文化’只有在它是批判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文化应是社会中持续具有否定性与批判性的精神力量，只有不断地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对抗，真正的文化才能获得活力而持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