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燕萍，章荣君

（1.南京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2.南京理工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拥有重要价值，即“重塑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立足于推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机协同发展这一现实目标，对多元化治理主体提出了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要求，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七个协商渠道。其中，“基层协商”自21世纪初以来就获得了长足进步，开拓了基层民主建设和发展的战略空间，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即由于一部分基层政治和社会力量（尤其是普通民众）缺乏系统化的协商民主知识体系，协商民主能力有限，协商民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面临阻碍，从而导致他们难以在普遍意义上产生协商民主观，并将其集中反映到之后的政治行为中。而基层民众协商民主观的缺失或不健全，不利于乡村社会协商民主制度、体制、机制、程序的长远、纵深发展。那么，探寻有效渠道，从而强化人民群众协商民主观就成为当前乡村社会党政力量的重要价值目标。

而相较于主要以青年群体为培育对象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组织的政治学习等传统路径，互动性政治仪式在塑造人民群众协商民主观上具有显著优势。具体来说，仪式组织者通过在仪式前构建公正、高效的参与人员选择机制，在仪式中催生多元化参与人员之间自由、平等、理性的沟通行为，在仪式后则依靠仪式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双向作用，推进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的落实、监督、反馈与评议，不仅避免了传统渠道所存在的缺乏互动平台，与乡村社会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缺少有效衔接等问题，还借助围绕仪式焦点展开的一系列仪式行动，有效促进了人们协商民主知识的积累、协商民主能力的提升，也让人民群众通过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维护群体利益，保障公共利益，监督基层行政力量，实现当家作主，进而强化自身的协商民主意识。基于上述知识、能力和思想观念基础，乡村社会人民群众能够在更加广泛、深刻的意义上，对协商民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形成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基层民众协商民主观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以新中国成立为开端，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们产生了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优先目标的民主价值观念，具体表现为基于拔除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框架遗留的剥削经济关系并恢复农村经济发展这一目标，人们倾向于服从基层政权组织及其领导干部的政治决策结果。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人民群众基本摆脱了“糊口经济”的困境。与此同时，一些基层干部却频频出现贪污腐败、受宗族势力和黑灰势力左右等问题，引发了普通村民的强烈不满。基于此，村民民主价值观念的优先目标转向了参与基层干部政治选举，并以候选人的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和个人能力为投票标准。虽然这一民主价值目标在基层干部普选机制中得到了合法、有效满足，但是由于一部分经普选产生的乡镇领导干部、村干部在压力型体制和“条块分割”格局中成了赢利型经纪，引发了“三农危机”，从而导致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明显降低。再加上乡村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这一伴随因素，村民民主价值观念再度发生变化，即转而以直接影响基层政府政治决策结果为优先目标。不过，他们当时更倾向于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即围堵乡镇政府大楼、越级上访等实现上述价值目标，进而加剧了基层社会政治力量与社会团体、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抑制乡村社会的这一变化趋势，同时促使村民在制度化环境中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观，基层党政力量自世纪之交以来积极探索出了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四川彭州议事会等互动性政治仪式的典型代表，并通过仪式链的长期作用，推动人民群众的协商民主知识、协商民主能力和协商民主意识不断增长，从而使人们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促进了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其中，当前中国政治仪式的核心内涵是，以党政力量为仪式组织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普通民众开展的一种意识形态工作，目标是激发和强化某种政治信念，主要特征是具有公共性和象征性。而互动性政治仪式在理论上来源于西方政治文化精英的研究成果，却在中国乡村社会因地制宜、释放势能。兰德尔·柯林斯提出了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理论，强调仪式不仅仅包括纪念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严肃、庄重的典礼，还包括微观的、日常化的互动仪式。在后者所包含的场域中，参与者获得了强大的情感能量，并集中反映到仪式结果的落实机制上。之后，不同国家的学者针对互动性政治仪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概括出其生成与运行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由此显现出的优势和缺陷。具体而言，仪式组织者营造仪式场域，多元化参与人员进入其中，围绕仪式焦点即政策议题，使用身体和口头语言符号实施面对面的、平等的、相对独立的互动行为。随后，仪式组织者实现双重身份的有效转换，实现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的合法、有效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人员形成相应的政治认知基础，产生强烈的政治情感能量，甚至在政治价值观念和日常政治行为上也获得较大发展。如果多元化参与人员及其仪式行动符合上述基本要求，他们就能够逐渐生成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态度、政治行为。否则，该政治仪式将会具有操纵性和表演性特征，从而出现仪式组织者特权现象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仪式参与人员（尤其是普通民众代表）的消极反应，进而抑制互动性政治仪式发挥政治价值观塑造功能。比如近年来备受批评的欧洲社会论坛（European Social Forum，简称ESF）举行的公共协商大会，英国下议院每周三组织的“向首相提问”（Prime Minister’s Question）活动等。而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等在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则均成为互动性政治仪式的典型示范，有效发挥了自身的协商民主观塑造功能。在理论意义上，基层民主恳谈会、议事会本身的特性契合互动性政治仪式的核心特征。一是中国乡村社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具有公共性。无论是会前参与人员筛选机制，还是会中所涉及的人居环境整体整治、土地征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立项等不同领域的协商议题，抑或是会后决议执行机制，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空间。其中，现代传播技术的运用则为上述过程营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将党员、干部、体制外地方精英和普通民众及其感受、想象和情感体验等均囊括在内。二是乡村社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等具有象征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人民当家作主，行政力量、经济组织、社会团体等其他治理主体所发挥的协同有机作用，均通过仪式过程得以体现：多元化参与人员运用协商性语言符号在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环节展开自由、平等、理性的沟通，并最终在多元意见中形成较为一致的共识，实现乡村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与相对均衡。三是在乡村社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中，参与人员使用协商性语言符号的过程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平等性。来自不同群体的普通民众代表可以运用日常生活语句链表达和分析协商议题，并获得基层干部的有效回应，从而产生强烈的政治效能感。总而言之，上述三种特性共同强化了乡村社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与互动性政治仪式在分析意义上的同一性。而在实践意义上，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四川彭州协商民主议事会等则成为协商民主实践的典型案例，呈现出互动性政治仪式的基本结构及实际运转过程，彰显了其在塑造人们协商民主观上取得的突出成效。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实践形式严格遵循上述基本要求，即保证了普通民众代表所使用的协商性语言符号的广泛性、平等性和代表性，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公共协商大会、“向首相提问”活动一般，抑制一部分人（主要是弱势群体）在仪式中使用协商性语言符号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从而发挥了塑造中国乡村社会人民群众协商民主观的功能。

二、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塑造协商民主观的理路与实践依据

基层民众协商民主观在互动性政治仪式中的形成和发展是长期的且结构化的。多元化仪式参与人员需要在周期性举行的乡村社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中持续汲取协商民主知识，同时借助口头和身体层面的协商性语言符号，与仪式场域融为一体，实现政治情感能量的积淀，协商民主能力的有效提升，并在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的落实、反馈、监督与评议中实现协商民主意识的历时性积累。三者交互作用则最终满足了协商民主观产生和发展的充分条件。

（一）仪式前的筹备工作：地方精英提升参与人员协商民主知识储备

基层干部、辖区企业投资人员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等地方精英可以在仪式正式开始前，借助制作协商事项相关材料、组织培训等一系列筹备工作，为多元化参与人员（尤其是人民群众代表）提供系统化的协商民主知识。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人们提升协商民主能力、增强协商民主意识需要一定的政治认知基础。另一方面，在协商民主知识存量上，普通村民代表缺乏对协商议题相关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和其他专业化信息的全面、纵深认知，而地方精英则在这些领域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具体而言，仪式前地方精英强化参与人员协商民主知识储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精英为人们提供乡村产业、生活服务、生态环境等不同领域协商议题所涉及的政治信息，既包括可选择政策方案，又包括仪式中互动结构运转所包含的基本程序、规范。比如，在2005年温岭泽国镇民主恳谈会召开之前，镇党委和政府机关就针对会上要选择的30个项目准备了详细的说明资料，同时为各个环节及其行为规范确立了基本要求，如村民代表在小组讨论阶段要有序参与围绕协商议题展开的公共辩论过程，继而在大会交流阶段向基层干部理性表达“整合民意”，后者则及时确立结果应用机制等。第二，经济精英则主要是提供协商议题所包含的经济信息，进而强化村民代表在仪式过程中所使用的协商性语言符号的理据性、科学性。例如，在2005—2007年浙江温岭预算民主恳谈会前筹备工作中，辖区企业负责人通过参与项目的可行性分析，与其他专业化人员共同制作了一份调查问卷供参与人员在会前填写，从而确保人们能够全面掌握相关资金预算信息，并将其运用到围绕协商议题展开的讨论与交流中。第三，知识精英则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确保普通村民代表有效汲取协商民主知识：一方面，由基层党政力量邀请的专家学者在仪式前的培训会上对项目说明书展开进一步的解释，将抽象的“能指”转化为符合村民日常生活语句链的“所指”。如2006年温岭预算民主恳谈会就邀请了中山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在会前对村民代表开展了相应的培训。另一方面，地方知识精英还通过成为参与人员专业化后备队伍的方式，为后者协商民主知识积累发挥积极影响。如2010年，浙江温岭科技界人员、熟悉财政预算知识的人员等就组成了参与库和人才库，成为参与人员选择机制的重要来源。总之，地方精英在仪式前开展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普通村民代表在仪式中借助协商性语言符号积淀对协商民主的政治自豪感、政治关切和政治责任感，进而积极提升协商民主能力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认知基础。

（二）仪式的展开：仪式互动结构及其运转带动参与人员协商民主能力提升

在仪式过程中，人民群众代表的协商民主能力是否得到有效增强，具体表现为他们能否在仪式过程所包含的互动结构中围绕群体利益需求和公共利益需求完整、准确地表达自身意见、建议，与其他仪式参与人员展开理性、平等的沟通，以及获得仪式组织者的合法、有效回应，从而使人民当家作主得以体现。其中，民主恳谈会、议事会中的互动结构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即主持人与普通村民代表之间的互动，普通村民代表与其他参与人员在小组讨论环节的互动，以及普通村民代表与基层干部在大会交流环节的互动。

第一，仪式主持人与普通村民代表的互动过程有效增强了后者基于群体利益需求和公共利益需求表达与分析协商议题的能力。其中，仪式主持人需要掌握一定的协商民主知识，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平，以及良好的整合与协调能力，进而引导多方民意代表顺利展开公共辩论，以及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自由、平等、理性沟通。不同于ESF公共协商大会主持人及其仪式行动严重违反上述要求，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则是由中小学教师、乡贤能人等担任仪式主持人，他们在仪式前接受专业培训，了解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要求，并学习了互动性政治仪式的运转程序，同时具备职业分工优势，植根于乡村社会，从而在仪式互动结构中引导普通民众代表围绕协商议题使用日常生活语句链有序参与小组讨论与大会交流，进而保证仪式过程的合法性、有效性，使人民当家作主得以切实体现。第二，不同群体代表在小组讨论环节的互动则有助于强化人民群众代表的自由、平等、理性沟通能力。具体来说，基于该环节的基本程序要求，即坚持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保证不同群体代表表达意见，使他们在对话中得到有效引导，从而实现不同群体代表在真实、有序的沟通中将“原始价值观念”提升为“整合价值观念”。在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上，由于村民代表在仪式前已经强化了政治认知基础，主持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协调整合功能，从而保证了人们在仪式过程中合法、有效地使用日常生活语句链，有理有据地与其他群体代表围绕协商议题展开合法、有效的沟通。第三，不同群体代表与基层干部在大会交流环节的互动则提升了人们与后者真实沟通的能力。在2009年温岭预算恳谈会上，到场的镇政府领导干部就在大会交流阶段倾听了16个小组代表的发言，并针对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作出了有效回应，使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决策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得以体现，进而激发了他们对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积极行使反馈、监督、评议权利的政治关切和政治责任感。

（三）仪式结果：基层党政力量依靠决议执行机制强化参与人员协商民主意识

在分析意义上，决议执行机制的顺利实施则是基层民众形成协商民主意识的根基性支撑。那么，面对经互动性政治仪式产生的决议，基层党政力量要实现从仪式组织者到乡村社会领导核心的顺利衔接，推进决议执行机制的落实、反馈、监督和评议，使人民群众代表从中产生政治效能感，进而在之后周期性营造的仪式场域中逐渐形成协商民主意识。四川彭州协商民主议事会就是在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下构建了以市、镇、村为基础的“三级联动”协商机制。其中，党委领导政府机关、体制外地方精英以及普通民众构建了“议题征集机制、议题审查机制、成果应用机制、利益协调机制、信息交流机制及考核评价机制”。这一系列机制、程序、方式方法向参与人员发出了一种符号象征意义，即乡村社会人民群众能够在未来参与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持续获得基层党政力量的有力支持，进而拥有了稳步提升自身协商民主知识和协商民主能力，实际影响政治决策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仪式结果的合法、有效应用使人们意识到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使人们的协商民主知识、协商民主能力与协商民主意识交互反身，从而催生了三位一体的协商民主观塑造模型。不过其中，基层民众接触互动性政治仪式的公共空间、仪式互动结构及其运转，以及仪式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问题，折射出当前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塑造人们协商民主观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三、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塑造协商民主观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中，如果仪式参与人员（尤其是相对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普通民众代表）使用协商性语言符号的过程缺乏广泛性、平等性和代表性，那么他们之后积极进入仪式场域的倾向就会大大降低。上述问题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互动性仪式中则具体表现为行政力量过度干预，仪式主持人失范，以及普通村民代表的消极反应逐渐抬头等现象。

（一）行政力量过度干扰互动性政治仪式的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和协商目标

一些基层干部的行政权力越位现象在互动性政治仪式前、仪式中和仪式后均有所体现，进而削弱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和协商目标的公正性。一是在仪式开始前，部分乡镇政府领导干部和村干部直接控制参与人员选择机制，增加经官方指定的地方精英的数量优势，进而抑制协商议题筛选机制的公正性。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就是由于代表选择机制的不完善，从而导致参与库和人才库、村干部指定的村民代表成为仪式参与人员的主要来源，普通村民代表则只占很小的比例。仪式关注焦点的征集和审查机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公共性和代表性。二是部分基层干部对仪式过程加以操控，将民主恳谈会、议事会操作成通气会、通报会或者发布会，削弱了协商形式的公正性。具体而言，他们在仪式过程中略去了仪式互动结构构建和运转所必需的程序，其他仪式参与人员因此失去了使用协商性语言符号的机会。三是一些乡镇政府领导干部和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政府机关的考核任务，大搞形式主义，即偏向于遵守仪式过程所包含的规范化要求，却忽视仪式结果应用即协商目标的落实，把经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形成的政治决议视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参考意见，令原本富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表征的互动性政治仪式变成了一场无异于“向首相提问”（PMQs）活动的虚假的政治表演。基于此，其他仪式参与人员意识到在仪式中经自由、平等的争论、讨论产生的“整合性民意”实际上被基层行政力量所排斥、忽视，进而大幅降低了在仪式链中再次成为仪式参与人员的政治意愿。

（二）仪式主持人的“走过场”行为弱化普通村民代表的协商民主能力

在仪式过程中，一些仪式主持人难以有效发挥整合与协调功能，直接削弱了普通村民代表积极参与其中的政治热情，进而弱化了人们提升协商民主能力的能动性。在小组讨论阶段，有的主持人放任部分村民代表将日常生产生活中分散化的表达习惯融入协商性语言符号的使用中，造成这些村民代表受自身利益驱动展开零和博弈，进而导致多元化群体代表难以在这一环节从群体利益需求和公共利益需求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他们在这一仪式过程中的不作为、难作为间接加剧了不同群体代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导致他们之间的沟通陷入僵局，增大了小组讨论阶段“议而不决”的可能性，为之后大会交流环节的合法、有效进行增加了压力。

在大会交流阶段，同样由于一些主持人的专业化水平有限，从而导致民意代表与基层干部之间的互动朝着尖锐化的方向发展，进而弱化前者参与构建协商议题表达—回应机制的积极性。在大会交流阶段实现不同群体代表与基层干部之间的有效互动，主要是为了使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政府政治决策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相对均衡。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仪式主持人在这一互动结构中，熟练地向村民代表解释政策议题并引导后者使用日常生活语句链，使“整合民意”得以彰显。而现实情况是，一部分仪式主持人难以把握仪式焦点的主体内容，并推动普通村民代表和基层党政领导干部之间互动的合法、有效展开，从而在间接意义上引发前者对后者政治信任水平的降低。除了上文所述的两个问题以外，一部分普通民众的协商民主意识也因为仪式结果难以得到应用而有所弱化，继而在经年累月的仪式链中持续处于低迷状态。

（三）普通村民代表的协商民主意识出现逆向发展趋势

普通村民代表协商民主意识出现逆向发展趋势与仪式结果维度的行政权力越位现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逻辑。正是由于一些基层干部在仪式结果落实机制中并没有真正嵌入普通村民代表经互动性政治仪式产生的“整合民意”，从而导致他们在主观上产生了被剥夺感，对成为基层协商民主参与主体失去信心。而这种逆向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参与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的普通村民代表数量明显下降。以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为例，马得勇教授针对温岭下属2—3个乡镇的村民以及对照组村民分别展开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两组受访者选择“不了解”民主恳谈会的比例居然是大致相当的。这实际上恰恰证明了村民对其效度和效力缺乏政治信心，进而不倾向于成为仪式参与人员获取协商民主知识，并在仪式过程中强化协商民主能力。另一方面，即便是成为仪式参与人员的普通村民代表也出现了消极反应。一种情况是他们不敢说、不愿说，造成其使用协商性语言符号的机会被地方精英挤占，进而导致这两种类型的群体代表无法产生互动。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普通村民代表与地方精英群体代表之间产生互动，但是，在表达和分析议题的过程中，前者刻意迎合乡村“五老”、乡贤能人、辖区企业负责人等地方精英的发言内容，同时他们身体语言符号的使用也凸显出表演性特征，如形式化地点头和鼓掌示意，即无法实现二者之间的真实互动。那么，在上述两种情况的综合作用之下，最终形成的政治决议就成为一些地方精英维系自身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优势的工具，而不是实现基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集中体现。由此，人们在互动性政治仪式链中不仅无法实现深化协商民主观的目的，甚至面临倒退现象，长时期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探讨深藏其中的主客观因素是寻找有效解决路径的前提条件。

四、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协商民主观塑造困境的原因分析

由于一些基层党组织难以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当前乡村社会人口结构性失衡愈发显著，协商民主技术在基层社会的发展也较为有限，从而导致在部分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前、仪式中、仪式后，基层行政力量过度干扰，仪式主持人无法实现功能在场，村民代表也出现消极反应。

（一）政治权力因素：基层党组织的功能缺位

基层党组织作为仪式组织者和党在乡村社会的“战斗堡垒”，本应在互动性仪式前、仪式中、仪式后始终“在场”，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全面领导其他参与人员积累协商民主知识，提升协商民主能力，增强协商民主意识，从而为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塑造协商民主观提供根基性支撑。然而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的现实选择却是轻视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的协商民主观塑造功能，进而在上述三个阶段，均产生消极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导致其他仪式参与人员（尤其是人民群众代表）退回到各自为政的传统政治文化逻辑中。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内部缺乏精英、能人。以部分农村党支部为例，除了支部书记以外，其他支委都是地地道道的村里人，深受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的影响，同时在年龄构成上，多属于中老年群体，这些因素导致他们的政治素质、道德水平和个人能力相对有限。而村党支部对普通村民的政治动员又依赖于党员干部个人。这就造成了一些村党支部很难动员更多的基层民众成为仪式参与人员，获取塑造协商民主观的重要渠道。二是一些基层党组织成员思想观念陈旧，只关注党组织内部的建设，忙于应付上级党委的各种检查、考核，造成本应用于领导仪式前筹备工作、仪式过程、保障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的时间和精力被大幅挤占，进而难以保证自身在仪式过程中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与普通村民代表展开自由、平等的沟通，最终对仪式结果的落实、监督、反馈、评议，甚至是仪式结果的形成产生负面影响。基于这一现实逻辑，一些行政力量才有机会重拾“赢利型经纪”思维模式，过度干预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和协商目标，打破仪式参与人员之间自由、平等、相对独立的互动关系，导致本就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村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丧失提升协商民主能力的机会，从而难以形成协商民主意识、态度和行为。除此以外，乡村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失衡则是造成仪式的协商民主观塑造功能被弱化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社会结构因素：乡村社会人口的结构性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人口结构失衡现象日益显著，对仪式参与人员协商民主观的形成和发展构成威胁。具体而言，一方面，乡村社会空心化导致仪式组织者难以推动普通村民代表协商民主知识、协商民主能力和协商民主意识有效提升。目前，基层民主恳谈会、议事会中的人民群众代表以中老年人为主。与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战士、老模范等乡村社会威望群体代表不同，普通群众代表的民主价值观念较为陈旧、落后，即坚持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优先目标的民主价值观念，或者倾向于通过“站起来闹”的方式影响政治决策结果。而随着时代环境的转换，大多数乡村社会已经摆脱了“糊口经济”困境。比如，截至2020年11月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此外，目前“坐下来谈”的方式已经运用到乡村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和不同环节。这一群体陈旧的思维模式难以适应基层社会的发展路径、目标和方向，从而造成他们或者是排斥进入仪式场域，或者是成为参与人员之后，在仪式中出现前文所述的“走过场”现象。那么，互动性政治仪式及其包含的塑造协商民主观的机制、程序、规范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人口流动现象导致乡村社会人口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出现了外来人口和本地户籍人口、“杂姓”人员和大姓宗族等不同群体类型。在仪式参与人员选择机制中，这些群体代表在数量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之后的仪式过程、仪式结果应用也缺乏公正性，进而造成外来人口、“杂姓”人员等少数群体代表在仪式中形成和发展协商民主观出现“难产”现象。2009年，浙江温岭泽国镇本地人口17万，外来人口则达到12万。而同年举行的预算恳谈会共有16个小组，其中只包含12名外来人口代表。而且，他们单独组成了一个小组，而不是分散到16个小组中。由此，他们在仪式过程中呈散点式分布。这在客观意义上造成他们难以通过持续相互关注获取政治情感能量，提升协商民主能力，进而产生无法对仪式结果形成实际影响的主观想象。在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他们形成和发展协商民主观的可能性也就被大幅削弱了。当然，除了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因素以外，仪式组织者在协商民主技术嵌入上遭遇的瓶颈也不容忽视。

（三）技术性因素：协商民主技术的缺失或不完善

协商民主技术在广义上是指提升协商议题代表性和回应性的一切外在因素。笔者则取其较小范围内的解释意义，即用于强化互动性政治仪式前筹划工作、仪式过程和仪式结果应用广泛性、代表性、平等性和回应性的现代信息技术。目前，在全国各地的乡村社会，大约三分之二的民主恳谈会、议事会是缺乏协商民主技术植入的。而基于现实逻辑，协商民主技术的缺失或不完善是造成其协商民主观塑造成效低迷的又一重要客观因素。

仪式前的筹备工作缺乏协商民主技术的嵌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参与人员选择机制的公共性持续弱化，缩小了协商民主知识的辐射范围。长期以来，一些乡村社会民主恳谈会、议事会沿用线下的、由官方主导的民意代表选择机制，导致仪式参与人员的构成缺少广泛性、代表性和平等性，进而抑制了普通民众（尤其是外出学习、务工的年轻群体）在仪式前接受培训、积累协商民主知识的可能性。而仪式中协商民主技术的欠缺则是造成多元化参与人员协商能力难以获得有效提升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协商议题，由于一部分仪式组织者相对忽视通过微信、微博等网络平台获取专业化人员的指导，甚至是将其作为第三方观察者纳入仪式参与人员中，从而导致目前一些基层民主恳谈会、议事会的小组讨论和大会交流环节表现出明显的分散化趋势，并最终造成参与人员很难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及相对均衡，出现“议而不决”的现象。而仪式结果的缺失就表征着普通民众协商民主观失去了形成和常态化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根除仪式本身及其伴随因素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优化其协商民主观塑造功能的合法、有效策略是什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深化“政党在场”，强化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发挥全面领导功能。

五、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深化协商民主观塑造功能的“政党在场”

在乡村社会互动性政治仪式中，基层党组织优化“政党在场”，不仅需要其做到身体在场，更重要的是实现功能在场。只有满足上述标准，多元化的仪式参与人员才能够避免在上述困境中越陷越深，同时实现基层党组织依靠仪式塑造人们协商民主观功能向纵深发展。

在仪式前的参与人员选择机制上，基层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要实现从政治动员模式向服务群众模式的转变。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面对同质化的普通村民，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借助魅力型权威资源，可以有效动员他们积极参与群众大会、批斗大会等政治仪式，进而实现人们民主价值观的一体化。当乡村社会进入转型期以后，村民的利益需求因地域分化、职业分化和土地财产分化而日益多样化，集中体现在参与政治生活上，他们开始强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基于此，在选择互动性政治仪式的参与人员时，基层党组织要减少对传统政治动员方式的依赖，同时以服务群众尤其是整合与协调不同利益、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轴心，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加仪式前的培训，获取协商民主知识，成为仪式参与人员。具体而言，基层党组织要领导其他仪式参与人员引入各种协商民主技术手段，建立网上议事会，构建村民代表移动参与平台，进而在更大程度上将“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外出学习人员等吸纳到仪式当中，扩大协商民主知识的辐射范围。

在仪式展开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则要从以教育村民为轴心转变为以尊重村民的首创精神和选择能力为轴心，进而带动村民代表协商能力的有效提升。无论是基层行政力量的越位，仪式主持人的“走过场”行为，还是一些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功能缺位，都主要是源于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说教的陈旧思维模式，为村民贴上了“落后”和“需要不断教育”的标签，对村民在互动性政治仪式中的主体地位缺乏应有的尊重。那么，基层党组织在仪式中的首要任务就是面对村民代表这类生动的仪式参与人员，构建自由、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相信村民代表在正确、有序的引导之下，能够在仪式过程所包含的三种互动结构中强化自身的协商民主能力，准确地运用元协商话语符号表达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需求，在群体利益需求和公共利益需求中求得最大公约数，并最终对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的落实、反馈、监督与评议产生实际影响，进而使人民当家作主得到有力彰显。

在仪式结果上基层党组织要实现从仪式身份到政治身份的有效衔接，积极践行责任政治逻辑，有助于村民强化在互动性政治仪式中持续提升协商民主知识、能力和意识的能动性。落实仪式结果应用机制需要从顶层设计和细节管理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严格遵守党中央发布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已经针对互动性政治仪式结果应用机制确立了基本价值原则。那么基层党组织作为仪式组织者和党在乡村社会的“战斗堡垒”，就要树立严格遵守的信心与决心。另一方面，基于党中央确立的制度化要求，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还要完善具体的制度细节，防止行政力量把村民代表在仪式中形成的政治决议当作“耳边风”。四川彭州的基层党组织在这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他们针对仪式结果应用机制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可供其他地方的基层党组织学习与借鉴。宏观层面的制度化要求与完善的制度细节设计相结合将为广大村民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他们感受到自身作为仪式参与人员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进而提升对仪式组织者的政治信任水平。总而言之，基层党组织在互动性政治仪式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有助于人们形成和发展协商民主观，为基层协商民主机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石，进而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