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二涛 李飘飘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公”具有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与不容挑战的权威性，相应的国家政策亦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个人尽皆知的道理，却一度遇到一些农民的挑战。这些农民不再搞“大锅饭”，而是搞“大包干”。在当时，这种行为，无论是在身份、策略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叛逆的。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农民的叛逆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默认甚至被赞扬。他们就是小岗村的村民。他们在吴彬的梆子剧剧本《小岗记忆》中被重新描述，成为文学典型形象。其中，令笔者印象最深刻的典型形象是严红钢，尤其是他的“叛逆”。下面就从三个层面尝试分析之。

一、身份叛逆：宁做揽工者，不愿做农民

作为小岗村的一位农民，严红钢曾经感到很自豪。这种自豪感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能活着。“活着就要吃饭穿衣，就有事务缠身，便被掷在这个世界中，衣食住行，与人共在，从而打交道，结恩怨，得因果，忧乐相侵，苦甜相扰。”当能依靠土地满足衣食住等生活需求的时候，严红钢上了一年高中，成为村里面少数几个文化程度较高者，也成了家。尽管过得不宽裕，但能活下去，严红钢还是愿意做农民的。他跟村里其他村民一样，每天下地劳动，挣工分，就像无场次话剧《桑树坪纪事》中的杨金斗一样，勤劳。

可是，这样的日子很快被打破了。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下，严红钢与其他村民吃大锅饭，每天忙于斗资修，几乎都无心劳动。田里的庄稼自然也收成大不如前，甚至荒芜，难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尤其是赶上自然灾害，人们难以吃饱饭，甚至要挨饿。在这种形势下，政策不允许村民搞种植、养家禽等。村民只能挨饿。如果不想饿死的话，村民只能去外地乞讨。严红钢一想到大雪天全家去徐州乞讨，除了受人冷眼之外，父亲因饥寒交迫倒在路旁，母亲为抢半块馒头被狗咬伤，心里就五味杂陈。况且，乞讨也难以保证自己和全家人都活着。更严重的是，社长、县委书记也不允许村民外出乞讨！在这里，农民作为一个身份概念，出现了名与实之间的断裂。与其他村民一样，严红钢只有农民之名，没有农民之实。他不再为自己的农民身份而自豪了，反而想要摆脱农民身份。

要摆脱农民的身份，严红钢面临的选择有：自杀，永远离开农村。严红钢有妻子，有父母，自然不会选择自杀，仍然要艰难地活下去。“天地之大德曰生。”为了活着，严红钢只有选择永远离开农村。这种选择得到了妻子凤霞的支持。她支持严红钢永远不回农村，这辈子永远不做农民当社员。这也是严红钢的誓言！严红钢自然不是一走了之，而只是外出闯荡，寻求一个能养活全家的生计。严红钢到县城东山建筑工地上揽活，隔段时间，往家里寄些钱。这实际上宣告了严红钢身份的转变，由农民转变为建筑工人。同时，这也标志着，严红钢对农民身份之叛逆。

严红钢对农民身份的叛逆与今天到城里的农村人否认农村身份不同，不是基于对农民身份的厌恶或歧视，而是基于“活着”的挣扎，也不是主动放弃农民身份，而是被迫搁置农民身份，让自己及家人能活着。从“活着”这个目的来看，这种做法与外出乞讨差不多。但严红钢不愿靠乞讨活着，更愿意靠自己的劳动活着。他有这个条件，比如，文化、技术、体力等等。

二、策略叛逆：宁可大包干，不要大锅饭

严红钢靠体力与智力暂时找到了一个活下去的办法。可是，小岗村的大多数村民都还忍饥挨饿。他们不想等着饿死，就想外出乞讨。可是，这条求生之路也被社长和书记拦住了。尽管干部承诺让村民过年都吃上饺子，可是，过完年，村民吃什么呢？

显然，村民要一直依靠国家救济活着，不太现实。痛定思痛，村民觉得，他们的活路在于土地。同样的土地，为什么之前的小岗村“粮满仓牛满槽鸡满架猪满圈吃不愁来穿不完”？为什么如今的小岗村连村民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了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逃避或错误地认识问题不是办法。“敢于直面问题、用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面对上述问题，村民们将其总结为一个字：穷。穷的根源在于，人心散了。要治穷，让村民能吃饱，能活下去，就必须要让人心聚起来。要让人心聚起来，就得有一个好的领头人。村民认为，文化程度高的人眼界看得远。这个领头人一定要有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整个小岗村，只有严红钢文化程度最高。于是，他就被选为小岗村的领头人。当张社长去找严红钢的时候，严红钢躲着，不愿意回去当领头人。张社长想通过断粮并交管理费的方式，逼迫红钢回到村里。再加上，红钢儿子出生，妻子凤霞思念，之前凄凉的乞讨经历和红钢不服输的性格，严红钢最终同意回到小岗村，带领村民脱贫。这一点也与《桑树坪纪事》中的李金斗比较相似。不同的是，严红钢比较开明，包容、睿智，深刻地意识到“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在这种认识指引下，通过夜访老关叔，严红钢意识到，人心散的根源是大锅饭、集体化、阶级斗争。这导致村民的积极性不高，村民有才能，却无处使。要聚集人心，就得充分调动村民的劳动积极性，集思广益。在老关叔提醒下，严红钢意识到，种地与工地上的活都是技术活，都可以按劳分配。更重要的是，老关叔提到了1962年责任田，责任田产量高。这使严红钢找到了一条带领村民脱贫的思路：通过责任田，按劳分配。只有这样，严红钢才能将村民散了的心重新凝聚起来。

要做到这一点，严红钢就必须带领村民摆脱大锅饭、集体化，实行包产到户！可是，在当时，大锅饭、集体化是中央的土地政策，不允许改变的。这个时候，严红钢先征求了老关叔、严临淮、一风吹的意见，基本达成了共识，然后召集村民秘密开会。通过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吃饱饭是首要的。只有吃饱饭，村民才能活下去。严老汉与老关叔分别说出了责任田与单独干的好处。严红钢意识到，要让各位村民吃饱饭，就要实行大包干。不这样干，村民们只能饿死或外出乞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村民都同意大包干，但又怕承担相应的责任！甚至，会议还没开完，当严红钢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些村民包括老关叔就想回家。

此时，严红钢带领大家将土地秘密分产到户，并表现出不怕牺牲的精神。村民们也绝非自私自利之人，而是签字承诺，一旦严红钢因为带领大家大包干被送进监狱，全村人供养严红钢的妻子、母亲，并将他的儿子养到18岁。这一下子为严红钢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个细节至少透露出一个村民的共同心愿：宁要大包干，不要大锅饭！严红钢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大包干也要兼顾集体，让村民承诺，将打下来的粮食，先交国家公粮与集体提留，并签字、盖章。在面对一风吹对所分土地质疑的时候，严红钢主动将自己分的地与一风吹分的地交换，最大限度地保证一风吹的利益，维护村民团结。这也是严红钢包容与睿智的体现。

三、实践叛逆：宁可被杀头，也要敢领头

在当时，大锅饭是国家政策，大包干是违反国家政策的，后果可想而知。这是有前车之鉴的，比如，严红钢的兄弟严大孬，就因为在前屋空地上种了几分菜，养了几只羊，就被扣了个大帽子：“集体观念不强，走资本主义道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接着，严大孬就受到了严厉惩罚：“上午被批斗，下午去强劳，三伏天挖池塘。”严红钢会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或者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呢？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担心。村民们给严红钢的承诺暂时打消了他的疑虑。严红钢的妻子与母亲对他仍旧十分担心。妻子凤霞害怕失去丈夫，想让丈夫陪在身边。母亲害怕失去儿子，想让一家人平平安安，等到自己老了，让严红钢为自己送终。同时，他们也深知，如果不同意严红钢带领大家大包干，严红钢固然可以通过在工地揽活赚钱养家，但全村其他人都要去讨饭，甚至被饿死。这种结果是严红钢及其家人不愿意看到的。

做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严红钢亲身感受过饥饿的味道，亲身经历过家人讨饭的辛酸，也曾看到过其他讨饭者的惨景，不想让自己全家及其他村民再挨饿。另一原因是，严红钢从小被教育，“学文化报国家把乡里乡亲来帮”。还有一个原因是，母亲期盼严红钢顶天立地，常把乡亲们挂心旁。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共产党人的责任之一是，“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是因为要帮乡亲们摆脱贫困，让村民们过上好日子，严红钢才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可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况且严红钢上有母亲，下有妻儿。他当然知道生命的可贵，但还愿意作出牺牲。这看起来似乎不合逻辑，却是合乎逻辑的。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除了分产到户之外，村民没有别的活路。

其实，严红钢领导村民秘密分地，仍然遭遇了不小的阻力。许多举报信到了公社张社长那里，甚至到了县里。当张社长与陈书记找到严红钢的时候，严红钢为避免受到惩罚，将分地一事说成是搞实验。即使是搞实验，私自分地也是违反国家政策的。违反国家政策要受到严厉惩罚。即使国家主席刘少奇违反国家政策，也不能免于惩罚，更何况是严红钢及村民们？严红钢与村民们给出的理由是，摆脱饥饿，活下去！张社长将此定性为违反国家政策，对抗中央，并命令严红钢把已经分给村民的地并回去。在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陈书记帮村民说了句话，允许他们实验一年，并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包括砍头！陈书记与严红钢的约定是，“如果能干到不要国家负担，五年不交征购任务都行，如果干不上去，秋后，已经分的土地就得合并”！严红钢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从中可以看出，为了摆脱饥饿，为了活下去，严红钢宁可选择被杀头，也要领头让村民分田单干。而同样愿意承担杀头责任的陈书记，也看到了人民的生命之宝贵，看到了人民的力量。这既是对没有解决好村民吃饭问题的一种弥补，也是对村民愤怒情绪的一种安抚。相比之下，严红钢没有这么多愧疚，只有让村民吃饱饭的愿望！这表明，严红钢有一颗带领村民脱贫的赤诚之心。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严红钢与村民一开始就知道，私自分地违反国家政策，不分地就没有活路。为了活下去，他们选择了违反国家政策，私自分地。这种做法看似不符合常识，但却也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们将严红钢的做法称为实践的叛逆！

总之，严红钢为了家人能活下去，可放弃自己的农民身份，为了帮助同村村民能活下去，可违反国家政策，可不顾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农民，他大可通过打工挣钱让家人活下去，也可以不用带头分地，不违反国家政策，可以活得很好！但他却偏偏没有那么做，而是选择调节“私”与“公”的比例，在保证国家与集体利益前提下，让每个村民都能吃饱饭，能活下去。这种行为看似叛逆，实则蕴含大爱，并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使严红钢成为带领村民脱贫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