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从来离不开那些伟大的河流。四大文明古国都源于大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起源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古印度文明起源于印度河与恒河，古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而中华文明则起源于长江与黄河——人们也将这些导源于河流的文明称之为“大河文明”。

黄河就是这样的伟大河流。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不仅孕育了历经沧桑、自强不息的族群，更滋养了长盛不衰、兼容并蓄的华夏文明。反过来，中华民族对于黄河也赋予了复杂深厚的情感内涵，将其当作民族精神的象征与寄托。“黄河清，天下宁！”河清海晏既是历代生民数千年来为之孜孜奋斗的社会理想，也是天下苍生面对河患与苦难时的无奈喟叹。而由此所形成的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黄河文化，本身即是我们今天认识、理解、传承、创新华夏文明的重要维度与题中之义。

就华夏文明的早期而言，黄河上游地区——特别是陇右一带——对其起源与形成尤为重要。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中华古史传说时代的伏羲、黄帝、夏禹，及周人先祖、早期秦文化等，与甘肃的庆阳、平凉、天水、临夏等地密切相关，这些都是渭河、泾河、洮河、大夏河等黄河支流流经之地。譬如，“三皇”中的伏羲氏“生于仇池，长于成纪”，“五帝”中的黄帝“生于天水”，二者的兴起、发展都与陇东南渊源深厚，伏羲与黄帝作为“人文初祖”，也是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禹兴起于西羌”，黄河上游的洮河與大夏河流域正是古羌人之地；大禹治水，曾“导河积石”，这里的齐家文化与夏文化关系密切。周人先祖“奔戎狄之间”，在陇东蕃息壮大；秦人先祖因地蓄锐，发祥于陇南，“礼乐射御，西垂有声”。凡此，都是构成早期华夏文明丰富内涵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国家对于黄河文化与华夏文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习近平同志多次奔赴沿黄九省区考察调研，他特别指出：“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专门论及“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等重大问题。关于华夏文明，习近平同志也特别强调，要“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做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这对于华夏文明的研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里使用“华夏文明”之语，一方面是为了凸显溯源中华文明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国家“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提法一致起来。

所以，如何认识黄河与黄河文化，如何理解华夏文明及其传承创新，进一步说，如何把握黄河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内在关系，这都是当前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我们期待“黄河与华夏文明”的讨论能够不断走向深入。

华夏旧邦，其命维新。文明赓续，大河有声！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马世年（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人族群发祥于今陕西武功一带。夏朝孔甲政乱，不窋带领族众西北迁至今甘肃陇东地区。陇东的平凉、庆阳属泾水流域，处于黄河上游地区。周人的强大就是在泾水流域实现的。此后，公刘为谋求进一步发展，又率众逐步南下东进，“由泾入渭”，不断迁居壮大，为日后克商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当中所说的：“周道之兴自此始。”而“周道之兴”也正体现了黄河上游的泾水流域在华夏文明传承当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泾河是渭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因此泾河是黄河最重要的二级支流。泾河发源于六盘山东麓，向东流经平凉、泾川，然后进入陕西长武，再经彬县、泾阳等，在西安高陵陈家滩注入渭河。就其支流而言，马莲河又是其最大的支流。马莲河主要在庆阳境内，古称湟涧，汉代称泥水，北魏后称马岭河。唐代因两大支流马岭水和白马水在庆城南汇合，故而将庆城以下的河段称马莲河。其上游发源于宁夏盐池县境内，流经环县，故又称环江。环江向南流过庆城后始称马莲河，再东南经合水县、宁县，至政平注入泾河。考察周人早期的迁居历史，从武功、扶风一带而“窜于戎狄之间”，实际上就是沿着泾水流域西北行进的。正是“泾流之大”，方成“周道之兴”。

弃居有邰

后世周人在自我追述与集体记忆中，一般将自己部族的诞生溯归至姜嫄和后稷弃。姜嫄是周人族群记忆中的女性始祖，其生弃。弃是周人的男性始祖。《诗经·大雅》中《生民》一篇历来被称为周人的民族史诗，此诗记载了周人始祖后稷（名弃）的降生奇迹及其对部族的贡献。照此诗的说法，弃为姜嫄踩踏上帝的足迹后感应而生。《毛诗序》总说此篇：“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史记·周本纪》说帝尧时“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帝舜时又“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尧将周人的始祖弃封为农师，帝舜令其播时百谷，又将神圣的农官“后稷”之号封赐给弃。自此，周人部族的首领世代相袭农官“后稷”。首领获赐职官与姓氏，也就意味着部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正式认可，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周人部族独立之始。

后稷的封赐之地名邰，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

又引毛苌说：

邰，姜嫄国也，后稷所生。

邰为后稷母姜嫄所居之国，也是后稷出生之地。《括地志》所说的雍州武功县即是今天陕西省武功县，位于陕西省西北部，靠近甘肃东南部。弃带领周人在邰地生养蕃息，壮大部族。邰地可以说是周人的第一块根据地，在周人发展史上意义重大。

传世文献中关于周人起源于陕甘一带的记载也可以与考古发掘相印证。考古学界一般将周人早期（周武王克商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称为“先周文化”或“早周文化”，目前主流的观点一致认为先周文化是一种源于陕甘本土的考古学文化。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学界在陕甘境内渭水和泾水及其支流域内的宝鸡、凤翔、扶风、岐山、眉县、武功、旬邑、彬县、长武、兴平、周至、户县（今鄠邑区）、长安、崇信等地均发现了大批先周文化遗址，考古学家将这些遗址大致分为以长武县碾子坡、扶风县刘家、武功县郑家坡、长安丰镐商代末年遗存为代表的四类文化遗存。

据发掘者称，武功郑家坡遗址晚期文化与西周文化之间具有十分清楚的承袭连续性，郑家坡文化可以明确断定为比较完整和典型的先周文化，其与漆河下游发掘的先周遗址的所处范围，正与文献中所载后稷所居之邰地吻合。据碳14测定，郑家坡早期较晚距今3380±60年，树轮校正为3630±130年，时间上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岗下层。其上限即约当文献中“后稷居邰”的时期。而扶风刘家文化与西周文化差别显著，其族属一般认为是姜戎（尹盛平，刘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刘家墓葬中的一些随葬器物与文献中所载羌人的生活习俗也相一致。以刘家文化为代表的姜戎文化和以郑家坡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影响，共生共存。从地域空间来看，周人兴起的武功一带与姜戎世居的扶风——宝鸡一带沿渭水而相毗邻，来往极便。文献所载周人始族后稷为姜戎之女姜嫄所生，这在考古学中也得到了侧面的印证。

不窋迁陇

弃受尧、舜之封居邰地，号后稷，其带领族人一直参与到中原部落联盟中。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周人与中原王朝相处融洽，周人部族由此也颇经历了一段黄金发展的时期。但后来这种情况在夏代的某一时期发生了变化，文献记载：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放弃之义）稷弗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国语·周语》祭公谋父语）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史记·周本纪》）

《国语》与《史记》都说到后稷之后周人的一位首领——不窋，他在夏王朝“政衰”之时失去官守。

《周本纪》此说“后稷卒，子不窋立”中的“后稷”并非指尧舜时所封的周人始祖弃，而是弃之后承袭“后稷”之号的某一位周人首领。《国语》所谓“世后稷”正是此意。所谓“夏之衰”“夏后氏政衰”，据徐元诰《国语集解》引汪远孙说，当指夏孔甲之时。《史记·夏本纪》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不窋在夏孔甲政治衰败之时，放弃农官“后稷”的职守，率领族人脱离夏王朝，踏上了寻求部族独立发展之路。

从地理空间来看，周人原居武功漆水一带，不窋时东面既受斥于夏王朝，西面为宝鸡姜戎之地，南绝秦岭，只有向西北进发才有开拓的空间和可能。古人迁徙多沿河谷行进，一则河谷地势较为平缓，二则临河行进，取水饮食方便。漆水一带往北不远即是泾河，这条水能为周人的迁徙生活提供便利，是长途跋涉的绝好路线。周人大约是先沿泾河西北行至今甘肃灵台与陕西长武相接一带，这一带为当时姞姓的须密部族活动之地。周人与姞姓部族渊源颇深，据文献载，周人始祖后稷曾娶姞姓女为元妃，其后周人与姞姓部族多有通婚之例，周人迁徙途经此地，似乎是有意寻求姻亲母族的庇护。另外，这里也是马莲河汇入泾河处，周人于此再溯马莲河一路北上。此次長途迁徙的终点就是马莲河的源头——陇东高原的庆阳一带。

庆阳地区自古为戎狄所居，《国语》所谓“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正在此地。《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

弘化县，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作“宏化县”，治所在今庆城县北。唐代《元和郡县图志·庆州》：

在州治东南三里，即今府治。夏政衰，不窋失官，自窜于斯，所居成聚，故建城而居焉。

清代乾隆时所编《庆阳府志》载：

庆阳乃《禹贡》雍州之地，周之先后稷子不窋所居，号北豳，春秋时为义渠戎国。（《建置》）

又：

周祖遗踪，即府城东山周祖不窋所居也。（《胜景》）

又：

不窋墓，在府东三里许巘畔，碑版刓缺，止有片石，大书：“周祖不窋氏陵”，殿宇基址犹存。（《陵墓》）。

今庆城县东面山上有一座大型的陵墓，当地人称之为“周老王”的墓，1995年，在这座陵墓前出土一块石碑，碑文所记为明嘉靖十九年（1540）陕西省按察使奉旨祭祀周祖不窋之事。碑文说：“终遂卜葬于庆阳东山之巅”，可知明代时人尚知此墓即为不窋之墓。今庆阳地区有很多关于不窋的遗迹和传说，如“鹅池洞”“莲池”“皇城”“周祖花园”“教民稼穑墩”等。

不窋带领族人向西北一路迁徙，终于在庆阳一带停下脚步，这一带气候温润，土地平旷，适宜发展农耕、安居生活。《国语·周语》说周人西北迁徙之后“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亦世载德，不忝前人。”所谓“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不忝前人”等，都体现出不窋作为部族领袖的深谋远虑，也体现出早期周人坚毅拓扩、谨慎持重的族群品格。不窋在庆阳教民稼穑，使民安居，妥善经营与当地戎族的关系。周人在此地远离中原王朝的纷争，得以迅速生养蕃息。陇东地区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肇周圣地”。

北豳踪迹

不窋之后经过数代周人的努力，等到公刘之时，周人已逐渐在陇上发展壮大。此时中原王朝正值夏商革鼎之际，纷争混乱自顾不暇，远在陇东高原的周人为谋求部族长远发展，决定乘此机会向庆阳东南部的豳地迁居扩拓，史称“公刘迁豳”。

《诗经·大雅》中《公刘》一篇赞颂了周人首领公刘带领族众迁居的光辉业绩，全诗巨细无靡地展现了这次迁徙的全过程，诗首章说明迁居的原因是出于“匪居匪康”（不以安居康乐为满足），周人意图寻求进一步发展，于是“乃埸乃疆，乃积乃仓”（整治田地，积蓄粮食），为迁徙行动作充分准备，“思辑用光”（团结亲睦，显耀族人），说明此次迁徙的根本目的在于光大部族。“弓矢斯张，干戈戚扬”说明迁徙行动带有一定的武装占取的性质，更加表明这次迁居与先前不窋之迁不同，是公刘主动谋定的战略拓扩。诗二、三章说公刘多方勘察后，选址营建京师；末三章叙述定居之后公刘又设宴款待族众，祭祖告神，接着部署国都民居，开垦田亩，种植庄稼，新迁地因此热闹非凡。周人部族由此在豳地安居。

关于豳的地望，汉代以来学者多认为豳地在今陕西旬邑、邠州一带，《汉书·地理志》说：“栒邑，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其后晋人徐广从之，又说“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史记集解》引），直到唐代所编的《括地志》仍有此说（《史记正义》引）。但《括地志》中又有另外一种说法：“宁州、庆州、原州，古西戎之地，即公刘邑城，周时为义渠戎国，秦为北地郡。”（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元和郡县图志·宁州》载：“《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之地，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宁州即今甘肃庆阳董志塬、宁县一带。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刻立于甘肃正宁县承天观内的《大宋宁州镇宁县承天观之碑》碑文载：“兹县据罗川之上游……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其后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也认为宁州即公刘旧邑，又说：“后魏献文帝置华州，孝文改为班州，后改为邠州，又改为豳州。西魏改为宁州，立嘉名也。”班、邠、豳古音同，虽然时代不同，但人们对宁州与古豳地、公刘之间关系的认识却是高度一致。迟至清康熙时编《宁州志》也说宁州为“公刘旧邑，在州西一里，周之先公刘居此，《诗》云‘乃积乃仓即此地也，掘土颇多古瓦”。

以上两种关于豳之地望的认识，一为今陕西旬邑、邠州一带；一为今甘肃庆阳董志塬、宁县一带。其实，考察实际地理可知，两地相距不过百公里，又有马莲河串流其间，极为便利。两地各称“豳”，且都为“公刘旧邑”，应该是时间先后的问题，董志塬、宁县一带的确是公刘迁居最早的豳地，不出文献所谓的“北豳”的范围，而陕西旬邑一带也称“豳”，则是公刘后期开拓所至，时间上较晚罢了。

《诗经》中特有《公刘》一篇专门颂扬公刘率领族人迁徙的光辉业绩，可见公刘之于周人的贡献，除了《周本纪》所说的“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的农耕之功外，还有他率领族人不断迁居新地的扩拓之功。此亦《周本纪》述公刘业绩时，最后强调“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之意。可见，迁居似乎是早期周人部族发展过程经常发生的大事，尤以公刘时代为最突出。公刘率领族人迁居或不止一次，而其中非常重要的至少有两次：一次是从不窋所开拓的今庆城县地区迁至董志塬、宁县一带；一次是从董志塬、宁县再迁至今陕西旬邑、邠州一带。两次迁徙路线都是不断挺进东南，这或是公刘为周人部族有意谋定的发展大计，意义非凡，其最终的战略意图是重返关中，这一梦想在其后古公亶父的时代得以实现。

此外，平涼东部的灵台、泾川等地，也与周人密切相关。《诗经·大雅·皇矣》载：

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密”就是古密须国，是商的从属方国，在今灵台县；“阮”“共”则是周之属国，在今泾川县。密须国公然对抗周室，入侵阮国、共国。周文王为了伐商，翦除敌对势力，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吊民伐罪为由，整军誓师攻灭密须，并筑灵台以祭天，开启了“翦商”大业。今灵台县境内还有被誉为“神州祭天第一台”的灵台。《尚书大传》也记载：“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须。”这些都反映出周人在泾水流域活动的踪迹。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