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德亚，栾 杰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之后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具有资源配置效率高、渗透能力强等特性，正逐渐发展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引擎。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总量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逐步升级与广泛应用持续扩大。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的报告，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2022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未来五年要系统推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使其迈向全面扩展期，稳步提升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内在机制，为提升数字经济活力与区域经济竞争力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一词最先出现于著名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的著作《数字经济》中。2016年G20杭州峰会发布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当前，数字经济不仅是社会的关注焦点，更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已有研究从微观、宏观维度剖析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在微观层面，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以及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以其高渗透性作用于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经济的均衡水平[1]。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宏观层面不仅表现为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要素配置与利用效率的提升，还表现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致的资本深化效应[2]。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汪亚楠等（2019）[3]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利好于实体经济，而且可以通过促进创新间接机制提升实体经济综合竞争力。但Campbell（2013）[4]则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规模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产业结构与体制机制等因素在其中同样起到关键作用。王开科等（2020）[5]基于投入产出表模型对数字经济效率进行测算，证实了数字化发展能够有效提升社会生产率。

数字经济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张于喆（2018）[6]提出，数字经济是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驱动力，其发展有助于探索产业发展新内涵，开拓产业发展新空间，催生产业发展新领域。陈晓东和杨晓霞（2021）[7]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是一个逐渐融合、不断调整的过程。赵西三（2017）[8]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制造业发挥关键作用，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加快解决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难题，提高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型升级效率。现有研究也普遍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9-11]，产业结构升级体现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方面，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所能达到的高度，前者对经济增长影响较为稳定，而后者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稳定性随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12-13]。

以上研究成果为深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研究中将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经济增长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鉴于此，本文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切入点，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选取产业合理化水平与产业高级化水平为中介变量，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解析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

从企业进行生产活动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形成，使长期平均成本降低，整体上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得益于多种网络平台的广泛应用，依据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即网络价值随着网络用户数量的激增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14]。因此，随着企业的用户规模在网络的效应作用下得以快速扩大，企业平均利润大幅度增加，进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为企业带来了除自身产品与服务以外的伴生利润来源，将范围经济效应发挥到了极点。企业依靠海量的用户资源，在开展主营业务之余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的业务，满足不同需求，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二）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

数字经济引发的技术变革能够催生新产业，改造传统落后产业，促进新旧动能转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基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创新衍生而来的新型产业已较为成熟，如电子信息制造业、信息通信业、软件服务业等。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新型商业模式的形成，缓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降低交易成本，并逐渐发展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另一方面，传统产业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多种要素资源进行整合，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逐步实现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则会使要素资源由低附加值的部门流向高附加值的部门，使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各个部门得到合理的分配，提高要素资源的生产率，最终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H2：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三）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作用机制

已有研究认为，区域经济活动存在空间相关性，互联网经济、信息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5-16]。事实上，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可以突破地域空间界限，将各地的用户连接起来，同时可以实现对信息的及时收集、处理与加工[17]。数字经济的发展借助网络平台，有效解决了市场分割困境，有利于一体化市场的形成，企业通过一体化市场捕捉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并采取定制化柔性生产的措施，形成长尾效应[18]。因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H3：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根据直接影响机制将模型设定为：

其中，i、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lnPGDPit表示经济增长水平，lnDigeit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资本投入水平（K）、人力资本水平（Hum）、对外开放水平（Open）、基础设施建设水平（Infra）、人口密度（Pop）、政府财政规模（Gov），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讨论间接作用机制，借鉴温忠麟等（2004）[19]的做法构建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中介变量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设定为：

其中，Mit表示中介变量。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来检验上述方程的有效性：首先，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的总体效应，即观察式（1）中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α1是否显著，若显著，则可按中介效应立论；其次，依次检验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两条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即观察式（2）中系数β1和式（3）中系数γ2的显著性，若二者均显著，则说明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少有一部分是通过该中介变量得以实现；再次，检验核心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即观察式（3）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γ1的显著性，若γ1显著，说明该中介变量的作用属于部分中介过程，反之则属于完全中介过程；最后，通过构造Sobel统计量来实现检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

进一步地，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讨论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作用。相比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SDM的优势在于可以同时考察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误差项的空间依赖性，模型的具体形式设定为：

（二）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按照文献中的普遍做法，本文将地区实际人均GDP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记为PGDPit。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以2011年为基年，利用各地区GDP指数计算历年可比的实际GDP数据。通过地区实际GDP除以当年地区年末户籍总人口计算得到地区人均GDP数据[21]。

2.核心解释变量。借鉴赵涛等（2020）[22]的做法，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发展两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其中，互联网发展测度采用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方面的指标，采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金融发展[23]。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将以上五个指标的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记为Dige。

3.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本文主要从产业结构合理化SRit和产业结构高级化SHit两个维度进行测度。

4.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资本投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密度、政府财政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其中资本投入水平（K）以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人力资本水平（Hum）以每万人中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表征；对外开放水平（Open）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测度；基础设施建设（Infra）以人均城市道路面积表示；人口密度（Pop）以每平方公里人口数表示；政府干预（Gov）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的样本为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样本量为369，相关绝对值变量做对数化处理以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2是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7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相当稳健，故研究假设1得以初步证明。对于其他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水平与资本投入水平的系数皆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与扩大资本投入有助于促进人均GDP的提升，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口密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同样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挤占了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导致产生了负向的竞争效应，抑制了区域经济增长[26]。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续表2）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解释变量

为验证上文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参考钟文和郑明贵（2021）[27]的方法，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由表3可知，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结论。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2.内生性处理

为处理内生性问题，本文进行了双向固定效应回归，以缓解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宏观系统性变化；另一方面，以数字经济指标滞后一期与数字经济指标一阶差分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wo Stage Least Square，2SLS）进行回归[28]。结果显示，在对内生性问题处理后，数字经济发展仍显著提升区域经济增长。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显著拒绝了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不相关；Kleibergen-Paaprk 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识别检验10%水平下的临界值，显著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说明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的。

（三）中介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数字经济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两种中介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下面借助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这一过程。

表4报告了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5为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6与模型7是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中介效应的检验。模型6的估计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模型7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作为被解释变量，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回归系数为0.23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间的协调程度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从中介效应大小来看，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应占比为30.9%，说明作用力度较为显著。模型8与模型9展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模型8中数字经济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演进。模型9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依然显著，即存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中介机制，但中介效应占比仅为7.4%。因此，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主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主。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总体而言，与模型5相比，在分别加入表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变量之后，数字经济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有所下降，这说明上述变量起到了中介作用。特别地，本文进行Sobel检验以确保中介效应估计结果的有效性，Z统计值均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数字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机制。研究假设2得以证明。

（四）空间效应检验

基于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运用stata15.0计算出核心变量在2011—2019年的全局莫兰指数，以反映长三角地区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情况，结果见表5。总体而言，核心变量的全局莫兰指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值在0.4～0.6之间，表明城市间数字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表5 核心变量的全局莫兰指数值

在经济距离权重矩阵的设定下，拉格朗日乘数（LM）及其稳健统计量（R-LM）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根据Elhorst（2014）的研究[29]，应该选择具有一般意义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似然比（LR）检验结果同样表明，SDM不能退化为SEM或SAR。此外，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意。因此，本文选择固定效应下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表6报告了空间杜宾模型在经济距离矩阵权重下的逐步回归结果。空间自相关系数ρ均大于0，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在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空间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观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系数可知，数字经济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邻近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同样显著为正。因此，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提升本地经济增长，同时还对周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作用。研究假设3得以证明。

表6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理论层面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多角度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数字经济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加速器。第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起到的中介作用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作用。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本区域经济增长时同样会对邻近区域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用。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如下启示：首先，充分利用政策引导并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要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不仅包括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还包括推动公共基础设施智能升级。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应注重培育、引进数字经济领域人才，为实现数字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提供人力保障。其次，加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在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积极效用，进一步通过促进新兴产业形成、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进而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最后，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在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时应当充分考虑跨区域的影响，减少孤立政策制定，正确引导和利用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的积极作用，从全局出发推动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