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国爱，江寅炜

（1.铜陵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2.安徽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数字经济迅猛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AI等现代技术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模式进行优化或重组，这种交叉融合的方式被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根据现有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历经三个阶段，分别是信息化、业务化和商业化。而目前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机制分析，二是研究价值效应。在机制分析方面，先有学者从企业外部性质出发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于零售业、保险行业和制造业的影响机理和动因[1-3]；池毛毛等（2020）[4]基于企业规模角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公司绩效的影响机理。在价值效应方面，有学者先从企业内部性质展开分析，严若森和钱向阳（2018）[5]从企业内部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角度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效率；祁怀锦等（2020）[6]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起到了显著作用；袁淳等（2021）[7]定位于微观主体，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后研究将视角转到企业外部，吴非等（2021）[8]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股票流动性。

总结现有文献可知，关于盈余管理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内外部的政策环境和治理结构。有学者从内部环境角度研究会计弹性、成长周期和财务处境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9-10]。也有学者从治理结构角度进行研究，治理结构主要有股权特征、董事会特征、审计委员会特征[11-12]。从外部环境来看，具体分为制度环境和市场竞争两个方面，制度环境又可进一步细化为法律、会计等环境[13-15]，市场竞争方面主要是对于经理人市场竞争的研究[16]。从外部治理结构来看，具体可以分为盈余管理、分析师跟踪[17-18]。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较少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盈余管理的机制及效应。本文选择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企业内部治理视角，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内部经营模式的影响作为切入点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盈余管理

由目前研究可知，数字化技术的普遍发展和运用将对企业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为企业内部结构发生质的改变。此外，企业内部基于数字化体系的帮助，可以显著改善信息出现不对称、滞后等问题，对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很有帮助[6]。除了企业内部的改变，对实现外部互动和沟通也搭建了“桥梁”。通过互联网对企业内部的数据提取、分析并及时进行传输，保证内外部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也使得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透明化，实现了透明加工、生产一体化，便于实现信息透明化，减少损害他人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实现各项指标的透明化，将进一步缩小管理者操纵盈余的范围，降低盈余管理的程度。数字化技术在企业的广泛运用对盈余管理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与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

（二）内在作用机制：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双重路径检验

从企业经营过程来看，企业运用数字化等先进技术，会有利于企业信息的外在表露和内部观测及监管，使得公司对应标的物生产、加工、销售实现透明化，进一步降低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风险。通过运用数字化下的企业管理信息系统、财务信息系统等先进技术可以提高企业组织管理效率，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盈余管理是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和操纵盈余利润的集中体现，企业经营风险的高低直接决定了管理层和利益相关方的操作盈余空间和条件。

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以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地提升企业核心——内部控制的各个环节的效能，全天候动态监测和反馈企业与外在大环境交叉融合过程中的风险、机会、收益等，进一步实现企业对外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化和公开化，减少信息不对称，缩小操纵盈余的空间，从而减少盈余管理的动机，实现降低盈余管理的目标。

综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盈余管理改善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经营过程存在的风险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信息透明度来得以实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来降低盈余管理，即经营风险在二者间产生了中介效应；

H2b：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来降低盈余管理，即信息披露透明度在二者间产生了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择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下列处理：剔除了金融和保险行业、所有ST或者PT类型、数据缺失比较严重和处于异常状态的公司，并且对上述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常规缩尾处理。经过上述步骤后获得了13 978个观测值。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借鉴何帆和刘红霞（2019）[19]、袁淳等（2021）[7]的研究，基于文本分析法构建一个可以多方位、深层次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衡量指标。具体采集数据过程如下：在政府公开信息化网站（www.miit.gov.cn）进行检索后，使用python进行分词处理，筛选出与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汇。接着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tal），用词汇频数除以语段长度表示，该数值越大，表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2.被解释变量

根据表11数据显示，综合隶属度集=｛0.17，0.50，0.22，0.07，0.04｝，依据模糊评价模型的最大隶属度原则，“较好”这一等级对应的隶属度“0.50”，因此《网络营销策划与实践》学生学习效果“较好”，任教教师教学质量“较好”。综合得分为 81.8，介于“较好”分数区间［80，90］，接近于下限值，表明任课教师的教学质量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为了切实实现“以评促改”的目的，为教师提升教学质量提供方向，现结合表11（见第37页）的数据分析，其值得肯定和存在的不足如下。

盈余管理（YJ）。采用基于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得到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DA|度量盈余管理[20]，|DA|数值越大就代表加剧了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即盈余管理程度越强。

3.中介变量

（1）经营风险（Risk）。借鉴褚剑等（2018）[21]的研究，用前五年企业盈利能力（Roa）的波动率衡量经营风险（Risk）。（2）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透明度（ICQ）。参考周守华等（2013）[22]的相关研究，通过DIB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指数反映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透明度。

4.控制变量

借鉴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选取企业盈利能力（Roa）、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是否选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Big4）、现金持有量（Cash）、市账比（Mb）、产权性质（Own）、资本集中度（Capital）、子公司数量（Subs）、市场化水平（Market）、年度虚拟变量（Year）、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1）～（3）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验证上文的路径，分别用于验证假设。具体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模型（1）主要用于检验假设H1；模型（2）和（3）用于检验中介效应H2a和H2b，中介变量为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透明度。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根据表2可知，盈余管理（YJ）的均值为0.064，标准差为0.066，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额为0.352，说明各企业之间的盈余管理差距较大，这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初步证据。从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来看，均值为0.231，说明研究样本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普遍占比较高，在未列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中，由于各变量相关系数均小于0.5，表明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表3中的第（1）列列示了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进行的回归分析结果，而第（2）列是考虑公司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加入企业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由表3的第（1）列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al的系数显著为负，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而根据列（2）可知，在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后，回归系数变为-0.011，显著性虽然下降，但是仍然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由表3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盈余管理，假设H1得以证明。

表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盈余管理的回归结果分析

（二）中介机制检验

为检验研究假设H2a和H2b，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23]的研究，采用中介效应的依次检验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表4的列（1）表明，系数是-0.020，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在加入中介变量经营风险（Risk）后，根据表4中的列（2）回归结果可知，系数为-0.006，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研究假设H2a得到了实证支持。

表4的列（3）回归结果表明，系数为0.056，通过了1%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4中的列（4）回归结果显示，影响系数变为-0.008，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因此，研究假设H2b得到了验证。

表4 基于经营风险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路径分析

五、稳健性检验

以下依次通过三个步骤对上文的研究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而使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加可靠。

（一）滞后一期回归

借鉴袁淳等（2021）[7]的研究，将盈余管理滞后一期进行回归分析解决可能存在的以前年度对本期影响等问题，表5的第（1）和（2）列报告了回归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有利于降低盈余管理，结论基本符合研究假设。

（二）采用Tobit回归

由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abs_DA）压缩为非负数，属于左归并，因此参考计量经济学的模型构建，对本文的模型（1）进行优化，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表5的第（3）和（4）列可知，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三）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为了避免依赖变量产生的内生性，借鉴李百兴和王博（2019）[24]的研究，根据匹配结果可知，基本满足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平衡性假设”，因为篇幅原因，未能列示。配对后的具体回归分析结果在表5的第（5）和（6）列所示，与上文研究结论基本保持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进一步分析

（一）事务所品牌效应的影响

因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在审计资源上占有天然的优势，还在抑制企业经营风险方面当好“看门人”。本文采用选用是否选用“四大”作为具有品牌效应的代理变量，分组检验对盈余管理的影响[25]。表6详细报告了回归结果，第（1）列表示当企业选用“四大”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回归系数为-0.006，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后可以显著降低盈余管理。而第（2）列为企业选用非“四大”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时对二者的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当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选用“四大”事务所时可以显著降低盈余管理。

表6 根据事务所品牌效应分组检验

（二）产权性质的影响

在竞争激烈的资本市场中，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自然禀赋、治理结构、管理机制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所以本文预期国有企业在发生数字化转型时，操纵盈余的机会比非国有企业更少。将研究样本按照是否属于国企进行分组回归，由表7分析可知，当国有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后较非国有企业可以更显著降低盈余管理。

表7 根据企业产权性质分组检验

七、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本文以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企业内部治理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进行文本挖掘得到词频数据测算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的作用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可以显著降低盈余管理。第二，从中介机制来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提高内部控制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双重路径实现盈余管理的改善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事务所规模效应、产权性质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盈余管理之间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

基于研究结论，得到如下启示：在企业发展层面，应重视数字化带来的机会与风险，正确认识数字经济背后的社会影响与价值理论。在政府计划层面，应深入推动企业数字治理、数字价值、数字发展的盈余管理改善体系，更好地实现企业内部深度合作和交流，为营造和谐、稳定的资本市场环境提供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