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 烁（中国艺术研究院 《艺术评论》编辑部，北京 100012）

金城英年早逝，流传下来的日记等自述性资料不多，而有关他的描述多见于其亲朋好友所写的悼文及小传。可能是因为资料的缺乏，有关金城的研究专著并不太多，比较深入的有萧玮文的《金城（1978-1926）研究》（2001）、云雪梅的《金城——中国名画家全集》（2002）、邱敏芳《领略古法生新奇：金城绘画艺术研究》（2007）等。从交游角度研究金城的文献更是稀少，现有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对金城与周肇祥的关系的考察。然而，以金城的活动和社交能力而言，他的交游范围绝不仅限于此。彼时的金城，既是艺术家，也是社会活动家、商人、银行家，还是一名北洋政府官员。因此本文以金城的社交网络为切入点，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金城与北洋政府的关系，他在北平官场的社交网络是怎样的；第二，金城以及其背后的社交网络与古物陈列所之间有何联系。

一、作为古物陈列所创立者的金城

金城，原名绍城（题画时经常将“绍”字略去，故名“金城”），字巩伯，又作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浙江吴兴县南浔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南浔是江南富庶之地，商贾豪门极多，当地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的说法，金家即属于“八牛”之一，其财力之雄厚可想而知。金城父辈世代经商，与当地洋商洋行多有往来。金父深知西学之重要，于1902年将其子女送往英国求学；其中金城赴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学习法律。金城自小就爱好书画，他的故乡有很多士绅收藏古人卷册，他有时会借来临摹：“其作画虽无师承，而动笔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鸟，无一不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他在英留学期间，课余仍不忘温习书画，休息日还会参观各大艺术博物馆；毕业后还去往美国、法国旅游，壮游名山古迹。

1905年，金城回到上海，在会审公廨谋得了襄谳委员的职位。随后，金城参与了名噪一时的“黎王氏拐匪案”的审判。参与会审的英国副领事在审讯结束后认为黎王氏为嫌疑犯，要求押捕回牢，而金城与另一名中国审判员则认为证据不足，应押解回公廨等候审讯。金城因事关国体据理力争，而后冲突升级，引发了中国廨役与西洋及印度巡捕之间的群殴。此事引起极大民愤，上海人民罢市抵制。虽然此事是为了维护国体，但也引发了中西冲突，金城在一年之后改仕京城应该多少受到了此事件的影响。

1906年金城到京后，曾短暂在农工商部任职。后来沈家本尚书看中了金城的才能，聘他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后历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民政部咨议等职。民国初年，金城被举荐为内务部佥事，不久又当选众议院议员，继而任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在内务部任职时，正好遇到盛京和热河行宫所藏古物如何安置的问题，留学西欧的金城曾遍览博物馆，因此他提议效仿卢浮宫于紫禁城前朝成立古物陈列所，便于藏品的保存和陈列。

成立于民国初年的北平古物陈列所是我国第一所国立艺术博物馆。从古物陈列所的国立性质可知，当时北洋政府是它的直接创立者和管辖者。很多文献都曾或多或少地讨论过古物陈列所成立的过程。北洋政府中负责规划筹建古物陈列所的部门是内务部，而时任内务部总长的朱启钤的名字多次被提起，被认为是创立古物陈列所的主导者；但也有一些文献指出，时任内务部佥事的金城才是背后向朱启钤提出修建博物馆建议的人，甚至一手操办了武英殿展厅的改建等工作：“从商订合同到监督施工，都由金城具体负责”。根据一些悼念金城（字拱北）文章的描述，金城不仅自最开始负责古物陈列所的筹划建设，之后还主导了编译中英文目录、临摹历代帝王像副本等事务：

“在内务部时，筹设古物陈列所，苦心擘划，備臻完美，至今外宾参观者争相称誉。又念陈列物品大都数千年遗传，得之匪易，聚之尤难，于历史美术均有重要之关系，虽分门别类，仅用中文，外宾来参观者每苦茫洋无津，乃倡议聘请华洋考古专家数人互相考据，编译详细目录，并用西文记载，参观保管便利殊多。并鉴及历代帝王画像幅多而巨，向无副本，陈列日久必为风日所蚀，一经损坏散失即无从补绘，力请招员缩临副本二分，一備所中陈列，一则藏之他埠，原本则永久珍藏之。其他宝贵稀有之品亦可择尤抚绘，实为爱护古物思虑周远之举。当事者颇然其说，曾经从事临抚，只以时事多故，半途中辍，迄今尤未竣事也。”

以上这段引文最早出自程錫庚1927年所撰写的《金拱北先生事略》。程錫庚撰写此文时担任外交部秘书，又和金城一样曾经留学英国，二人经历相似，想必有一些交集，本文认为他对于金城的描述较为可信。由此可见，金城可以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之一。

1916年，金城应英商麦加利银行之聘，兼任在华经理。1920年，在金城和周肇祥的主导下，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集中了当时最负盛名的艺术家、收藏家，并广招学员，是民国期间北京地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艺术社团。在周金的影响下，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古物陈列所相互促进。1926年，金城组织第四次中日绘画联展，自日本归来时患疹疾，逝世时年仅49岁。

二、金城在北洋政府中的位置

金城初到京城时就开始了社会资源的积累，和农工商部的同僚胡绍介（商务司郎中）、杨晋（主事）等一起组成了无声诗社；同部的秦曾荣虽未入社，也在此时和金城订交。之后金城在沈尚书手下任大理院刑科推事等职，官阶为正五品（如图1所示）。由于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倾向新学，因而对留学归国的金城“竟为延揽”，金城在工作之余，时常与王宫亲贵名流一起研究“书画琢刻”和“考古词章”，并且“尽览各府邸所藏”。以此为契机，金城还与人合资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董店，取名“博韫斋”，久而久之善于鉴定，尤其善于辨认瓷器。由于自己能接触到一手的藏品资源和销售渠道，金城扮演起了艺术品中间商的角色。例如，金城就曾帮助福开森——充当过诸多清政府高官顾问、时任大都会美术馆艺术品买手——从宝熙手中买过两幅画作：《写生竹图》（吴镇，1280-1354；佚名，可能为明代）和《林中高士》（文征明，1470-1559；佚名，晚清）。此外，金城还经常会向王宫亲贵们借画作临摹。1908年，金城曾临摹过耆龄（字寿民）所藏的石谿山水：“光绪戊申秋九月，归安金城抚耆寿民宗伯藏本于宣南”。根据福开森的笔记描述，金城还曾向端郡王载漪借画：“此图（雪景图，吴历）为北京杨寿枢所有。原借于端郡王，后由端郡王借予金城临摹，再在1913年6月10日由金城借给我拍照”。金城此时所交往的宝熙、耆龄、载漪、陈宝琛等都与清皇室关系密切，要么是内务府重臣，要么是皇亲国戚；他还进献作品给当时的宣统皇帝溥仪，得到御笔亲题的“模山范水”匾额。

图 1 大理院架构简表[1、26]

辛亥革命之后，金城即被荐补为内务部警政司第一科佥事兼秘书处办事。当时北洋政府用人为亲，内务部则成为安置前清官吏的大本营。据统计，1913年内务部有参事4人，佥事44人，主事70人；佥事的级别在参事之下，主事之上。参事一般设于总长和次长之下，与司长相当；民国初年没有科长名义，由佥事一人兼充科长。金城在内务部中的地位仅高于一般科员，并不能算是高级官员。由下图可知金城所任佥事在内务部中所处的位置。

图 2 参事、佥事和主事的官职次序

三、斡旋于北洋政府和古物陈列所的金城

当时热河和辽宁行宫远离京城，这两处宫殿中遗留古物的安全经常受到地方匪寇的威胁；1913年底还闹出了针对时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热河盗宝案”。1913年9月，原任交通部总长的朱启钤上任内务部总长。如何安置热河和辽宁行宫的古物成为朱启钤和金城所在的内务部遇到的棘手问题。金城在留学时曾参观各大艺术博物馆，又有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的工作经验，他建议效仿卢浮宫，重新休整皇宫用于陈列古物。辛亥革命以后，清室退居内廷，紫禁城的外廷划归内务部管理，于是古物陈列所的场所问题得到了解决。除了场所问题以外，巨额的资金是另一难题。根据段勇的描述，是素有“财神”之称的朱启钤从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争取到了古物陈列所的开办费。美国第一次所退庚子赔款为美金29000000万元（合华币58000000万元），作为清华学校经费及每年遣派留美学生经费之用，并由清华学校基金保管委员会支配与保管。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委员会由中国外交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三名委员组成。朱启钤所在的内务部经过与外交部的商议，从美国所退庚款中分拨了20万元，主要用于宝蕴楼库房的修建。

此处还不得不提到朱启钤和徐世昌的交往，朱启钤能顺利争取到庚款与此不无关系。徐世昌是袁世凯的幕僚，二人关系深厚。1914年5月徐世昌被袁世凯邀请任国务卿；袁世凯垮台之后，他还被推举为大总统（1918.10.10-1922.6.2）。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是朱启钤的姨丈，而徐世昌曾供职于军机处，这或许是二人相识的开端。朱启钤和徐世昌都出生河南，有一层“同乡”情谊，据称徐还收了朱作为义子。从1905年开始，朱启钤就开始一路追随徐世昌：徐任巡警部尚书后，便调任朱为巡警部内城厅丞；徐任东三省总督，随即奏调朱任襄赞政务兼东北三省蒙务局督办；徐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又奏调朱为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兼任京浦铁路北段总办。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后，凭借徐世昌的关系，朱启钤一跃成为交通总长，后又任内务部总长。袁世凯很快同意朱启钤有关拨用庚款的提议也就变得合乎情理了。

前文所提到的福开森也声称他与古物陈列所从创设之初就关系密切，曾经参与谋划。福开森与中国当权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福开森陆续为清政府高官盛怀宣、张之洞和端方充当顾问；1915年之后，福开森还继续为北洋政府的徐世昌、黎元洪、冯国璋和段祺瑞服务。不过，在1913年底这个时间点上，福开森并未供职于政府，而是全力为大都会美术馆购买中国艺术品；他在此时已与“艺术中间商”金城熟识。出于福开森的外籍背景、与国外美术馆的交往经验以及他曾有过的创办南洋公学的经验，两人在私下交往中，他或许会给予金城一些建造古物陈列所方面的有用建议。

在此时的中央职官体系中，还有一名有过博物馆实际创办经验的人——农商部总长张謇。张謇在20世纪初曾赴日考察，之后两次上书提议清室赐出内藏，公于国人。张謇于1905年在家乡创立了南通博物苑，成为我国史上第一所由国人独立创办的博物馆。在国家博物馆的选址问题上，张謇也与金城的观点一致：“所谓三海三殿三所者……非改为博物苑、图书馆不可。”金城至少在1900年就与张謇相识。根据张謇的日记，张謇因金城为其刻名印，于1900年为金城的《可读庐印存》题诗。1906年金城北上时，张謇还曾“送之舟中”。然而，在此之后张謇一直致力于在南方创办实业，与金城鲜有交集。1913-1915年间，张謇和金城都供职于北洋政府。然而，此时的张謇一心忙于政务工作和家乡实业，南北两头跑，日记中并未记载与金城的交往，关于“古物陈列所”更是只字未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96-1899年间，张謇还因“南洋公学工程”一事与福开森有所交集。

为了解金城在此期间在北洋政府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本文将之前提到的关键人物标记于以下中央职官组织结构图中。

图 3 袁世凯统治初期中央职官（1912.3-1914.5）①此表参考以下文献绘制：郭卿友.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上）[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53-58；徐友春编.民国人物大辞典(上)[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701、936;马骁骅.民国初年北京的官僚画家与京派绘画[J].邯郸学院学报.2010，20(1)：122.

四、中国画学研究会与古物陈列所

袁世凯为了实现独裁，取消了国务院，解散了熊希龄内阁，重新任命了自己信任的徐世昌为国务卿（1914年5月-1915年12月），朱启钤也被重新任命为内务部总长兼任交通总长。金城仍任内务部佥事。在此种政局较为混乱的背景之下，金城也无心政治，开始活跃于银行界、商界，并且更加醉心于艺术。此时，京城的艺术社团也开始兴起。当时最早的是司法部参事余绍宋在1915年组织的宣南画会，主要是司法部的同人聚集在一起的雅集，当时原任司法部总长的梁启超也经常参加。1916年，金城和陈师曾（教育部编审员）、陶宝如（陶瑢，财政部秘书）、汤定之组成了西山画会。然而这些艺术社团大都非正式且不具规模，一直到1920年金城（此时已经升任蒙藏院参事）和周肇祥所共同创办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出现才打破这一局面。金城与周肇祥至少于1917年就已相识，金城于这年在周肇祥的《篝灯纺读图》册页上题画。从周肇祥的《琉璃厂杂记》中也多次见到周肇祥对于金城的描述以及二人由于收藏古物而产生的交集。

中国画学研究会最初就请了诸多画坛名人担任评议，包括陈汉第、颜世清、贺良朴、陈师曾、萧谦中、徐宗浩、杨葆益和金陶陶。其中陈汉第和颜世清分别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总统府军事参议，而贺良朴曾任职于前清邮传部。据张涛推测，金城为中国画学研究会提供了人脉和学术资源，而周肇祥则拉来了徐世昌的赞助。然而根据渡边晨畝的回忆，除了金周二人以外，陈师曾和颜世清也是此事的最初发起者，所以人脉和学术资源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深耕北京画坛多年的陈师曾和颜世清。周肇祥说服徐世昌得到庚款作为赞助倒是很有可能。周肇祥早年在东北为官时，北洋高官徐世昌即对其多有提携，周肇祥也以师待之。1913年徐世昌任国务卿，周肇祥也旋即调任京师警察厅总监，和金城同属于内务部。在徐的庇佑下，周肇祥在京城官运不错。之后受政局影响，徐世昌回河南隐居，周肇祥还曾带着萧谦中远涉河南为徐世昌祝寿，为其献上《水竹邨图》。1920年徐世昌时任中华民国总统，周肇祥任奉天葫芦岛商埠督办。此时周肇祥因筹建中国画学研究会事宜与徐世昌相商，“得其赞许及赞助”，活动经费由日本退还的庚子赔款中拨付。徐世昌本人也被冠以“中国画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的头衔。

周金二人除一同创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之外，还与古物陈列所关系密切——金城是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而周肇祥在1926年9月至1928年2月间任第四任所长。因此，古物陈列所和中国画学研究会之间也长期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联。古物陈列所建成之后，金城便借工作之便“日携笔研，坐卧其侧”，将陈列的书画“临摹殆遍”。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带领会员们临摹古画也是研究会主要的活动。因此金城经常会从古物陈列所中带出古画给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学员作为画范：“由于该会与古物陈列所及京师之收藏家均有关系，故能借来不少古人佳作”。中国画学研究会采用分科教授的教学形式，设人物、花鸟、山水、界画四门，学员称研究员，男女兼收，学业五年为期，期满而成绩优良者颁给证书并充任助教。而古物陈列所于1937年成立的国画研究室的教学形式也与之类似。由于周肇祥参与了国画研究室的筹划，因此中国画学研究会可能影响了国画研究室的教学形式的设置。另一方面，古物陈列所也通过中国画学研究会等艺术社团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到1931年中国画学研究会已有会员二百余人，“研究员升助教者二十余人，其研究毕业而在各学校充教员导师及组织美术团体者颇多”。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会员为推介古物陈列所起到了一定作用。

结论

清朝末年金城在中央司法体系中担任五品官员，并且受到王公贵族的争相延揽，金城也得此机会与他们有所交往。令金城没想到的是，在国外考察监狱的他还未归国，清政权就已经被民国政府所取代。回国后金城被安排进入了安置前清官吏的“大本营”内务部中担任佥事。在担任内务部佥事的这段时期，金城承担了古物陈列所的筹划监修等具体工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袁世凯的军师徐世昌、北洋政府的外籍顾问福开森、农商部总长张謇、外交部总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和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等都与古物陈列所的建立有着紧密的关联。

金城之后升任蒙藏院参事，在此期间创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中国画学研究会和古物陈列所关系密切：一方面，金城利用古物陈列所的绘画资源辅助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教学；另一方面，中国画学研究会扩大了古物陈列所的社会影响。中国画学研究会的会长周肇祥还担任了古物陈列所的第四任所长，这也加深了这两个组织的长期联系。金城此时的社交网络包含一些兼有北洋官员和书画家双重身份的人——奉天葫芦岛商埠督办周肇祥、教育部编审员陈师曾、总统府军事参议颜世清、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并且还通过周肇祥的关系得到了当时有“翰林总统”之称的徐世昌的支持。

那么，金城及其背后的社交网络与古物陈列所之间有何联系呢？首先，金城是古物陈列所的创立者之一。他不仅向上司朱启钤提出了将皇宫改建为古物陈列所的建议，而且负责许多具体的工作，例如监修改建工程、编译中英文目录、临摹历代帝王像副本等。其次，金城的上司朱启钤为古物陈列所争取到美国所退庚款为启动资金。金城所交往的福开森、张謇等人也与古物陈列所的创立有着紧密关联。第三，金城与周肇祥等许多具有北洋官员身份的书画家一同创立的中国画学研究会长期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金城不仅自己借用古物陈列所的藏画来临摹，还用其来作为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的“范画”。而古物陈列所也通过中国画学研究会的广泛影响力而扩大了自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