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宇 蔡清德（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清代为砚文化发展的兴盛时期，各类砚著层出不穷，如砚史、砚谱、砚录、砚铭、砚志、砚考、砚记等。乃至清人黄钦阿（生卒未详）直言“本朝端砚大显”，黄氏虽言端砚，但也从侧面反映清代砚文化兴盛之状。诸多文士学子更是热衷于砚学的考究，或收藏、或镌刻、或编著等。高凤翰（1683-1749）《砚史》即为其中重要的一例。清人孔宥函（1802-1858）对其重要价值作出精辟的论述：

砚有史，创自米海岳。陈振孙《直斋书目》收仅一卷。明连江陈第世善堂藏海岳本为二卷者，误也。元金阊陆友，自号砚北先生，著《砚史》，近传其《墨史》三卷，《砚史》无传。国朝《四库书目》载《砚史》一卷，即米氏本。寻其体例，史名而实谱也。谱莫详于内府西清之刻，铭事完粲，谱名而实史也。南阜老人才高位下，右臂以疾废。储器奇鬱，精书妙绘不足以吐输，而一寓于《砚史》。集陶、石、金、澄泥凡若干砚，正背二图，间及侧面。故图之数倍于砚，刚柔燥湿既详性用，龙尾凤咮，斧形风字，极古品之奇环不足过。其间时代递存，藏家转徒，师友投赠，儿女遗畀，莫不苦心端委，传以人氏，识以年时，为来者永永寿焉。……西清谱刻，民间既不多见，米本世亦罕传。此册如丹木游珠，照耀陵谷，吾知李之彦、苏易简所传古砚谱，亦不得专美于前矣。

孔氏称赞高凤翰《砚史》在清代砚著当中“如丹木游珠，照耀陵谷”，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然而对于这样一部重要砚史，在清代大收藏家王相（1789-1852）重摹之前，仅于张庚（1685-1760）《国朝画征录》中寥寥数语记录。而高氏《砚史》能于今日得以广泛流传，王相从中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虽然目前学界关于高凤翰《砚史》研究亦较为丰赡，但关于王相重摹高凤翰《砚史》的缘由、方法及其意义之研究或未尽见。因此，本文尝试对此作进一步探讨，期望能裨益高凤翰《砚史》研究之深入。（图1）

图1 南阜山人小像砚

一、王相收藏高凤翰《砚史》之缘由

王相最先知道高凤翰《砚史》是通过张庚《国朝画征录》，其载：

高凤翰，字西园，号南村，晚年自号南阜老人，尝自称老阜，胶州人。雍正五年，以生员举孝友端方，任歙县丞。被劾去官，后病痺，右臂不仁，书画遂以左手。感前人郑元祐尚左，因更号后尚左生，其画山水纵逸，不拘于法，以气胜。善草书，圆劲飞动。性豪迈，不蓄一钱。嗜砚，收藏至千余，皆自铭，大半手琢，著有《砚史》。

其中最能引起王相兴趣的应为高氏所著的《砚史》，认为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遂经高氏乡人单君廉泉从其后人手中以重值收得。但问题是，王相与高凤翰并非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二人亦非同乡，为何王氏要不惜重金来收藏高氏《砚史》？个中或仍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原因与史实，因此，本文试从三个方面来考究其缘由：

1.笃嗜收藏：书籍、金石收罗至富

清人成僎（生卒未详）在《诗说考略》自序中如是道：

王君惜庵，禀资敏达，赋性恢豪。于书无所不观，博综淹贯，发为诗古文辞，洋洋洒洒，藻釆缤纷，其气韵之渊雅，则与诗教为尤。......童子就传时，塾师取其便于口诵，每先四子书授之。然授自成童者，往往皓首穷经，不及悉其源流，得其归趣。即或纵览载籍，殚心研究，而说诗家自周秦以下，言人人殊，旁见侧出。其论著所存茫茫如烟海，必欲联其异同，判其曲直，非悖则拘。

序中指出王相从小天资聪颖，爱好读书，能于博览群书之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在读书方面尤为刻苦，其同乡好友卓笔峰于道光六年（1826）冬月在王相《友声集.白醉闲窗》序中云：“丙戌冬月，吾友王君惜庵，......吾见其朝铸史而夕研经，挥洒绢素，屏营花竹，终日矻矻，绝少闲时，且饮兴不豪动以疾谢句。”王氏终日钻经研史，足见其用功之深。此外，其收藏论著更是“茫茫如烟海”，而关于王相为何藏书之富？据《愿学斋吟稿补遗》中亦有记述：

《广陵买书歌为惜庵赋》：绿杨烟雨芜城道，人说寻春春正早。惟有迂生结习殊，花香不若书香好。广陵艺苑籖轴多，五都市上勤搜罗。玲珑山与唐文馆，数万名手相镌磨。旧书更较新书胜，当日收藏夸照乘。金褫玉贉几装潢，豕误鱼讹费考证。可怜辗转作书贾，向人便把家珍数。卖花人是种花人，能熟花名记花谱。有人跨鹤不成仙，只为书痴念未镯。欲开石室寻丹篆，又向昆冈乞玉田。手把琅环五千卷，心自怦怦目自眩。夏鼎商彝宝莫名，神惛力惰情犹恋。此时书贾亦大乐，知希诚贵解难索。张皇北宋澄心堂，指点前朝汲古阁。更夸昭代聚英灵，四库图书灿日星。殿板监工勤勘校，聚珍铜字发新硎。怏哉王郎色飞舞，不舍竹青舍阿堵。拌郤莺花一笑钱，换得金丝五杂爼。籤题别处认缥缃，甲乙分来严部伍。移花分付种莫讹，修月丁宁缺还补。笑君痴处痴有情，对此婆桫日三五。几宵歌吹竹西闻，何处新妆关眉妩。

赋中反映广陵艺苑书目繁富，玲珑山与唐文馆更是藏书重地。在如此得天独厚的环境之下，自然为王相搜罗书籍提供便利，而“五都市上勤搜罗”就是最好的说明。而王氏每每搜到好书便会向他人夸耀，难怪别人评价他“只为书痴念未镯”。正因如此，才有“手把琅环五千卷”这样的藏书积累。

而在同治十三年（1874）《宿迁县志》中亦记载王氏藏书卷数：“《无止境初续稿》八卷、《井窥》二卷、《乡程日记》一卷、《春明途说》一卷、《草堂随笔》二十四卷。”（图2）

图2 《宿迁县志.人物传》书影

王相除了喜藏书、著书之外，同时亦好金石，藏砚便是其中一种，王相《友声集》序中有载：“吾友王惜庵先生，丙申入都，慈雨款余于宣南寓斋，出其所藏古砚，相与欣赏，余为赋九十六砚斋歌。”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好友山阳丁人入都之时，王相将所藏古砚与之共赏，可见王氏原本是爱砚之人，自然为其收藏高凤翰《砚史》埋下伏笔。清代篆刻大家吴熙载（1799-1870）称：“秀水王君惜庵，淹雅好古，工诗善书，于友朋之著作，必搜罗而藂刻之，实微显阐幽之意。又笃嗜书籍、金石，收藏至富。尤重南阜之书画，遂以重价购得此册。”吴氏指出王相十分重视高凤翰的书画，遂以重值收藏《砚史》。

2.价值：精神所聚，辄皆成宝

关于高凤翰《砚史》的由来及其价值，清代诗人李果（1679-1751）于《砚史》序中有言：

求珠者于海，求玉者于山，非有力者莫之致也。而儒生所宝者砚，以钝为体，以静为用，得一二枚可以经久而不穷。同学高君南阜，性嗜砚。所历山崖墟莽，荒林古宇，视石之奇朴峭利者，试之裁割、磨砺以成砚。自为铭辞，以篆隶行草之法镌之。积久至百余，合之昔人所遗，四方交游投赠，及索铭赞者，近三百枚，皆古雅可爱。间遇风月清嘉，辄手纸墨拓本藏之。已又载其本末，别为《砚史》，偶示余阅之。有老学庵著书第二砚，明人王守溪方寸小砚，刘念台蚁磨斋砚，又有掘港文信国祠下澄泥砖砚，物殆聚于所好欤？古人砚以金以玉，以瓦以蚌，或以浮槎青铁，海门㠛邨石，形或如马蹄如莲叶，类各异。澄泥盛于南唐，北宋皆用歙、龙尾，而端溪则著于南宋，以迄于今。唐彦猷《砚谱》则以青州黑山红丝石为第一。质润发墨，久为水所浸渍，有膏夜出焉，蓋李唐多用之。新城王先生谓，黑山在益都颜神镇，今其产者虽尽墨而损笔，非端溪比。南阜家胶州，称隣境，独不多取，意者今昔所产，瑕瑜不同，即砚亦不能无升沉利钝之感。南阜之不事耳食，而别构此纍纍者，岂无意耶？余又见南阜所作古诗，有初唐人风，盐说类管子、王将军，马记神采似昌黎，画如徐青藤，而疎落过之。大吏以其才，保举来江南，为泰州坝官，未几去位。留吴门，病右臂，乃以左手书。时时赋诗作画，啸歌自如。凡众人之所甘者皆不嗜，而所好在此，可以想其高致矣。虽然，君子物物，而不物于物，何眷眷于此砚者焉？南阜洵多才，若以寄其磊落不可磨灭之气则可耳，于砚乎何有？南阜高先生《砚史》序，长洲学弟李果顿首撰并书。

李果记述高凤翰从寻石、裁割、磨砺、铭辞、镌刻等过程均亲力亲为，共积累百余方砚，其中亦不乏名人之砚，最终以纸墨拓本收藏，将之别为《砚史》。在李氏眼中，高凤翰诗文书画皆绝，并称赞其“南阜洵多才，若以寄其磊落不可磨灭之气则可耳，于砚乎何有？”可见对高氏才华及其《砚史》评价极高，乃至王相亦称：“此于艺苑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足见王氏肯定《砚史》的价值，不惜重值购买。

当清代篆刻家王子若（1788-1841）观摹到《砚史》原册之时不禁惊叹：“弟自惭耳食多年，至是始知世称《研史》，即此便是。此册之可珍，与阁下之珍之重之欲为传之者，真知音不易，必待阅世相逢。爱古如君，可使千人共感矣。”王氏称“自惭耳食多年”方知有高凤翰《砚史》，认为世上再无别本，为避免日后散佚，遂立志全力镌刻，他说：“今西园《研史》，世无别本，又完善明晰，无难毫发求肖。是以弟自昨腊约定后，遍告同人，此后惟医事尚可偶应，其余书、画、篆刻之事，一切谢绝。总拟终年穷日之力，专攻《研史》，以早竣为望。”

清人姚世錧进而认为：“山左南阜高先生，嗜奇好古，尤有砚癖，行箧出砚谱四册，俱生平手制，间及古名人艳称者，凡三百余，规制既极古雅，铭亦超拨流俗，展玩不能释手。蓋精神所聚，辄皆成宝，石乡侯顿开生面矣。乾隆四年九月朔日，吴兴，姚世錧观因题”姚氏对《砚史》之精神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合理的评价。

3.责任：使聚于一册，以永其传

除了高凤翰《砚史》具有收藏价值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王相恐其日后毁失，认为自己有责任将其传承下去，他称：“藏之则人莫得覩，脱散佚则无别本。安得摹勒上石，拓千百本以公诸斯世邪？”王氏认为只有摹刻于石上，拓摹千百本，并公诸于世才能达到永久传承的目的。清人孔宥函（1802-1858）对王氏传承之举亦深表赞赏：“不靳心力，镂传是册，真有心人哉！”在他眼里王相“镂传是册”之举，实为真心之人才能做到。与孔氏之意相似的还有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1775-1855），其于《砚史》序中如是道：

“天下事，爱之挚者，所爱必可致；求之诚者，所求必有成。宿迁王君惜庵，刻砚史之举，斯真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矣！良由其爱与求，一心不退转，积久无厌倦故也。王君于国朝《画征录》见山东高君南阜之名，知其有砚四卷，为平生精力所萃，其名著康熙、雍正、乾隆间甚盛，卒困踬里下以殁。悼慕兼至，欲得《研史》拓本重镌以广其传。”

包氏眼里，王相重摹砚史实为诚者之举，“一心不退转，积久无厌倦”就是最好的说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吴廷飏于《砚史》序跋中亦云：“念南阜之墨迹历久将湮，乃为寿之贞石，遇王君子若，依原拓砚铭摹刻之，使既散之砚常聚如新。按其拓本，读其铭词，玩其题字，则南阜之精神如接，无虑拓数十百本，并可公诸同好，实南阜之知己也”吴氏认为王相此举，如将高凤翰《砚史》之“精神如接”，期冀永传。而王子若更进一步认为，王氏传摹《砚史》乃高凤翰身后遇知音：

惜庵尝云：余读砚史，至过爱后隽语，感之欲涕，恨不能以先生此册遍示海内，遍告后人。今惜庵大费心力，为先生刻传砚史，不唯一已不负先生爱后隽意，更为先生广行爱后隽意，实与先生同具爱后隽意。后之视今。当亦尤今之视昔，则以先生砚史中，自寓激昂感慨无限深情，身后寂寥湮鬱，已满百年，亦几含爨下焦桐之泪。一旦得遇赏音，振其遗响，传之无穷，先生亦可大慰于九泉矣。

王相希望重摹高凤翰《砚史》能够“遍示海内，遍告后人”，达到“振其遗响，传之无穷”的效果，实为使命感之使然。

二、如何重摹高凤翰《砚史》？

王相收藏高凤翰《砚史》后，在重摹上主要围绕三方面进行：在体例上依类编次；内容上进行阐释与移摹；摹刻方面先后延请王子若和吴熙载参与。

1.体例：分类编次

高凤翰在编著《砚史》之时，立志仿照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史记》体例进行，乾隆三年（1738）戊午八月中秋他在《砚史》序中有言：

南阜山人有志史氏而无所用。作《砚史》，窃慕司马子长之书，仿之作诸书、表、本纪、世家、列传。用以追踪龙门，少摅意见，不谓困踬蹭蹬，略无成就，而竟病疲，以老伤心自喻而已。丁巳得罪，又苦痿痹。史遂未竟而罢。麤装成册，藏之家塾，聊为他日墨城权与云。乾隆戊午八月中秋节山人左手自记。”

高氏将《砚史》体例分为平准、河渠、乐律、天官、本纪及世家，各幅砚图依类入列传，并进行详细分类：

史例：如泉砚，货布砚之属，入平准；海月清辉，邗沟紫铁之属，入河渠；八音钟砚、磬砚之属，入乐律；文昌宫、河鼓、斗杓之属，入天官；未央、五柞、铜雀之属，入本纪；文信国祠下古砖，胡安定祠耕夫所得片瓦，米海岳、陆放翁、刘念台、王文恪诸公遗砚，入世家；余各依类入列传，此其大略也。戊午秋八月十五日左手纪略，丁巳半人留。（图3）

图3 高凤翰《砚史》史例

而王相在高氏《砚史》的体例基础之上，对其体例进行分类编次，共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图像和序文为主，次序为：高凤翰题词、南阜山人小像砚、云海孤鹤图、高凤翰自序、李果序、孔继鑅序、包世臣序、史例。第二类为《砚史》的主要部分，砚史摹本112幅砚拓图片。第三类以题跋为主，次序为：姚世錧题识、吴延飏跋、王相跋、南阜山人生圹志铭、杨翰题诗。

然分类编次之过程并非易事，涉及购刻诸多事宜。乃至吴廷飏称：“至册中编次先后，惜翁具说于各幅，其购刻艰阻，败而复全，已别识之，皆不更叙。惜翁又从他所得南阜小像，橅刻册首，或亦南阜存精寓赏之神”。吴氏指出购刻之事极其艰阻，具体编次细节亦十分繁杂。而编序最终得以完成，离不开诸多友人的热心相助，如清代陆音敬写南阜山人小像、清人杨翰（1812-1879）赠高凤翰手琢砚拓、家复斋赠高凤翰圹志拓本等。可见《砚史》实为王相与众多诚心之士合力的结果，王相称：

余既购藏《砚史》本，复有鬻旧画人，携南阜自题小像来，余诧曰：岂阜老知《砚史》所在，相寻至此邪？抑精诚感通，不以幽明隔邪？爰乞莲溪上人，缩摹入册，自谓所遇已奇矣。庚戌春，游京师，杨海琴太史于它处见《砚史》拓本，访至余寓，曰：曾藏有南阜旧砚，砚背刻小像，砚匣有自铭，请以摹本赠君，勒之《砚史》卷內，不更一家眷属乎？余喜躍，遂两存之。嗟乎，南阜先生生前抑鬱阨塞，岂意百余年后，有吾辈数人婆娑相料理，庶九幽之灵亦可少慰矣。王相惜庵甫自识。时咸丰元年春壬正月。”

值得注意的是，王相于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春游京师之时，杨海琴太史拜访王相，告之亦藏高氏《砚史》拓本，其后遂将二册合存。因此王氏编录的《砚史》应为二册合之，其体例上分类编次亦应参考二册之长短。

2.内容：阐释与移摹

在高凤翰《砚史》体例中，砚史摹本第一至第一百十二幅砚图为主要部分。王相对每幅砚图进行详细考订，如上文吴熙载所言“惜翁具说于各幅，其购刻艰阻，败而复全，已别识之，皆不更叙”。同时，王氏为了将原拓题记和后来附加的说明进行区别，均标注〇以示别之。并据每方砚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大致分为如下两类：

第一类，由于《砚史》重摹过程较为复杂，难免部分砚图与原册有异，因此，王相对其进行阐释清楚，以便让读者更易于明白其中原由，以免误读。茲录部分如下：

砚史摹本第七：按此砚本长方式，原本拓样如此者。因此砚背仿宋式，坳塘两墙内，中幅自上达下，划泻如滩，拓时纸亦坳入，至揭起压平，纸舒下阔，乃使两墙外衺，入册时无难。剪开褾正，然无以见中幅坳塘之制矣。故砚史通部中，与此同式如曼睩、菊潭、山月、流云诸砚，原拓皆不翦开褾正。今摹砚图悉依原本拓样，亦承先生示人勿翦之意也。

砚史摹本第二十三：原本此铭，墨书砚池内，就空满填书而未刻。观伯阳司寇“再识”二字，此拓当是砚之正面，必司寇已铭其背，故此云“再识”。而上闢巨池，既广必深。古人多磨墨汁，笔蘸墨华，用砚池多取深广，此砚当是。先生承司寇命作铭，砚池下磨墨地不可书，书砚池内，复深不便刻，故未刻。抑或已刻而不便于拓，乃笔记之。

砚史摹本第二十五：按此砚亦长方式，因砚背凹塘，故拓形下阔。其说已详第七幅（春草堂世砚）附识语中。惟世砚与菊潭诸砚皆无下边，独此砚边四周，故拓纸皱处舒出，边痕坼裂。茲亦依原样摹刻，乃为不误。

砚史摹本第二十九：此幅摹砚之初，略一粗忽，乾拓看样，屡改屡拓，不能得原本浑朴之神。既而熟视原拓，悟其以湿拓取胜。乃师其意拓出，颇能相似。因识此，以告后之拓者。

砚史摹本第三十：此砚原拓月轮，上半近砚池处淡拓，下半由渐而浓，清辉俨然，蓋以画法参之也。今此摹本求似，不独在刻，且在于拓。故志此以告后之拓此者。

第二类：由于《砚史》原册中部分砚图文字较小，出于让读者易于辨别或摹拓，王相将其移摹图外，甚至将字体扩大数倍。如下：

砚史摹本第二：右七行题记，原本密排砚池內空白处。今移摹砚图外，稍疎其行列。后凡砚拓内题字移出者放此。

砚史摹本第四：前环砚图二题，原本在砚边内，砚面四围空白处。此砚一段自右上角绕而左，按一段自右下角绕而左。字小如蝇头，恐摹刻不耐久拓，既移出图外，因展其字形大于原本一倍，字体笔意对临取似。

砚史摹本第三十六：此题原本因以两砚拓并排半幅中，就中间隙缝內，细书两行，小于蝇头。茲展大临摹，分为三行，字则大于原迹三倍。

砚史摹本第九十七：右铭原本墨书，在八字环读文内，亦南阜制而未刻者，今移图外，拓于旧十之四，以便摹搨。

阐释和移摹为王相对《砚史》繁杂内容作出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以便后人对高凤翰《砚史》有个更全面清晰的认识。

3.摹刻：先后延请王子若和吴熙载参与

上文王相提道：“安得摹勒上石，拓千百本以公诸斯世邪？”他认为只有摹刻于石上方能永传于世。但关于何人摹刻？王氏显然慎之又慎：“余擬刻南阜《砚史》，历试江浙诸名手，无当意者。因见万廉山郡丞《百汉碑砚》，访知出子若手，蓋数载乃得与子若订交。子若感惠徇知，专精致力，初不意天夺其年，功未及半而遽殁也。”王氏遍寻刻工，直至数载后遇到太仓王子若方为满意。而关于王子若刻技如何？《雪桥诗话三集》记载：“程序伯与王子若应绶皆精于画，序伯能诗，子若兼工篆刻”；《霞外攈屑》亦载：“子若为麓台少司农五世孙，诸生，初名应绶。画得家法，工医及金石篆刻”；《石庐金石书志》记述：“万氏以精拓汉碑，嘱太仓王应绶（子若）缩摹于砚石之背，历七稔始成，古雅绝伦，形神毕肖，即碑之剥蚀处亦与原本丝毫不爽”以上均表明王子若刻技十分精湛，乃至王相对其称赞：“为往岁南昌万氏摹百汉碑砚者，艺绝精”但令人惋惜的是，他未刻及半，便患重病，再难完成摹刻之业。然王子若的敬业精神，令人十分敬佩，他甚至直言：“自念余生，百无一营，惟石刻一事，朝毕夕死无憾。”而在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之时仍祈祷能将《砚史》完毕：“子若殁，其老仆述伊主病革，曾于除夜祷神，愿假一年寿，毕《砚史》工而后死，而终弗能。”（图4）

图4 王相跋（局部）

最后，王子若深知自身病重已无法完成剩余砚图，因此，他在临终前将已刻五十余石及《研史》原册返还王相：“昨序东先生来，分致贤主人与弟及铭山书，而传述贤主人口嘱，命弟将已刻五十余石及《研史》原册，交渠手带回。弟素知序东为贤主人世交至厚，其言与贤主人面谕无异。是以谨如命封固，一一点交，其余未刻石料，恐此时一起带上过于累坠，暂存，俟下次便船载去可也。”在王子若卒后，王相遍寻江淮刻工无果，又经数载，直至遇见吴熙载，才觉得吴氏能胜此任，他称：

“王君遍求江淮间。又数年，复得仪征吴熙载，熙载篆刻为近世冠，然以淹雅见器钜公，乞纂注校勘经史者无虚日。虽重王君意而力难专及。遂手钩定本，以可者佐刀椎而监示指授以成子若所遗之半。其子若已施工而未竟者，则熙载自补成之。”

王相眼里“熙载篆刻为近世冠”，说明他对吴氏的刻技非常认可。晚清书画家汪鋆（1816-？）亦称赞其“铁笔当世无俪”。此外，孔君宥更直言吴熙载能继承摹刻《砚史》之业：“孔君宥函见之曰：吾友吴君熙载，能继此业。”然吴氏虽有心为之，但当时忙于纂注校勘经史，难以抽身，遂手钩定本交由扬州刻工摹刻，他说：

“迟之又久，惜翁因孔君宥函属余继其事，余时以分辑南史注，未能独任，乃为谋之扬州刻工，工闻惜翁意，故居奇，将终不能成。余重惜翁之意，乃商之宥函，谓惜翁欲传南阜之心力，莫重于传南阜之墨迹。古来传刻之最精者，莫如《淳化帖》。淳化祖本实枣版。请自子若刻第五十一石以下续以版，爰购精手刻之，故不下子若之石刻也。其覆刻之砚铭，亦依仿之。惟剥蚀处稍逊原拓，而大略存其八九。要使《砚史》百三十页完成，庶可竟子若未竟之志，又以慰惜翁重南阜之心。”

需要说明的是，吴熙载效仿《淳化阁帖》祖本之法，用枣木镌刻。按吴氏之意，王子若镌刻前五十一石为石刻，而之后的均为枣刻。虽枣版“剥蚀处稍逊原拓”，但毕竟《砚史》得以完成，既“可竟子若未竟之志，又以慰惜翁重南阜之心。”

三、王相重摹高凤翰《砚史》之意义

试想假如高凤翰《砚史》没有被王相重摹，其结果会如何？王氏重摹《砚史》从中会产生怎样的意义？孔宥函直言：

南阜老人才高位下，右臂以疾废。储器奇鬱，精书妙绘不足以吐输，而一寓于《砚史》。集陶、石、金、澄泥凡若干砚，正背二图，间及侧面。故图之数倍于砚，刚柔燥湿既详性用，龙尾凤咮，斧形风字，极古品之奇环不足过。其间时代递存，藏家转徒，师友投赠，儿女遗畀，莫不苦心端委，传以人氏，识以年时，为来者永永寿焉。夫天子诸侯有国史以记言事，述善恶，寓劝戒。士不获搢笏、珥笔，居柱下，悠悠岁徂，纳景瓮牖，耳目蹇涩、喉舌退废，又不甘以摧颓不尽精气，委之牢落宽闲之野，此草莽丹铅为无用之用，而强以史名其家者，为可悲也。绣水王丈惜庵，亦南阜落莫之论也。（图5）

图5 孔继鑅序（局部）

孔氏感叹高凤翰《砚史》如非遇到王相这般有识之士，恐已淹没于历史之中。王子若指出高氏《砚史》“身后寂寥湮鬱，已满百年，亦几含爨下焦桐之泪。一旦得遇赏音，振其遗响，传之无穷”，在王子若眼里，《砚史》已被掩埋百年之久，今得以广传于世，王相功不可没。此外，上文吴熙载亦提及“念南阜之墨迹历久将湮，乃为寿之贞石，遇王君子若，依原拓砚铭摹刻之，使既散之砚常聚如新。按其拓本，读其铭词，玩其题字，则南阜之精神如接，无虑拓数十百本，并可公诸同好，实南阜之知己也。”吴氏也表示，恐《砚史》经年久会遗失，然经王相重摹之后，使其如新，最重要的是高凤翰《砚史》之精神能够继续传承下去。正如包世臣所言：“则是刻之必传，传而必广，广而必久，为艺林增瑰异之观可知也。”

可以想像，假若没有王相重摹高凤翰 《砚史》之举，后人很可能难以窥探到其真面目，仅能从张庚《国朝画征录》中记录的寥寥数语去臆想其神采。因此，王相重摹高氏《砚史》，实如包氏之言“为艺林增瑰异之观”，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结语

高凤翰《砚史》最终得以重摹于世，离不开王相殚精竭力的努力，包世臣称：

王君复因婺源黄石瓴乞予为之弁。王君虽素昧生平，闻其年届七十，家素饶，而为《砚史》一事专心致志以余年，毁其家而不惜，其识力坚定过寻常远矣！方今旱潦间作，流亡满野，庚癸徒呼，仰屋坐叹。当事者莫不忧此，而未闻求能者以襄事，任能者以责成。假得人为，有力有志如王君之于《砚史》也。

王相为了重摹高凤翰《砚史》，甚至“毁其家而不惜”，可见“其识力坚定过寻常远矣！”杨翰亦云：“顷晤惜庵先生，出示重摹《砚史》，殊竭心力”......然而，当我们深究王氏“殊竭心力”重摹高凤翰《砚史》之缘由的时候，发现这与他喜好收藏书籍金石、《砚史》的学术价值及其传承使命感等重要因素有关。而在重摹的具体方法上，王相于体例上进行分类编次；在内容上，对每幅砚图进行详细考订，并作出必要的阐释和移摹；在镌刻方面，先后延请王子若与吴熙载参与。总而言之，了解王相在重摹中的诸多努力与所发挥的作用，对我们全面加深了解高凤翰《砚史》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图1:（清）高凤翰著.砚史笺释.[M]//田涛、崔士篪，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2.

图2:《宿迁县志.人物传》卷十七，清代同治十三年刊本书影.

图3:（清）高凤翰著.砚史笺，释.[M]//田涛、崔士篪，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2.

图4:（清）高凤翰著.砚史笺释.[M]//田涛、崔士篪，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318.

图5:（清）高凤翰著.砚史笺释.[M]//田涛、崔士篪，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