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伟（江苏开放大学 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一、北宋蔡襄《荔枝谱》的创作背景

北宋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宋史·蔡襄传》称：“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其所作《荔枝谱》是存世文献中最早关于荔枝的著述。在其之前的唐末宋初，郑熊曾撰《广中荔枝谱》，已佚。蔡襄的《荔枝谱》版本较多，最早的版本应为初刊刻时蔡襄手书的家刻本，同时期的莆田书坊刻印的《蔡忠惠公集》将其收录。可见，《荔枝谱》在宋代时期已有家刻单行本和坊刻文集本同时流传。此后的流传版本较多，据《四库全书》统计，主要有：宋刊本、明刊本、明汪氏刊本、《百川学海（咸淳本）癸集》《百川学海（弘治本等）癸集》《山居杂志》《说郛（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古今说部丛书》三集、《丛书集成初集·应用科学类》《艺术丛编》第一集、《百部丛书集成·癸集》《艺圃搜集》本、《闽中石手刻迹本》《闽中荔枝通谱》十六卷本》《闽中荔枝通谱》八卷本（万历本）、《邓道协荔枝通谱本》。

在《荔枝谱》的开篇中，蔡襄先介绍了荔枝的分布和由来：“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后交代创作《荔枝谱》的动因：“予家莆阳，再临泉、福二郡，十年往返，道由乡国，每得其尤者，命工写生，萃集既多，因而题目，以为倡始。”《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五曰：“汉永元（89—105）间，岭南献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昼夜传送。”在《后汉书》中亦有：“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蔡襄《荔枝谱》中也说：“汉初，南粤王赵佗以之备方物，于是始通中国”。可见，荔枝的主要生长地为岭南地区,自汉朝时便成为受欢迎的贡品。

蔡襄《荔枝谱》分“原本始、标尤异、志贾粥、明服食、慎护养、时法制、别种类”七部分。在类别中，蔡襄对其中的“宋公荔枝”的故实作了详细的交代：“世传其树已三百岁，旧属王氏。黄巢兵过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树号泣求与树偕死，贼怜之不伐。宋公名诚，公者，老人之称。年余八十，子孙皆仕宦。”而在写《荔枝谱》之前三年，至和三年（1056），这棵近三百岁的荔枝树结果后，宋公送了些给蔡襄，蔡襄吃后赞不绝口，乘兴书了《谢宋丈诗帖》记录此树：“世传此树已三百年……今虽老矣，实益繁滋，味益香滑，真佳树也。”以示谢意。此“宋公荔枝”至今仍存活，成为福建莆田宋氏宗祠中名物。

蔡襄可谓是历经了整个宋仁宗朝的统治时期，而宋仁宗赵祯在历史上是被评价为“‘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的皇帝。宋仁宗时期经济文化异常发达，名家辈出，是文人的天堂。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六位是在仁宗朝活动的，而闻名世界的中国“四大发明”中，除了造纸术以外，另三项均为仁宗时期的产物。蔡襄在这种文化气息浓郁的环境中，专于书法，其书法之精在当时便为世称道。苏东坡评论曰：“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欧阳修评价蔡襄书法：“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表达了对蔡襄书法艺术造诣的肯定。

在福建任职期间，蔡襄常见荔枝成熟之图景：“城中越山（即今屏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晚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非名画可得。”蔡襄是北宋时期精于书法的文人，在古代又有着“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事能名，可为大夫”的情结，面对着如画的荔枝图景，用文字和图像记录是作为文人的本能。另一方面，蔡襄又发现当地的荔枝“列品虽高而寂寥无纪”，实际的应用中缺少这种谱录类的书籍来指导种植，这也是蔡襄编撰《荔枝谱》的另一个原因。在作谱过程中，亦感品类之多，便命人写图，以便认知，《荔枝图》 便在这种需求下得以创作。“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是未知诗歌可极意形容，谱录则惟求记实。文章有题，词赋与谱录殊也。”表达了《荔枝谱》为谱录类的工具书，而非蔡襄所作艺术品。

二、《荔枝图》作者考辨

1.《荔枝图》作者的三种观点

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刘偘、李旻、王逵、周鼎、顾复等。刘偘题诗云：“高宗写此图，六种颜色奇。移兹工巧心，治国谅无亏。鼎湖龙去远，展卷令人悲。”他甚至以此图绘制之“巧心”见高宗治国之“无亏”，此评恐是爱屋及乌。李旻则批评高宗在烽烟刚去之际、于王室多难之秋，竟然还有闲情“写此图”。王逵更是批评他“宴安之际，不鉴覆辙，犹图口腹之奉，以自玩而忘不共戴天之雠，何其忍哉”。但周鼎却认为高宗题写荔枝，乃是“天机出孝思”。顾复认为《荔枝图》绢卷，“思陵所作荔枝，爰得乃翁笔妙”。吴升认为此图并非如《清河书画舫》所云如“进呈诸图”。其根据蔡襄尝进茶录例断定，“此荔子六种若果补图进呈”，前当有序，如札子。“自必详释某种何名，产自何地，决不仅此累累丹实，令观者识其状，莫别其名也”。又云蔡襄文人雅士，岂肯“以口食之微，流为丹青进奉耶”？且言刘偘乃正统状元，岂无鉴裁，张丑所言“殊抵啎也”。韩崇也认为张丑以为是蔡襄所作乃“想当然耳，实无确据”，所以他在道光丁酉（1837）六月重加装背时，标籖仍题为思陵。

张丑在书中宣言：“守约诸公，漫不加考，因见‘绍兴’‘御书’等印，遂题为思陵所作，例不满焉”，认为他们认陶作阮，非真赏者也。且言：“丑虽不敏，直摅鄙见如右，定为君谟真迹，纵未敢曰破千古之疑，沾沾自喜，较之买王得羊，不失所望差堪轩轩豪举也耶！”《辛丑销夏记》记齐彦槐所作题识，虽然未直接言明为蔡襄所作，但其语意颇值得玩味。“端明曾进《荔支（枝）图》六段，红衣裹玉肤，痛诋思陵，了无谓，不如题作《蔡君谟图作荔支（枝）六种赋》，色绝佳。自刘侃、周鼎、王逵诸公皆谓思陵所绘，肆意诋讥，殊杀风景，惟张青父据欧阳公与蔡忠惠手书定为端明进呈谱图，‘绍兴’等印盖思陵鉴藏耳，未知孰是。”蔡襄曾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杭州府事，又著有《端明集》。因此，“端明”即为蔡襄。在此语境下，《荔枝图》被认为是蔡襄作。齐彦槐是应韩崇所请乃作是评，而此前韩作记与张丑持不同之见。所谓“不知孰是”恐系碍于友人之面的搪塞之语。其首言“端明曾进《荔支图》”，又批评刘偘等人“诋讥”高宗“殊杀风景”，且从张丑所言“‘绍兴’等印盖思陵鉴藏耳”。显然，其本意当是赞同《荔枝图》系蔡襄所作。清人彭蕴璨集载《宋本传》《福建通志》《宣和书谱》《闽画记》《墨池编》《清河书画舫》《欧阳文忠公集》《宋诗纪事》有关内容，认为“（蔡襄）所绘《荔枝图卷》，南渡后重修宣和故事，尚存六种书，为当时第一”。

吴荣光首次于道光戊戌（1838）中秋后三日作跋，认为张丑小注“起龙牙讫蜜荔支”为非：“今按谱七篇，首列陈紫，次方红，次游紫，次即小陈紫，次宋公荔支，又次方为琉黄龙牙蚶壳，谱如此而卷中画即如此方是忠惠真本”。他怀疑图上“金字标题”为后人附会赝作，或为重裱者所汰，以至于“以琉黄为蜜荔支，或以佛桑浆渍色本殷红而附会作蜜渍”。吴荣光曾“四至三山，两任闽藩”，对荔枝品种知之甚深。虽然蔡襄原题已失，但较之张丑与吴氏二人经历及所论，恐以吴荣光所言为是。道光辛丑（1841）四月廿有一日，吴荣光又跋，“图六种不全，想犹是崔慤等人传写，不知何时入绍兴御府，以致头巾诸老横肆排诋，亦足鉴矣!”有鉴于此，吴荣光认为：绍兴御府之印，乃是鉴藏之章，并非作者明证，是图乃崔慤等人传写。

2.《荔枝图》的真正作者

刘偘等人认为是宋高宗所为，张丑和吴荣光已作辨别，此处不再赘述。张丑认为是蔡襄所作，主要是根据欧阳修与蔡襄手书：“治平二年（1065）二月，某启：遂尔大暄，不审气体何似？承已对谢，应已渐治装，无由诣。前日剧瞻企《荔枝图》，已令崔悫（慤）传写，自是一段佳事。碑文好者，前已倒箧。今又于拣退中得此数十本，勒李扬送上，因出，过门为幸。不宣。修顿首。君谟端明侍郎，二十六日。”从回复的手稿可以看出，蔡襄来信“企《荔枝图》”，欧阳修回信说已经让“崔悫（慤）传写”，且言成就一段佳事。

考蔡襄于嘉祐四年己亥（1059）秋八月二十四日作《荔枝谱》，第二年（1060）三月十二日于泉山安静堂作书。是书为七篇，首篇述福建荔枝故实及作谱之由；次二篇略说兴化、福州荔枝情况；第四篇至第六篇述荔枝用途、栽培及贮藏加工方法等；第七篇录荔枝32种，详载产地及特点。谱后有欧阳修嘉祐八年（1063）七月十九日题语：“余少游洛阳花之盛处也，因为牡丹作记。君谟闽人也，故能识荔支而谱之，因念昔人尝有感于二物，而吾二人者适各得其一之详，故聊书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谟谱之末。”从以上手稿及欧阳修谱后附文可以推断，欧阳修当对蔡襄所作《荔枝谱》一事甚为了解。

蔡襄《荔枝谱》篇首言：“予家莆阳，再临泉福二郡，十年往还，道由乡国，每得其尤者命工写生，稡集既多，因而题目以为倡始。”由此可知，在作谱之前，蔡襄已让人为荔枝之尤者作图。欧阳修在嘉祐八年（1063）附文中没有提及该谱有其他附录或插图，但蔡襄却在1065年2月前写信向欧阳修“企要《荔枝图》”。据此可作一大胆假设，蔡襄所为《荔枝谱》虽然文字详实，但涉及具体品相，恐非常人所能区分，故以图形之。如其记江绿“大较类陈紫而差大，独香薄而味少淡”；方家红“可径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支之大者，皆莫敢拟”；缘核“颇类江绿，色丹而小，荔支皆紫核”；圆丁香“皆旁蔕大而下锐，此种体圆与味皆胜”。凡此种种，更有“虎皮以下二十品”，虽然记之甚详，但肯定没有图文并茂给人印象深刻。而蔡襄身处北宋时期尚书画的氛围中，又是恪守法度的书法大家，很有可能对此前“命工写生”的荔枝图并不满意，故再求新图，以附其后。邓庆寀曾作《闽中荔支通谱》，对荔枝可谓是知之甚多，但当孙不伐问其“荔支（枝）之状何若”时，他亦答曰“难言”。后邓庆寀仿白居易与蔡襄例，“亦貌陈紫、宋香以示”“共得四十五枚，色泽肤理与生无别，但不能香味耳”。可见，荔枝之难绘。

崔慤,字子中，《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图绘宝鉴》均载其事迹。安徽凤阳人，乃崔白之弟，曾在宫廷画院任职，官至左班殿直,与兄相类，擅长画花鸟，画兔自成一家。以欧阳修、蔡襄及崔慤之间的关系来看，请其补图之说当系实有其事。张丑据欧阳修所复书信认定《荔枝图》为蔡襄所作，乃理解之误，实为崔慤所为。

自己作文而请人图之者古有其例，如白居易曾作荔枝图寄朝中亲友，乃是道士毋邱所为作。《因树屋书影》云：“白乐天别驾忠州，为荔枝图寄朝士姻旧，或干以财，率不答，但画荔枝图与之。”《白香山诗集》云：“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邱元志写。”只是白诗更多的是以物喻人，感慨自己流落蛮荒，不为朝廷重用而已。清代学者潘奕隽也认为 《荔枝图》为崔慤所写，其《三松堂集》诗云：“貎得新图态逼真，涪州品逊福州纯。写生也拟烦崔悫（慤），输尔芳香味入唇。”

蔡襄作为著名书法家，虽然擅长用笔，但并未见其有画作传世。且画工之技，时人多鄙之，以蔡氏所居之高位，恐不屑为之。《清河书画舫》云：“君谟绘事朴茂尔雅，而其传世绝少”，想来只是猜测之言。以“陈仲醇之博闻广见，尚以弗克一遇为歉”，蔡襄绘画之艺，恐非如其所言。欧阳修所谓“一段佳事”，亦当是指蔡襄作谱，崔慤写图，合作为一本也。至于崔慤所作之图以何种方式出现在《荔枝谱》中，现不得而知。

从上文论述可知，所谓蔡襄《荔枝图》实是崔慤所作。但此图与《清河书画舫》所载蔡襄“进呈谱图”是否为同一本，还需再行考察。

张丑所藏《荔枝》六图，“起龙牙讫蜜荔支”，吴荣光指其与《荔枝谱》不合。显然，此本《荔枝图》并非“进呈图谱”，但也不能据此否定此六图并非崔慤所为。《荔枝谱》所载荔枝有32品，至于一卷六图所为几品，以及是否有重新装裱题签导致的顺序错乱等，皆无从得考。况且《荔枝图》早在张丑手中已经“糜烂”不堪，至于是否流传下来，今已不得而知。

另，据《九钥集》所载，宋懋澄言其家“先世相传有宣和皇帝绘《荔枝图》，题曰“‘赐宋殿直’，识以玺书”。二图是否有所关联，文献亦无明确记载。

三、《荔枝图》的流传

1.宋代流传

崔慤应欧阳修所请，为蔡襄作《荔枝图》，原图首先当为蔡氏所有。《荔枝谱》成书后的第二年（1060）蔡襄将《荔枝谱》进呈朝廷，借由仁宗皇帝之手，刻印刊行，得以普及。其中《荔枝图》应在谱中，一同进入北宋宫廷。今观莆田县蔡襄纪念馆藏宋拓本《荔枝谱》（图1）及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古香斋宝藏蔡帖》 （图2），上有“政和”印。“政和”印为北宋徽宗所用“宣和七玺”印鉴之其中一种，这足以说明此谱在北宋时期已为内府所藏。但考《清河书画舫》及《大观录》等文献，所记《荔枝图》上仅有“绍兴”“御书”等印，不见北宋内府收藏印记。究其缘由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此图与谱原本分开，《荔枝谱》为内府所收，《荔枝图》则由其家宝藏。另一种可能是二者共同为北宋内府所收藏，在流传的过程中历经各种磨难，尤其是遭遇兵火之灾流落民间，原有流传印记受损，或经重新装裱遗失原貌，后又为南宋御府收藏。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称此图虽“遭靖康兵火得不化为乌有先生，足称幸甚，似乎难免前后之残阙矣”，认为《荔枝图》为北宋宫廷收藏，历经靖康之难，后因南宋高宗皇帝重修宣和故事，潜命搜访图书，而又进入南宋内府，这是极其幸运之事。

图1 宋拓蔡襄《荔枝谱》（莆田县蔡襄纪念馆藏）

图2 古香斋宝藏蔡帖《荔枝谱》及欧阳修跋局部（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

2.明代流传

《荔枝图》元代无考。明初有王逵识云：“右宋高宗绘《茘枝图》一幅，吾友于以诚之所藏者，而求题于余。……正统四年（1439）春二月上吉甲午，乡贡进士襄阳经卫欈李王逵。”天顺二年龙集己卯（1458）仲秋朔吉，苹川周鼎客石湖陈忍斋所跋云：“曩余尝作宋思陵《茘枝》二绝句，……恐非诗教矣。予欲得藳毁之，弗及，尚与画同藏于于松岩所。余二十载，空前纸待余书，欲却之则似乎靳，应其求则贰过焉，为补二十八字，微与之讳，并书之后纸。”由此二跋可知，此图明初，至少在1439年至1458年间曾为于以诚所藏，王逵所云“于以诚”与周鼎所说“于松岩”当为一人。

明代收藏家张丑作《清河书画舫》记录其家族收藏以及所见所闻之书画作品中，蔡襄名下载《茘枝图》一，绢本六卷，大刷色，“前有‘复古殿宝’，后有‘绍兴御书’之印，‘复古殿宝’凡四印”。后有守约刘偘、纳斋李旻、欈李王逵及苹川周鼎跋。这是张丑所见《荔枝图》的流传印记。《清河书画舫》卷七记庚戌（1610）开岁三日，张丑于真赏斋动笔题识，妄议诸家，鉴定失真，将《荔枝图》定为君谟真迹，沾沾自喜，自以为破千古之疑，为方家所笑。当时此图止存六段，虽然“刷色鲜丽，笔意高古”，但张丑“第以糜烂细，故易去”。由于《清河书画舫》记之甚略，也不知流入谁手。据图后韩崇手记，中间原有李雯一诗，后失去。不知是否曾为其收藏。

3.清代流传

清初顾复《平生壮观》所记《荔枝图》与张丑所见无异。吴升《大观录》记《荔枝图》题为高宗《荔枝图卷》：“上用‘乾卦’印，晚居北内，（高宗）多用‘太上皇帝之宝’‘德寿殿宝’‘御府图书’。此卷澹黄绢本，高八寸，长五尺，绢止一幅，因荔枝有六种，故为六图，押‘绍兴’长方玺，‘御书之印’方玺，刘守约诸家诗跋书贉纸。”与《清河书画舫》所记“于松岩”不同，《大观录》作“王松岩”,此或系刊刻之误，当为同一人，即“于松岩”。张丑题跋云是图“笔墨精谨，绢素缜密”，而吴升言其“绢粗”，不知孰是。

清代吴荣光《辛丑销夏记》所记“末御府《荔枝图卷》，绢本，高八寸一分，长五尺二寸二分”,尺寸与《大观录》所记亦微有出入，中间失去李雯一跋，后有韩崇抄录《清河书画舫》所记张丑跋语，以及韩崇手记、吴荣光题跋。

清后期，此图为韩崇所藏。韩崇（1783-1860），字符芝、元之，一字履卿，人称南阳学子，苏州元和县人，乃韩是升幼子，韩崶之弟，也是汪鸣銮与吴大澂外祖父。韩崇酷嗜金石，工书诗，相关著述较多，传世的有《书画题跋》《江左石刻文编》《江右石刻文编》《宝铁斋书录》《录德录》《义门先生集》《三节合编》等。道光丁酉（1837）六月，韩崇为其重加装背，标籖仍题作思陵，抄录《清河书画舫》张丑之语，并作跋云。道光戊戌（1838）中秋后三日，韩崇还请齐彦槐为之作题识，书于沧浪亭之石枰精舍。次年，时年六十九岁的吴荣光亦两次为之作跋。

结语

蔡襄《荔枝谱》为实用之谱录，系统全面地记录了荔枝的科学知识，因有感于文字之记录无法直观地呈现荔枝原貌而作图辅以认知。由此《荔枝图》得以面世，然古之书画作品能流传至今实为难得，对于《荔枝图》作者之辨一直伴随在流传过程中。从蔡襄自己在《荔枝谱》中所述的情况来看，蔡襄亲自作图的可能性很小，而宋高宗之说亦不可信，综之文献资料，其真正的作者应为崔慤。在流传的过程中，仍有新的版本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也成为后续的研究值得关注之处。书画作品的流传，伴随着材料的糜烂、兵火之祸、好事者的作伪、书画爱好者的精于临仿等，都给今天的辨伪带来困扰。然《荔枝图》并非作为绘画作品而作，而是为了辅助《荔枝谱》帮助人们更好地认知。《荔枝谱》是作为工具书的谱录类书籍，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因此，从功能的角度来说，《荔枝图》亦非艺术作品，这完全符合蔡襄编撰《荔枝谱》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