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丹，李 晞，周 薇，李思慧，蒋艳婷，徐涓娟，隋靖喆，王 健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南宁 530021

抗核抗体(ANA)是一组能识别细胞内DNA、RNA、蛋白质等自身抗原成分抗体的总称，可用于自身免疫性疾病(AID)的临床诊断，同时ANA对AID的分型、活动性判断以及疗效评价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作用。目前常用于检测ANA的方法是以Hep-2细胞和猴肝细胞作为基质的间接免疫荧光法(IIFT)[1]。抗棒环状型抗核抗体(抗-RR)是IIFT检测ANA呈阳性时出现的一种荧光模型。抗-RR首次在一位接受利巴韦林治疗的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者的血清中被观察到。其常见于经干扰素/利巴韦林治疗的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中，同时也可见于AID、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健康人群等[2]，但国内对于临床标本中抗-RR的检出情况以及相关临床、实验室特征却罕有报道。基于此，本研究对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送检ANA的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以了解抗-RR在临床患者中的分布情况及特征。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2017年1月至2020年11月于本院进行了ANA检测的门诊及住院患者共121 661例纳入研究。其中，男性51 211例(42.09%)，年龄0～101岁，中位年龄50岁；女性70 450例(57.91%)，年龄0～100岁，中位年龄41岁。对于同一患者多次送检的，仅采用第一次送检的结果进行分析。收集纳入研究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临床诊断等。

1.2方法

1.2.1ANA检测 使用真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约4 mL,经3 500 r/min离心5 min分离血清后检测。ANA检测方法为IIFT，抗原基质为Hep-2细胞和猴肝组织冷冻切片，试剂盒采用德国欧蒙医学实验诊断股份公司产品。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

1.2.2抗-RR阳性结果判读 荧光显微镜下分裂间期Hep-2细胞质靠近细胞核的一端呈现一个直径2～5 μm的“圆环状”或者1～2条长度3～10 μm的“棒状”荧光染色，核浆及核仁的荧光染色为阴性，分裂期细胞荧光染色也为阴性。猴肝组织冷冻切片中肝细胞无荧光染色。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ANA阳性率及抗-RR阳性率 ANA阳性共42 429例，总体阳性率为34.87%(42 429/121 661)；男性ANA阳性率为20.97%(10 741/51 211)，女性ANA阳性率为45.01%(31 688/70 450)，两者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 524.03，P<0.05)。42 429例ANA阳性患者中，抗-RR阳性93例，男性49例，女性44例，抗-RR在ANA阳性患者中的阳性率为0.22%(93/42 429)。抗-RR在总体人群中的阳性率为0.08%(93/121 661)，男性抗-RR阳性率为0.10%(49/51 211)，女性抗-RR阳性率为0.06%(44/70 450)，男性抗-RR阳性率大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9，P<0.05)。

2.2抗-RR阳性患者年龄分布及各年龄段阳性率比较 抗-RR阳性患者中男性患者年龄为2～80岁，女性患者年龄为1～84岁，其中大多数患者的年龄集中在51～70岁，占46.23%(43/93)，抗-RR的阳性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各年龄段之间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0.99,P<0.05)，见表1。

2.3抗-RR阳性患者临床疾病分布 93例患者中，诊断为AID的有9例(9.68%)，其中以系统性红斑狼疮(4.30%)最常见；其余患者临床诊断均为非AID，以肺部感染(27.96%)、高血压(22.58%)、肾脏疾病(18.28%)最常见，丙型肝炎仅2例(2.15%)，见表2。

表2 93例抗-RR阳性患者疾病分布

续表2 93例抗-RR阳性患者疾病分布

2.4抗-RR荧光滴度分析 本研究中，抗-RR阳性患者抗-RR荧光滴度为1∶100或1∶320，滴度为1∶100的患者有75例(80.65%)，滴度为1∶320的患者有18例(19.35%)。AID患者和非AID患者抗-RR荧光滴度(1∶100或1∶320)的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453，P>0.05)，见表3。

表3 抗-RR荧光滴度在AID患者和非AID患者中的分布[n(%)]

2.5抗-RR荧光模型分析 抗-RR单独阳性有71例(76.34%)；抗-RR阳性合并其他荧光模型的有22例(23.66%)，其中14例(15.05%)合并斑点型，4例(4.30%)合并均质型，还有4例合并了除斑点型、均质型以外的其他荧光模型：核点型、分离带型、核仁型、核仁型+胞质颗粒型各1例(1.08%)。

2.62例丙型肝炎患者抗-RR荧光模型及临床特点 93例抗-RR阳性的患者中仅2例诊断为丙型肝炎，两例患者中有1例患者曾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丙型肝炎，见表4。

表4 丙型肝炎患者抗-RR荧光模型及临床特点

2.7抗-RR阳性患者的随访情况 共收集了11例抗-RR阳性患者的随访记录并对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有4例患者在临床随访中抗-RR荧光滴度发生了改变，由1∶100转变为阴性，其中结肠肿瘤患者没有免疫抑制剂或抗病毒药物治疗史，自身免疫性肝炎、肉芽肿性多血管炎和过敏性紫癜患者抗-RR由阳性转为阴性时均有糖皮质激素用量减少的治疗史。其余7例患者的抗-RR荧光滴度未发生明显改变，见表5。

表5 抗-RR阳性患者随访情况

3 讨 论

抗-RR是ANA的一种罕见荧光模型，2014年抗-RR被ANA荧光模型国际共识(ICAP)列为必报荧光模型[3]。近年来国外大量研究表明抗-RR与丙型肝炎有较强的相关性[4-5]，但是国内对于临床标本中抗-RR的检出情况以及相关临床、实验室特征却罕有报道。因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ANA临床连续送检标本中抗-RR的检出情况及临床、实验室特征，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多具有价值的诊疗信息。

本研究显示，在121 661份临床连续送检ANA的检测结果中，抗-RR在ANA阳性标本中的阳性率为0.22%，抗-RR在总体人群中的阳性率为0.08%，男性患者抗-RR阳性率高于女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ZHANG等[6]报道，抗-RR在中国西南人群中的阳性率为0.05%，与本研究结果相似。但在西班牙，抗-RR在总体人群中的阳性率为0.38%[7]，SHAIKH等[8]针对美国普通群众抗-RR阳性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在美国人群中抗-RR阳性率为0.74%。这两项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相比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可能与研究所纳入患者的疾病构成不同有关；同时，抗-RR还可能会因为种族、人群的差异，其阳性率也有所差别。

本研究结果中，抗-RR可见于不同年龄段的患者，但最常见于51～70岁的中老年患者，而且抗-RR的阳性率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高。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体内可存在低效价、低滴度的自身抗体，被称为“生理性自身抗体”。自身抗体根据临床意义不同可以分为疾病标志性自身抗体、疾病相关性自身抗体、疾病特异性自身抗体、疾病非特异性自身抗以及生理性自身抗体。由于效价低，这些抗体并不会破坏自身组织成分，但是可以协助机体清除衰老退变的自身组织细胞。

抗-RR的靶抗原是次黄嘌呤核苷酸脱氢酶(IMPDH)2。在三磷酸鸟苷(GTP)生物合成途径中，IMPDH2可催化次黄嘌呤核苷酸(IMP)转化为黄嘌呤核苷酸(XMP)，鸟嘌呤核苷酸(GMP)合成酶催化XMP生成GMP，GMP在激酶的作用下经过两步磷酸化最终转化为GTP。在哺乳动物中，有两种由不同基因编码的IMPDH亚型，即IMPDH1和IMPDH2，每一种都由514个氨基酸(相对分子质量为55.8×103)组成，在氨基酸水平上同源性为84%。IMPDH1主要存在于视网膜、脾脏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在大多数其他组织中低水平表达，而IMPDH2则可见于大多数组织，包括增殖细胞和转化细胞[9]。常用于治疗丙型肝炎的药物利巴韦林是IMPDH2的抑制剂。利巴韦林在体内被腺苷激酶激活为5′-单磷酸利巴韦林(RVP)，RVP是一种有效的IMPDH抑制剂，可结合在IMP位点上，抑制细胞内GTP的合成，从而阻断病毒核酸的合成，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同时，利巴韦林会进一步转化为三磷酸利巴韦林，三磷酸利巴韦林可以抑制RNA加帽酶和聚合酶，并被整合到RNA中，在那里引发突变，干扰病毒复制，利巴韦林的使用可诱导抗-RR产生[10-11]，因此，在经利巴韦林/干扰素治疗后的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中，抗-RR的阳性率较高[12-13]。有研究者称其可能与利巴韦林/干扰素的治疗效果有关，在经利巴韦林/干扰素的治疗后复发或治疗无效的患者中抗-RR的阳性率较高[14-15]，但也有报道称并未发现抗-RR与利巴韦林/干扰素的治疗效果存在相关性[7,16]。抗-RR目前被认为是药物诱导产生的抗体，不同人种对药物治疗的应答情况不同，故与药物治疗效果的相关性可能会产生差异。在本研究中，93例抗-RR阳性的患者仅有2例为丙型肝炎患者，这与国内外的报道相差较大[6-7]，考虑可能与临床丙型肝炎患者的ANA送检率较低有关。本研究中的2例丙型肝炎患者有1例曾经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但具体用药情况不详，而另1例患者却从未接受抗HCV治疗。

本研究显示抗-RR阳性临床标本可存在于多种疾病患者中，除已报道的丙型肝炎患者、AID患者、乙型肝炎患者，抗-RR阳性还常见于肺部感染、高血压、肾脏疾病等患者，但多数为低滴度。这似乎可以表明，抗-RR的产生可能还存在其他因素或途径，可能涉及多种药物的作用机制或多种慢性疾病的致病机制。

本研究结果中，随访的抗-RR阳性患者在随访期间抗-RR的滴度大多数无变化，仅有4例患者滴度发生了改变，结果由低滴度转变为阴性。抗-RR的产生可能与药物的诱导作用有关。有研究发现，多种药物可以在体内外诱导RR结构的产生，除了利巴韦林外，霉酚酸、硫唑嘌呤、甲氨蝶呤等也可诱导RR结构的产生，但这些药物诱导的RR结构稳定性并不如利巴韦林，这些药物诱导的RR结构会随着药物的洗脱快速消失，同时药物的作用时间也对RR结构的产生有影响，且不同药物诱导RR结构产生所需的剂量也有差别[17-18]，因此药物的停用或者剂量改变可能是抗-RR转阴的原因之一。

总之，抗-RR在临床行ANA检测的就诊患者中阳性率较低，且随患者年龄的增大而阳性率增高；其阳性结果可见于多种临床疾病患者；临床标本中的抗-RR阳性标本的检测结果以低滴度为主。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患者中丙型肝炎患者仅2例，故无法探讨在人群中抗-RR是否与丙型肝炎相关，希望未来临床丙型肝炎患者ANA送检率能够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