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春林

黄德海这些年来在金克木身上用力甚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一点，自有其精心编辑的《书读完了》和《明暗山——金克木谈古今》这两本金克木的选集为证。很大程度上，黄德海的学术兴趣近些年来明显由当下时代的文学而转移向中国的古典，就是受到金克木影响的结果。有点出乎我预料的是，他竟然会耗费极大心力创作出《读书·读人·读物》（载《江南》杂志2021年第5期）这样一部绝对称得上是别出心裁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先后两次认真地读过这部副标题为“金克木编年录”的《读书·读人·读物》之后，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作品的文体定位问题。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在于黄德海自己在后记《尝试成为非虚构成长小说》中的相关表述：“更大的问题在于，虽然明知道会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我还时时想着别出心裁，实验一些自己能想到的方式，希望这个编年录有机会成为并非虚构的成长小说，可以给人带来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益处——尤其是在时代和命运偶然或必然的触碰下，一个人如何不消泯掉所有自强可能，甚至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转为上出的契机。”在这里，黄德海明确强调，希望自己的这个金克木编年录能够成为一部非虚构成长小说。在我看来，黄德海这么说的一个重要理据，恐怕就是金克木自己对《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所做出的一种文体界定。这一点，黄德海自己在注释部分也曾经专门借金克木之口提及：“‘《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是小说还是回忆录？’‘书中自有一个世界。书写得好，假的也成真的；书写得不好，真的也成假的。小说体的回忆录，回忆录式的小说，有什么区别呢？真事过去了，再说出来，也成为小说了。越说是真的，越是要人以假为真。越说是虚构，越是告诉人其中有真人。’（《读者和作者》）‘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评点本《旧巢痕》第三回旁批）”一方面，《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在出版时的确被标明为小说，但另一方面，最起码，按照黄德海的钩沉与考辨，其中所叙述的那些人和事，其实都有现实的来历与依凭，完全可以被当作信史来看待。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编年录的编撰过程中，黄德海才会把《旧巢痕》与《难忘的影子》中的相关叙述作为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来加以征引。实际上，金克木自己的理解是一回事，通常文学理论中的阐释与界定，则是另一回事。在金克木那里，的确可以有“小说体的回忆录”，但依照一般的文体规范，只要是回忆录，就必须是真实的，或者最起码必须做到主观意义上的一种真实（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强调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说法，不管动机如何，要想在时过境迁之后重返历史的现场，都是不可能的）。而小说，其本质规定性之一，就必须是想象虚构的。比如，艾布拉姆斯在他那部影响巨大的《文学术语词典》中，在“小说”这一词条中，开宗明义就强调：“‘小说’这一术语现被用来表示种类繁多的作品，其唯一的共同特性是它们都是延伸了的、用散文体写成的虚构小说。”除了长度、散文体之外，艾布拉姆斯所特别强调的一点，正是小说的虚构特点。尽管说在同一个词条里，艾布拉姆斯也曾经提到过非虚构小说（“历史小说的另一近代分支是被其创始人杜鲁门·卡波特称为非虚构小说的小说形式。这类小说采用多种小说技巧，例如违背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描述事件参与者的精神状态等，以此生动地刻画出近代人物和事件。它不仅建立在历史记录之上，也常常建立在作者与小说中主要人物的私下访谈上。”），如果我们细细地参详一下艾布拉姆斯所给出的所谓非虚构小说的那些特点，就可以发现，黄德海的这部《读书·读人·读物》与之一点都不相符。由以上分析可见，虽然黄德海明确表示想要把这部金克木编年录处理成一部非虚构的成长小说，但因为其中所征引的材料可以说“无一字无来历”，全都有所根据的缘故，要想让读者把它理解为以虚构为本质特征的小说，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清楚地知道，身为文学批评的从业者，黄德海自己也并非不清楚非虚构文学与小说二者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要完成一部理想中的非虚构成长小说，或许又有深意存焉。又或者，按照黄德海在后记中的自述，他如此一种努力的结果，是为了求得某种表达上的普遍性，意即，虽然他所集中关注的只是金克木这一个体，但却企图从中折射表现出某种普遍的生存经验（所谓“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但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把这部金克木编年录看作是长篇非虚构文学，恐怕也一样能够达到折射普遍性的那种艺术效果。既如此，笔者也就只能把黄德海自己的想法“置之度外”，遵从于自己的阅读感受，首先把这部别出心裁的《读书·读人·读物》看作是黄德海为金克木做的一个年谱：“我通读过出版的金克木先生作品，编过两本金先生的集子，反复提起过他的数篇文章。每当认识深入一点，产生的疑问也就多了一些。比如，金克木的自学几乎成了传奇，可他自学的方法是什么？比如，金克木曾有近三十年中断了学术工作，晚年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的原因何在？比如，很多人欣赏金克木的思想文章，为何至今没有一个哪怕简陋的年表？……这些比如经常在我脑子里回荡，大多数时间盘旋一下就过去了。”在这里，黄德海最起码传递出了两个方面的信息。其一，作为一位曾经而且还仍将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金克木迄今都未曾有一个“哪怕简陋”的年表，这是极不正常的一件事情。个中原因，或者是因为金克木思想的过分驳杂与艰深，也或者是因了金克木其人某种程度上的不合时宜。因此，在黄德海自己生活中“某件事”的直接触动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我能不能尽自己的微力试着解决其中的一个比如呢，比如来做一个编年录？尽管诸务多忧，事件被切碎成一块一块，也可以在块状的缝隙里一条一条写下去不是吗？”黄德海努力的具体结果，就是这部被他命名为“读书·读人·读物”的金克木编年录，其实也就是一部特色鲜明的金克木年谱。虽然其中很多地方都会涉及金克木的学术研究，但仅仅用学术二字却又绝对无法概括这部作为“异样标本”的作品。因此，与其说是金克木的学术年谱，反倒不如说是他的人生年谱更为恰切。因为此前从未有过此类作品，所以，黄德海此作填补空白的意义，也一目了然。其二，虽然是金克木年谱，但我们却一定不能忽视黄德海在后记中所特别强调的那几个“比如”。在我看来，这些个“比如”所充分凸显出的，正是年谱编撰者黄德海一种带有突出主体性的强烈问题意识。说实在话，很多时候，年谱也仅仅只是年谱而已，能够如同《读书·读人·读物》这样一部带有突出问题意识引领的年谱，虽不说绝无仅有，但也是非常少见的。从根本上说，黄德海此作的独有深度与别出心裁，全都与这些问题意识的引领紧密相关。更进一步说，在把这部《读书·读人·读物》看作金克木年谱的前提下，尽管很可能有违黄德海自己的初衷，但我却还是更愿意将其从文体的角度理解为一部特色鲜明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作为一部个性化特质突出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黄德海此作最根本的价值，或许就是通过金克木这一个案的深度展示与剖析，而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曲折心路历程有一种相对深入的透视与表现。

这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标题，很显然来自金克木发表于《读书》杂志1984年第4期上的一篇同名文章。这篇文章，用黄德海的评价，就是：“自陈少、懒、忘的读书经验，由此而推至读人、读物，思路跳荡，见解通透。”在这篇肯定并非随意写来的文章中，金克木立足于自己的人生经验，对读书一事做了相当精彩的阐释与解说：“我读书经验只有三个字：少、懒、忘。……读得少，忘得快，不耐烦用苦功，怕苦，总想读书自得其乐；真是不可救药。现在比以前还多了一点，却不能用一个字概括。这就是读书中无字的地方比有字的地方还多些。”“我读过的书远没有我听过的话多，因此我以为我的一点知识还是从听人说话来得多。其实读书也可以说是听古人、外国人、见不到面或见面而听不到他讲课的人的话。反过来，听话也可以说是一种读书。也许这可以叫‘读人’。”“我听过的话还没有我见过的东西多。我从那些东西也学了不少。可以说那也是书吧，也许这可以叫做‘读物’。物比人、比书都难读，它不会说话；不过它很可靠，假古董也是真东西。……物是书，符号也是书，人也是书，有字的和无字的也都是书，读书真是不易啊！”首先，如此一种特别的读书经验，恐怕只能够独属于金克木自己。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读书”，连同“读人”和“读物”在内，都被金克木看作是读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读书三种不同的境界或者状态。与此同时，金克木也还明确提出了“无字之书”的说法。有文字的地方，当然是书，这个很好理解。如果能够从另外那些没有文字的地方，也能读出更加丰富的思想内涵来，恐怕就是读书的另一种高远境界了。如此一个过程的完成，所充分依仗的，只能是阅读主体某种非同寻常的思维与联想能力。其实，依照我的理解，当黄德海把金克木这篇文章的标题征用为这部金克木编年录的标题的时候，很显然也还包含有与金克木自己的理解有所不同的内涵。这就是，倘若联系整体意义上这部金克木编年录，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还原“书”“人”和“物”的本义，那么，所谓的“读书”还是读书，是金克木作为一位知识分子的一种本质属性。而“读人”，就变成了金克木在其漫长的人生历程中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全部经历。至于“读物”，假如我们可以把“物”置换为人和物共同构成的“世界”，那么，所谓的“读物”，就可以被理解为金克木对自己置身于其间的社会与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从这个角度来看前面曾经提及过的“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如果我们把“有字之书”理解为各种书籍的话，那么“读人”（理解认识各色人等）与“读物”（理解认识社会与世界），也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所谓“无字之书”的一种阅读过程。很大程度上，只有以上书、人、物三个方面全都被包含在内，金克木的人生方才称得上完整。

阅读《读书·读人·读物》，有一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那就是，不只一个到访者注意到，晚年金克木在北大朗润园居所偌大的书房里，竟然空荡荡的，很难找到书的踪影。比如，钱文忠的回忆：“我第一次见金先生，是在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奉一位同学转达的金先生命我前去的口谕，到朗润湖畔的十三公寓晋谒的。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在东语系的一个杂志上写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万言的论印度六派哲学的文章。不知怎么，金先生居然看到了。去了以后，在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的房间里（这在北大是颇为奇怪的）甫一落座，还没容我以后辈学生之礼请安问好，金先生就对着我这个初次见面还不到二十岁的学生，就我的烂文章，滔滔不绝地一个人讲了两个多小时。”一个是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前辈先生，一个是初出茅庐刚刚入学不久的青年学子，前者竟然不管不顾地给后者滔滔不绝地主动讲授两个多小时，一方面，固然说明金克木早已渗入骨髓的平等意识，另一方面，却也说明钱文忠的孺子可教。如果不是早已凭文章认定钱文忠是一位可造之才，狂狷如金克木者，又怎么可能面对他一个人滔滔不绝两个多小时呢？同样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那个“没有一本书的客厅应该也兼书房”。比如，李庆西的回忆：“扬之水丽雅带我去见金克木先生，骑着自行车，从东城骑到海淀。金先生住北大朗润园，家里房子好大，却空空荡荡，连个书架都没有（一点不像大学者的居室）。当时就奇怪，没好意思问。”李庆西之所以能够对金克木那空空荡荡的大书房留下深刻印象，很显然是因为如此一种情形，太出乎他的预想。之所以没有书架，关键在于无书可放。这样鼎鼎大名的学者，他的书房怎么可以空空荡荡呢？正因为有钱文忠和李庆西他们两位的回忆互为印证，所以，晚年金克木的朗润园居所里几乎难觅书的踪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一种事实。如此情形，无论如何都会让我们大跌眼镜，甚至会让我们感到有那么一点点无所适从。一个关键的问题是，难道我们真的可以由金克木书房的空荡荡情形而进一步确证他自己在《读书·读人·读物》那篇文章中强调读书经验时的所谓“少、懒、忘”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晚年金克木的书房里之所以总是空空荡荡，主要因为从某种角度说，到这个时候的他，书早已读完了（请注意，金克木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干脆就被他自己径直命名为《“书读完了”》。一方面，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读完，但在另一方面，倘若按照金克木的理解，书又是可以“读完”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书的某种理解与界定：“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我想，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础。”既然存在着“不依附”其他的必读书，那么，阅读者一旦把这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忽视的必读书读完，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书读完了”）。当然，书在理论上可以被“读完”，与金克木晚年书房里的空空荡荡，并不能简单地画等号。尽管如此，我们却也不能简单地因为金克木晚年书房的空荡程度而否定他事实上的学富五车。只要我们认真回顾一下金克木的曲折人生历程，就不难发现，某种程度上，对金克木来说，他的书或许早在1912—1945年的所谓“学习时代”期间就已经全部“读完”了。

一方面，由于金克木出生于一个拥有读书传统的官宦人家，另一方面，却也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潜在观念影响有关，金克木小小年纪就开始了他那至今看起来都特别令人惊艳、咋舌的读书生涯。金克木最早的发蒙老师，是他的大嫂：“严格说，正式教我说话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大嫂。我不满三足岁，她给我‘发蒙’，教我认字、念书，实际上是教我说话。”从三岁开始，他就以背诵《三字经》的方式开始认字了：“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识的学习从三岁开始。学说话的老师是从母亲到大嫂，学读书的老师是从大嫂到三哥。读书也是说话，当大嫂教我第一个字‘人’和第一句话‘人之初’时，我学习了读书，也学习了说话。”但仅有大嫂是不够的，“在他念了一段书以后，上新学堂的三哥认为这样死背书不行，买了一盒‘字块’给他。一张张方块纸，正面是字，背面是画。有些字他认得，有些字认不得，三哥便抽空教他。他很快念完了一包，三哥又给他买一包来。”就这样，时间不长，仅只是到了5岁的时候，金克木就已经念完了《三字经》和一大盒“字块”，只是还“不会写字，不会讲”。到了下一个年头，金克木的学习视野就进一步扩大了。先是“三哥奉大哥之命教读书，以《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龙文鞭影》不适合做儿童读物，教读商务版《国文教科书》。”金克木6岁的时候，是1917年，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他能够接触到商务版的《国文教科书》应该说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情。这一套《国文教科书》“可能是戊戌变法后商务印书馆编的第一套新式教科书，书名题字下是‘海盐张元济题’。书中文体当然是文言，还很深，进度也快，可是每课不长，还有插图。”我们都知道，如果着眼于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金克木的幼年时期，恰好是中国由传统的私塾教育向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转型的初始时期。更多地取决于三哥的开明，小小年纪的金克木能够得以开风气之先地直接接触到这一套商务印书馆的新式教科书，真正称得上是三生有幸。一个人精神底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他幼年时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紧密相关。金克木学贯中西的最早被赋形，恐怕就是他6岁时对商务版《国文教科书》的学习。能够与三哥的教育理念相媲美的，还有在那时身为一家之主的大哥。那是在金克木7岁的时候：“大哥临行，嘱咐读书及相关事宜。‘趁记性好，把《四书》念完就念《五经》，先不必讲，背会了再说，长大了，记性一差，再背就来不及了。……到十岁再念诗词歌赋、古文，开讲也可以早些。《诗》《书》《易》《礼》《春秋左传》，只要背，先不讲，讲也不懂。这些书烂熟在肚子里，一辈子都有用。’”“十岁以后念点古文、唐诗、《纲鉴》。现在世道变了，没有旧学不行，单靠旧学也不行。十岁前后，旧学要接着学，还要从头学新学。”“头一条是要把书念好，然后才能跟你三哥同大嫂学那些‘杂学’。那是不能当饭吃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视的一点是，也正是在他7岁的时候，通过三哥，金克木最早开始接触学习英文：“跟三哥学英文，有所感：‘我读了几本古书以后就学英文，由哥哥照他学习时的老方法教。’”由于在这个过程中不得不接触英文语法，金克木竟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感觉，竟然由英文的学习而联想到了中西冲突问题：“英国人的脑袋这么不通，怎么能把中国人打得上吐下泻？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到了下一年，等到金克木8岁的时候，他的阅读视野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先是各种“闲书”被发现：“助大嫂理书，见《天雨花》《笔生花》《玉钏缘》《再生缘》《义妖传》（《白蛇传》）等，并见《六也曲谱》及棋谱《桃花泉弈谱》《弈理指归图》等。大嫂有言。‘念书人不光是要读圣贤书，还要学一点琴棋书画。……圣贤书要照着学，这些书不要照着学；学不得，学了就变坏了。不知道又不行。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坏人，要学做好人，又要知道坏人。不知道就不会防备。’”与这一批“闲书”的被发现紧密相关的一点是，到了稍后一些，也即他10～14岁期间，金克木曾经以速读的方式大量阅读各种古典小说：“家长另有一个小小的藏书箱子，里面全是小说，大半是石印的小字本（叫‘刀头本子’），也有大本子，也有木版印的，什么都有，有全有不全。《三国》《水浒》《西游》等这时才看到。他那时大半能看懂，可是傍晚偷偷去看，眼睛吃了大亏。”具体来说，金克木的快速看书“这一习惯是由于偷偷看书怕被发现而来的。尽管是正经书，也不许私自动，所以非赶快翻看不行”。与这一批“闲书”的被发现差不多同时，对金克木的精神成长更为关键的一点，是他在家中对一批西方典籍不期然间的发现：“在另一箱里，叫《富强斋丛书》，里面开头就讲电学。其中有个书名很奇怪，叫《汽机必以》（就是现在的‘手册’）。这是‘格致书院’出版的。还有一套字同样小得不得了的大部书是《皇清经解》。有一箱子里有一些洋纸大字两面印的新书，都印着‘作新社藏版’，是在日本横滨印的。还有一批《新民丛报》（梁启超编），一套《不忍杂志》（康有为编）又有梁启超的大部书《饮冰室文集》。还夹着小本石印书，题目是：《劝告国民爱国说》《劝告妇女放足说》，都是白话的。有一本铅印线装书，长长的，封面上三个大字：《天演论》，下署‘侯官严复’。……忽然在夹缝中找出一本不大不小的铅印书，题为《巴黎茶花女遗事》，署名‘泠红生译述’。他翻看了一下，觉得文章很好，可是不懂讲的是什么事，茶花女为什么要死。这同他看《天演论》一开头说‘赫胥黎独坐一室之中……’一样，有趣，却不知说的什么。更不知道他已经接触到了当时两大译家：严复、林纾。他觉得这些洋人跟中国人很不一样。”以上林林总总，黄德海为我们所形象展示出的，正是金克木10岁前的基本阅读情况。看一看金克木的当年，想一想我们自己在10岁前的所谓“阅读学习”情形，端的是好不愧煞人也。说实在话，我们在同一个年龄段的阅读学习，较之于20世纪初叶的金克木，可以说连九牛一毛都不如。

到了9岁，也即1920年的时候，金克木告别了学龄前儿童阶段，开始随同三哥，进入安徽寿县第一小学上学。由于国文程度够得上四年级，但算数程度只是够得上一年级的缘故，金克木被校长安排到了二年级。年级的安排合理与否且不说，需要引起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点，是那个年代的小说课程设计。根据金克木自己在《比较文化论集》自序中的回忆：“上小学后，‘国文’老师倪先生教五、六年级时就不用课本而自己选文印给我们念：从《史记》的《鸿门宴》到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从李后主的词到《老残游记》的《大明湖》，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都要我们背诵并讲解。教‘手工’‘图画’‘书法’三门课的傅先生会写一笔《灵飞经》体小楷，会画扇面，会做小泥人、剪纸等玩意儿，经常为我的勉强及格而叹气。还上‘园艺’课，种粮、种菜、种花；有时还在野地里上‘自然’课。每年植树节要植树。‘音乐’课教简谱和五线谱，甚至告诉我们‘工尺上四合’中国乐谱；教弹风琴，吹笛子。这些我也只能勉强及格。‘体育’课有哑铃操和踢足球，还教排队、吹‘洋号’、打‘洋鼓’、学进行曲（当时谱子是从日本来的，译名‘大马司’等）。小学也有‘英文’课，不讲文法，只教读书识字，同教中国语文几乎一样。第一课教三个字母，拼成一个字‘太阳’。后来还教‘国际音标’。‘算术’虽有课本，老师也不照教，从《笔算数学》等书里找许多‘四则’难题给我们做，毕业前竟然把代数、几何的起码常识也讲了。老师们都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全填塞给我们。‘历史’课有‘自习书’；‘地理’课要填‘暗射地图’。校长陈先生……不教课本，好像是在历史课和地理课的知识上加注解，并且讲《申报》《新闻报》上的时事。每星期六的‘周会’上，除讲故事、唱歌、游戏外，还练习‘演说’，像是‘公民’课的实习。在一个现在也还不通火车的县城里，那时全城也没有多少人订上海的报纸和杂志，但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少年》杂志和《小说世界》等，甚至旧书如康有为编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还有陈独秀编的《新青年》等的散本，却都可以见到，总有人把这些书传来传去。这小县城的一所小学成了新旧中外文化冲激出来的一个漩涡。年轻的教员都没有上过大学，但对新事物的反应很快，甚至还在我们班上试行过几天‘道尔顿制’（一种外国传来的学生自学教员辅导的上课方式）。”请原谅我一字不落地摘引了金克木自序中的这么一段回忆文字，不如此就无法完整而真实地呈现金克木当年所就读的寿县那所第一小学的课程设计全貌。只要两相对照一下，我们当下时代与金克木那个时代小学教育方面的差异，就已经一目了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小学阶段，“国文”和“算术”老师，居然就可以彻底摆脱所谓教材的束缚与羁绊，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自编教材的方式进行授课。如此一种“自由”情形，于今想来，在强烈感叹不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的确只能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了。

但请注意，以上还并不是金克木在其小学阶段所接受教育的全部。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之外，尚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因为结识了同学的哥哥，阅读视野原本就非常阔大的金克木，更是开阔了其阅读视野：“（按同学哥哥）这里桌上的书差不多都是我没见过的。有的连书名也不懂。例如马君武译的《赫克尔一元哲学》又名《宇宙之谜》。……于是我凭空得到了一个新图书馆。不懂什么叫‘一元哲学’，还是从小说看起。先看《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摘编的小本《文库》。还有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可惜他的小说很少。……他有不少心理学书。多次说，心理学是常识，每人都得懂一点。他让我先看陈大齐的《心理学大纲》，说是可以由此入门。他说这书是偏向构造派的，以后再看机能派的，然后看那本《行为主义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放到最后。还有杜威的《思维术》，暂时不必看。”小小年纪的小学生便要接触高深的哲学、心理学，如此一种情形，即使放到现在，也无论如何都不可思议。第二，“始得思维之乐”。因为受到哥哥用铜钱占卜的影响，金克木不仅对“六壬”产生强烈兴趣，而且还别有所悟：“这不但锻炼记忆，而且要求心中记住各种条件，不但排列组合，还得判明结构关系，解说意义，认清条件的轻重主次及各种变化，不可执一而断。我这时才想到，古来哲学家演易卦还是锻炼思维能力，和下围棋及做数学题是一个道理。对兵家还有实用价值。”第三，“始知数学之妙”：“看到一次方程式所做例题，我大吃一惊。原来‘四则难题’一列成方程式就可以只凭共识不必费力思考便得出答案。……看到方程式能这么轻易解答算术难题，那一刻我惊呆了。惊奇立刻变成一阵欢乐。是我自己发现的，不是别人教的，才那么高兴吧？”第四，更进一步地，等到小学毕业的时候，他不仅读到了一本《混合算学教科书》，而且还特别注意到了其中的“格兰弗线”。一般情况下，初中数学课的讲授程序应该是代数、几何、三角顺序而来，但这部教科书却“打乱了规定次序混合教”。归根到底，“这书是用高中才能学习的解析几何原理来讲初中数学。”在初中还没有上的时候，便抢先接触到了高中才要学习的解析几何知识，金克木学习突出的超前性，于此即可见一斑。

15岁，金克木虽然已经小学毕业，但却依然痴迷于阅读和学习，曾经一度师从私塾的陈夫子接受传统训练。这期间，除了学习《书经》《礼记》《左绣》《易经》等古代典籍之外，最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他的读《马氏文通》而有所悟。一开始，倍觉难懂，但后来，他“灵机一动，明白过来。是先有《史记》，后有《文通》，不是司马迁照《文通》做文章，是马氏照《史记》作解说。懂了古文看文法，很有意思。不懂古文看文法，照旧不懂。人遵守生理学法则，生理学造不出人来。人在先，研究人的学在后。这样一开窍，就用在学英文上。不用文法学英文，反用英文学文法。不管讲的是什么，不问怎么变化的规则，只当英国人讲的一句话，照样会讲了再记规则。说话认识字在先，讲道理在后。懂了道理更容易记。学文法先背例句，后背规则，把规则也当作一句话先背后讲。把外文当古文念，果然顺利多了。……以后我学什么文也用这种颠倒法。”不管怎么说，金克木阅读《马氏文通》并“有所悟”的这一段经历，对于我们有着强烈的启示意义。金克木的“有所悟”，很显然意味着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已经找到了某种方法论的东西。我们注意到，黄德海在后记中，曾经特别强调：“更重要的是，随着写作的深入，金克木独特的学习和思考方式逐渐聚拢为一个整体，玲珑剔透又变化多端，我从中感到的鼓舞远远大于沮丧。或许没有什么比惊奇更为吸引人，或许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自己的‘格式塔’（gestalt，完形），反正最终，差不多就这样完成了。”如果说金克木在其长期的阅读和学习过程中的确形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方式”，那么，阅读《马氏文通》时的“有所悟”，就可以被看作是独属于他自己的“学习和思考方式”之始。

请原谅我用如此大的篇幅来介绍探讨少年金克木一直到小学毕业时的阅读学习情况，倘若不如此，我们就不仅难以理解晚年金克木的书房为什么尽管空空荡荡，但他却总显得学富五车这样一个重要问题，而且也无法理解金克木到底是怎样“炼”成的。从根本上说，正是依仗于金克木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广泛涉猎中外古今的各种典籍，打下了扎扎实实的阅读基础，才会有那个知识构成特别驳杂丰富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最终养成。遗憾之处在于，等到1930年，时年19岁的金克木迫切地想要上大学的时候，他却因为经济来源中断而永远地失去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这一点，他在晚年时曾经专门对相知甚深的《读书》编辑扬之水有所提及：“（三哥）把地卖了八百块钱，只给了他一百，余皆抽了大烟，而原说定（大概是其父临终时吧【按此为分家时的决定，而也不确切，参前文】），大哥负抚养之责，二哥为其娶妻，三哥则供其读书。‘当初若是供我上了大学，今天也就不是这样了！’……看来没能取得文凭是先生终身遗憾。”无论是从日常心理揣度，抑或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因三哥贪占了七百块钱而致使金克木未能如愿以偿地接受大学科班教育，乃是他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释怀的一个精神情结。依照常理推断，既然没有上过大学的金克木尚且取得了这么突出的学术成就，假若他上了大学，接受了大学的科班教育，那肯定会如虎添翼，肯定会取得较之于实际更高的学术成就（正如他二哥后来告诉他的：“假如对他说是‘倾家荡产’的款子，能交给他上学，说不定他能实行方的建议。按补习一年，弄到高中文凭，然后考上国立大学。那么一来，也许他的一生就会是另一番境况了。”）但，这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可能。认真想一想，或许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假若金克木真的按部就班地上了大学，依照常规接受了大学的科班教育，其最终结果恐怕也未必就一定能企及或者说超越金克木的现实学术成就。

关键的问题是，正如同历史无法被假设一样，金克木的人生也无法被假设。因此，在这里，我们也只能够就金克木的现实人生历程而展开相应的讨论。一种现实的情况是，从1930年，金克木19岁的时候，仅仅拥有小学文凭的他，就已经开始了自己一个人在北京（主要是北京）单枪匹马的漂泊人生。在青年金克木的“京漂”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那兴趣与涉猎均极为广泛的自学人生。且让我们看一下他19岁那一年在北京的自学状况：“徘徊于大学门外，上‘家庭大学’。‘大学的门进不去，却不妨碍上另一种大学。……过不了几天，青年A（即金克木）便自封为‘马路巡阅使’，出门去走街串巷了。”那么，青年金克木到底是怎么样“走街串巷”的呢？一是“读报”，二是进入位于头发胡同的市立公共图书馆：“我忽然发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有市立的公共图书馆，便走了进去。……馆中书不多，但足够我看的。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正是在这里，金克木有幸很早就接触到了简直“不知所云”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三是进入“私人教授英文”处，学习《阿狄生文报捃华》：“教学变成了讨论。讨论又发展为谈论。从文体风格、社会风俗到思想感情，从英国到中国，从18世纪到现代，越谈越起劲，最后竟由教学发展到了聊天，每次都超过了一小时。甚至他要走，老师还留她再谈一会儿。”四是进入“私人教授世界语”处，“由张佩苍至蔡方选，辗转获教。金克木对世界语的兴趣，最早萌生于他18岁的时候。用他自己很久之后在《比较文化论集》自序中的说法，就是：我在小学毕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想从这不属于哪一国的语言知道一些小国、弱国如波兰（世界语创造者的故乡）的情况。同时也没有忘记追问那些大国、强国的人是怎么回事。”从这个时候起始，一直到1950年金克木39岁时，“参加第三次世界语座谈会”，先后两次“参加首都世界语者集会”“参加首届初级世界语讲习班开学典礼”“参加柴门霍夫博士九十一岁诞辰纪念仪式”等一系列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金克木最起码终其大半生都对世界语保持了强烈的兴趣。从他曾经长期热衷于世界语的学习和推广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金克木看作是一位立场比较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五是由张佩苍介绍至中山堂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正是在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他第一次看见伦敦泰晤士报，字那么小，有那么多张。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六是“逛旧书店和旧书摊”：“他还进了一所更加不像样的大学，那就是旧书店和书摊子。他常去站在那里一本本翻阅。”七是，“蔡时济暂至外城教小学，因经济困难搬入便宜公寓。结识外乡朋友王克非，带入大学旁听，开始‘课堂巡礼’。”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几所大学都是私立大学：“教员不管，听课的学生越多，他的名气越大；没人听课，他的饭碗就成问题了。学校的本钱是文凭。你不要文凭光上课，是给它捧场，又坐不坏它的椅子。上课的学生越多，越证明学校办得好，热热闹闹，更能招揽学生，便于筹经费。这些大学只怕学生不上课，不怕不是学生来上课。”八是“至民国大学，听教育学、国文、公共英文和专业英文，复听生理心理学、德文、法文课。”九是“至中国大学，听俄文、英国文学史、英文课”：“他利用停顿时机串起来联想，注意了几个听懂的专名，才明白过来，原来她是在讲英国的人情风俗。随后她又说了一个小故事，还加上点评注。发现了话题，就容易懂了。能联贯，也能预测下句。好比幼时读《孟子》，知道了‘章旨’，便能弄清‘节旨’。随后就能一句一句由自己去连贯起来，进入教师的思想线路，和她一同前进。”十是“至北京师范大学，听外国人教英文课，窗外听钱玄同、黎锦熙课”。先是钱玄同：“想听听名教授的课，却不敢进课堂。只在窗外望了望钱玄同教授。他是个身材不高的戴眼镜的胖子。桌上放着旧皮包，这使他想起《呐喊》序中说的‘金心异’。想到这是促使鲁迅写作的人，肃然起敬。”再是黎锦熙：“他同样在窗外听了黎锦熙教授的课。个子稍高些，讲话很慢，讲‘比较文法’。”十一是“旁听熊佛西戏剧理论课”：“讲的内容很充实生动，多半是讲外国，也讲中国。有时夹点英文。理论讲得不多，实际例证讲得不少，而且边说边演，给人印象很深，却复述不出核心内容。”十二是“再读屠格涅夫”。金克木最早接触屠格涅夫的小说，是15岁小学毕业前后的事情。这里之所以会专门再次阅读屠格涅夫的小说，可见他对屠氏作品的喜欢程度。更进一步说，屠氏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和思想，曾经对金克木的现实人生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最著名的一部长篇小说是《父与子》。我先看了耿济之从俄文译出的本子，后来又从蔡方选先生借来世界语的译本再看一遍，算是自以为看懂了，大受震动，对主角巴扎罗夫发生无穷感慨。屠格涅夫创造了‘虚无主义’一词。这个人就是虚无主义者，不信传统，信科学，和父亲一辈的旧思想决裂，终于陷入悲剧结果，令读者又丧气又愤慨。”除了以上种种阅读和学习的情形外，这一年，后来成为优秀诗人的金克木，也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尝试写小说。他最早创作完成的两个短篇小说，分别是篇幅两三千字的《雨》和四五千字的《此中人语》。各位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即使金克木当年能够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接受科班教育，他要想如以上所列，仅仅在19岁的一年时间，就这么广泛深入地涉猎学习如此之多的知识领域，恐怕也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事实上，从19岁的1930年，到26岁1937年因全面抗战事发后的被迫离开，金克木在北京度过的以自学为主的“大学”时光，对金克木之所以会最终成为金克木，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首先，在此期间，他先后得以聆听章太炎、胡适、鲁迅等一代宗师的演讲。演讲的具体内容某种意义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现场的感受与此后长时间内不自觉的潜移默化。其次，在此前粗浅接触外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各种外文的习得与掌握。如1932年的“读英文报纸《华北明星》，领会英语新闻写法。”“读完英文原本《威克斐牧师传》，探英文奥妙。”1933年的“暑期，回北平。至北大听德文、日文、法文课。”“听邵可侣法语课，建议去听二年级课。”1934年的“春，听邵可侣二年级法语课，结识沙鸥，初见‘保险朋友’”。“结识习世界语者杨克（杨景梅）、吴山（安偶生，Elpin）。”金克木对多种外语的熟练掌握，就是在这个时期。再次，借助于各种机会，先后结识了一批文学和学术界的朋友。1932年，“写新诗，寄往杂志，遥识戴望舒、施蛰存。”1933年底，“施蛰存写信介绍，得识徐迟。”1934年，结识沙鸥。“替邵可侣居间联络茶会，结识吴宓。”“结识朱锡侯等。”“在法文会上认识了朱锡侯以后，又由他认识周麟，还认识了贾植之，就是贾芝。”1935年，“结识邓广铭，成为学术指路人。”“结识杨周翰。”“经沈仲章推荐，随穆天民学‘新疆话’，得识罗常培。”1936年，“因邓广铭，结识傅乐焕、张政烺。”以上各位，不仅均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一时之选，而且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金克木自己的命运。第四，作为诗人和学者的金克木，也是在这个时候起步，开始崭露头角的。由于先后结识了戴望舒、施蛰存、徐迟等几位诗人，金克木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结果是几首诗在当时唯一能继续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上刊登出来。”“施蛰存……写来一封信，说戴望舒和他均看了我的诗歌，很欣赏。”从这个时候起始，金克木的新诗就陆陆续续发表在了《现代》杂志。等到1936年，年仅25岁的金克木，就已经在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了诗集《蝙蝠集》。与诗歌创作相比较，金克木这个时期更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学术研究上的成绩突出。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处，就是他的撰文与周作人商榷：“邓（指邓广铭）约写文，作《为载道辩》，刊1935年12月5日《益世报·读书周刊》。详解‘言志’和‘载道’内涵，分剖周作人及其弟子文章，认为不可能完全做到毫不‘载道’的‘言志’，提倡、制造的‘言志’，早已非是。”依照金克木的记述，这一事件的大概过程是：“‘周作人演讲，邓恭三（按邓广铭字）笔记’的《中国新文学源流》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周提出‘言志’和‘载道’的对立，提倡晚明小品。……其实依我看，‘言志’仍是‘载道’，不过是以此道对彼道而已，实际是兄弟之争。他叫我写成文章看看，我知道他又借此约稿，便说，写也是白费力，你能登？他说：‘你写，我就发，只看你怎么写。’于是我写出了《为载道辩》，将近万言，没署笔名，交给他。话虽说得婉转，对周仍是有点不敬，以为不会发表。可是全文登出来了，一字未改，占了整整一期。我没问他，毛子水主编和周作人对此文有什么意见。后来见面时他笑着说：‘朱自清以为那篇文是毛子水写的。每月照例由毛出面用编辑费请客，四个编辑也参加。朱来了，对毛说，他猜出了那个笔名。五行金生水，所以金就是水。当然毛做了解释，说那不是笔名，是一个年轻人。’”“这可以说是我发表大文章的‘开笔’。”当时的周作人已经是能够号令学界的领袖级人物，年仅24岁的金克木，竟然能够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撰写文章与周氏进行商榷，一方面，凸显出那个时代学术风气的宽容与自由，另一方面则也充分显示出了青年金克木过人的才华和识见。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把诗人和学者金克木归类于文科中人，但谁知，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气质突出的文科学者，竟然会对天文学也产生非常浓郁的兴趣，而且也还有所成就。他最早对天文学发生兴趣，是在1933年，22岁的时候：“读沙玄文章，迷上天文学。”“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图书馆借书看。”正因为如此，也才有了金克木1936年时对天文学著作《流转的星辰》的翻译介绍。在朋友的帮助下，他的译稿不仅很快由中华书局出版，而且得到了两百元版税。以至于，那时的金克木，甚至以为仅凭出卖译稿就可以维持生计了。能不能维持生计且不必说，一位明显不过的文科生，竟然可以如此之深地涉足天文学领域，金克木知识的广博程度于此亦可见一斑。

提及金克木那带有传奇色彩的自学生涯，抗战期间他在印度的那一段经历，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1942年，31岁的金克木在印度开始比较深入地接触印度文化：“稍见印度文化内情”“（按陆扬语）金克木40年代在印度求学三年，接受的几乎是私塾式教育，而且当时印度恰恰是从殖民地转变成独立国家的转折时期，他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真正进入了印度文化的核心，因此他更注重研究文化，尤其注重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略窥中、欧、印哲学门径，有‘三作’”；“《壬午春作》……自注：‘太平洋大战起后致力于读印度古今文及哲学书，故此诗多用佛语，但末两句仍近道家言。哭穷途者阮籍也。’《枕上作》有云，‘难遣人间意，安知天地心’，自注谓：‘是时略知中、欧、印三方哲学思想，兼感时事，未能忘情，彷徨歧路，故作此诗。’《壬午秋作》自注：‘读欧阳竟无文知其说涅槃于中庸，糅合儒佛，因试作此诗。’”等到下一年，金克木32岁的时候，“入加尔各答帝国图书馆，始学梵文。”“史氏的《佛教逻辑》和欧阳的《藏要》诸序是将我引向佛学之门的。由此，我才能略懂曾在哈佛大学及列宁格勒大学任教授晚年到鹿野苑隐居的印度憍赏弥居士的指教，对佛藏与佛教实际以及梵语和梵学稍窥门径。”“此后我逐渐又明白了要由律判教。我读了史彻巴茨基的书发现了从欧通印的哲学之路。于是以佛教哲学发展为中心而寻印度哲学思想历史轨迹，以印度为枢纽而寻中国和欧美日本的思想途径的相通和相异。”方法论的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当金克木开始产生以上思想的时候，他的确已经在摸索比较文化研究的路径上寻找到了方向性启示。他后来能够在这一方面有很大成就，能够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印度文化研究以及东方学研究大师，这个时候的所谓“略窥门径”，其实构成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这期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鹿野苑追随憍赏弥居士时的学习精进情形：“适有天竺老居士隐居于此……昕夕讲论，愈析愈疑，愈疑愈析，忽东忽西，忽古忽今，亦佛亦非佛，大展心胸眼界。老人喟然叹曰：毕生所负‘债’（汉译为‘恩’）唯此为难‘偿’（汉译为‘报’），今得‘偿’矣。”在学习过程中，金克木他们竟然无意间找到了一种后来才在西方有所发展的研究思路：“当时我们是在做实验，没想到理论。到70年代末我看到二次大战后欧美日本的书才知道，这种依据文本，追查上下文，探索文体，破译符号，解析阐释层次等等是语言学和哲学的一种新发展，可应用于其他学科。”他们二人通力合作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习”或者说破解印度的《波你尼经》：“这经在印度已经被肢解成一些咒语式的难懂句子，本文只有少数学究照传统背诵讲解了。老居士早有宏愿要像他早年钻研佛经那样钻出这部文法经的奥秘，可惜没有‘外缘’助力，碰上我这个外国人，难得肯跟他进入这可能是死胡同的古书。”用金克木事后的追忆：“是他在给我讲梵语时提出试验‘左右夹攻’《波你尼经》，指导我和他一起试走他自己一直没有机缘尝试的途径。也是他提出对沙门的见解，更是他使我能亲见亲闻一位今之古人或古之今人，从而使佛教的和非佛教的，印度的和非印度的人展现在我面前。”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当年随同憍赏弥居士的一起修习梵文，肯定也就不会有金克木对印度文化的通透把握和理解。

当然，说到金克木的“学习时代”，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他和“保险朋友”之间可以说长达一生的精神知己关系。金克木最早得识“保险朋友”，是1934年他23岁的时候。那一年，在旁听邵可侣法语课的时候，他结识了“保险朋友”：“出课堂门，眼前一亮。年幼的同学Z女士（按即保险朋友）手拿着书正站在一边，对我望着，似笑非笑，一言不发。”随后，他就开始与“保险朋友”通信：“我写了一封法文信。简单几句问候和盼望开学再见，附带说我在教暑期夜班世界语，地点在师大。”具体来说，他们两人的相约做“保险朋友”，是在1935年的时候：“我下了决心。既然到了好像是总得有个女朋友的境地，那就交一交东京这个女同学做朋友吧。是好奇，也是忘不了她。于是写了信……又说，还是她这个通信朋友保险。……没多久就来了回信。……‘你只管把我当作保了险的朋友好了。’”“真是心花怒放。有了个保险的女朋友。一来是有一海之隔；二来是彼此处于两个世界，绝不会有一般男女朋友那种纠葛。我们做真正的朋友、纯粹的朋友，太妙了。不见面，只通信，不管身份、年龄、形貌、生活、社会关系，忘了一切，没有肉体的干扰，只有精神的交流，以心对心。太妙了。通信成为我的最大快乐。我不问她的生活，也不想象她是什么样子。甚至暗想她不如别人所说的美，而是有缺点，丑。”此后，与“保险朋友”的通信，就成了金克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就有了他们1938年在香港的那次见面夜谈：“这是一次特殊的谈话。她把信中不能讲的，也许是对别人都不能讲出来的，一件又一件向我倾吐。我也照样回报。从自己到别人，从过去到未来，从欢乐到悲哀，都谈到了。这是真实无虚的对话。我们的关系从此定下来了。没有盟，没有誓，只有心心相印。她有的是追她谈爱情谈婚姻的人，独独缺少真心朋友。那么，‘你没有朋友么？我就是。我来补这个缺，’她的话，我一生没有忘记。我的话，我一生没有改变。可惜的是，我太没用了。一丝一毫没有能帮助她解除烦恼。除了写信，还是写信。就是信，也常常引起她烦恼，甚至生气，可能还伤心。”正是在这次夜谈后，金克木专门作诗有记：“忽漫相逢已太迟，人生有恨两心知。同心结逐东流水，不作人间连理枝。”再往后，“保险朋友”干脆就出国去了欧洲：“居上饶，得保险朋友至瑞士消息，作《有感》《有忆》二首。‘遥怜日内瓦，难得夜明珠。’‘一夕伤心语，十年扑面尘。’自注谓：‘日内瓦’，已知卢君至瑞士。怀念卢君，不见不忘也。”既然彼此间有很深的感情，那金克木为什么坚决不肯和她结为“人间连理枝”呢？对此，金克木的挚友吴宓先生曾经有所表达和记述：“彼旋以诗中人卢希微小姐（Sylvie）之照片多枚示宓，而述其历史及心情。盖此小姐屡次曾对金倾心，而金之态度为‘我绝不与伊婚。让伊去嫁她的表兄。故上次伊自日内瓦来函，我复信云：我已死去。——我爱伊深至，为此爱作了这许多诗诉苦。而终不肯婚伊。这样做法，我正可维系着伊对我的爱情。我将随便娶一个能煮饭洗衣之太太，买一丫头来做太太，亦可。’”依照金克木对吴宓的说法，他对“保险朋友”的感情，实际上陷入了某种悖论的状态之中。越是爱她，便越是要远离她，越是不能和她进入世俗婚姻的状态之中。在这里，金克木所坚决恪守遵循的，似乎是婚姻为爱情的坟墓理念。正因为如此，他才会特别强调“我将随便娶一个能煮饭洗衣之太太，买一丫头来做太太，亦可。”我们都知道，到后来，成为金克木夫人的，是好朋友唐长孺的妹妹唐季雍。那已经是1948年，金克木37岁的时候：“5月22日，与唐季雍结婚，胡适证婚。”那么，金克木和唐季雍之间，到底有没有那种可以称之为真正爱情的东西呢？抑或她也仅仅只是“一个能煮饭洗衣之太太”？或许与找不到相关的实证材料有关，黄德海在《读书·读人·读物》中并没有做任何交代。又或者，没有做任何交代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暗示，也未可知。总之，不管怎么说都无法被忽略的一点是，金克木与“保险朋友”之间的精神或情感联系，甚至一直维持到了1993年，金克木82岁的时候。那一年5月，“保险朋友”去世：“前天才得到我的最好的女朋友的死讯。信中只说了年月日，没有说地点是在地球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不过这不要紧。死人的世界是超出时间空间普通三维四维概念的宇宙，是失去时地坐标的。要紧的是，死后以什么面目出现。若是离开人世时的形貌，我和她都已经是八十岁上下，鸡皮鹤发，相见有什么好？还不如彼此都在心目中想着两个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在一起谈笑，毫无忌惮。”依照常理，终其一生的好友去世，金克木应该倍感悲痛才对。但他的现实表现却很是有一点若无其事的样子。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庄子的“鼓盆而歌”。无论如何，由金克木与“保险朋友”所联想到的，乃是类似于林徽因和金岳霖他们之间的那种美好感情。很大程度上，如此一种能够穿越时空的美好情感的生成，与当时那样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时代土壤根本上的滋养之间，其实有着难以被剥离的内在关联。

从艺术结构上看，整部《读书·读人·读物》被黄德海切割为“学习时代”“为师时代”和“神游时代”三个部分。这三个不同时代所分别对应的，恰恰也就是金克木的青年、中年和晚年三个不同时期。倘若借用叙述学上的叙述速度的概念，“学习时代”的叙述速度最慢，对一年人事的叙述，用一页多一点的篇幅进行叙述。其次是“神游时代”，18个年头，占用了17页的文本篇幅，差不多是一年一页的速率。叙述速度最快的，是中间的“为师时代”，35年的时间，所占用的文本篇幅才只有19个页码。三个不同的时代，为什么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恐怕只能到不同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寻找。也因此，倘若说第一个时期，也即“学习时代”，黄德海试图回答的问题是金克木是怎样“炼成”的，那么，到了第二个时期，也即所谓“为师时代”，黄德海所试图回答的，就是金克木是怎么样“非”金克木化的。或者也可以说，黄德海所试图思考的核心问题，就是金克木为什么不是“金克木”，他是怎样被迫走到自己的反面的。

事实上，1946年，35岁的金克木离开印度回到中国的时候，很是一些踌躇满志，他准备在前半生打下的坚实基础上，主要利用在印度期间所习得的那些丰富知识，以在印度哲学思想研究和比较文化研究方面大展身手：“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直接资料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其实不见得，不过是少年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罢了。”心怀绝大抱负且不必说，关键的还有当时的学术空气的自由活泼：“与周煦良、唐长孺、程千帆、沈祖棻为友。”“这是新结识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属四系，彼此年龄不过相差一两岁，依长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程的夫人是以填词出名的诗人沈祖棻，也写过新诗和小说。她是中文系教授，不出来散步。但常参加四人闲谈。他们谈得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嬉笑诙谐。偶然一个人即景生情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珞珈山下在一起散步的四人教的是古典，而对于今俗都很注意，谈的并非全是雅事。……雅俗合参，古今并重，中外通行，是珞珈四友的共同点。其实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习惯。直到那时，在许多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中这并不是稀罕事，不足为奇。大学本来是‘所学者大’，没有‘小家子气’和‘行会习气’的意思吧？”与这种空前宽松自由的学术空气相匹配的，是只有小学文凭的“小学生”金克木能够一跃而成为中国顶级大学（先是武汉大学，后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此一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非常之举，也大约只有在那个特定时代才会发生。

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小学生”金克木终于成为大学教授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946年，几年后便被裹挟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81年即将退休，就整体而言，身为学者的金克木，其实并没有什么学术成绩可陈。这个时期的金克木，除了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做各种表态性的发言之外，剩下的就是或者对其他学者进行批判帮助，或者自己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接受思想改造了。

但请注意，即使在“为师时代”的政治风暴中金克木被迫斯文扫地的时候，他也与同时代的很多人不同，在一些问题上，也还能竭尽所能地有所坚持。比如，1958年47岁时关于《红楼梦》的一段议论：“路上谈起俞平伯先生整理的《八十回本红楼梦》，我说经过俞老的校订是书大概可以接近原貌了。金公立即反驳说：不然，我看《红楼梦》大可重新整理研究，比如书中第一回开头就说：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这些话似乎不像小说的正文，很可能是正文之外的评语，被抄书人抄混到正文里了。”必须承认，金克木的这种说法乃出自自己并非空穴来风的认真思考。果然，根据相关知情者的记载：“1975年，上海印出了胡适所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甲戌’本。金公所指出的上述一段文字，果然不在正文之内。）”虽然说《红楼梦》这一学术公案至今都不可能有定论，但金克木观点的学理性却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比如，1964年53岁时《梵语文学史》的出版：“本书是一九六〇年写出的讲义，一九六三年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曾于一九六四年印出，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梵语指的是古代印度通行的文言，包括比古典梵语更古的吠陀语。书中涉及的语言有和梵语关系密切的佛教南传经典所用的巴利语，还有佛教北传经典的一部分所用的雅俗合参的语言，但未能包括耆那教的一些经典和其他一些文献所用的俗语，只是提到几部俗语文学作品和耆那教经典概略。书中论述的时代是从古代印度有文学作品留下来的上古时期起，到大约十二世纪。”尤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金克木在该书的编写过程中对一些必要原则的“顽固”坚持：“这本书一望而知是依照当时的教科书规格和指导思想编写的。然而我没有放弃自己原先的原则，一是评介的作品我必须看过和读过，没看到的则从简；二是处处想到是中国人为中国人写，尽力不照抄外国人熟悉而中国人不熟悉的说法。因此我只能以语言为范围而且只能写梵语文学的古代部分。”诚所谓谨言慎行，即使在那个畸形时代，金克木依然守住了自己的学术底线。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那一年，年已67岁的金克木重新开始读书写作：“大约一九七八年之后，我才再到图书馆去公然看一点不是指定非看不可的书。许多年没有这样看书，从前学过的几乎全忘了，世上的新书和新学全不知道。无论中文书、外文书，看起来都似曾相识。我仿佛返老还童，又回到了六十年以前初读书的时代，什么书都想找来看看。”就这样，经过数年的转换和过度，等到他在1982年71岁时正式退休，伴随着“神游时代”的到来，曾经沉寂了太长时间的金克木，终于在学术上得到了真正爆发的时候。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他不幸去世的2000年，这十八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金克木学术上的“黄金时代”。假如说此前的那个“为师时代”是使得金克木不是金克木的一个历史时期，那么，这个“神游时代”就完全可以说是能够充分证明金克木还是金克木的一个历史时期。虽然只是短短的十八年时间，但金克木却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出版了大量具有鲜明创造性的学术著作。其中诸如《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集》《旧学新知集》《艺术科学丛谈》《文化的解说》《文化猎疑》《书城独白》《蜗角古今谈》《燕口拾泥》《风烛灰——思想的旋律》等，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此外，也还有诸如《旧巢痕》《难忘的影子》《天竺旧事》等回忆性的小说（或散文）作品行世。这些作品对我们更好地理解金克木其人，毫无疑问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时期的金克木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曾经提出过很多有创造性的独到见解。比如，关于印度文化的一些理解：“我讲印度的古代，心目中并没有忘记印度的现代，甚至我是为现代而追寻古代的，印度有‘古之古’和‘今之古’；可以由今溯古，也可以由古识今；古今之间有异中之同，又有同中之异。西方人论述印度文化也有各自的不同说法，都有其‘来龙去脉’，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对神话的别一种理解：“西方人以希腊神话为标准，以之解古印度神话，由此以为中国无神话。其实古希腊、印度神话皆零星散见，不过希腊、罗马古人组成系统故事，叙述较早，而中国的《山海经》《天问》等未得发挥。先民神话今日世界上正在有各种新阐释。我们亟须照古希腊人那样，将零星化为系统，加以叙述，以新观点作通俗化，不尽归之于野蛮、愚昧而抹杀。多年来承袭西方人旧说需要先列事实予以澄清。”再比如，关于传统的真知灼见：“金公首先问我：你说传统是什么？我一时答不出来。金公说：传统是指从古时一代又一代传到现代的文化传统。这个‘统’有种种形式的改变，但骨子里还是传下来的‘统’，而且不是属于个人的。……当然变了形象也有了区别，但仍有不变者在。这不能说是‘继承’。这是变化中传下来的，不随任何个人意志决定要继承或抛弃的。”以上这些有限的罗列之外，晚年金克木在学术上尚有创见多多，由于篇幅的缘故，这里不再一一叙说。

无论如何，在这部题名为《读书·读人·读物》的篇幅并不算大的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中，黄德海借助于通篇对金克木以及他人相关文字的广泛而得当的征引，既能够让读者充分领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大奇人金克木丰富的精神内涵与夺目的精神光彩，也能够在一种象征隐喻的层面上通过金克木这一个案而进一步挖掘表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便不能不对这一“异样标本”（黄德海语）给出相应的高度评价。

①④⑤ 黄德海《尝试成为非虚构成长小说》（后记），载《江南》杂志2021年第5期。

②③ 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词典》，第505、5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