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吉敏

古人入蜀难。辛丑暮春，我从东海之滨像一滴雨落进了川南。汽车穿过午夜的雨幕，我能感觉到那无边界的黑暗里翻滚着洁白的浪花。那晚，我梦见一群鱼逆流而上。唰的一声拉开窗帘。晨光中，一条江流从我枕边浩荡流过。原来我枕着长江入眠。江岸边停泊着一艘白色漆身的客轮，乘客正鱼贯而出，沿着堤坝陡峭的斜坡拾级而上。我跑向码头。一张张黑红的脸从高高的台阶上冒上来。有扛着稻谷蔬菜的，有挑着箩筐的，更多的是背着竹篓，手上提着铜盘秤，走近了一看，背篓里站着的竟然是几只大红冠子公鸡。

我拜读过岱峻先生的《发现李庄》，“发现”在最艰难的时间里，长江边的李庄把中华民族文化明明灭灭的星光揽入怀抱——同济大学，以及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童第周、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批国内一流学者来到李庄。抗战八年，他们在李庄六年。西南边陲小镇，众星拱出，星光灿烂。

《发现李庄》的封面是民国时期的李庄码头图景——江面舟楫点点，江边停泊着四五条手划船，每条船上都站着人。沙滩上散落着的二十多人，有穿长衫的，有穿短褂的，有穿洋装的，其中有一位穿长衫者抱着一个孩子，他们在江边散步。

这些内迁李庄的文化人的黑白背影，与一群正从江上来赶早市的乡民，一起朝我走来，然后经过我的身旁，沿着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潜入晨雾依稀的李庄古镇。

长江上吹来的风里仍然有着八十年前那场历史洪流的余绪。心里响起一个声音——“何以是李庄？”因为只要一个忽闪，历史的追光就会划过去。一朵云从江上飘过来。云的家园是山，是江河湖泊。云的家园也是人的家园。李庄在秦以前属僰侯国，秦以后划归僰道县。梁置戎州（今宜宾市），兼置六合郡，辖僰道、南广两县。北周时期，南广县迁至李庄镇所在地。后因避讳隋炀帝，南广县改为南溪县，县治仍在李庄。晚唐战乱不已，李庄地处平坝，多受侵扰，于是把南溪县治迁到长江北岸的奋戎城，就是今天的南溪区。

江水平缓之处，也是商旅云集之地。民国《南溪县志》记载：“李庄古为邑西巨镇，水陆交通商贾辐辏。”李庄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路驿站。从李庄上宜宾下南溪两头都是二十公里。从宜宾经李庄去泸州、重庆，可直抵南京、上海。

隔江相望的青山，是被贬戎州的黄庭坚写下“大桂轮山”的桂轮山。脚下的石板路，《说文解字》的作者段玉裁也走过，当时他任南溪知县。青山依旧在，江水不竭。逝者如斯，来者如斯。江边的垂钓者，与“白发渔樵”似乎有着相同的定力。

江边广场上，四五个锻炼的老人播放的音乐冲淡了晨雾。这里是古镇中心，对面是禹王宫（今天叫慧光寺），往左边可以看到镇尾魁星阁的飞檐翘角，往右边可以看到张家祠、东岳庙的台门。这些宫庙面向长江，那是他们先祖来的方向。李庄的“九宫十八庙”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遗留下来的人文见证。这些“异乡人”，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创业，终于洗尽了衣襟上的尘土，获得了财富，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然后，他们花了大量的心血和资金修建会馆，联谊乡人，祭祀故地的神祇，以物质的形式集体寄寓浓重的乡愁，表达成功的喜悦。从此他乡成故乡。

李庄古镇，木头和石头构筑的房子，蜂巢似的密密衍生着，这种李庄独特的地理与丰富的人文相互激荡留下的痕迹，这种江流孕育出来的朴素的繁华，在时间的天空下闪烁着守护生命的光芒。

斑驳的石板路是时间的切入口。

正街紧邻着禹王宫，是李庄古镇的中心大街，也是一条商业大街。这条依山势而缓缓爬高的老街，经历了无数脚板的打磨，有着手织的灰蓝色苎麻粗布的温润。两旁商店挤挤挨挨地排列开去，可遥想长江第一古镇商埠的繁荣景象。

街头是一家叫“留芬”的饭店。据说，“留芬”是内迁文化人打牙祭的地方。同济大学的外籍教授魏特，因语言障碍，常以手拍臀示意要吃蒜泥白肉。白肉是李庄的特色，切得薄如纸片，偌大一张，夹起来，轻轻一甩，肉片便如绑腿般服帖地裹缠着筷子，蘸一蘸加了蒜泥的酱汁，入口即化。不知道可爱的魏特教授学会这种近乎潇洒的吃白肉的方法没有。抗战结束那年，这位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永远留在了李庄的土地上。同济在禹王宫开追悼会，当年李庄饭店的厨师还烧了几样魏特教授生前爱吃的菜摆在他的灵前。这位“头发梳得光光的，个子高，鼻子长的老外”再也不用漂泊逃难了。

正街上除了白肉，还有燃面、白糕、黄粑、辣萝卜干……都是李庄老旧的食物。从这些食物中，能感觉到从前的气息与人的活动，他们的眼神、呼吸，在某些瞬间晃动，是那么的生动，似乎就站在我的身旁，吃着糯糯的白糕。

一时恍惚，耳际传来一阵阵“踢踏踢踏”有节奏的声音，越来越近，汇入正街，又流向江边。这是早起的同济学生穿着木板鞋，从在李庄的宿舍——姚家大院、刘家大院、杨家大院、王家花园、范家大院、邓家大院、张家大院里走出来，到江边埠头排队提水洗漱。

文化机构内迁李庄，镇上的井水都不够用，同济学生就到江边汲水。脚上的木板鞋是同济学生自创的，锯下一块木板，钉一截牛皮，就成了。晚上，学生们又会穿上木板鞋去江边的草坝子上散步。石板路上踢踏踢踏的脚步声，成了李庄人晨起和晚间入睡时欢快而温馨的闹铃。后来同济的木板鞋在全镇流行开来，成了李庄的时尚。

洗漱完毕，师生们捧着书本，沿着水迹斑驳的石板路，走进各自的学校，校本部——禹王宫，医学院——祖师殿，工学院——东岳庙，理学院——南华宫，图书馆——紫云宫，大地测量组——文昌宫。李庄人把“九宫十八庙”的神和祖先请了出来，把学者、学子请了进来。祭坛成了讲台，老师就站在神和老祖宗的位置上布道。那一双双眼睛里没有了炮火和硝烟的阴影，澄澈明亮得像投在东岳庙前黄桷树上的那一缕初阳。

从正街可以拐入席子巷。这条小巷子，狭窄得像潜伏在一件老式衣服里一条针脚密密的暗线。沿街的每户人家都有一扇腰门。腰门是一扇门外之门，只有齐腰高，大门打开，腰门不开，只允许半截光线进屋，坐在门内的女人外面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暗褐色的腰门，是旧日李庄的眼，或者说是心，半开半合着，防着呢。

席子巷13号，是一间古旧书店。书店的主人是今年72岁的左照环，说起李庄如数家珍。左照环的父亲左鹤鸣曾在李庄的同济大学进修过，父亲的同济情结传给了儿子。书店的门楣上悬挂着“李庄古镇书屋”匾额，落款是“罗哲文”。罗哲文是梁思成在李庄收的弟子。2010年罗哲文重访李庄，书店的主人左照环陪同讲解。200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到李庄，也是他做导游。这位老人家还曾写信给著名演员祝希娟，邀请她回李庄探亲。祝希娟是同济附设的高级工业学校校长祝元青教授的女儿，3岁时随家人一起从昆明来到李庄，在李庄意德小学上学。抗战胜利后，祝希娟随同济大学迁回上海，18岁的哥哥祝希雄因病医治无效安息在了李庄。2005年，祝希娟回到李庄。回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也是一条长江。“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伫立长江边，古人已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李庄的大街小巷有多少人走过呢？傅斯年、粱思永、梁思成、林徽因、费正清、李约瑟、罗哲文、祝希娟……他们来了，他们走了，他们留下了。

席子巷是通往祖师殿的通道。

走在前面的两个身影，我总想赶上去看清他们的脸，但始终赶不上。他们走得很急，我能清晰地听见他们的喘气声。只见他们快速地出了席子巷，走上老场街，经过祖师殿，现在他们还不知道日后这里会成为同济的医学院。他们也顾不上跟迎面而来的乡人打招呼，径直往羊街走去，敲响了胡家大院的门。我不认识他们，但知道他们的名字——罗伯希和王云伯，是他们把文化机构要内迁四川的消息带进了李庄。

1940年，千万里辗转内迁到昆明的文化机构在日寇的炮轰下，不得不收拾起书本，酝酿再一次逃难。同济大学、中研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要往四川搬迁的消息像风一样在长江边的市镇上流转。这个消息穿过街头巷尾，进入酒肆茶馆，在人们耳道里进进出出，在唇齿间磕磕碰碰，磨得已有些发白。这样的消息就像流离失所的孩子，寻找庇护之处。依傅斯年先生的话说是“希望能搬到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这是多么奢侈又艰难的事。沿江的大码头已塞满逃难的人，还能容身的几个地方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个消息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达这条江流的源点宜宾，拐进了几个在茶馆里喝茶的李庄人罗伯希、王云伯的耳朵里。罗曾是一个军阀的副官，还在成都当过二十六集团军办事处参谋。王是一个开明人士。消息从二人的耳朵里进去，在脑子里快速地走了一圈后，他们随即推开茶盏，赶回李庄，敲响了族叔罗南陔的宅门。

罗南陔何许人也？清乾隆以来，罗家在李庄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大族、富户。罗南陔熟读经史，擅长金石书法，在李庄建有植兰书屋，时常约集诗友彼此唱和，有“小孟尝”之雅号。罗南陔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主张实业救国。1918年，他带头集资，创办了“期来农场”，引进意大利蜂、澳洲来航鸡、北京鸭等品种，学习和推广科学养殖，还把儿子罗莼芬送进成都桑蚕学校学习。罗南陔时任国民党李庄区党部书记，人称罗老表。两个别称，已见此人在李庄的威望。

罗伯希带回来的消息让罗南陔的全身像电热丝通了电似的热起来。他马上召集区长张官周和镇长江绪恢，会同当地名流杨君慧、李清泉、范伯楷、杨明武、邓云陔等齐聚羊街宅邸进行商议。

本地人拒绝外地人是一种天然的自我保护意识。可以想象，罗伯希和王云伯带回来的消息如果实施，将打破李庄千百年来形成的秩序，赞成的也有顾虑，不赞成的顾虑更多。局面一时僵在那里。此时，罗南陔说了一句话——“给李庄的青少年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全场静默。罗南陔的这句话，如同点穴，激发了原始的万钧之力。我想起镇尾的那座魁星阁，积蓄了几百年的文气，在这一刻电光火石般射出，与历史的那束追光紧紧咬合在一起，定格在李庄。

可以肯定，在场人的先祖大都以耕读起家，门楣上的“耕读传家”四个字和精雕细刻着“琴棋书画”“渔樵耕读”图案的窗棂，抬头抬眼之间，已与血脉相融相续。他们理解培养文化精英的不易。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也深知文化学者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如在和平年代，一个川南偏远小镇哪有机会见到这些中国文化的顶尖人物。这些读过书、见过世面的李庄开明人士，深知此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于是开始分头行事。各族长召集自己族人到祠堂议事，做思想工作。李庄是个水陆大码头，帮会盛行，势力最大的是“哥老会”。范伯楷就是个袍哥舵把子，“那天他穿上不轻易穿的白绸衫，把白绸衫下面的两颗扣子解开，大包天往后一抹，八字脚在李庄的四方街上一蹬，身后的两个副印立即传话：‘午门接旨’。那是去茶馆开会的暗号。于是山山岭岭各乡各保邀邀约约，齐聚长江茶馆，共商‘支持抗战’欢迎‘下江人’（当地人对内迁文化人的称呼）落籍李庄这一史上头等大事。”

码头。茶馆。四方街。这些平日里李庄最喧哗的地方，其实也是一个个江湖。而范伯楷等就是这些江湖里的一个个桩子，像长江上的“里桩”，系住来来往往的船只。

罗南陔等人草拟了一封十六字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李庄向逃难中的中国文化精英主动发出诚恳的邀请。为了表示诚意，又写了几份函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俗、风情等方面逐一介绍，分致同济大学和国民政府行政、教育部。

小小的李庄一下子迁入一万多人。那句“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包含着的大事小事，都需要李庄这几个人用肩膀去扛起来，但最大最难的事莫过于人心。“下江人”“吃人”的事件就是新文化和科学撞上了李庄那扇传统的“腰门”，属于新旧意识观念上激烈碰撞而产生的结果。

大风始于青苹之末。或是某个乡人偶然见了同济医学院的解剖课，或是见了史语所和体质人类学所藏有的殷墟出土的头盖骨等，或是见了中国营造社画的古墓图……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乡人口里出来后，四下流窜，最后演变成“下江人”会“吃人”的恐怖谣言。谣言也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能量。宜宾专署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专门派军队镇压散布谣言的聚众乡人，维持治安。会上，罗南陔好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似的，沉着地说：“人骨头引起的事件，就应该利用这些人骨头去解决。他们认为很神秘，我们就把它公开展览，请他们来看个究竟。”此话一出，傅斯年大声附议说“好主意”，全场人击节叫好。罗南陔几句话避免了一场武力对蒙昧乡人的伤害。一场史无前例的科普展览也让远近乡人经历了一次新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洗礼，大开了眼界。

四川省档案馆编撰的《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收录了一份1941年3月29日由罗南陔牵头书写的“南溪县李庄士绅为将孝妇祠依法由同济大学租定祈令南溪征收局转饬分柜迁让呈”，系为解决同大师生食宿而出面向政府当局提出的申请求函：“各公私处所均已不顾一切困难，先后将房舍让出，交付同大……维护教育，繁荣地方，其责端在绅等，万难坐视……当此非常时期，官民同有协助政府，完成抗战之义务。绅等之所以积极协助同大者，良以该校学子，对于抗战贡献甚大。盖安定同大，间接即增强国家力量。”信函上署名：“南溪李庄镇士绅：张访琴、罗南陔、李清泉、罗伯希、杨君慧……”字里行间充满了民族大义，言辞之诚恳，令人动容。

这份申请函里，罗南陔等称他们自己为“绅”，或“士绅”。《说文解字》说：“绅，大带也。”古代人穿长衣服，腰上会有一条带子。《白虎通》说：“衣裳所以必有绅带者，示敬谨自约整也。”意思是衣服上有腰带人，对自己要有道德行为上的要求。这条系在腰上以示衣服规整的带子，几千年来已从有形到无形，化为规范德行的一条准绳。这条绳也是一条纽带，沟通着民众，平衡着各方面的关系，也协调相互间的情感。

李庄的“绅等”，除了是纽带，还是那时李庄定盘的星。

“士”可以同时为“绅”。一些士，在当地为政，成为有名望者，影响了一个地方的发展，如胡南陔、张官周等。而“士”，大部分是从“绅”这个阶层培养出来。这些内迁文化人的家底，也大抵如此吧。这里就说考古学家夏鼐，因夏先生是抗战时期在李庄的温州学人，是我的乡人。

夏氏家族在晚唐僖宗时避乱由浙江绍兴迁至温州泰顺百丈口，此地是飞云江上游的第一个水路口岸。后有一支迁至飞云江的下游瑞安。夏鼐的曾祖父在瑞邑以儒学为业，壮年去世。夏鼐祖父失去依靠后，决定弃儒从商，只身从瑞安来到温州鹿城，在一家丝线店当学徒，后自立商号“夏日盛”。当时瓯邑富商有“二盛三顺”之称，即夏日盛、林益盛、潘聚顺、叶进顺、林万顺。夏鼐的祖父生有六子二女，其父文甫为四子。夏鼐的大伯父范九，以泰顺籍进学补秀才；二伯父铭如，继承丝线业，曾以夏金标之名，以世袭云骑尉权温州游击；三伯父星垣，初营铁丝行，后经营雨伞行；五叔志范，浙江法政别科毕业，曾作律师；六叔烈如，就读浙江法政大学，未毕业就去世了。夏鼐祖父，这位只身来温开创家业的夏家开山祖，在夏鼐八岁时去世，享寿八十三岁。夏鼐犹记祖父皓首长须，与族兄弟绕膝索糖果的情景。祖父去世，家人都说是去杨府山土地庙做土地神了，于是夏鼐和其他堂兄弟去看，见到杨府山的土地神与祖父神貌相似，因此深信而不疑。

夏鼐的父亲善治家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自行开设了一家瓯绸店。乡下田地最多时达400余亩，城内尚有其他店宅数处出租。后来，买下位于温州仓桥街102号的大宅院时，夏鼐12岁。现在“夏里”——夏鼐故居已修建为“夏鼐纪念馆”。

夏鼐的父亲性情和蔼，重视族中小辈的教育，在家中设立私塾，延请先生授课，后来看到学校教育的成效，就送子女入新学。夏鼐的哥哥夏鼎曾就读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就是现在的温州第一中学，但未毕业，就赴上海读神州中医学校，也未毕业。夏鼐的父亲对于长子学业未成，常耿耿于怀，惋惜不已。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夏鼐身上，任其在外游学，甚至远赴英伦。

1927年，17岁的夏鼐，考取了上海光华大学附属高中部，开始了在外求学生涯。1930年，夏鼐高中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后转入清华大学。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同年10月，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留学生，后改到英国留学。1935年，夏鼐去英国留学。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夏鼐由英国经埃及，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又辗转到了四川李庄，受聘于内迁李庄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参加了调查并发掘四川省彭山县豆芽房和寨子山的崖墓。1943年，夏鼐转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直到抗战胜利。

夏鼐能在外安心求学并工作，背后是父母家人的支持。他在一篇回忆家世的文章中写道：“先君怜我既从事于学，远出工作于外，不能制生业，以古稀之年，仍为我主持家务，我之所以能安心于僻愚不慕荣利者，以先父既不以养己者责我，而又宽我儿女猥众之忧故也。”

1942年1月28日，夏鼐从李庄启程，在国难的硝烟炮火中，艰难辗转了一个月，才回到家乡探亲。此时，游子已五年未归了。

国难当头，无寸土安宁。自从1938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日本人的炸弹轰炸温州南塘机场开始，这个东南沿海小城就再也没平静过。1940年11月，三角门八角井被炸得最惨，二十余间矮屋成废墟，二十余人血肉横飞。停放在清明桥一带的三百多具棺材被炸得尸骨横飞。当时温州人编了顺口溜描述其惨状——“屋背飞满棺材板，红绿寿衣挂满山，捆绑全尸倒河滩，雪白骨头堆满街。”1941年至1944年之间，温州三次沦陷。夏鼐回家之时正是温州第二次沦陷期间，他数次携一家老小避难乡下，亲历日寇烧杀掳掠，并遇抢掠的日本兵与他持刀相向，命悬一线。

1943年4月28日，夏鼐再次辞别亲人，前往四川李庄。此次离家，不知何时再归来？国与家之间该如何取舍？《夏鼐日记》记录了当时家中的情状：

4月14日星期三：据云史语所将迁移至兰州工作。又谓赴桂专车可以搭乘。余返家后，将此事告父亲，父亲谓进止由余自己决定。母亲本来极不希望我出门，经解释后，亦承允诺。惟妻极端不赞成，下午且愤而出走，傍晚始返家。

4月17日星期六：返家后，见妻卧病在床，云午间发冷，体倦脊痛，呻吟不已，晚间更昏厥，殊为着急，恐时受了我出门赴川消息的打击，心想假若她病加重，将为之奈何！

4月19日星期一：昨天起秀君改变态度，允许我出门，但希望我能二年内返家。今日强颜欢笑，助我整理行装。

4月28日星期三：晚间九时许离家。父亲嘱余不必顾虑家事，安心工作。母亲则烧香祈祷，祝余平安。妻黯然无语。

6月5日星期六：船由泸州动身，午后4时许抵李庄，将行李送上岸……

滚滚长江奔入东海，东海之滨的夏鼐离别年迈的父母，离别弱妻稚子，溯江而上，到达长江的上游。夏鼐到了李庄，转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奔赴大西北考古。

夏鼐不知道，此一别，父子将是最后一次相聚。1944年8月，温州三次沦陷期间，夏鼐六十九岁高龄的父亲携全家二十余口，辗转乡下多处避难，操劳过度，突患中风，不幸逝去。父亲去世后，出身当地乡绅之家的母亲，仍为夏鼐操持家务。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夏鼐归来，才与兄长分家。此时夏鼐母亲已七十三岁高龄。关山万里，炮火阻断，家书难托。一年后返家的夏鼐，才知父亲早已不在人世。

从1943年到1945年，大漠风沙中的寂寞考古，给了考古学家夏鼐最丰厚的回赠——“仰韶文化的彩陶片”，像一缕曙光，从中国西北大漠中升起，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的新起点，也意味着由外国学者主宰中国考古学的时代从此结束了。

夏鼐家人的深明大义是托起夏鼐的那座高山，而李庄以及在李庄的傅斯年等同仁给予夏鼐的是长江般的精神力量，还有夏鼐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大海一样的深情。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设在李庄古镇上的张家祠。我跨进去，就看到夏先生英气勃发的身影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设在离古镇几里外的板栗坳栗峰书院，此次没能去，就留些遗憾吧。有夏鼐先生在此，我对李庄自然多了一份情义。

内迁的“士”对李庄的“绅”是感念的。

1946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离开李庄前，傅斯年携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在李庄板栗坳栗峰书院立下一块“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文写着：“李庄栗峰张氏者，南溪望族。其八世祖焕玉先生，以前清乾隆间自乡之宋嘴移居于此，起家耕读，致赀称巨富。哲嗣能继，堂构辉光。本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适兹乐土，尔来五年矣。海宇沉沦，生命荼毒，同人等有幸而有讬，不费研求……安居求志，五年至今。皇皇中兴，泱泱雄武。郁郁名京，峨峨学府。我东曰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此情此义正如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先生题签在碑额上的四个字——“山高水长”。

1946年10月，随着载有最后一批抗战文化人的轮船鸣笛起锚，李庄一下子空寂了。他们像一群逆流而上的中华鲟，回到大海里去了。

岁月荏苒，如今“士”还在，“绅”已是一个文物级别的词了。在李庄，我对“绅”做了一次考古。沿着羊街——文昌宫、刘氏大院、胡姓大院、王家院子，安静的老宅院充满了历史的回声。这条古朴的小巷一直延伸到江边。沿途看见青砖墙上贴着一块水文记录牌，写着“1966年9月1日，长江洪水275米（吴淞）”。相距不到五十步，又见一块水文记录牌——“2020年8月19日，洪痕”。

长江自李庄东去。“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多少英雄”。几千年来，李庄经受住一次又一次长江洪流的洗礼。

“何以是李庄？”

这也是一种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