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欣芸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曾提及“一般智力”这个概念：“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以维尔诺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者们关注到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并将之誉为“圣经式的文本”，从此，“一般智力”概念便进入了西方左翼学者的研究视域中。然而，需要追问的是，西方左翼学者所理解的一般智力真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吗？索恩·雷特尔就曾对维尔诺等西方左翼学者理解一般智力的方式进行过批判。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遗忘的回忆，而维尔诺等学者恰恰是在抛弃这种遗忘的前提下不断推进关于一般智力的研究的。那么，倘若我们重拾这种遗忘，能否完全认识一般智力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一般智力进行重新理解。

一、从主体维度出发：维尔诺对于一般智力的推崇

认知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新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出现，将科技、数字等词语推向资本主义研究的视域中。维尔诺、奈格里以及拉扎拉托等左翼学者试图以马克思“机器论片段”中的一般智力概念为武器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以寻求和建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联合体”。

维尔诺指出：“在西方，当英雄面对实际的困境时，往往会引用旧约的一段话……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卡尔·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就像旧约一样被阅读和引用。”“机器论片段”之所以被意大利自治主义者誉为“圣经式的文本”，最早还要归功于拉尼罗·潘齐耶里。1964年，潘齐耶里在意大利工人主义杂志《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上发表了“机器论片段”的译文。1989年之后，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重新发现了这一论述。在那个时期，由于工人的“工作时间几乎扩展至他们的整个生命”，工人主义者们为了表示抗议，提出了“拒绝工作”的口号，反对“将人类的知识转化成机器，使生活沦为‘死劳动’”。但后工人主义者认为，“社会即工厂、生活即劳动”，因为在后福特制中，剩余价值不仅仅来自对具体劳动的占有，工人在空闲时间里也会“产生丰富的但不被承认的非物质劳动的果实”，“工人越是具有创造性和适应性，就越能‘实现自我价值’，越能将剩余的知识带给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非物质劳动逐渐替代直接劳动，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因素。维尔诺等意大利自治主义者通过对一般智力的阐发，看到了社会革命胜利的曙光。他们认为，只要拒绝劳动，资本主义的崩溃便不再是客观运动的结果，而是工人自我建构的结果，这条“主体性的道路……将唯物主义带向共产主义”。因此，他们试图从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出发，重构马克思的理论。

那么，被维尔诺当作革命武器的一般智力究竟是什么呢？依照维尔诺的解读，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存在两种一般智力：其一是“非物质的或心智的活动”，这种活动“脱离生产者而存在……如书、画，以及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其二是“智力活动”，即非物质劳动，“如钢琴家、管家、舞蹈家、教师、演说家、医生、牧师等”的劳动。在维尔诺看来，一般智力可被理解为智力一般，即思维能力，并非由思维产生的作品。他将“‘一般智力’分为正规和非正规的知识、想象力、伦理倾向、思考模式和‘语言游戏’”，并认为思想和话语本身就是生产性的“机器”，不需要机械的身体，甚至不需要电子的灵魂。这样一来，一般智力就成了一种主观语言和思维活动。后福特制时代，“全部劳动都是生产性（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一般智力成为“雇佣劳动、等级制度、生产剩余价值的一个支柱”，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一般智力不再凝结于固定资本中，而是在“认知范式、对话演绎、语言竞争”中出现。在维尔诺看来，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的最终结果是“大众智力”，维尔诺将大众智力视为后福特主义生活劳动的全部。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认知能力的储存者，不能在机器中被物化。在资本主义大工业产生之前，因为人具有一般智力，劳动过程更多是以劳动者为主，一般智力与体力劳动处于结合状态。在马克思所处的大工业时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一般智力在资本的影响下被机器吸纳，成为制约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后福特制的生产使劳动不仅仅局限于机械的协作，而是变成了社会性的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结合。在机械化的劳作中，工人们不仅要懂得使用机械设备，还要进行信息交流，而这离不开一般智力的作用。工人在共享一般智力的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输出着一般智力。随着一般智力的介入，劳动者的非物质劳动也能对生产产生积极的作用。例如，钢琴师在演奏钢琴时会产生动听的音乐，这在无形中能激发劳动者的灵感并使其工作效率得到提高。而非物质劳动者能力自我增值的部分属于劳动者本身的固定资本，是资本家难以获取的。这种劳动者虽然仍然受到资本的控制，但是更具能动性。因此，不能将一般智力放在机器范畴中去思考，而应将其看成“活生生的主体的交往、抽象思考和自我反思”。

问题在于，如何运用一般智力实现工人的解放呢？维尔诺提出了“资本的共产主义”。在非物质劳动中，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占有一般智力，是革命智慧的资源库，他们善于通过语言去交往和分享知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维尔诺从主体经验和思维能力出发寻找解放的道路。他认为，主体对于一般智力的占有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关键。无产阶级在占有一般智力之后，便可通过“拒绝工作”“不合作主义和退出”等方式，有意识地对统治者表达抗议，并以一切办法逃离工厂，从而摧毁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不仅如此，还应使资本中充满尽可能多的共产主义成分，如取消工作和解放国家等。对于资本，维尔诺认为，其自身“具有足够的自毁性”，资本一方面“挑起不平等并诱发动荡”，另一方面“不断提供它自己类型的‘共产主义’”。而无产阶级只需通过“吸收其冲击，或倍增其由不可预知的方式产生的裂隙”，便能让其自毁。和维尔诺一样，奈格里、拉扎拉托等左翼学者都从一般智力入手，试图提供一种独特的社会构想。

总而言之，维尔诺将一般智力看作是主体的经验思维和语言能力。他乐观地认为，只要抓住了一般智力，主体便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

二、落脚于现实交换层面：索恩·雷特尔对一般智力的批判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在西方左翼学者的影响下看到了一般智力的积极因素。然而，要想客观地认识一般智力问题，还需要回顾索恩·雷特尔对一般智力的批判。索恩·雷特尔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一书中，将一般智力视为脑力劳动。他提出，一般智力的发展应当基于现实，落脚于交换领域。

索恩·雷特尔力图回到康德，挖掘康德“先验认识论”背后的现实基础，以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康德认为，人的知性为自然立法。即人的知性范畴作用于感性材料，使外部事物符合我们的知性范畴，由此产生出客观性的认识。康德认为，这个过程能够实现是因为先验的自我意识具有统觉。而黑格尔试图用绝对精神将自我意识与客观世界统一起来。对此，索恩·雷特尔指出，康德“努力的方向是证明脑力劳动的自我奠定的自律”，着重强调脑力劳动，而黑格尔的“现实化无非是在‘精神的内在性’中的现实化”，将“存在变化的形式、辩证法本身浪费在了‘理念’之上”。因此他提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应该在交换领域的“人的行动之中”实现。

索恩·雷特尔通过交换层面的“现实抽象”问题，看到了商品背后的严重剥削。“现实抽象”是其认识论思想的核心概念，其实质是交换的抽象。索恩·雷特尔指出，“劳动并非向来就是抽象的”，劳动并不会自觉地使自身抽象化，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结果。在大工业背景下，劳动被分成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则形成了价值。劳动抽象化的原因是，劳动所生产的东西最终会被用来交换。“一个物不是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它被交换，它才是物”，而商品的交换产生了劳动的剥削。一部分人开始依赖另一部分人生活，因为有一部分人“居有（aneignet）了逐渐增长的生产力而产生的可供支配的剩余产品”。这种居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以作为商品交换的交互居有为形式的剥削”。但是，索恩·雷特尔认识到，“关于商品抽象和交换抽象的总体形势分析”是“居有的一种综合，并且是一种虚假的综合”，“人们生产自己的力量分裂了：一方面是被剥削者单方面的体力劳动，而另一方面是无意识地服务于剥削的、单方面的智力活动”。也就是说，人们的具体劳动与思想被分隔开了，因此，“只有交换者的行为才是抽象的”，但是“由于行为的抽象性以及与之伴随的意识的抽象性都具有必然性，所以交换者不会察觉其行为的抽象性”，而这种不被察觉的抽象性在社会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可见，在参与商品交换的时候，交换者虽然可以看到商品的使用属性，但是商品交换背后的深层含义却是抽象的，而交换者根本无法意识到这点。

以往哲学家在讨论抽象的时候，一般都指观念上的主观活动，然而索恩·雷特尔所说的抽象，是一种具有唯物主义本质的抽象。脑力劳动（一般智力）蕴含着科学、知识等要素，同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抽象。因此，他指出，“精确的科学实际上是脑力劳动（Geistesarbeit）——这种劳动是在与生产场所中的手工劳动的彻底区分和独立中发生的——的任务”，但是“思维不是直接地受到交换抽象的影响，而是只有思维面对交换抽象的效果完成了的格式塔时，也就是在事物的变化过程完成了之后，才受到交换抽象的影响”。即交换行为背后藏着一套体力劳动的计算模式，当人身处于交换环境时，意识便会受到商品意识的影响，从而实现由物质抽象到思维抽象的过渡，打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界限。

综上所述，索恩·雷特尔批判了脑力劳动的独立性，认为一般智力来自现实抽象。一般智力不是虚无缥缈或独立发展的，它来自社会现实，其根源在于人的体力劳动。正如霍吉斯金所说，“知识和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先于劳动的分工”。人类的劳动形态可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但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任何体力劳动中都具有脑力劳动的成分。对此，索恩·雷特尔对一般智力的推崇者提出了批判，认为对于一般智力的研究应落脚于商品交换。因为价值的创造是建立在劳动被交换的基础上的，即生产资料和劳动所有制相分离的同时，又被引导到以交换为主导的形态上。如若没有交换，就不会有所谓的增殖过程。但是，只要人们处于资本的交换中，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关系的制约，进而导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正如亚当·弗格森所言：“就工场手工业来说，它的完善就在于可以不用脑筋，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索恩·雷特尔认为，人类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重新融合，“手与脑的社会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这种社会包括原始的共产主义与技术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这两种类型”。只有这样，主体才能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实现一般智力意义上的共产主义。

三、深入生产向度：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视域

通过索恩·雷特尔对一般智力的批判，我们看到了西方左翼学者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如此一来，我们是否已经正确、客观地认识了一般智力？为了厘清一般智力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应该冷静思考一般智力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逻辑关联，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更深入的视角。

首先，回望索恩·雷特尔对于一般智力的理解，我们发现其理解只停留在商品交换的层面，忽视了生产领域以及抽象劳动的维度。索恩·雷特尔虽落脚于现实社会，看到了交换抽象中资本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但却止步于此，最终没有过渡到抽象劳动和剩余价值理论上。殊不知，生产领域才是一切压迫和剥削发生之处。

与索恩·雷特尔不同，马克思看出了交换抽象背后的劳动属性，将交换抽象的视角转向生产领域。他把握到了资本主义进程背后的生产逻辑，在生产领域对一般智力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指出，就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的决定因素终究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切社会形态都包含着生产，因为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时的生产资料与劳动是相互联系的，一般智力与劳动也相互融合，两者并没有分离成独立的力量。但在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开始利用和占有科学，以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言：“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马克思在此所提及的劳动，已经不是简单的物与物的交换，即人们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的积极意义上的劳动，而是一种特殊意义且伴随着剥削的劳动，人在其中变成了人格化的经济范畴。随着商品交换日益普遍，生产的目的开始转向货币、交换价值、剩余劳动。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成了一种非本质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在劳动时感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工人的劳动产生分离，劳动的结果不再单纯用于满足劳动者，而成为与劳动者无关的交换物，这就使一般智力与劳动产生了分离。在资本主义分工中，工人自身的经验和知识被资本所吸纳，资本家将一般智力集中转化为固定资本，即机器。机器中体现的智力是人类合作的结果，而不是个人的脑力劳动，只不过机器放大了集体劳动的智力。生产力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由机器所决定的，还取决于一般智力以及人对于自由时间的运用。

劳动与智力的分离同时也导致异化的产生，这种异化不仅仅是劳动的异化，还有技能和知识的异化。由于分工，工人丧失了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资本家通过不断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增加财富，机器的介入不仅没有使工人的工作量减轻，反而加剧了对工人的奴役。工具从工人的手中转移到机器，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工人的知识上。资本家换上平民的外衣，声称自己也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劳动者。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资本家们一如既往地掌握着实权。豪威耳指出，“工厂中的劳动是不需要智力有很大发展的一种沉重劳动”。机器不再作为死劳动而存在，相反，工人成为分布在庞大的机械系统中的一个个具有生命的点，“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也就是说，机器的运转成为活的劳动，而工人在其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人类在机器面前失去了自我，财富的不断增加也使人类变得越来越容易被支配。资本家心里清楚，“只要那些仍旧被雇佣来操作机器的人们，只靠为社会统治者工作不多的劳动时间就能保证自己生活的话，那些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和庞大数量的人口就会被训练成为一支后备军”。来自工人本身的一般智力如今反作用于工人身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机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属性，而是机器被赋予了资本的性质。机器之所以能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不仅仅是因为技术本身的特性，还是因为机器在能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同时，理所应当地使工人更多的时间被资本家所侵占。资本家通过机器对工人进行操控，使工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从而消解了工人联盟的可能性。然而，西方左翼学者却将一般智力理解为一种主体生成的逻辑，表现为人类思维的潜在能力。维尔诺所说的“大众智力”更多地突出了一般智力的动态参与过程，但却忽略了资产阶级压迫背后的生产层面的特殊意义。

其次，在生产中，机器对工人的压迫并不在于科技的革新，而是社会关系的调整。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工人在他的知识和技能的贡献上所起的作用比在工场手工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要小。这就使资本家越来越注重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正如霍克海默所说，“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所谓“新的野蛮种子”便是资本家利用技术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由于一般智力的积累，特别是体现在机器中的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劳动将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次要因素，引发劳动价值论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基础将由此被炸毁。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说：机器“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通过“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

维尔诺等学者抓住这一论述，将一般智力阐释为可以自主发展的思维能力，并试图通过一般智力推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瓦解。在他们看来，后福特制时代中的社会伴随着算法、智能，一般智力已经成为一种劳动者普遍具有的因素。面对数字化的机械操作，劳动者若没有一般智力，将无法工作。但这种看法导致西方左翼学者对于“机器论片段”的片面的乐观性的解读，甚至有人将马克思定义为技术决定论者。这一切显然都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意识到，工厂的“机械怪物”首先被劳动召唤出来，然后被蒸汽动力加速，而不是相反。汤普森也意识到：“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立……”单纯依靠技术和认知真的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无产阶级走向胜利吗？答案是否定的。所谓的数字和认知不过是资本主义某一方面的特征，而真正要使无产阶级走向胜利，还是要聚焦于生产交换领域，对劳动的生产性进行研究。因此，不是科技发展推动了生产力，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并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需要生产领域的发明以及新的一般智力。可见，维尔诺所提出的依靠一般智力的发展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此使人类获得新的解放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在资本逻辑中，所有的有偿的劳动都会产生剩余价值。而对于这种“量”的计算，必须借助于劳动时间，马克思在关于“20码麻布值1件上衣”的论述中也表示，等号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一切体力劳动、智力储备在具体的劳动过程中都被抽象化了。然而，抽象劳动的产生与技术和智能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会影响抽象劳动的创造，事实上，抽象劳动中“抽象”的意义在于其社会属性。直接劳动时间的减少也并不意味着工人能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只有当工人的抽象劳动得以扬弃，工人不再受到资本逻辑支配之后，才能实现所谓的自由。

最后，维尔诺和索恩·雷特尔虽然在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解上有所不足，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智力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对于一般智力的分析已不能仅停留在机器压制体力劳动的方面，资本家对于工人的控制已经深入人的智力、语言和情感方面。其实，在机器大工业时代一直存在着这样的悖论：资本家一方面极力希望通过科学技术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抑制工人智力的发展，使其成为单纯的体力劳动者。而如今的社会，非物质劳动的比例越来越大，很多人误以为非物质劳动者等于一般智力的占有者，其实不然。依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非物质劳动者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他们“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以实现其在思想上的统治。其二是“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资本并没有完成对他们的统治和支配，以至于他们可以对一般智力进行个人占有。其三是恩格斯所提出的“脑力无产阶级”，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老师运用其知识为学校老板创造剩余价值。因此，是否对一般智力进行占有，并不影响对工人阶级的定义。因为，一个人无论从事以体力为主的物质劳动还是从事以脑力为主的非物质劳动，只要他的剩余劳动被资本家所侵占，他就隶属于工人阶级。然而，马克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劳动，他对于非物质劳动很少提及。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这就造成了其理论在非物质劳动方面有所缺失，这不免有些可惜。

即便如此，无产阶级若想取得革命的胜利，还是不能忽视对一般智力的占有。拉扎拉托在其论文《非物质劳动》中提到了脑力劳动的重要性，他指出，自1970年以来，西方社会就进入了“大众智能”社会，关于“智力”的工作程序被不断加入体力劳动之中，新的沟通技术也要求主体具有丰富的知识。人们甚至可以发现一种“智识型无产阶级”的存在，他们来自独立自主的“自雇”工人。贝拉尔迪也提出了一个相类似的概念——“认知无产阶级”，他将律师、建筑设计师、软件工程师等列入“认知无产阶级”的范畴。在数字化时代，劳动力操纵着绝对抽象的符号，“认知无产阶级”的工作内容更加具体、个性化，因此也就难以被替代。此外，胡维斯还提出了“赛博无产阶级”。这些概念在一定层面上回应了恩格斯提出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概念，并揭示出新型工人在智能时代虽然对智力有了更多的占有，但仍旧是资产阶级压迫下的受害者这个事实。

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左翼学者对于一般智力的理解力图提出一种解放策略，但却忽视了体力劳动者的重要作用。脑力劳动者应与体力劳动者并肩作战，进而实现体力劳动与一般智力的深度融合。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充分占有一般智力，而每个人一般智力的发展，又能推动社会一般智力的进步。只有这样，大众智能时代才能真正到来。

四、结语

自1989年“机器论片段”被意大利后工人主义者重新发现以来，这一片段被许多学者视为关于后福特制的知识和信息转型的批判性文献。特别是2000年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崩盘之后，“机器论片段”更是被视为经济危机爆发的预言。通过维尔诺和索恩·雷特尔对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维尔诺对于一般智力的推崇虽然符合时代要求，但是他对一般智力的解读却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之中。索恩·雷特尔将一般智力拉回资本领域，他的理解虽然落脚于现实，却只停留在商品交换的层面，忽视了生产维度。综合看来，他们的分析并没有真正触及资本剥削的深层维度。只有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角，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背后的生产领域进行分析，才能抓住本质，为实现共产主义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