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华，董 逸

（1.九江学院 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江西 九江 332005；2.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概念由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首次提出。随着工业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工厂和企业利用工业级网络平台把各种设备、组件、供应链、生产链、产品和客户等紧密地关联起来，进一步推动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信息化与数字化发展阶段的集中体现，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这种经济模式主要借助于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共享平台、精益平台等多种平台在智能算法的协助下“提取和控制大量数据”，以便攫取大量财富，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本增殖和扩张。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平台资本主义高度关注。认识平台资本主义及其本质并在此基础之上规避平台经济的负面影响，从而实现我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是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想要更好地理解平台资本主义，就要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与现实逻辑进行双向追问。

一、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

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必然性结果。我们只有回到平台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进行思考，才能洞悉平台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一）平台资本主义兴起的网络技术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发展起来的信息技术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网络化支撑。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奉行需求学派的凯恩斯主义，当时世界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凯恩斯主义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一个有效办法是通过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以消除生产过剩。但是，这种解决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贫困的工人并没有因此增加工资以扩大实际的购买力，造成的结果就是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工人越来越贫困。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生产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扩大，以及私有资本的竞争性扩张，这一切最终会导致供需关系的无序化、资源的浪费、竞争性的极限贫困化。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活动在初期时还能显示出短期效应，但是后来却暴露出致命性的缺陷——经济增长的停滞、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率开始出现，资本主义陷入了“滞胀”泥潭。“‘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陷入停滞，’一位分析师解释说，‘二十四个最富有的国家的增长率从1973年的5%变为1975年的0。’在美国和整个欧洲，失业人数飙升。1975年，全球贸易自二战结束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面对经济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加之西欧和日本也加入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竞争，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努力寻找“提高竞争力的替代性手段”，“开始全面转向信息处理和网络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众多跨国公司将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纳入经济增长的新部门中，不少大公司和相关组织大举进入电子行业开发新的产品，努力在信息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简言之，信息技术的充分发展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二）平台资本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公司转向商业模式，从而把可用的免费资源变成现金收益”，这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资本支撑。为了解决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危机，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尝试采用“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中重要的措施是降低利率以减轻企业资金使用的成本，增加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推动经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互联网的繁荣与发展。这一时期众多互联网公司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互联网不是一种简单的网络空间，而是平台资本主义控制全球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个环节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新标志。为了进一步推动互联网的发展，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借助国家的力量推动互联网的扩张。互联网从此前的非商业化模式向后来的商业化模式转换。用户借助于互联网平台进行信息互动与交换，给互联网公司带来了巨额收入。丹·席勒指出：“1900年到1991年间，由英国领衔的欧洲增值网络市场总额达47亿美元，其顶级供应商都是美国公司：Telenet，IBM，通用电气信息服务公司和Tymnet。”互联网公司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1997年，“微软在网页浏览器市场从无名小卒发展到坐拥市场半壁江山的地步，而就在网景公司几乎颗粒无收之时，微软通过其他软件获取的利润已经开始破纪录了”。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资本家“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对剩余利润永无止境的追逐，正是资本家兴办互联网企业并雇佣工人组织生产的最终动因。

（三）平台资本主义兴起的新兴技术基础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在客观上推动了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数字化支撑。随着互联网公司的繁荣和经济的复苏，盈余资本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低利率的环境下，传统产业的资本回报率较低，投资者纷纷转向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资本回报率高的行业，过剩的资本在推动金融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对此，斯尔尼塞克指出：“在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重心，在于提取和使用一种特殊的原材料——数据。”但是，这种繁荣和发展只是短暂的，同时还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平台资本主义产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它是资本主义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开启的一种商业模式的转换，即从过去的传统商业模式向新的商业模式（通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推动经济的发展）转化。

随着平台的崛起，平台模式几乎涵盖大部分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了生产形式、经营方式、销售方式的平台化运作，其规模越来越大，辐射带动效应越来越强。然而，资本主义数字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在于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和吮吸：一方面，资本不断地推动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进而排挤工人，工人的“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另一方面，资本贪婪地占有着数字技术创新带来的文明成果及数字劳动创造出的剩余价值。大卫·哈维指出：“资本主义文化变得沉迷于创新的力量。技术创新成了反映资本家欲望的一种拜物对象。”

简言之，平台资本主义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经济危机作出的商业模式的自我调整。但是，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以便使剩余资本在新的平台经济模式中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借助平台占有数字化劳动的成果以实现资本增殖的经济模式。要把握此种经济模式，就需要对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现实逻辑进行反思与批判。

二、平台资本主义的现实逻辑

平台资本主义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数字平台、用户黏性、数据和算法。如今，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已经同数字平台高度关联在一起，网络购物、休闲娱乐、身份认定、信用评估、股票交易、在线教育、资料存储、信息发布、数据采集等都可以在数字平台中完成。数字平台以多样的方式嵌入生活世界，以巨大的网络平台为依托来满足用户需求并吸引更多的用户进入，让其留下“数字脚印”，以便平台所有者获取数据流量，实现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采用平台模式运作，那么这些平台公司是怎样运作的呢？这就需要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现实逻辑进行分析。

（一）数字平台的建立与发展是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重要前提

由于平台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数字平台的基础之上，要分析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行首先就需要认识平台。斯尔尼塞克指出：“从最普遍的层面来说，平台是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它们将自己定位为将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的中介。”

平台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主要特征：第一，平台是一种提取数据的设备。平台上有大量活跃的用户，每个用户在平台上的互动、购物、发布信息等活动都会留下“数字脚印”，平台会对众多的数据进行点对点的存储，并根据需要随时提取。“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而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第二，平台是用户交互的界面。没有用户在平台上交互，平台就不会产生数据流量，没有数据流量，平台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平台会采取各种交叉补贴（如广告促销、商品折扣、优惠券、减免租金、价格补贴、延长租期等）来吸引用户的进入，并利用多种方式让用户在平台上进行交流与互动。第三，平台是一个封闭化的生态系统。几乎所有的平台公司都对外宣称其平台的开放性，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平台往往只是对平台用户开放，这种所谓的开放也只是对部分用户的有权限的开放，开放的标准依据用户在平台上的等级和信用评价而定。平台的相关资源对非本平台的用户则设置了访问权限甚至进行排斥。对此，斯尔尼塞克指出：“平台模式推动了从开放网络向日益封闭的应用程序的转变。”第四，平台是一种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平台的重要功能在于对数据的提取和使用，只要用户注册或者登入各种数字平台，也就说明“同意将自己的数据交给（数据）所有者，那些数据所有者反过来利用数据赚取利润，而获取的利润又可以让公司收集更多数据，这样他们就可以赚取更多利润”。第五，平台是权力的抽象化身。平台看似是一种信息交互的界面，实际上则是权力的显现。各种数据在平台的汇集使平台掌握了当今最重要的资源，平台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和手段把此种资源加速转化为货币、资本、名誉、地位、权力。平台上资源的加速化推动平台的权力加速化，此种权力使平台可以对用户进行算法管理、模型归类、身份认定、“电子植皮”。

（二）增强用户黏性是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重要手段

平台资本主义要正常运作，除了需要数字平台这个重要前提之外，还需要相当数量的用户。用户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借助于数字平台进行各种信息交流与互动，产生用户黏性。在这个过程中，平台会不断优化自身的服务，从而把更多的用户吸引到平台，增强用户黏性。对此，扎拉奇指出：“互联网平台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基本上是免费的，所以在竞争环境中生存的第一要务是通过用户体验的改善提高用户黏性。”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平台如此重视用户黏性呢？原因在于，用户黏性的增强意味着用户与用户之间互动频次的增加，用户对平台的依存度的提升。这样一来，平台生态系统就能够保持良性循环，使越来越多的数据向平台集聚。当用户黏性减弱，也就说明用户之间互动频次的减弱，以及用户对平台的依存度、信任感、期望值的降低。这样的话，平台能够获得的数据则越来越少，有可能导致平台生态系统的瘫痪。对此，埃文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多边平台必须确保用户数量达到关键规模，否则就完蛋。”

由此可见，增强平台的用户黏性对平台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为了吸引用户进入平台，平台管理者利用了许多工具，“其中一种能够让用户反复使用平台的工具是反馈回路（feedback loop）”。它主要包括“单用户反馈回路”和“多用户反馈回路”。前者指平台管理方对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留下的“数字脚印”进行算法计算，生成能够反映用户背景、兴趣、特征和需求的数字化模型与代码，以便向用户推荐与他们匹配的平台中的价值单元。例如，平台根据掌握的用户数据信息，向用户推送商品广告、产品链接、定制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在“单用户反馈回路”中，主要体现的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反馈。而后者是借助于数字平台这个界面来实现生产者的状况和消费者的活动之间的反馈，主要体现的是平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多主体反馈。有效的反馈回路的增加说明用户使用平台的次数的增多，平台向用户推荐的价值单元会更加准确，用户黏性也就更强。在数字化平台中，每个个体都被平台赋予了数字躯体，而在历史与现实中展开的生命的个体则被完全封闭在数据化元素中，成为平台操控下的“他者”。

（三）算法是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现实保障

如果说数据是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原始燃料”，那么算法则是驱动平台资本主义运行的“内燃机”。“从技术角度讲，算法是一种计算机软件技术规则，是为完成某项任务在设计软件时所嵌入的数字化流程或者规则，通过路径、机制的设定，运算出相应的结果。”每个数字平台一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算法，平台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地调整和优化算法，算法的功能变得越来越强大。当用户进入各种互联网平台之后，一场没有硝烟的互联网大战悄然开始。超级平台、独立应用程序、众多网站试图运用各种算法全力追踪、搜集、解读、整理诸如财产状况、家庭成员、身份、健康状况、兴趣爱好、宗教信仰等用户信息，生成数字化的“虚体”。数字化平台中的算法似乎比用户自己更了解自身，赫拉利指出：“21世纪将是由算法主导的世纪。现在，算法已经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概念。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未来及我们的生活，就必须尽一切努力了解什么是算法。”

算法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少互联网平台管理者认为：拥有了核心算法，也就拥有了“上帝视角”。优步平台就曾经安装过此种具有“上帝视角”的内部程序（算法），平台员工可以轻松追踪或者锁定其他用户的具体位置。扎拉奇说：“效仿优步的用词，我们也用‘上帝视角’这个词汇来描述使用信息技术手段获取全局视野的商业行为。”拥有核心算法对数字平台来说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在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具有此种算法的平台公司可以对变化的市场行情作出总体预判，而不具备此种算法的平台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时只能让出市场份额，直至退出市场并关闭自己的平台。二是获得巨额资本。拥有核心算法的平台公司在竞争的过程中可以挤垮其他没有核心算法的小平台公司，进一步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三是操控互联网平台的用户。我们每天看似随性地打开电脑或者手机进入感兴趣的互联网平台，从那一刻起我们与算法的互动就开始了。我们每一次注册的资料、浏览的页面、收藏的文件夹、关注的商品都会被平台进行点对点的数据化存储，凭借算法的归类与计算对每个个体进行画像，并赋予每个个体算法身份。现实中的身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由平台赋予你的算法身份，“你未来的行为被它们建模和预测。而这一切都是以一种你我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的方式高效、自动地运行的”。

（四）权力聚合与资本增殖是平台资本主义运作的根本目标

资本的权力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注的论题之一，他把资本权力指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支配和剥削。如今，平台作为聚合众多资本的数字化界面“既具有支配个人力量的权力，又具有支配社会力量的权力”。平台不仅仅是供人们进行商品买卖、休闲娱乐、交流互动的界面，还是商品流、信息流、数据流、货币流、资本流、财富流的场域。它用数字化生存法则来改造感性的生活世界，将世界中的对象纳入数字与算法技术的运行逻辑之中。凭借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平台似乎成为“人类古老的原罪，哺乳着持续监控之下新商业模式的数据饥渴、想要知情的欲望以及通过监控获取权力与财富的冲动”。

平台对财富的攫取可以通过以下四种形式进行：一是提取、分析、占有和使用平台用户的数据，从而获取利益。普通的商品使用次数是有限的，会随着商品的使用而变旧或者消失，并具有排他性，一般不会实现资本增殖。数据和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数据可以重复使用，而不发生任何信息丢失，并在使用的过程中实现资本增殖。数据的此种优点被平台充分利用，掌握了数据也就相当于拥有了财富。数据的来源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隐蔽的形式是收集人和物的各种行为，科洛波洛斯就进行了如下追问：21世纪“行为何以成为新的全球货币”？这种行为既包括人类自身的行为，也指作为人的对象化活动的产物的智能机器的行为。进而言之，经过平台的改造，“行为”成为人类和人类所生产出来的智能机器在生活世界中留下的被各种算法存储起来的数据流量，成了21世纪新的货币。二是用户会通过平台上传短视频、图片等信息，平台管理方则从中收集数据流量，并最终转换成财富。三是平台可以通过定时发布广告、举办线上培训会、开展促销活动以及发起对热点问题的讨论等，以此吸引各种用户参与，赚取超额利润。四是平台还可以利用算法掌握到的各种信息资源的优势，从其他网站转载重要的内容到自己的数字平台中，从而吸引用户的关注，捞取好处。

所以，只要有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或者引人注目的信息，众多的互联网平台都会在第一时间把相关的信息链接发布在自己的平台上，吸引用户浏览。平台不需要向数字劳动者（用户）支付任何报酬，可以免费占有用户的数据流量，而最后这些数据流量都成为平台的权力和财富的来源。对此，扎拉奇指出，超级平台的“数据优势将演化为一种竞争优势和市场力量。随着财富获取能力的增强，资金将集中流向少数几个超级平台”。

简而言之，平台资本主义运行的基础是数字平台，关键是增强“用户黏性”，重要保障是拥有“上帝视角”的算法，根本目的是追求权力的扩张和资本增殖。为了更好地把握平台资本主义，我们还要对它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三、平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平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聚合性

平台是一个巨大的聚合器，其“目标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聚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进行信息、商品或服务，以及货币的交换”。平台通过不断优化用户体验过程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生产者、供应商进入，用户每一次的愉快体验都会为平台贡献人气，增加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量与供应量等数据流量，从而推动普通平台向大平台甚至超级平台发展。“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正反馈回路：超级平台上的产品和服务的解决方案效用越高、内容越丰富多样，平台吸引到的用户就越多；而随着用户的聚拢，更多的应用程序开发者将转投这家超级平台，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超级平台的实力。”与传统商业模式相比，平台通过各种资源的聚合，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它可以把众多的感性对象用数字化模式进行整合与量化，用抽象的数字符号或者代码来标识现实的感性对象，并用效用和利润来灵敏地反映数据背后的感性存在。

（二）交互性

平台上进行的交互主要是指一种多主体参与的信息传递、信息交换、信息反馈并实现资本增殖的活动。在斯尔尼塞克看来，平台交互与非平台交互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平台交互可以留下大量易于储存的数据并以此来盈利，非平台交互所留下的数据往往难以储存且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这也是众多企业纷纷搭建互联网平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借助于数字平台进行的交互会带来大量的供平台存储和使用的数据，为平台公司牟利作好铺垫。帕克认为，为了增加平台用户交互的频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核心交互（core interaction）就显得尤其重要。“核心交互是平台内部活动的最重要的形式——它就是价值的交换，能够在第一时间将多数用户吸引至平台上。核心交互有三个关键要素：参与者（participants）、价值单元（alue unit）、过滤器（filter）。”平台要处理好核心交互中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核心交互的完成也就意味着交换和价值创造的完成。平台会利用以算法软件为重要工具的过滤器对平台中的价值单元（各种有价值的商品、信息和服务等）进行算法计算和过滤，把过滤后的信息传递给特定用户。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看似借助于平台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实这些信息全部被平台的过滤器进行了“蒸馏”与“提纯”，平台将用户生活桎梏于“信息茧房”中。通过此种核心交互，平台实现了财富的集聚。

（三）扩张性

扩张性是平台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所导致的一种倾向，其表现为：平台规模的扩大，平台用户数量的增加，平台业务范围的拓展，平台上商品和服务信息的数字化流量增多，平台生态系统呈现扩张性与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从根本上说，资本逻辑是平台资本主义扩张性的根本原因。在资本竞争的强大压力下，过剩资本总是力图寻找资本增殖的有利空间，互联网平台成为重要的场域。资本进入平台领域，推动了大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等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数字化平台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在平台扩张的过程中，平台与平台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

（四）垄断性

平台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垄断性特征，并随着平台的发展与壮大得到进一步强化。一般来说，平台的垄断是指一个或多个实力雄厚的平台公司凭借市场竞争优势，利用对数据的提取、分析、使用和销售，控制或者独占行业市场，以此牟取巨额利润的行为。这种垄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平台掌握庞大的数据和控制算法来实现市场垄断。平台上数据流量的多少往往决定了平台的命运，平台会利用各种形式吸引大量用户并挖掘和追踪用户数据，改进算法，从而实现数据和算法的良性互动。平台管理者利用数据权力和算法权力控制平台的体系结构、开放标准、衡量指标、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市场支配权、行业垄断权。二是“平台还设法建立起与竞争对手相隔离的产品和服务生态系统”。例如，为了扩大用户规模，谷歌公司与手机生产厂商签署相关条款，迫使手机厂商将谷歌搜索设置为系统默认的搜索引擎，从而排斥其他平台公司的搜索系统，以便垄断相关市场，从中牟利。三是平台与平台之间通过平台之间的强强联手，获得控制市场的垄断权力。

（五）加速化

罗萨指出：“加速可以定义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如今，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出加速化的趋势，加速化是平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症候，是数据和资本联姻的必然后果。互联网平台把社会大众卷入不断加速的数据化大生产中，导致数据权力与算法权力对人的支配与控制。这种加速化的趋势在平台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对此，斯尔尼塞克指出，数字平台“在硬件、数据库组织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的进步，都为在速度和洞察力方面获得了比竞争对手更多的优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具体而言，平台资本主义的加速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为重要基础的智能技术的加速。随着数字与算法技术的发展，平台收集、存储、加工数据的时间越来越短，数字流量被利用与出售的速度越来越快，数字与算法技术的更迭周期缩短。二是网络效应的加速。随着平台用户数量的增加，用户创造价值的速度加快，平台用户的聚合性和交互性增强，整个平台的价值得到提升，其垄断性更加明显。三是资本的加速。平台资本主义的科技加速和网络效应的加速之根源在于资本的加速。资本总是有这样的加速冲动，“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平台是聚合资本的界面，数据量的加速带来了资本的集聚与加速，推动了数据技术和算法技术的加速。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越来越强，也就必然带来用户的加速与数据流量的加速。平台扩张的根本逻辑在于资本增殖，资本逻辑推动了平台的技术加速与网络效应的加速，“造就了新的时空体验，新的社会互动模式，以及新的主体形式，而结果则是人类被安置于世界或被抛入世界的方式产生转变了”，社会个体在这般的加速化转变过程中被深度异化。

如果说马克思关注的是“劳动异化”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拜物教批判，那么平台资本主义的加速化展示的则是“智能异化”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以数据、算法、技术、平台等为基本内核的智能拜物教。平台的用户被卷入这样一个加速化的新商业模式中，成为智能拜物教的“他者”。只有立足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智能拜物教的历史演进、内在机理、社会根源、现实表现，才能超越智能拜物教。智能拜物教的根源在于，智能技术被完全纳入资本逻辑中，进而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社会力量。破解之道就在于，把智能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转换为智能技术的共产主义应用，积极利用智能技术并最终扬弃智能技术。只有在占有人类全部文明成果（包括智能文明）的基础之上超越资本逻辑与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够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铺平道路”。

四、启示与意义：促进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平台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兴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推动了劳资关系、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的变革，加速了社会的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但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消极作用更加明显，它以垄断性和扩张性为主要特征，以资本增殖和资本扩张为根本目的，会导致财富向少数人的聚集与分配的不平等。“一个全新的不平等边界将被撕开个口子，将世界分割为掌握数据的一拨人和不掌握数据的另一拨人。”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平台经济是生产力新的组织方式，是经济发展新动能。”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提出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我国发展平台经济要着力把握以下四个方面。

（一）坚持我国平台经济的普惠性、开放性、共赢性、有序性、生态性原则

我国平台经济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如今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新经济形态。平台经济要坚持普惠性原则，平台要努力扩大服务的群体，覆盖更广泛的区域，为更多的用户提供所需要的公平的服务，从而实现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互惠互利；平台经济要坚持开放性原则，互联网平台应对所有用户开放，促进数据的合理流动，拒绝“数据孤岛”，反对数据垄断、数据霸权、“大数据杀熟”；平台经济要坚持共赢性原则，实现平台与平台之间的共赢、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共赢、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共赢；平台经济要坚持有序性原则，应构建平台经济的信任机制和治理机制，坚持打击各种侵犯平台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反对平台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建立规则清晰、权责明确、运行透明、数据安全、收益共享的体制机制，促进平台经济的规范有序发展；平台经济要坚持生态性原则，大力畅通平台内部的信息交互、平台与平台之间的交互、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交互、用户与平台之间的交互、平台与非平台之间的交互、平台与非平台用户之间的交互，构建全方位、立体式、开放、动态、循环的平台生态系统。对此，帕克就指出：“这种生态系统的规模比大多数以传统管道为基础的机构都要庞大，而且比起以传统管道为主的公司，这种生态系统还能够获取更多的资源。因此，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创造出的价值要比在类似的传统组织中创造的价值要大得多。”

（二）坚持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资本逻辑是支配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逻辑，所以平台资本主义以理性经济人和个人主义为逻辑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以财富向少数平台精英聚集为基本的运动方向，不仅是一种组织和管理模式，还是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方式。它凭借数字化深嵌于社会领域，以数字、技术、资本、权力的互动为逻辑主线，是以数字权力和算法权力为内核的资本权力控制社会的一种新模式。更为可怕的是，在平台资本主义这种模式中，社会个体“‘大量’沉浸在涉及网络化生产的沟通和情感维度的‘非物质劳动’中，他们适应了万维网、开放源代码软件和盗版音乐带来的刺激”。他们迷失在资本—技术控制论的程式中而慢慢丧失对此种新商业模式的批判向度，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人的可弃性”被增强了。

与平台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以人民性为根本的价值遵循，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我国发展平台经济的目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当前，我国平台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互联网平台在满足群众生活，促进商品和信息的流动，搭建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互联网平台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超级平台的垄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平台之间的恶性竞争、“二选一”、数据霸权、算法偏向、财富过度集中、赢者通吃等现象。对此，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完善市场准入、创新监管理念与方式、发展平台经济新业态、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保障参与者的权益等五个方面来规范平台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防范资本在平台经济中的无序扩张与野蛮生长，促进我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资本的运行绝对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朝向回报快、利润高、收益多的行业和领域无限拓展。资本增殖的内在逻辑推动了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平台的迅猛发展与壮大，它已经成为各种剩余资本争相进入的重要场域，这使多种资源向互联网平台集聚，从而引发了互联网平台的急剧扩张。对此，埃文斯指出：“2015年期间，在阿里巴巴的B2B平台上，活跃买家超过3.67亿个；在它的B2C平台上，店面超过3.5亿个。2015年3月，仅在淘宝网一家平台上，平均每天访问人次多达1亿。就阿里巴巴整合起来的市场而言，它的商品总价值在2014年就达到3700亿美元。”资本大量流向我国互联网平台，一方面促进了互联网平台的技术发展，提升了平台的市场竞争力，拓展了消费市场，增加了就业岗位，推动了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极易引发资本在互联网平台领域的无序扩张与垄断，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对资本逻辑进行规制。平台经济的发展既离不开资本和资本逻辑的启动，但是又不能让平台经济的发展完全受制于资本逻辑，否则就背离了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初衷和最终价值指向。所以，应借助于政府、平台企业、用户的力量，把互联网平台引向规范、有序、健康的发展道路上来。

（四）推动我国平台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平台经济既不是完全的实体经济，也不是完全的虚拟经济，而是两者兼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重振人们对经济的信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虽暂时避免了金融系统的崩溃，但是也造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失衡，使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这一方面为平台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契机，另一方面也导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趋势。斯尔尼塞克认为，虽然平台资本主义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平台的结构条件、垄断性质、财富的聚合性、闭合的生态系统、网络效应的主导地位等作用下，平台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是有限度的，它不但“不能扭转经济长期低迷的局面”，而且根本无法通过技术创新来摆脱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只能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我国平台经济的发展绝对不能走上资本主义平台经济的道路。我国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争斗。离开了实体经济为平台经济提供商品、资金、技术等，平台经济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离开了平台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平台、界面、中介、数据、算法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会减速甚至错失良机。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平台经济，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广阔的资源配置方式与高效便捷的服务，加快平台经济发展的步伐并服务好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互联网平台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吸引到更多用户。总而言之，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的发展不可偏废，只有当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高度融合，我们才能够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