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艳秋，钱 利，种婷婷，吴 迪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类病因不明、反复发作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终身性疾病[1]，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2]，是一种全球性疾病[3]。据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全球有680万例IBD病人[4]，而我国累计有266万例IBD病人[3]，且IBD患病率将继续上升[4]。虽然IBD的病因尚不完全清楚，但有研究发现，西方化的饮食、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行为是导致IBD患病率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5-6]，同时也会导致IBD复发，甚至死亡，严重影响IBD病人预后[7]。健康促进生活方式(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HPL)是指个体为了改善健康状况所采取的一系列健康行为[8]，可以改善IBD病人的预后，降低死亡率[9]。健康心理控制源(health locus of control,HLC)指个体将自身健康状况的决定因素归咎于自己行为还是权威人士，或是机遇、命运控制的一种知觉与因果信念[10]。HLC可影响病人健康行为和健康状况[11-12]。目前关于慢性病HPL的研究多集中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13]、糖尿病[14]、脑卒中[12]等人群，而较少关注IBD病人。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了解IBD病人HPL现状，并探讨HLC对病人的影响，为今后IBD病人的健康教育及护理干预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2月—2021年11月在贵州省3所综合医院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的165例IBD病人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2018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制订的炎症性肠病诊断标准[15]；②年龄18～60岁[16]；③意识清楚，具有语言交流能力；④能够独立阅读或在研究者帮助下完成所需问卷的填写；⑤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的并发症，如局部狭窄、肠梗阻、肠穿孔、肠道多发息肉、中毒性巨结肠、直肠癌等；②合并严重心、脑、肺、肾等脏器疾病或其他严重性疾病。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在结合本研究目的和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入院诊断、病程、吸烟史、饮酒史等。

1.2.1.2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中文修订版(Health-Promoting Lifestyle Profile Ⅱ,Revise,HPLP-ⅡR) 该量表由曹文君等[17]在Walker等[8]编制的HPLP-Ⅱ基础上修订而成，适用于我国人群测定，包括健康责任(11个条目)、营养(6个条目)、运动锻炼(8个条目)、压力管理(5个条目)、人际关系(5个条目)及精神成长(5个条目)6个维度，共40个条目。所有条目均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进行评分，从“从不”(1分)到“总是”(4分)，总分为40～160分，40～69分为差，70～99分为一般，100～129分为良好，130～160分为优，总分越高表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越健康。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63～0.81。

1.2.1.3 多维度健康心理控制源量表(Multidimensional Health Locus of Control Scale,MHLC) 该量表由Wallston等[10]编制，包括内部控制源(6个条目)、外部权威人士控制源(6个条目)、机遇/命运控制源(6个条目)3个维度，共18个条目。各条目均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由“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6分)，各维度总分6～36分，不计算量表总分，维度得分越高表明心理控制源越趋向该维度类型。中文版MHLC中健康内部控制、健康权威人士控制、健康机遇控制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0，0.83，0.75，信效度良好[18]。

1.2.2 调查方法 调查人员由经过严格统一培训的3名研究生组成。在调查前由调查人员使用统一指导语向研究对象详细解释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向研究对象一对一发放问卷，并以中性无暗示语言指导其填写问卷的方式。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有效问卷165份，有效回收率为97.1%。

2 结果

2.1 IBD住院病人HPL得分 IBD住院病人HPL总分为(97.98±9.24)分，各维度得分详见表1。

表1 IBD住院病人HPLP-ⅡR得分 单位：分

2.2 IBD住院病人HPL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病程、吸烟史、饮酒史、合并慢性病及疾病严重程度的IBD住院病人HPL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IBD住院病人HPL的单因素分析 单位：分

2.3 IBD住院病人HPL与HLC的相关性分析 IBD住院病人HPL与HLC呈正相关(r=0.740,P<0.01),与内部控制源呈正相关(r=0.799,P<0.01)，与外部权威人士控制源呈正相关(r=0.759,P<0.01)，与机遇/命运控制源呈负相关(r=-0.798,P<0.01)，见表3。

表3 IBD住院病人HLC与HPL的相关性分析(r值)

2.4 IBD住院病人HPL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以IBD住院病人HPLP-ⅡR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自变量赋值：性别为男=1，女=2；年龄≤30岁=1，>30～45岁=2，>45～60岁=3；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专科/本科=4，硕士及以上=5；职业情况为农民=1，工人=2，职员=3，学生=4，退休=5，无业=6；家庭人均月收入≤1000元=1，>1000～3 000元=2，>3 000～5 000元=3，>5 000元=4；病程≤5年=1，>5～10年=2，>10年=3；吸烟史为从不吸烟=1，既往吸烟现已戒烟=2，现仍吸烟=3；饮酒史为从不饮酒=1，既往饮酒现已戒酒=2，现仍饮酒=3；有慢性病=1，无=2；疾病严重程度为缓解期=1，轻度活动期=2，中度活动期=3，重度活动期=4；IBD住院病人MHLC各维度得分原值输入。结果显示，性别、家庭人均月收入、合并慢性病、疾病严重程度及健康心理控制源5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可以解释总变异的77.1%，见表4。

表4 IBD住院病人HPL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IBD住院病人HPL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IBD住院病人HPL总分为(97.98±9.24)分，处于一般水平，提示IBD病人的HPL尚待提高。IBD病人HPLP-ⅡR各维度得分中营养维度得分最高，与糖尿病病人[14]及糖皮质受损病人[1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营养和饮食疗法是糖尿病、糖皮质受损以及IBD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重要影响因素，所以这类病人对营养和饮食重视度更高；压力管理维度得分最低，这与其他慢性病的相关研究结果不一致[20-21]，可能与研究对象不同有关。本研究对象为IBD病人，由于IBD的反复发作以及不可治愈性，导致IBD病人不仅承受诸多躯体不适，而且面临严重的心理和经济压力，因此其压力管理维度得分明显低于其他维度。Barberio等[22]的一项荟萃分析显示，IBD病人焦虑、抑郁发生率很高，分别为32.1%、25.2%，这可能也是导致IBD病人HPL得分较低的原因之一。医护人员应采取焦虑、抑郁相关评估工具定期对IBD病人进行筛查，及时发现其心理问题，同时也要加强对IBD病人的健康教育，使其正确认识疾病，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促进病人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2 IBD住院病人HPL的影响因素分析

3.2.1 性别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是IBD病人HPL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P<0.05)，女性病人较男性病人HPL得分更高，与李翔等[23]的研究结果类似。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病人对疾病较敏感，会主动汲取健康知识，且遵医行为较好，HPL水平更高。而男性IBD病人工作、生活压力较大，吸烟酗酒行为更甚。本研究结果显示，现仍吸烟、酗酒的IBD病人中，男性病人占70.2%、75.0%。医护人员应加强对男性病人的关注，在吸烟酗酒方面对男性病人采取措施，促进其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2.2 家庭人均月收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是IBD病人HPL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P<0.05)，IBD病人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越高，HPL得分就越高，与相关研究[14,23]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IBD是一种以药物治疗为主的终身性疾病，治疗费用较高，与某些癌症病人相当[24]，给病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经济负担。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的病人有着良好的经济支持，在医疗费用的支出上心理及经济负担较小，对定期复查、治疗的依从性较高，更愿意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25]。因此，建议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加大针对IBD病人的福利政策，减轻IBD病人的医疗费用和经济负担，杜绝因病返贫，促进病人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2.3 合并慢性病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并慢性病是IBD病人HPL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P<0.05)，合并慢性病的IBD病人HPL得分更高，与潘静等[19]的研究结果一致。知识是行为的基础，个体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树立积极的态度，促进健康行为的产生[26]。这可能是由于合并慢性病的IBD病人长期受慢性病的困扰，深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会增加疾病发生的风险，还会导致病情加重，影响治疗效果[19]，因此更愿意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医护人员应加强对IBD病人的健康教育，使病人认识到HPL对疾病预后的重要性，促使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主动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

3.2.4 疾病活动度 IBD病人根据改良的Mayo评分及Best克罗恩病活动指数评估疾病活动性的严重程度，分为缓解期和活动期，活动期又分为轻、中、重度[15]。本研究结果显示，疾病活动度是IBD病人HPL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P<0.05)，疾病活动期的IBD病人比缓解期的IBD病人HPL得分低。这可能是由于在疾病活动期，IBD病人会出现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的反复、加重及周身不适感，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情绪。张彦奇[21]研究指出，焦虑、抑郁与HPL呈负相关。提示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IBD病人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处于疾病活动期的IBD病人，可采用音乐放松疗法[27]、积极心理干预[28]等心理干预方法，帮助病人缓解负性情绪和精神压力，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2.5 健康心理控制源 本研究结果显示，HLC是IBD病人HPL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P<0.05)，HLC与HPL呈正相关(r=0.740,P<0.01)，与多项研究[11-12]结果一致。内部控制源与健康责任、营养、压力管理、精神成长及HPL总分呈正相关(P<0.01)，这可能是由于倾向于内部控制源的病人，其自我效能较高[13]，会努力掌握促进健康的行为[20]。外部权威人士控制源与HPL各维度及总分呈正相关(P<0.05)，这可能是由于倾向于外部权威人士控制源的病人会积极听取医护人员等权威人士的意见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遵医行为较高。机遇/命运控制源与健康责任、营养、压力管理、人际关系、精神成长及HPL总分呈负相关(P<0.05)，这可能是由于倾向于机遇/命运控制源的病人，通常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将自己的健康寄希望于运气、命运，不会主动采取健康行为。提示医护人员对倾向内部控制源的病人，要加强对其健康知识的宣教，进一步提高其对健康行为的自我效能；对倾向于外部权威人士控制源的病人，要与病人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提高病人的治疗依从性[29]；对倾向于机遇/命运控制源的病人，要加强关于疾病治疗及预后的宣教，使其正确认识疾病，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4 小结

IBD住院病人的HPL处于一般水平，其中对压力管理的HPL管理较差，病人的性别、家庭人均月收入、合并慢性病、疾病活动度、HLC是主要影响因素，护理人员应根据IBD病人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护理措施，以提高其HPL水平。本研究仅对贵州省3所综合医院的IBD住院病人进行了横断面调查，样本量具有一定的地域限制，未来可对IBD病人的HPL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纵向调查，为进一步改善IBD病人HPL提供更科学客观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