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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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什么人更容易违反“隔离”之类的防疫规定？有科学家在多个国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自控力低且无聊倾向高的人更容易违规。需要强调的是，不是疫情催生了无聊，疫情只是让无聊变得更密集了。又或者说，在隔离、封控的背景下，我们更关注无聊了。无聊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几乎无处不在。在这个“短平快”的娱乐时代，无聊并没有被治愈。

从数量上看——如果无聊可以数得出来的话——现在的无聊一定要比从前的无聊多得多。这是因为，从前人们的工作，至少对大部分行业来说，根本无法想象大家不把热情灌注在工作上。

如余华所说，“‘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对于从前的人们来说，很少有“所谓生活的意义”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地，意义和他们在一起。在作坊里、田地里、店铺里日复一日劳作，这就是他们安然接受的一种生存方式。

为什么说现在的无聊要比从前的无聊多得多呢？

从前的无聊可以忍受，现在的无聊难以忍受。为了摆脱无聊，人们不得不去做更多无聊的事情，来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变成了一个环节和片段，变成了生产机器上一个小小齿轮。对有些人而言，工作和劳动或许只是养家糊口的手段，他们很难意识到明显的自我成长、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意义。因此，我们常常花费大量时间做着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与不感兴趣的人在一起，生产着不感兴趣的东西。不生产时就消费，仿佛生命的目标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这是一种特别能生成烦闷和制造无聊的生存状态。

此外，我们被越来越多的空洞无聊的节目包围，如综艺网剧、名人八卦、广告营销以及其他一些享乐主义的琐碎事情。在互联网环境中，无聊几乎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而无聊之所以让人难以忍受，是因为其中隐含着放弃。数字海啸带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海量选择，导致我们的注意力极其分散，不断切换，频繁更迭。

一个人感觉无聊时，其实感知到的是机会成本的上升。所谓机会成本，就是当你因为做某件事时，不得不放弃其他事情能带来的好处。打个比方，如果只有一个网络游戏，你能玩得很投入，但如果有1000个网络游戏排山倒海而来，那么你在玩其中某一个的时候，就意味着放弃了另外999个。机会成本太高，于是游戏者玩得心神不宁，神不守舍，倍感无聊。

其实，刷短视频和看网剧也是这样。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感到无聊，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没劲、缺乏刺激，还因为这个人内心觉得，除了手上这事之外，本还有其他诸多选择可以带来好处，但自己现在“被占用”了。对比起来，那些不能兑现的好处似乎更多。人会因此对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厌恶，无聊的情绪就会提醒自己赶紧去干点别的，及时止损。这种由心神紊乱导致的无聊感，是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无法避免的宿命。由此就形成了一个互联网时代的悖论，即内容生产并不能驱散大家的无聊，反而是内容越丰富，人们就得承担越大的机会成本，进而开始无聊——那些随手抓取的碎片，让人倍感空虚，乃至导向抑郁。

無目的地追求刺激和新奇，以此来驱逐无聊，正如为解渴去喝盐水，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渴的程度。用无聊来排遣无聊，结果就是持续不断地无聊。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事，千千万万的人，将身心系于你爱的事情、爱的人之上，才是我们对抗无聊烦琐世界的最好方式。人们感官之内没有那么多选择，也就无须承担太多的机会成本。当我们专注于关切的对象上，就会更强烈地体验到这个关切的对象。当每个人追随自己的心之所向，将平淡的工作或一项小小的爱好做得像艺术品一样有创造力，当你充满热情，享受其中，那么繁杂里也能开出一朵花来。

延伸阅读“无聊”的科学研究

什么是无聊？心理学上有一种记忆的“舌尖现象”，概述了一种特殊的记忆状态，即我们回忆的内容到了舌尖，只差一点点，但就是无法忆起。而无聊与这种状态很相似——感觉缺失了某种东西，但又不能完全说出是什么。

对“无聊”进行的科学研究至少可追溯至1926年。这一年，英国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院的心理学家赫德森·戴维斯研究了一些从事单调工作的人群。他指出，无聊类似于精神疲劳，但不同个体对无聊的易感性存在差异，“很多从事单调工作的人不感觉无聊，但是有些人即便从事的职业不单调也还会满腹牢骚，抱怨生活无聊”。

1986年，来自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了他们的“无聊倾向性量表”（BPS）。这是研究人员衡量“无聊”的第一种系统性方法。他们不用问参与者“你是否感到无聊”，而是看参与者对一些陈述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或不同意，比如“时间似乎总是过得很慢”“我感觉工作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力不从心”“我发现自我放松很容易”等。参与者的累计得分能测量出他的无聊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