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闽京

冯谖客孟尝君，有“狡兔三窟”之喻；范蠡劝文种，作“狡兔死走狗烹”之箴。自《韩非子》《战国策》《史记》起至于今日，“狡兔”频繁出现，形成了独特的文本集合。

中国古人重视“天人”“物我”关系，“动物观”为关键一端。通过驯养、利用、游赏等不同方式，由自发的观察获得认识，再由分散的认识生成条理的知识，逐渐影响人们的观念。当然，诸如认识、知识、观念往往交织在一起，其演进基本属于“思想史”的范畴。沿着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等多层视角，还原思想活动的多样轨迹。狡兔一跃，将引出中国古代精神世界的又一线索。

文本，是一段历史的集中反映。不同时代、不同来源种类的文本已不满足于只记录狡兔的习性以及探讨该动物的本身。古人常言狡兔，却意在狡兔之外，由狡兔发展而来的成语、俗谚最为寻常，也是事理的借喻和寄托的产物。此即本文题目的双重含义所在。“寄寓”洞内是狡兔躲避强敌的生存选择；而对于文本背后的思想和观念，狡兔又成了它们的寄寓之处。

“狡兔”无法直接对应兔子的种类。林仲凡《有关家兔的历史考证》指出，古籍上记载的穴居野兔常称为狡兔。学界目前已经探讨了狡兔的古文释义和文学角色。宋均芬《“狡兔”解》、俞绍宏《释“狡兔”》、吕丹妮《“狡兔三窟”的“狡”》均将狡兔的实际含义指向“迅疾”。有关兔的探析，见仁见智。例如，前文已称引的林仲凡《有关家兔的历史考证》仔细考证了多个问题，其中对狡兔近人、白兔祥瑞的考辨帮笔者开阔了思路。陈连山《世俗的兔子与神圣的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兔子形象的考察》充分解读了传统文化赋予兔的两种不同特质，分别举出详实的书写事例。

无论是狡兔还是宽泛论“兔”，都带有思想和观念的元素，可以通过思想史再做探讨。

先秦两汉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狡兔”开始出现在文献中并积累了一定数量。《战国策·齐策》是今人熟悉的一种：

冯谖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冯谖客孟尝君》）

狡兔之于洞窟，恰如人之于未来出路。“狡兔三窟”的谋略基于狡兔擅长掘洞的习性提出，毋庸赘言；同样立足此点，《文子》有不同的发挥：

怒出于不怒，为出于不为。视于无有则得所见，听于无声则得所闻。飞鸟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寒螿洋木，各依其所生也。（《文子·上德》）

该段落用四句话勾勒出天地生物各得其所的景象，表述了遵从自然、事物相反相成的認识。不过，人为何需要明白“各依所生”的规律，而非奔走逐求，满足己欲？《文子》在此段的举例恰好展现了狡兔的另外一个重要特质。

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文子·上德》）

狡兔善于奔跑，与犬为敌，不仅在《文子》书中出现，传世文献的许多经典作品中都有其身影。

太宰嚭遗大夫种书曰：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大夫何不释吴而患越乎？（《韩非子·内储说下》）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太宰嚭书信的记载亦见于《吴越春秋》，内容大同小异。《法言》《论衡》中收入的范蠡书信文字相同，《吴越春秋》的版本更详细一些，核心意思没有歧出，亦录如下：

“……蠡虽不才，明知进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

“狡兔”和“犬”关系的描述引申至人生取舍的观念，范蠡和《文子》达成了明确的共识。《文子》用犬和弓比喻受到外界驱使的人，该文本的读者不得不承认，若无狡兔和飞鸟，猎犬和良弓确实会失去作用，被抛弃也是很自然的事。如果尝试让个体自身脱离外界的“绑定”，就要懂得功成身退。再在《史记》和《汉书》中读到韩信的感慨，就十分熟悉了，《汉书》颜师古注文指出狡兔良狗之语出自《黄石公三略》。《文子》和范蠡互相贴合，《文子》《韩非子》《三略》等道家和法家著述本身就有互通的思想资源，不难想到狡兔在其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

《淮南子》在进行不倚外乐的劝诫时还把猎犬逐狡兔作为田猎的典型活动。这一着眼点在先秦两汉文献中是非常普遍的，差异只在于是否做出了引申的论述。例如，《诗经·小雅》中将犬和狡兔的关系同一个人推测揣度他人的心中意图联系了起来，“我”能看清进谗祸国的小人，就好比犬终能追获狡兔；《韩诗外传》中，宋玉对比狡兔受到限制前后的情形，将狡兔之不自由比作“我”之不得志；《战国策·齐策》记载淳于髡劝谏君主避免齐魏两强之争，谨防他国得利，如田父并获兔犬。

《诗经》中有《王风·兔爰》的咏叹；《孟子·梁惠王下》深许周文王为君贤明，苑囿能与民众共享，不徒为王室所享。这些文字透露出人与兔的接触，其来源包括历史记载、子书称引和文学咏叹。年代较太宰嚭、范蠡等人均晚的韩信在感慨中没有直接援引，这个现象颇有意味，狡兔很可能活跃在韩信那个时代的更多文本及日常语言中。试想对于韩信而言，这就像谚语一样平常，于是脱口而出“果若人言”。

运用狡兔进行论述中的比喻，基于时人对狡兔习性的普遍认识；有关田猎、自然风光的记录，则基本保持了更远时段的习惯和观念。如此，狡兔在思想世界中的角色趋于固定，一为譬喻的常用动物，二为田猎活动、山野之趣的代表事物。有些阐发事理的文本虽然有传承和影响的作用，但皆无明确引用，折射出相关认识的一般化。文献中的狡兔在先秦两汉时期面貌初定，成为后世生衍推阐的起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文献中所见的线索形成了两条思想资源的走向：第一组为《文子》《淮南子》至《抱朴子》，可能中间还有《三略》；第二组为《韩非子》《史记》《吴越春秋》至《法言》《论衡》《长短经》等。道家义理的申阐相类，所以前者辅助论说的譬喻亦相同。后者出于史事的传承，其“理”由历史人物而非思辨所引发。此类直接的继承仅在该时期有关狡兔的文本中占一小部分。

把视角还原到魏晋时人所处的环境中，前文分析过文本的身份是“典故”，将其应用与再发挥，会愈加丰富。

人才无定珍，器用无常道，直趋者以适世为奇，役御者以合时为妙。故玄冰结则五明捐，隆暑炽则裘炉退，高鸟聚则良弓发，狡兔多则卢鹊走。（《抱朴子·广譬》）

作者無疑是了解前代典故的，却没有直接使用。如果说韩信用人言而不援引，是因为谚语传播范围广，使人习焉不察，更加灵活地使用典故就是思想背景促成的有意为之。主动性并不是认识发展的顶点，认识的发展不止于理解和援引，还有创新。此时的术艺专论，巧妙地引入了狡兔，进行形象说明。朱世卿《法性自然论》论天道性命，认为反方的辩诘无异于守株待狡兔；李充《学箴》描述了“狡兔—山冈”“游鱼—川流”等多组景象，认为动物身处于适合自身习性的环境会感到自由自在，恰如人通过“学”可以体察到的心境。《文子》《淮南子》之后，狡兔在此成了新的思想著述的有力助手。《草书势》一文论及笔力能和狡兔奔跑的速度媲美，达到理想的艺术境界。又如《围棋赋》，认为围棋技法的超绝如同丘穴中的狡兔，变化难以企及。相类的创见还可见于阮籍《乐论》等多篇，不一而足。

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被看作认识发展的体现，但只是从侧面而言。有关狡兔的思想和语言资源之真正普及，还要在时人的话语中寻找答案。

桓玄遣何穆说牢之曰：“……鄙语有之，‘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故文种诛于句践，韩白戮于秦汉。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犹不敢信其功臣，况凶愚凡庸之流乎？”（《晋书·列传第五十四》）

峻曰：“……往者国危累卵，非我不济，狡兔既死，猎犬理自应烹，但当死报造谋者耳。”（《晋书·列传第七十》）

以说服为目的的话语应力求直白、准确。昔日由学者著作、谋士方略提出并使用的比喻，如今竟然被称作“鄙语”。譬喻申阐转为鄙语，原来与典故相系的史事紧随其后，看来先秦两汉时期相关文本的主要内容已近乎时人知识水平的平均值了。苏峻激烈陈词中的反用属于真情流露，实已脱离援引的范畴，进一步体现出“狡兔”进入了观念的一般层面。同时，在李白《送薛九被谗去鲁》等诗文里，狡兔则像一个暗号，写下它，就能将学者著作、谋士方略及相联的人物等历史引到纸上、眼前乃至情感的深处。此为有关狡兔的认识和观念深入人心的又一明证。

动物是鲜活的生命，文献的发展和传衍可以承担观念资源的承接，却不能取代实际接触的支持。狡兔有关认识的一般化，势必无法脱离日常生活中人与兔的关系。

镜机子曰：“驰骋足用荡思，游猎可以娱情……曳文狐、掩狡兔、捎鹔鷞、拂振鹭。”（《七启》）

马埒蓬蒿藏狡兔，凤楼烟雨啸愁鸱。（《题于家公主旧宅》）

这些作品用“狡兔”衬托出游心于自然风光的乐趣或野地无人的荒凉。

在上表、应制诗等与君主相联的文本中，狡兔不啻猎兽的象征：

宸游经上苑，羽猎向闲田。狡兔初迷窟，纤骊讵著鞭。（《御箭连中双兔》）

狡兔隽犬，力奔势迫。（《全唐文》）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文献所见的“狡兔”既有文本因袭，也有鲜明的新进展。一方面，狡兔承担的譬喻作为典故，越来越接近时人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思想和记忆的资源已经形成，它使作者达到一种时空迁移的心境共鸣。所以“狡兔”又可以被视作一种象征。除此之外，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均没有流露出针对狡兔的情感倾向，此时不然：

长蛇之首尾如截，应接自难，狡兔之窟穴已焚，死亡无所。（《全唐文》）

臣所恨身无羽翼，不获陪奉属车，擒狡兔之根源，破妖狐之群党。（《进双鸡等状》）

狡兔的生存依赖洞穴，确实与以上“破贼状”中被征讨的人和其老巢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性。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狡字训“迅疾”的情况逐渐和“猾”的解释并列。回顾上文梳理的其他文本可知，狡兔的贬义化目前还未居于主导地位。

宋代及以后

宋代以后，文献中的“狡兔”大体保持了之前的面貌，向深描画，或渐变转折，此间已进入文本书写和传衍的总结阶段。至此，这种文献虽然都能体现出典故向常识层面的落实，但再无新的创见，甚至就等同于重复。思想和义理走向蛰伏，遑论魏晋隋唐时期学者著述的发明开新。咏史和描写田猎、山野作品的状态亦与之吻合，其数量多、程式化，失去了描写的鲜活以及个人情感的力度。然而必须提到的是，南宋刘过的《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是个例外：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英。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借《六州歌头》词牌的紧凑短句，狡兔的典故承载着历史的叹息。

此外，狡兔形象的运用迁移为扁平的符号，同时发展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一条认识隐线：关于狡兔的情感态度。尤其是明代以后，以古典小说为主要文本，狡兔的贬义色彩更加鲜明。

中国古代不仅有自然界中狡兔身影的文本记录，还有将狡兔的知识转化为思想阐发、议论话语的常用角色。该现象起自先秦，绵延至今，有关狡兔的认识逐渐发展为思想资源。思想史是无数段历史的重叠。所谓“过去”，其实是一直通过人们的记忆、思索和解释，活跃于现实之中的。狡兔被引入事理表达，由典故而传播开来，创新或者重复。它从单纯的动物身份出走，渐渐消失于文本深处。典故的运用产生新的资源，套叠在原先的文本集合之内，并叠加了复杂的思想要旨、历史记忆、文学个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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