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胜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笔者于《语言研究》2020 年第2 期发表《词义引申的本质：词音借用》一文（以下简称《词音借用》）［1］，阐述了“词义引申”的真实过程是人们借用了旧词音来称说新概念从而创造出新的音义结合体（或者说新词）。有几个相关问题在该文中尚未说清或尚未谈及，本文在该文的基础上继续讨论。

一 词音借用与词音沿用

将拿着兵器的人（战士）称作bīnɡ（词的声音用拼音方案代为表示，不等于该词历史上的实际词音，后文同此），将击鼓的动作称为ɡǔ，用yī 音来称说穿衣（后分化为yì），这都是典型的词音借用。还有些例子与此稍有不同。比如“纸”，它原先指用于书写的缣帛（《后汉书·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后来发明了植物纤维纸，虽更换了材料，但物用未变，因而人们继续称之为“纸”。“纸”的所指（即zhǐ 音所称说的概念）是发生了改变的（本指缣帛，后指植物纤维纸），用以往的说法这就是发生了“词义引申”，用我们的说法则是发生了“词音借用”。不过“纸”这个例子对旧音zhǐ 的使用，是一种十分自然的“沿用”，它几乎没有“联想”的过程（植物纤维纸就是为了替代原先的那种用于书写的缣帛而发明出来的，自然而然沿称为zhǐ）；而像“兵”这样的例子，称持bīnɡ者为bīnɡ，这显然是需要一些思维操作的。后者可称为“词音借用”，前者称作“词音沿用”或更贴切。

“词义引申”（本质是在旧词基础上创造新词）对旧词音的使用，有些是借用，有些则是沿用，这一点在《词音借用》一文中未有说明。“书”本指书写，是个动作行为，即本来有一个词是{shū，书写}（本文用大括号表示语言中的词，包括词音和词义两个要素），后来在这个词的基础上创造出{shū，文字}（王筠《说文句读》“书，书写其本义也，因而所写之字谓之书”），这应该叫“词音借用”；在{shū，书写}的基础上又创造出{shū，书籍}（书籍乃书写而成），这也应该叫“词音借用”；早期的书籍指简册，后来的书籍是纸张装订而成，所指有变，即{shū，简册}→{shū，书本}，这就不宜称之为“词音借用”，而应称作“词音沿用”。像“纸”“书”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爆竹”，《汉语大词典》：“古时在节日或喜庆日，用火烧竹，毕剥发声，以驱除山鬼瘟神，谓之‘爆竹’。火药发明后以多层纸密卷火药，接以引线，燃之使爆炸发声，亦称为‘爆竹’。”所谓“亦称为‘爆竹’”，说的就是沿称，即对旧词音bàozhú 的沿用。

语法学上经常提及的例子“她今天穿了一件新裙子”“她今天穿着一件新裙子”，两种表达意思基本相同，一个说“穿了”，一个说“穿着”，似乎体助词“了”和“着”在这里功能无别。仔细去想，这里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穿”，一个是动作行为（{chuān，穿衣服}），一个是状态（{chuān，衣服在身上的状态}），动作行为“穿”跟“了”，状态“穿”跟“着”。{chuān，衣服在身上的状态}这个词是直接使用了{chuān，穿衣服}这个词的词音，这显然就是对旧词音的沿用：人们需要用一个语音来称说衣服在身上的状态时，没有另起炉灶搞一个新的语音，而是由于这个状态乃是{chuān，穿衣服}这个动作所达成，于是就直接沿用了chuān 这个声音来称说这个状态。“开门”和“门是开的”同样如此，是人们直接沿用了称说动作行为的词音kāi，来称说该动作行为所导致的门的状态。

当然，词音借用和词音沿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将一个旧音拿来和一个新概念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音义结合体（或者说一个新词）。两者也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标准，我们说“词音沿用”十分直接而自然，几乎不需要“联想”，这也并不是绝对的（或多或少都要一点思维操作）。所以词音借用、词音沿用统称为“词音借用”也未尝不可。我们之所以另外提出“词音沿用”，只是为了更具体一点说明一个旧音是怎样被人们用来称说一个新概念的。

二 字形借用伴随词音借用：“共时”伴随和“跨时”伴随

《词音借用》中有一个结论：“词音借用发生时，同时发生的有两样借用，一是语言层面的词音借用，一是文字层面的字形借用，后者总是伴随着前者而发生。”这里说“同时发生”“总是伴随”，其实忽视了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万分重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人类语言的历史和人类一样古老，而文字才几千年的历史，当文字还远未诞生的时候，词音的借用却早已在语言系统中不断发生。因此，一个必然存在的情况是，很多新词通过借用旧词的声音被创造出来时，根本没有与之伴随的文字借用——因为那时候根本还没有文字这个东西。

认清上述这一点，对我们探讨某些字词的本义十分关键。所谓“本义”，对于一个字来说，是指这个字形最初被创造出来时，记录的是语言中的哪个词；对于一个词来说，是指这个词音最初所称说的是哪个概念（由于旧的概念不断地消失，我们今天谈论的所谓词的“本义”，其实只是在谈哪个概念更早而已）。关于本义的探究，王力曾有一个经典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说法：“凭什么辨别本义呢？主要是凭字形。分析字形，能说明字的本义，从而有助于了解词的本义。”［2］王力的表述比较谨慎，只说分析字的本义有助于了解词的本义，而没说由字的本义可以推断词的本义。但是从字的本义去推断词的本义的做法，却一直在被学者们所实践，而这样的实践很多时候会出现问题。例如“田”这个字，与它相关的（由它所记录的）有两个词，一个是{tián，田猎}，一个是{tián，田耕}。那么“田”这个字的本义是什么呢？从字形上看，说它像用以耕作的田地之形显然更接近事实，黄德宽即认为该字“象田亩阡陌纵横之形”［3］，季旭昇也说“象田地阡陌纵横之形”［4］。按照从字的本义推断词的本义的做法，那么与之相关的这个词的本义便是“田耕”，而非“田猎”，换言之就是{tián，田耕}这个词比{tián，田猎}这个词更早出现。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判断，作为生计活动，狩猎显然要早于农耕。也就是说，这个词的本义不可能是“田耕”，而只可能是“田猎”。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相矛盾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矛盾，正是由于文字的诞生要远远晚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我们认为“田”这个例子的实际情况应该是：当汉语中借用了{tián，田猎}这个词的词音，创造出{tián，田耕}这个词（两者都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这是借“田猎”的语音来称说“田耕”的缘由），这时候汉字还远没有诞生（中国进入农耕社会远在汉字产生之前），所以这时候既没有字来记录{tián，田猎}，也没有字来记录{tián，田耕}。等到汉字诞生，人们造字时，并不会想着哪个词先出现就先为哪个词造字（人们可能并不知道哪个词先出现哪个词后出现，造字时也根本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从“田”字的形义关系看，是先为{tián，田耕}这个词造了“田”字，然后由于意义上的联系，加上声音上的联系，便借用了“田”这个字形，让它同时也来记录{tián，田猎}这个词。这就是说，由于文字的诞生和语言中某个词的诞生之间有着很长的空白期，所以确实存在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不一致的情况，“田”这个例子即是如此：字的本义是“田耕”，词的本义则是“田猎”。

我们在《词音借用》一文中曾说字形的借用有声音和意义两条纽带可以利用，因为文字有形、音、义三个要素，借用字形时，便可以据音而借（“同音假借”便是如此），也可以据义而借（裘锡圭举过“隻”这个例子：“隻”字本来记录的是{huò，抓获（一只鸟）}，后因意义上的联系借用了该字来记录{zhī，一只（鸟）}［5］，这正是据义而借，和据音而借的“同音假借”有很大不同），“田”这个字形的借用，则可以看作同时利用了音和义两条纽带。显然，之所以能同时具备音和义两条纽带，是因为这种字形借用是以语言层面相应的词音借用为前提的（{tián，田耕}、{tián，田猎}两词由于词音借用的渊源关系本就同时具有声音和意义上的紧密联系）。

再如“北”和“背”，这两个字的字义关系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能确定的有两点：其一，从字形上看“北”字的本义当是二人相背（这差不多也是学界共识）；其二，“背”字是在“北”字上追加分化符“肉”所造的分化字，既然加的是“肉”，“背”字一定是为了分担“北”的“人的背部”这个义项的。这就是说，“北”字本来记录了两个词：{bèi，背靠背}和{bèi，人的背部}，其中一个一定是借用了另外一个的词音所创造的。徐中舒说：“北，象二人相背之形，引申为背脊之背。”［6］按徐中舒的说法，那就是先有“背靠背”这个概念，然后才有“人的背部”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背”哪来的“背靠背”呢？“人的背部”这个概念必定是早于“背靠背”这个概念的（从另外的角度去想，人对自身身体部位的认知肯定是较早的事）。这就又出现了字的本义和词的本义不一致的情况，即“北”字最初被创造出来时是为了记录{bèi，背靠背}这个词的，而{bèi，背靠背}这个词又比{bèi，人的背部}这个词晚出现。换言之，字的本义是“背靠背”，词的本义是“人的背部”。这就和“田”的情况类似了：是在语言中先有{bèi，人的背部}这个词，后借其词音创造了{bèi，背靠背}这个词，这时候文字还没个影儿呢；等到文字出现，人们是先为{bèi，背靠背} 这个词创造了记录符号“北”，然后以声音和意义为纽带又借用了这个字，让它同时也来记录{bèi，人的背部}，最后为了追求文字记录语言的精确性，又在“北”字的基础上分化出“背”字来分担{bèi，人的背部}这项记词任务。这样，“北”“背”两字及其所记录的两个词的关系就一清二楚了。

像“田”“北”“身”这样本义似乎讲不清的例子还有不少，讲不清的原因即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都忽视了文字的历史要远远晚于语言的历史这个本应牢记在心的事实。《词音借用》一文中“词音借用必然同时伴随有相应的字形借用”这样不够谨慎的表述，亦是此类表现。借用{tián，田猎}的词音创造出{tián，田耕}时，并没有马上伴随相应的文字借用，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很久以后诞生了文字，为{tián，田耕}造出“田”字，才发生了“伴随词音借用而发生的字形借用”，借了记录{tián，田耕}的“田”字来记录{tián，狩猎}。可见，尽管这种文字上字形借用和语言上词音借用的“伴随”关系确实存在，但很多却不是“共时”的伴随，而是“跨时”的伴随，是跨越了很长的文字空白期之后才发生的伴随。

三 词音借用、词音分化之后发生的词音合并

我们先看文字的情况。文字符号有符号形式的借用，即字形的借用，字形借用后，会导致一个字形承担多项记词任务，这就损害了文字记录语言的精确性。为了追求精确性，便有了文字的分化。裘锡圭说：“从历史上看，一字多职的现象不断在产生。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文字表达语言的明确性，分散多义字职务的工作也不断在进行。”［15］文字分化后，文字符号个数增多，这又损害了符号系统的经济性。为了追求经济性，又有了文字的合并。裘锡圭说，“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在不断分化文字，一方面为了控制字数……又在不断合并文字”，“文字的合并往往以文字的分化为前提”［16］。既然文字符号在借用之后有符号形式（字形）的分化和合并，那么语言符号在借用之后一定也有符号形式（词音）的分化和合并，因为语言符号同样有形式表达内容的精确性和形式本身经济性的追求（词音分化是为了追求精确性，词音合并是为了追求经济性）。在《词音借用》一文中我们谈了词音的借用和分化，这里我们接着谈谈词音的合并。

文字合并是一个字形包揽了另外一个字形的记录任务，那另外一个字形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如“歬”字本是记录{qián，前行}这个词的（“歬”字从止从舟，表示乘舟前行），后来发生字形借用，让它同时也来记录{qián，钳断}（以声音为纽带发生的字形借用，即同音假借）；然后发生字形分化，追加一个“刀”创造出“前”字，让它分担{qián，钳断}的记录任务；再然后又发生字形合并，由“前”字包揽了“歬”字的记录任务，“歬”字便不再使用（参见徐江胜［17］）。与此类似，语言符号中词音的合并，是一个词音包揽了另外一个词音的称说任务，那另外一个词音可能就此消失（也就是某个意义不再用那个声音来称说）。

有很多本来平仄两音的字，后来却只剩了一个读音，这里头有一部分是单纯的词音消亡所致，有一部分则是词音合并的结果。“溅”字古代有jiàn和jiān 两音，jiàn 称说飞溅义，jiān 称说流水声（如“溅溅”），后者应是从前者分化出来的一个词音。今天jiān 这个音已经消失，这是因为流水声不再用jiān 这个声音称说，也就是语言中{jiān，流水声}这个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所以这个例子跟词音合并无关——两个音变为一个音的原因并非jiàn 包揽了jiān 的称说任务（并未改用jiàn 来称说流水声）。“令”这个例子却与此不同。“令”古代本来也有两个读音，“使”义读平声línɡ（如杜甫《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二“若访衰翁语，须令剩客迷”，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令”字这个位置必须是平声），“命令”“县令”等义读去声lìnɡ（参见王力［18］），这平仄两音自然也是词音分化的结果。后来línɡ 音消失，只剩一个lìnɡ音，原先由línɡ 音所称说的“使”义也由lìnɡ 音来称说，这显然就是词音合并。假设是先有línɡ 音、后分化出lìnɡ 音（文字系统中的字形合并，往往是后起的分化字合并掉母字，这符合新陈代谢规律；语言系统中词音的合并，也应是多由后起的词音合并掉原先的词音，“令”由lìnɡ 音合并línɡ 音，所以lìnɡ音后起的可能性更大），其词音借用、词音分化、词音合并的过程如图1 所示：

图1

“令”的平仄两音对应着不同的意义，这很好理解（为了追求声音称说概念的精确性而发生了词音分化）。古人格律诗中还有另外一种字音表现，是平仄两音而意义无别（与所谓“异读”是同一种性质），这种情况一般认为是古今音的叠置。但细究起来，既然存在两个关系密切而稍有差异的音，则一定有一个词音分化的过程，有些还很可能涉及词音分化之后的词音合并。试拿“听”为例，古人格律诗中“听”是典型的平仄两用、意义无别的一个字（参见王力［19］），如“听雨”有时候读平声tīnɡ（陆游《初春杂兴》“故岁愁听雨，新春剩得晴”），有时候读去声tìnɡ（郑起《病后》“凄凉秋听雨，空阔夜观星”）。王力说这类情况“大约因为原来读平声，后来在口语里变了仄声（或兼读仄声），而诗人在吟诗时却随意用古代的读法或当时的读法”［20］，所谓“在口语里变了仄声”显然是发生了词音分化，即从平声tīnɡ 中分化出仄声tìnɡ 以分担tīnɡ 音的称说任务。“听”最主要的义项是“以耳受声”和“任凭”：最初两义均读平声，即最初有两个词{tīnɡ，以耳受声}、{tīnɡ，任凭}（后者是借用了前者的词音而创造出来的）。后来发生词音分化，“任凭”义变为去声（“听”的“任凭”义《汉语大词典》引《广韵》“他定切”，《现代汉语词典》该义也注“旧读tìnɡ”），这时候两个词是{tīnɡ，以耳受声}、{tìnɡ，任凭}。倘若演变到此为止，格律诗中“听雨”之“听”就不会读成tìnɡ，其后一定发生过词音合并，tìnɡ 这个音合并tīnɡ 这个音，将tīnɡ 的称说任务“以耳受声”包揽过来，这样“听雨”的“听”才有可能出现“古今”两音的叠置（“古音”：tīnɡ；“今音”：tìnɡ）。

当然，我们所说的“词音合并”是在一种理想化、简单化的框架下所作的阐述。在实际的语音发展中，有些词音合并可能并不是完全、彻底的合并，而更可能是一种局部的“渗透”。像“听”这个例子，所谓tìnɡ 音合并tīnɡ 音，其实应该就是在混淆的基础上发生了局部的词音感染，“以耳受声”义感染了“任凭”义的语音（跟词义感染类似），人们在用tīnɡ 音称说“以耳受声”的同时，又用tìnɡ 音来称说“以耳受声”（即王力所说的“兼读仄声”）。也就是说，真实发生的词音合并，有些应该只是局部的合并，被局部合并的那个音并未彻底消失（“听”的tīnɡ 音一直存在着）。

词音感染可以说是词音合并的机制。感染的前提是两音所称说的两个意义关系密切，从而发生混淆。例如“里面没有东西”和“里面缺少东西”这两个概念十分接近，前者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要说kōnɡ，后者要说kònɡ（参见《现代汉语词典》）。但很多人既说“kōnɡ 着手”，又说“kònɡ 着手”，有时候说“这里头是kōnɡ 的”，有时候又说“这里头是kònɡ的”。这正是词音混淆、感染的实例，也就是正在发生着词音的局部合并（双向的渗透）。像“新冠肺炎”刚开始出现时很多人说成“新ɡuàn 肺炎”，也是类似的情况———从语言研究的角度来表述，即ɡuàn 音曾尝试过对ɡuān 音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