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民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学术界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人口规模最大的”“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又观照中国发展新方位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等科学论断，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为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视域和坚实的理论基础。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些观点大多侧重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外延的描述，而对于这一概念内涵的揭示还略显不足。因此，从本质规定性和方法论基础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深刻揭示这一道路的科学内涵，对于更好地坚持和拓展这条道路，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经历了一个探索、开辟到成熟、完善的发展历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并积累了丰富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利用和限制资本，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体系、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等方面进一步夯实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超越，标志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熟和完善。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根本社会条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缘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有着特定的历史联系。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产量的急剧上升，急需在海外扩大产品销路，当时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无疑成了其倾销商品的重要基地。加之，资本主义在工业化进程中所展现出的扩张性、野蛮性和侵略性，使得在各方面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不得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并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进而将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当时以自给自足生产方式为主体的中国，在这样全面落后、处处挨打的背景之下，必然要顺应世界潮流走现代化之路来摆脱这一落后挨打的状态，从而实现民族的复兴。

可以说，在资本逻辑强势展开的过程中，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于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便成了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为此，中国无数有识之士随即开启了一系列革命和变革运动，一场“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率先拉开了中国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帷幕，虽然客观上利用国内外资本推动了一批民族实业的发展，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其在现代化探索早期的盲目性和阶级局限性，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在此之后的仁人志士们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制度——君主立宪制的探索，但这一探索以守旧派势力过于强大而终结。此后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由于没有强大武装力量和先进的政党领导，革命的果实并没有得到捍卫，最终也没能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面貌。总的来说，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探索救亡图存之路而不懈努力，但都一一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在不改变根本制度和经济技术的基础上，现代化只是停留在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根本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路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敏锐地抓住了帝国主义力量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时机，从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率先发动无产阶级革命，通过城市武装斗争，先夺取城市然后扩展到农村，从而夺得了全国政权，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毛泽东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以俄为师，主要以攻打城市为主，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相继遭到挫折以后，总结实践经验，分析中国的实际状况即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山区为落脚点，制定切实的革命方针和政策，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继而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障碍，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辟和确立奠定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探索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谋篇布局，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把舵定向。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后国家未来发展走向的初步认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现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1953年，毛泽东在思考过渡时期的具体问题时，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在现代化所需时间上，毛泽东最初设想用十五年打下基础，五十年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我国仅用三年半时间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从而保障我国较快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步计划，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较为完善的产业布局，并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不可否认，在学习苏联现代化建设经验的过程中，还没有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当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还缺乏认识，对市场等问题的认知还不够清晰，加上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走了弯路，现代化进程遭遇重大挫折。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开创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际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历史性战略决策，并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面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目标，即第一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与此同时，还积极利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扩大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倒逼对内改革。可以说，在生产力落后的背景下，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必然要与国际接轨，只有通过实行对外开放，才能学习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在内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积极文明成果，激活现代化的外部动力。同时，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改革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积极稳步地推进城市和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党的十五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将民主政治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纳入国家各项事务中，加快了政治现代化建设步伐，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迈上了新的台阶。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我国经济现代化高速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资源、环境等突出问题，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更加注重现代化的持续性，以科学全面可持续的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念的重大转变，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迈上了更高的台阶。可以说，这一时期，我们在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和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熟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与我国的发展条件，对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新的研判和顶层设计，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熟和完善。这一时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全面，囊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在目标的规划上也更为清晰、更为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分为两个阶段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了更为明确的时间表和清晰的路线图；在价值导向上也更加明确、具体，将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导向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牢固树立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文化建构更深远广泛，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实现了现代化价值目标的鲜明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深化拓展，结构框架更加完备，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层面发力，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在推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和经验，持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现代化步伐更加坚实、更加有力。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内涵及本质规定性

本质规定性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特性。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而言，二者都属于现代化范畴之下的具体展现，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产生的历史背景、领导阶级、价值遵循有其独特之处，其内在属性导致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分野，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区别。厘清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规定性，深入研究这一现代化新道路的依据和特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确立并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自信，坚定地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前进。

就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而言，其本质是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一方面，以追求资本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地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经验结合在一起，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企业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另一方面，在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必然地产生了社会两极分化和国际发展不平衡，从而带来了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手里，并由此带来绝大多数人和国家的贫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本身所固有的局限性造成了其与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结论。回顾历史，资本主义的发家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侵略史、剥削史，资本主义通过掠夺、扩张实现发家致富、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鲜明渗透着“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可以说，“国强必霸”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条铁律，成为世界霸主也是其发展过程中的贪婪追求。

从广义上来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从狭义上来看，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概括而言，现代化是“指在全社会范围，一系列现代要素以及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的变化或变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还需要将资本限定在一定的界限和范围内，从而遏制资本向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无限扩张而带来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和国际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于是，如何处理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便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程中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

（一）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而言，党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作为具有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的政治组织，理应承担和肩负起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等层面的领导作用。新时代以来，针对一些资本在社会变革的形势下所呈现出的无序扩张、加速垄断的一面，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战略，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从领导体系上构筑起一道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屏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相关会议明确提出，要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切实防范风险。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竞争性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内在地包含坚持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着眼于解决当前问题，深入推进市场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要增强企业的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推进经济社会等各项工作。坚持党在经济社会中的全面领导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经济社会各项工作中，必须要引导资本在正确的方向和范围内发展，为资本的发展和扩张划定鲜明的底线和红线，让其不能干扰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等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形成了一个结构严密、协调有序、科学有效的制度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制度保障。可以说，资本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资本回报，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但必须遵守社会主义制度规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一方面，内在地和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管理经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必然向政治领域渗透，努力寻求权力的保护伞。因此，资本的两面性意味着必须从制度体系的层面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公平而充分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围绕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等构筑起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全方位制度保障体系，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积极推进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健全公平竞争的审查机制，加强对垄断、不正当竞争进行制度化的审查，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让资本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发展；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贯穿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过程中的一项长期性工程。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从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层面将党自身的制度建设引向更深、更实的方向，加强纪律建设，建立完善的干部制度，从根源上防止资本的代理人腐蚀党的干部，以严格的纪律禁止党员干部与利益集团的结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想腐的保障机制。在积极运用资本推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又坚决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这是西方现代化道路所无法实现和复制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鲜明特色

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以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为依托，成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频捷，多种价值观不断碰撞，资本主义价值观也在一定范围内影响着人们。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纷乱无章，呼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资本逻辑背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所碰到的一个困境是个人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党立足解决这一价值困境举全党全国之力，凝价值共识之要，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积极践行和培育。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多样的社会思潮，鼓励人们立足本职岗位，勇于奋斗奉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群体共同的利益需求，经济发展是价值认同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和引领更能契合主体的利益需要，从而达成价值最大公约数和价值共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最终归属

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归属。《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走向，从世界范围而言，现代化道路因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呈现出道路的不同特质和目标走向，西方式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显著弊端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此截然不同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破除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开辟了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前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更好地推动实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强调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保证共同富裕实现的重要基础在于有效维护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实现共同富裕绝不意味着杜绝市场，杜绝资本，而是利用资本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让资本在合理的限度内推动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的实现。资本在市场中所具有的巨大优势和强大活力，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而且，人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本源性主体和实践性主体，合理地利用资本可以为社会发展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及就业机会，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但与此同时，资本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无序扩张，这必然直接影响共同富裕的步伐，这就需要在强化共同富裕这一目标背景下对资本进行合理的规范和限制。2021年8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提出要强化反垄断，促进共同富裕。这正是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从领导体系、制度体系、价值体系和目标体系等层面实现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一现代化本质规定性，在保留了资本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不断发展以及激发社会活力作用的同时，有效地克服了资本带来的两极分化和国际发展不平衡等严重问题。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拓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变革。这既有“现代化”的一般性，也体现了“中国式”的特殊性。从方法论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过程中实现了多方面结合。

结合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绝对精神”出发，揭示了世界万事万物发展的阶段和内在联系，但这仅仅是在唯心主义的范围内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而费尔巴哈虽然高扬起了唯物主义的大旗，颠覆了唯心主义，却将黑格尔体系合理的部分——辩证法给抛在了一边。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从实践观点出发来理解人和自然、人和社会，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变革，从而产生了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结合论。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具有指导性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具体情况能够自动完全融合，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来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实际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大问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不乏教条主义者，教条化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教条化的理论指导中国实际，不仅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反而走了不少弯路，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生搬硬套而不加以转化不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就是一个证明。针对必须要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毛泽东同志等党的早一批共产党人作出了重要探索和贡献。对于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在结合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在实际过程中，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进行党的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等命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邓小平同志将《礼记·礼运》中“小康”这一概念运用到对当今社会理想的描述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相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概言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关键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更好地化解这一矛盾并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通过所有制与所有权、根本制度与体制机制的划分，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我国积极向苏联学习，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巩固了当时的社会基础，推动了经济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经济管理过于集中，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缺乏活力，对于微观的经济活动和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很难发挥作用，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在尊重价值规律、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开启了对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现代化的发展和呈现，经济发展是重要表征。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需求是无限的，因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推动社会长期向好发展要着重处理好市场配置和人的需求之间这一对矛盾。市场本身是进行资源交换的场所，市场经济是人类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成熟起来的，在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市场机制能够灵敏地把握并反映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应对商品价格波动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更好地协调好人的需求和市场配置之间的关系，是相较于其他经济体制而言更为合理、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除此之外，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和壮大都离不开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作用，其背后都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推动力，尤其是在社会制度趋于成熟定型的情况下，对于资源配置这一特定领域来说，市场经济体制相较于计划经济体制更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严谨、系统完备，在国家统筹、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社会主义制度在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过程中，优势和效能得到了更大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和完善过程中，我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政党作为代表一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政治组织，是政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无产阶级运动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决定了阶级性和人民性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属性。做到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应有的根本价值遵循。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处理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对于巩固社会政治稳定、党的执政基础、推动政治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党的群众路线，为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架构了桥梁和纽带。学者普遍认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其主要观点认为，社会分为有着不同利益的阶级，在不同阶级之间长期对立与斗争的过程中，演化出了代表不同利益和阶级的政党，政党的党性即是阶级利益的展现，其中无产阶级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也就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论断。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存在过党性和人民性被利用和误读的状况，诸如“消解人民性”与“党性变质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过程中，由于对革命形势的错误判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党的执政地位等，对党性和人民性的认识与相关结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作出了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在处理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要矛盾关系的过程中，推动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结合。十八大以来，党始终把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把人民需求的实现贯穿党工作的全过程、全方面，同时，在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的落脚点上，人民群众的呼声和需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的和最终指向，回应民众的呼声和需求，才能集聚广大群众之力，做到劲往一处使，从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

第四，实现了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相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只有辉煌过的民族才更懂得复兴的意义，认识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结合必然要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发展谱系出发。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结构性的矛盾日益凸显，多种社会矛盾复杂交织，横亘在其中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即内忧外患的中华民族经历着深重的民族苦难，而要打破这一“落后就要挨打”的被动局面，必然要实现民族复兴。民族复兴一方面是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而这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割裂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必然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升级，这是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摆脱和避免的。不实现现代化，经济没法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上去，国家也就谈不上复兴，因而，中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一个国家或民族倘若没有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作为内在支撑，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在现代化的视角下、生产力的维度上才有望根本扭转这一被动落后的局面，从质的方面实现国家的富强和飞跃发展。在对民族复兴与现代化问题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我国围绕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结合。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进攻之下，实现民族独立、民族复兴成为摆在我们面前首要的历史任务。然而，在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之后，实现民族的复兴必然要诉诸高效率的手段来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通过学习世界先进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围绕当时的社会状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实行“一化三改”，逐步实现国家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获得一定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的现代化。当前，我们步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推动各个层面的现代化向纵深方向发展，就是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持续迈进。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竭力探索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智慧和结晶。这也是立足现实的、正确的时代之路，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发展必然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时代，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风险考验，这条路我们看准了、认定了，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