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平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等省，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腹地与华夏文明的中心舞台，相形之下，居于上游的甘肃则长期处于历代王朝的边疆，面临北自蒙古高原、西北自塔里木盆地、正西自青藏高原三方面的压力，其“边塞”角色显得犹为吃重与复杂。但地缘政治中的“边塞”不等于文化版图中的“边缘”，甘肃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要拜黄河所赐。

边塞上游：陇右黄河文化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地学的滥觞《尚书·禹贡》篇以恢弘的笔墨描述大禹的壮举：“导河积石，至于龙门。”此积石山，多数学者认为即位于今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境内，民国时当地犹名为“导河”县。大禹治水无疑是华夏文明发展至国家阶段的重要标志，导河积石也从而隐喻着甘肃在黄河文化中具有一种源头的意味。源头自然不是中心，而只能位于流域的边界；但居于边界附近的源头却高居河流最上游，是一条河流获得其身份地位的标志性要件之一。甘肃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亦可如此理解。

黄河文化圈中的甘肃，被赋予的使命不仅是“发源”，还有“交流”。这种交流，集中表现于河西走廊之上。河西走廊，顾名思义位于黄河以西，自汉代以来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黄河流域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文化心理为河西走廊打下了鲜明的文化底色，加之外来的物质精神文明不断融入，更显别具一格。故河西走廊在自然地理方面虽然与黄河流域并非一体，但在文化属性上无疑是黄河文化向亚洲腹地的延伸带，是黄河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河西走廊诸河与黄河之间在“水脉”方面也确实存在密切的联系。《山海经》《史记》等典籍载有“河出昆仑”之说，故郦道元等学者认为，塔里木河流入今罗布泊后，在祁连山脉之下向东潜行数千里，于积石山附近涌出进入今日黄河河道。从2001年开始，甘肃省通过人工引水渠，将一部分黄河水调入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流域，黄河与河西走廊诸河正式实现了物理意义上的“水脉相通”，二者的联系更趋紧密。

至此我们可以说，“边塞”与“上游”作为甘肃黄河文化的两个关键词，是理解甘肃黄河文化的重要着眼点；除陇南一隅外，甘肃大多数区域都可纳入黄河文化的空间范围。

导河积石：黄河文化的陇上渊源

《尚书·禹贡》将大禹治理黄河的核心区域，定义在“积石”与“龙门”之间，即今黄河上中游地区。“大禹治水”的传说，一向被认为与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关系密切。大禹建立的“夏”不但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第一个王朝，更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趋于成熟的重要体现。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寻找夏代遗址，以至不断探索中国史前文化与早期国家形态，成为学术界用力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村发现一处大型史前文化遗址，这里处于黄河二级支流葫芦河流域。根据测定，这种被命名为“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史前文化诞生于距今8000年前，不但在时间上早于距今约7000年的仰韶文化，其被仰韶文化覆盖的地层关系更直观地展现出其作为仰韶文化渊源的地位。而在黄河支流洮河边的台地上，曾被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展现出更为精湛的彩陶制作水平。在马家窑彩陶的典型纹饰中，炫目的旋涡纹令人印象尤深。峡谷中黄河汹涌诡谲的旋涡无疑给予先民以深刻的印象，其一往无前又吞噬一切的神秘力量成为了原始艺术重要的灵感来源。继之而起的齐家文化，不仅承续了马家窑文化重视彩陶的传统，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不少器型与黄河中下游各类文化遗存中玉器具有明显的相似性。玉器多是祭祀用具，标志着原始国家已经出现。玉器以及衍生出的玉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甘肃境内的黄河上游是流域内早期国家诞生的一个重要源头，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禹治水之后，中国进入了传统文献中的“三代”时期。这一阶段中，从今日甘肃东部泾渭流域又先后走出两支古老的部族，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这便是“周”与“秦”。《史记》记载，周族首领不窋在夏朝中期国家动乱之时，率族人迁徙到泾河上游的北豳（今甘肃省庆阳市）。在此他们充分利用自己擅长农业经营的先进经验，大兴稼穑，不断积蓄实力。正是以此为第一个根据地，周族得以向外扩展，先迁至豳（今陕西旬邑县、彬县一带），后进据周原（今陕西扶风县、凤翔县一带），最终实现“翦商”；崇尚礼乐、理性平和的周文化取代“尚鬼”而残忍的殷商文化，中华文明自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后不久，一支古老的东方嬴姓部族被整体流放到周人的西陲去为周天子牧马，其地大致位于今甘肃天水市与陇南市之间的长江黄河分水岭附近。西周末年，部族的首领因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而获得诸侯称号，一个名为“秦”的政权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征服了今甘肃境内的渭河上游的邽、冀两个戎族部落，并创立一种名为“县”的地方机构代表君主直接控制，著名的郡县制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并最终伴随着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推广到王朝全境。

如果说绚烂的史前文明是甘肃黄河流域对于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的重大贡献，周、秦的相继崛起可以说是第二回。但甘肃黄河流域的传奇并未到此止步，这片土地注定还要迎来第三个“高光时刻”。公元534年，一支不足万人的军队在今甘肃平凉附近的泾渭分水岭中陷入困境；其首领贺拔岳刚刚被对手设计诱杀，一时军心涣散，将领与士兵都不知前途在哪里。不久，贺拔岳的部将宇文泰接管了这支军队，并仍然以平凉为中心攻灭周围的敌对势力，最终统一潼关以西。以此为标志，一个在中古历史中绝无仅有的政治集团——关陇集团，因其灵魂人物的就位正式宣告形成。这个集团由外来的鲜卑军人与关中陇右的汉族豪强组成，在一百多年时间中不断涌现出大批文武兼备的杰出人才，并先后推动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政权的建立。关陇集团不但再次重复了秦人由黄河中上游一隅出发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更为古代中国迎来了又一个空前繁荣强盛的伟大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唐代长安大明宫屋脊上的千古光辉，正是从平凉山区的一支小军队的命运转折中折射而来。

我们追溯历史的脚步，至此可以稍做停歇，不妨再次回顾一下《尚书·禹贡》中“导河积石”的记载。黄河之水在源头仅能滥觞，并无一泻千里的气势；但源头却以其不竭的清流，赋予这条大河奔流入海的气质。甘肃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恰如大禹在积石山的“导河”之功，不断给历史的下游注入新鲜而磅礴的生命力。甘肃黄河文化的关键原創性，当作如是观。

古道洪波：丝路交通与边疆开发中的甘肃黄河文化

自秦始皇攻灭山东六国后，秦王朝在西北方基本上采取依托长城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其边境并未越过黄河，长城亦止步于洮河边，黄河及其支流作为“天堑”守卫着王朝的西部边疆。直到汉武帝时期，伴随着霍去病“断匈奴右臂”并设立河西四郡，中原王朝的版图才正式跨过黄河。今甘肃省境内的黄河干流上，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渡口，这些渡口成为联系中原与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乃至更辽远西方世界的重要节点。但这些渡口所在，西南有羌人之迫，北面有匈奴之逼，为了有效保护渡口的安全，在这个丝绸之路与黄河的十字交叉点上，金城郡正式设立，后世将其定为今甘肃省会兰州的肇始。此后以今兰州为中心的黄河上下游地区，新的渡口不断涌现，黄河甘肃段遂成为黄河上游渡口最为密集的区域。

在漫长的帝制时代，今日甘肃境内的黄河干流一直承担着边防屏障与丝路津逮的双重职能。边防意味着对西方的隔绝，津逮则意味着对西方的连接。除此以外，黄河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便是支撑灌溉。虽然黄河在甘肃地区主要蜿蜒于狭窄河谷之中，缺乏适合灌溉的大面积平整土地，但脱胎于黄河流域的水利文化，却在悠长的河西走廊发扬光大。早在战国末年，郑国渠就开启了黄河流域大型灌溉系统的建设的先声；至西汉中期，一条长度近百公里的“千金渠”首先在今张掖附近出现，河西走廊内流河流域的水利建设随即展开。进入隋唐以后，河西水利开发再次提速，其中以陈子昂建议下的甘州屯田最为规模宏阔。在发达灌溉的支撑下，河西走廊的农业生产“无水旱之虞”，收获较之季风区边缘更趋稳定，粮食产量在保证本地所需的同时甚至还能向外输送。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灌溉系统再次“升级”，在汉唐灌溉系统的基础上，发展出上游山地以隧道渡槽为主干，下游包括引、灌、蓄、排多类型水工系统的复合型灌溉系统。

黄河的惊涛激流既经界了疆埸又沟通了东西，黄河流域的水利文明既赐予了衣食又稳固了统治。不唯如此，从文化审美的角度观察，作为自然河流的黄河本身早已成为甘肃人文景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以兰州段最有代表性。自西汉金城郡设立以来，兰州历代城垣均建筑于河谷之中的黄河南岸，天然的险要形势与历代不断建设的边防体系一道，构成了森严紧张的人文景观底色。“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这是岑参的兰州印象；“湍上急流声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这是高适的兰州速写；“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则是金人邓千江对兰州形势的总括。宋与西夏、明与北元，都曾在兰州的黄河两岸发生过惨烈搏杀。底定西北后，明朝在兰州西关之外的黄河上架设浮桥，名“镇远桥”，并在桥北改造前代旧垒，形成规模宏大的金城关防御系统。这个防御系统山河表里，由两座关城从东西两面控扼浮桥北端，雉堞森严、敌楼高耸，与兰州城垣隔河相对。另一方面，明代兰州又是长城沿线的边防重地，黄河南北各有一道城墙，两道边墙夹河耸峙近二百余里，沿河串联起无数堡寨营屯，并以浮桥相互连接，这是长城与黄河沿线都绝无仅有的景观。

黄河兰州段的军事防御色彩于明代臻于顶点，但这并不妨碍黄河之滨也有繁荣的市井与优美的田园。明代中叶，出身兰州著名文化家族的进士段续，从湖广、云南一带引进水车并加以改进，迅速在兰州黄河两岸推广，使得兰州成为黄河沿线最早普及提灌的地区，大量高于河面的耕地得以灌溉，黄河两岸出现了“沃野百里”的美景。“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黄河、群山，闹市、良田，兰州城市景观的几大要素在明清时代已最终定格。公元1909年，黄河上第一座现代公路桥兰州黄河铁桥竣工，更为兰州城市景观增加了现代元素，标志着兰州这个拥有两千年历史的渡口城市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从秦汉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流经甘肃的滔滔黄河水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盛衰亡，又见证了多少政权的版图盈缩。长期处于西北边疆前沿，又处于东西通道咽喉地段的甘肃黄河流域，融合天堑、津逮、源泉与景观多维要素，成为黄河文化与丝路文化融合的区域，发挥着黄河流域与外部交流的桥头堡的作用。千年古道与万里洪波之间，成就了甘肃黄河文化的古代辉煌。

河润陇右，赴海奔流。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黄河形塑了甘肃大地上的基本文明形态。较之下游需岁岁防遏而牵动朝野注意力的“河患”，黄河在甘肃人民的生活中可谓“遇之匪深，即之愈希”，却也恰恰说明其具有无可替代的基础地位。这种基础地位，就是“水”之于这片土地与人民的特殊意义，就是“水”之于文明的特殊意义。今天，中华大地上掀起研究黄河文化的热潮，但我们对“黄河文化”的提法还缺乏明确反思。笔者认为黄河文化不应远离“水”的范畴；黄河文化与其说是一种新的研究对象，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是一种以人与水的关系为中心、重新思考认识其他各类文化现象的视角。缺水与丰水，归根到底都是水的问题；如何面对干旱与泛滥，过去、现在、未来都是黄河流域的主题。可以期待，以人水关系为中心研究黄河、研究黄河流域一切文化现象，必然会于诸多“睫在眼前长不见”的常识中开拓出一片新的文化视野。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大学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