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进美，张 烁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以智能手机、电脑等为终端的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爆发式增长，广大民众通过网络进行慈善捐赠热情高涨起来。2019年2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全年新增网民5 653万，互联网普及率为59.6%，较2017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1]，且手机网民在所有网民中的占比逐年增长，已达到98.6%。这些网民的存在为推动我国网络慈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异军突起的互联网又为网络慈善捐赠奠定了技术基础。但是，在网络慈善快速发展的同时，广大居民对其接受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居民积极参与其中，有的居民则质疑其安全性，甚至有的居民不赞同使用这种线上方式来开展慈善活动。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网络慈善发展，减弱了网络慈善优势，不利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因此，厘清当前广大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程度，既是网络慈善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经环节，也是社会发展和慈善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基于此，如何推动广大居民接受网络慈善捐赠并积极参与其中，成为本研究的立足点和目标之一。

随着网络慈善在社会大众面前越来越常见，有的居民开始接受它并参与其中，学界对其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且深度和广度也有所增强。关于网络慈善捐赠，现有研究对其界定并未完全统一，但是，网络慈善、网上公益、网络慈善捐赠、网络救助、网络募捐、电子公益、微公益等关键词在某一层面上表达着类似含义，且这些关键词在网络和期刊中都可搜索到。钟一彪[2]、徐家良等[3]在其研究中也均曾涉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界定网络慈善捐赠的迫切性。其实，网络慈善捐赠是近些年出现的，它是在传统慈善捐赠的基础上结合互联网这个新的互动平台而产生。广义网络慈善捐赠是指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的慈善捐赠行为，这里“利用互联网平台”可以出现在慈善捐赠的某一个阶段，比如，在微博、网页上发布募捐信息，或者通过互联网公布善款收支明细等；而慈善捐赠的其他流程仍通过传统方式实现。狭义网络慈善捐赠是指捐赠全过程都经由互联网实现的慈善捐赠行为，即慈善捐赠项目发起人通过网络媒体公布募捐信息，或者求助者通过网络媒体发布求助信息，慈善捐赠者通过网络途径了解到这些信息并通过网络支付方式进行捐赠，而受赠人通过网络接受善款并在后期提供善款的收支明细、反馈受助者状况。

随着网络慈善逐渐兴起，它显现出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甚至社会上出现了质疑网络慈善的声音，他们认为网络慈善恰好为网络诈骗提供了温床和可能[4-6]。可是，新生事物发展中经历曲折是不可避免的，网络慈善也一样，且网络慈善已经逐渐形成一些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运行模式，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7-8]。正如Jillbert[9]、曾庆香[10]等尝试探讨网络慈善捐赠，逐渐探索出网络慈善捐赠的运作机制。一个完整的网络慈善捐赠过程离不开广大网民参与，离不开对网民进行动员，离不开对募集善款进行妥善而科学的管理，离不开对整个慈善捐赠机制进行有效监管。

居民从接触网络慈善捐赠到接受它进而参与其中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受多种因素影响。有学者对500多篇文献进行综述后发现，影响慈善捐赠的因素主要有八个方面:意识到需要、被说服、权衡成本收益、利他主义、声誉、心理慰藉、价值、效果[11]。其实，学者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讨论影响慈善捐赠者决策的因素，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他们的视角更趋细致，如，蒋晶从心理因素与社会资本角度进行研究，指出网络慈善公信力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存在影响[12]；张银峰等专门指出慈善项目状况与网络慈善捐赠活动息息相关[13]；Sargent等注重分析现代互联网技术应用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存在的影响[14]；曲丽涛指出当前我国法律法规政策对网络慈善捐赠发展存在一定的障碍[15]。

综上所述，现有学者在研究网络慈善问题时已作出了较大的努力，研究视角和所取得成果也很丰富，但是，还未定量化揭示出网络慈善捐赠这个新事物呈现时居民对它的反应和接受程度，也没有解释居民在面对它时自身行为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恰恰为本研究提供了探索空间。同时，鉴于已有学者在其他领域运用过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并初步证明了其应用价值和适用性，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事实上，依托技术接受模型来探究广大网民对网络慈善的接受度或者拒绝度，找出可以影响捐赠者在接受或者拒绝网络慈善捐赠行为上的核心变量，有利于推动网络慈善捐赠发展。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为基础，在网络慈善捐赠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将技术接受模型拓展至网络慈善捐赠领域，既可以探讨其应用于网络慈善捐赠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又可以从本质上揭示广大居民对慈善捐赠的接受度状况，借此推动网络慈善捐赠成为有用的、易用的、安全的新型捐赠方式。

技术接受模型是学界公认的用于研究新技术、新系统接受度最优秀的理论模型。不管是借助它来研究信息技术使用[16]、不同技术准备的顾客类型[17]、不同国家公众对信息技术的反应[18]等，还是借助它探究网民使用互联网技术态度[19]、顾客使用网上银行[20-21]、网络购物意愿[22]、网络购物信任[23]、内科医生对医疗技术的接受[24]等，该理论都显现出较好的解释说服力。

技术接受模型是由Fred Davis于1986年在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的基础上发展提出的。该模型致力于分析各种因子对用户接受新技术、新产品或新服务的影响，将感知作为外部变量与态度变量间的重要中介过程，加入感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PU)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两个变量。关于各个变量的内涵，Davis认为感知有用性是指用户感知到新技术具有提升使用效果、为用户解决问题提供帮助等特点；感知易用性是指用户感知到新技术具有操作简单、使用方便、节约时间、降低使用难度和使用成本等特点[25]。技术接受模型—经提出就受到关注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用于探究态度改变、新技术接受等问题。

随着这一方面研究的不断开展，许多研究对技术接受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感知安全变量。感知安全性(PerceivedSafety，PS)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Bauer提出，他认为“感知安全性”是指“消费者购买使用行为所带来的内心对资金等的安全感知”[26]。由于网络环境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构建起来的虚拟沟通平台，它具有特殊性和限制性。这种虚拟环境所使用的网络软件很容易遭受到计算机病毒、黑客等攻击，且网络犯罪分子也可能借此发布网络虚假信息来行骗。当居民通过网络进行慈善捐赠时，有时也可能会面临个人信息外泄、账户资金被盗等风险。因此，加入感知安全性变量是对技术接受模型内涵的扩展和发展。

近几年，已有学者研究网络慈善捐赠接受问题，如刘关研究大学生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与网络自我效能、网络人际信任间关系问题[27]。网络慈善捐赠是借助互联网与慈善捐赠两个领域共同产生，属于慈善领域的新事物，因此，可以借助技术接受模型对不同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进行深入研究，推动网络慈善捐赠成为有用的、易用的、安全的新型捐赠方式。

在本研究中，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是指居民对多种网络慈善捐赠渠道、网络慈善捐赠方式、网络慈善捐赠类型等网络慈善活动的认可与接纳程度，主要体现在居民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有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安全性等三个层面，详见表1。其中，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有用性是指捐赠者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具有更快地筹集善款、更广泛地激发民众爱心等提升使用效果、帮助解决问题等优势；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是指捐赠者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具有方便快捷、省时省力、操作简单等降低使用难度的特点；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安全性是指捐赠者在实施网络慈善捐赠时所感受到的网络风险。

表1 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测量维度与指标

本研究主要调研辽宁省(沈阳市、抚顺市、葫芦岛市)、江苏省(南京市、徐州市、扬州市)、四川省(成都市、乐山市、眉山市)、广东省(广州市、惠州市、汕尾市)等四个省份共1 286名受访者。抽样时主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一是依据四个省份各自人口量、GDP总量、GDP人均量、公益慈善指数评比结果；二是根据东、中、西部划分和南北方地理位置不同，既有东部省份又有西部省份，既有北方省份又有南方省份；三是依据四个省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既要抽取省会城市，也要覆盖发达城市，还要抽取发展位次靠后的城市。抽样时按照人口规模成比例抽样原理，结合12个城市各自市区人口及其所属省份人口总量，各市拟抽取样本量＝各市人口数/该省份拟抽取三个城市的人口总数×该省份拟抽取总样本量(300人)，即应抽取1 202人。但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有的城市获取样本数量略大于计划数量，有的城市获取样本数量略少于计划数量，最终获取有效样本量共计1 286人。

三、不同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测算与差异化分析

人们对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等事物有一个认识、接受的过程，基于网络发展而日渐流行的网络慈善捐赠作为慈善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方式、新渠道，对很多人都是一个考验。那么，广大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的接受度和参与网络慈善捐赠的情况如何?

为了直观呈现各地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情况，本研究利用技术接受模型包含的三个指标重新拟合出一个新变量“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用以测量接受度水平:首先，对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有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安全性三个维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各个指标在所属维度上的因子载荷系数，依此作为各个指标的权重。其次，将受访者对各个指标的评分乘以各自的因子载荷系数，计算出该指标实际评分。再次，将乘以因子载荷系数后的各个指标相加，以获得该维度实际得分，即这三个维度分别是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有用性(感知有用性＝更多渠道*0.846+激发*0.753+更快地筹集钱*0.812)、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感知易用性＝方便快捷*0.791+信息传播*0.851+省时省力*0.866+随时随地*0.692)和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安全性(感知安全性＝伪造*0.689+曝光*0.721+支付手段*0.740+黑客*0.749)，它们共同反映当地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不同层面的接受度。其中，这些数字均为各指标的因子载荷系数，且各个系数的双尾检验P值均为0.000。最后，将新计算出的三个维度直接加和①在计算技术接受度总得分时，本研究曾经对“乘以因子载荷系数后的各个指标”进行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期得出感知网络慈善损赠易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损赠有用性和感知网络慈善损赠安全性三个新维度在技术接受度总变量上的各自贡献系数，即以此种方法构建时，技术接受度＝0.915*易用性总评分+0.841*有用性总评分+0.556*安全性总评分。但是，最终获取的技术接受度总得分在后文方差分析和各个城市技术接受度排名中没有凸显优点，反而致使有的结果无法解释。因此，本研究采用将新计算出的感知网络慈善损赠有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损赠易用性和感知网络慈善损赠安全性三个维度直接加总。，获得技术接受度总得分。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既可以计算出12个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的不同接受度指数，也可以计算出全国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总指数。各个城市中居民对三个维度评分情况见表2。

由表2可知，本研究已经在上文中计算出各个城市的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但是，如何来判定各个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水平高低呢?当前，我国已经举办五届城市公益慈善指数评比，并将其作为衡量一个城市公益慈善发展水平的指标，但是，这并不能直接衡量出各个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水平高低。因此，本研究对12个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以整数取值进行划分，将12个城市划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乐山、广州两个城市，其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大于34分；第二梯队包括南京、徐州、扬州、成都、眉山、惠州等6个城市，这些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大于33分，但低于34分；第三梯队包括抚顺、沈阳、葫芦岛、汕尾等4个城市，其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低于33分。这种梯队划分与当前公益慈善指数星级城市的评比有异曲同工之处，且根据该测算，发现处于高水平接受度的城市与我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测算结果可以相互印证。

表2 各个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的均值比较

为了观察各个城市中居民在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上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城市”为自变量，以“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但是在方差齐性检验时发现Levene统计值为3.605，其概率P值(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即样本方差不等，不满足进行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因此，采用克鲁斯凯-沃里斯H检验(Kruskal-Wallis Test)方法进行分析，此时仍以“城市”为自变量，以“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为因变量，得到Chi-Square统计量为22.261，自由度df为11，近似相伴概率(Asymp.Sig.)P值为0.022，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即认为不同城市的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不同。通过对12个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比较发现，从低到高依次为:抚顺、汕尾、沈阳、葫芦岛、南京、徐州、扬州、惠州、眉山、成都、广州、乐山等。

四、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存在较大差异，那么，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存在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是不同城市中居民具有的自身特征所致，还是其他状况所致?为此，本研究首先将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居民内在原因展开分析，然后深挖各个城市间存在差异的其他原因。

(一)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产生差异的内在原因

在本研究中，当以人口统计学因素为出发点，通过方差分析尝试探讨这些因素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影响时发现:一方面，年龄会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存在影响(Sig.＝0.008)，且以“25~34岁”年龄组为分界线呈现正态分布，即从“7~17岁”(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均值＝31.978)和“18~24岁”(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均值＝33.385)两个年龄组受访者的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逐渐增高，到“25~34岁”年龄组时呈现最高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均值＝33.903)；接下来，“35~40岁”和“41~65岁”两个年龄组受访者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的平均值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分别是33.738、32.490。

本研究还发现学历也会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产生影响。当以受访者“学历”为自变量，以“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时，由于对其进行方差齐性检验时发现Levene统计值为1.966，其概率P值(0.097)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即样本方差相等，满足进行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故进一步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学历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的F值为4.860，它对应的概率P值为0.001，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这个判断值，所以，本研究认为:不同学历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差异显著，见表3。一般而言，在经济社会发展越好的城市，高学历居民所占比重会越高，即高学历有助于提高他们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

表3 不同学历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同时，详细比较不同学历层次受访者对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有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安全性以及网络慈善捐赠总接受度评分发现:以受访者处于高中学历为分界点，随着学历升高，他们对上述四个变量的评分也在逐渐增加，尤其是研究生学历者在这四个方面的评分均最高，见图1，即他们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在提高。这充分说明了知识对一个人接受新技术的重要影响，而且他们接受新技术和新事物的能力也在提高。

图1 不同学历者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差异

综上所述，年龄和学历会对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存在影响，但是，职业、婚姻状况等并未对其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产生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网络慈善捐赠与传统慈善捐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它是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且年轻人和受教育水平高者对网络的认可度和使用度、安全度更高。网络慈善捐赠还打破了地域和职业界限，不管居民身属哪个群体，身处哪个地域，只要想捐赠就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同时，网络慈善捐赠是实现微公益的最典型形式，当居民参与网络慈善捐赠时，捐赠数额不受限制，可以避免因损赠数额太小而“尴尬”的局面。

同时，本研究发现:居民月收入并未对其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产生显著性影响，这可能是由于网络慈善捐赠对个人月收入的依赖度减少有关。当前，居民参与网络慈善捐赠的方式有很多，比如网络捐钱、运动捐步、蚂蚁森林等，前者属于线上捐赠和线下捐赠都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后两者是近几年兴起的网络慈善捐赠形式，不需要个人直接付出自己的财物，而是借助运动捐步、蚂蚁森林等形式间接捐赠爱心。本研究通过问卷数据分析发现:网络捐钱次数在0~10次的人数总占比达到98.3%；其余捐赠次数在11~100次之间，占比1.7%。同时，居民参与蚂蚁森林和运动捐步的总次数多集中于0~11次，总占比99.5%；其余捐赠次数占比0.5%。可见，不管是传统网络慈善捐赠形式还是新兴网络慈善捐赠形式，广大居民参与次数多以“小额”为主，这种“小”公益较常见且受居民欢迎。更重要的是，这种小额捐赠对捐赠者个人收入的要求降低，不管是高收入居民还是低收入居民，都可以轻而易举完成这种小额捐赠。可以说，由于网络环境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小”公益更容易实现，也更适宜网络慈善捐赠长期发展趋势，便于实现“聚沙成塔”。

(二)网络慈善捐赠自身优点引起不同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存在差异

为了揭示城市居民为何会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呈现不同差异，以“城市”为自变量，对居民关于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有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感知网络慈善捐赠安全性三个层面的感知差异进行深入挖掘，结果发现不同城市中居民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有显著性差异，居民普遍认为网络慈善捐赠与传统慈善捐赠相比会更省时省力。对“与传统慈善捐赠相比，网络慈善捐赠更省时省力”一题进行描述性分析发现，不同城市中居民对其评分均值从低到高分别是:抚顺(3.89)、南京(4.09)、徐州(4.11)、眉山(4.13)、葫芦岛(4.14)、沈阳(4.16)、扬州(4.16)、汕尾(4.18)、成都(4.27)、惠州(4.28)、乐山(4.41)、广州(4.45)。虽然数字差异很小①该题测量时采用1~5分来评分，即最高分是5分。，且除抚顺之外都在4分以上，但是它一定程度上说明很多居民已经积极参与过网络慈善捐赠，甚至多次参与过捐赠，网络慈善捐赠使用次数和使用人数较多，正是居民的捐赠经历使其切身感知网络慈善捐赠更省时省力。

网络慈善捐赠省时省力的优点会大大推动居民接受和使用网络慈善捐赠的方式。为了分析不同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省时省力优点认可度的差异，以“城市”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由于方差齐性检验时发现Levene统计值为1.631，其概率P值(0.084)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即样本方差相等，满足进行方差分析的前提条件，故进一步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省时省力认可度的F值为2.066，它对应的概率P值为0.020，远小于显著性水平0.05这个判断值，所以，研究认为不同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省时省力优点的认可度差异显著，见表4。

表4 不同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省时省力优点认可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调研1 286名居民的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不但计算出12个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分指数，还计算出全国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总指数，发现各个城市中居民在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年龄和学历会影响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而且不同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优点的接受度也存在差异。同时，本研究不但发现12个城市中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存在差异性，还发现不同城市中网络慈善发展状况各异，居民的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应当根据不同城市的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建议。

(二)建议

根据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一系列提高居民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的建议。

第一，结合不同城市中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立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网络慈善捐赠推动措施。作为增加个人和组织社会资本的方式之一[28]，网络慈善活动可以拓展传统线下慈善活动的参与范围，提高居民参与力度。因此，网络慈善在很多城市中越来越受到推崇。在本研究中，通过对12个城市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指数比较发现，指数从低到高依次为:抚顺、汕尾、沈阳、葫芦岛、南京、徐州、扬州、惠州、眉山、成都、广州、乐山，简言之，呈现出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好，则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越高”的趋势，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网络慈善捐赠离不开当地社会发展，也离不开当地构建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慈善环境。因此，应该搭建起当地居民认可的网络慈善捐赠平台，制定地方网络慈善发展规范，借助多种渠道和多种方式宣传网络慈善，推广更多更受欢迎的网络募捐项目。

第二，以网络慈善捐赠平台和网络慈善项目的有用性特点为吸引点，增强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的认同性，提高广大居民对网络慈善捐赠接受度。由于互联网具有无边界、传播广等优势，网络慈善能更大限度地汇聚社会爱心，凝聚社会救助力量。一方面，互联网为居民个人参加网络慈善捐赠提供了可能性，以“掌上捐赠”和“掌上募捐”为代表的网络慈善成为主要慈善方式之一，可以说，网络与慈善相搭配，能够迸发出惊人能量。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慈善的涵盖面越来越广，其参与者也越来越多。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2019年9月21日发布的《中国慈善捐赠报告》显示，在2018年，以个人捐赠为主的网络募捐总量继续提高，仅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2018年共募款31.7亿元，较2017年增长了26.8%[29]。因此，要继续充分宣传并利用好网络慈善捐赠这种方式，在符合法律法规范围内最大化发挥网络慈善捐赠的效用。

第三，以网络慈善捐赠易用性为出发点，号召“人人可慈善，人人能慈善，时时可慈善”，推动更多居民参与到网络慈善捐赠中。由于网络慈善捐赠平台的存在，它对捐赠者和求助者而言都是一种新途径，推动人人慈善从一种理论层面走入了实践，打造了人人可参与的慈善新模式，从而实现了捐赠者与基金会、公益组织、受助者、其他捐赠者间的良性互动。正是借助互联网这个大环境和新平台，我国慈善捐赠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其实，参与网络慈善的形式很简单:居民可以借助网络平台捐钱，也可以参加公益组织倡导的“线上捐爱心”——蚂蚁森林、运动捐步等，轻而易举地完成捐赠；对于求助者而言，网络求助申请手续简便，网络慈善可以大大降低其向社会求助的门槛，相对高效地筹集善款，在短时间之内解决资金需求难题。当然，还可以借助手机微信、微博、支付宝等不同掌上载体，进一步推动网络慈善规范化、普及化、便利化。

第四，提高网络慈善捐赠的安全性，为广大居民参加网络慈善捐赠保驾护航。随着网络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网络慈善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给居民参加网络慈善捐赠带来了较大便利性。但是，网络慈善在运行中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和风险:一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并不能让捐赠者直接接触受救助对象，在网上捐赠时容易“感情用事”，也很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借机诈骗；二是很多善款募集起来后并没有受到正规监督部门监管，尤其是善款的来龙去脉以及结余善款的利用也都存在一定风险和隐患；三是捐赠者在捐赠过程中的自身信息在不经意间可能会受到病毒攻击，致使泄露个人隐私或者损失个人财产。因此，既要积极鼓励网络慈善发展，又要认真规范网络慈善发展。事实上，2014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61号)[30]明确鼓励、肯定和支持网络慈善发展，2016年3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31]和2016年8月印发的《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管理办法》(民发〔2016〕157号)[32]也从多方面为网络慈善发展规范管理提供了制度保障。一方面，对网络募捐的程序进行严格规范，尤其是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电信运营商等，要对利用其平台发起募捐活动的慈善组织和个人进行合法性验证，确保网上慈善组织和个人信息客观真实；另一方面，加强对网上募集善款的全过程监管，统一管理网上募集的善款，通过审计及社会监督等，确保善款“阳光运行”。同时，利用网络安全技术维护好捐赠者个人和求助者个人的信息安全与财产安全，打造安全的网络慈善环境。

第五，开发或者开放更多合法化运作的网络慈善捐赠平台，推行受广大网民欢迎且认可的网络慈善捐赠项目，实施更安全的网络慈善捐赠流程。网络慈善捐赠的兴起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互联网的技术优势与便利性，可以说，随着网络慈善捐赠逐渐发展，全民公益的时代在悄然来临，拉近了居民与慈善间的距离。但是，随着各类慈善项目上线，如何甄别慈善项目真假并筛选出真正想参与的慈善项目成为广大居民面临的一个难题，这就需要捐赠平台认真履行慈善项目立项、执行、监督等全程管理职责，为广大捐赠者把好关、守好门，推进网络慈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