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王文杨

【内容摘要】本研究通过线上样本库平台对全国范围内1800人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了影响疫苗接种意愿机制的新路径，即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在信息接收与疫苗接种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通过从官方信源或非官方信源获取信息，人们能够增强对疫苗接种的社会环境的信任，从而提高自身的疫苗接种意愿。本研究证明了环境信任是联结人们信息接收和疫苗接种意愿的重要渠道，挖掘了健康信息传播的新的路径，尝试为健康信息的发布和推广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信息接收;疫苗接种;“疫苗犹豫”;信任;信源

一、问题的提出

“疫苗犹豫”——不愿或拒绝接种疫苗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是主要的全球健康威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疫苗犹豫”现象也被证实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接种疫苗作为人们与自身健康密切相关的一项风险选择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厘清疫苗接种犹豫的动机因素，积极调整公共卫生信息和激励措施，有利于提高疫苗的整体接种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什么新的机制作用于人们“疫苗犹豫”的行为？人们的信息接收又对这一行为有怎样的影响？这些是本研究希望探索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人们“疫苗犹豫”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旨在以现有“疫苗犹豫”影响因素模型为基础，探索当前模型中对疫苗的信任及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实然性，验证它们在对人们“疫苗犹豫”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引入信息接收的因素，探究不同信源的信息接收在“疫苗犹豫”行为影响方式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期望可以从调查中得到全面丰富的影响路径，来构建符合中国语境的、更加完整的理论模型，为日后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也为促进受众健康行为提出建议。

二、“疫苗犹豫”及其影响因素

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免疫策略委员会疫苗犹豫工作组对“疫苗犹豫”进行了定义，认为“疫苗犹豫”是一种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接种疫苗的行为。①众多研究表明，“疫苗犹豫”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需要被关注和解决的问题。针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疫苗犹豫”在全球各地都被证实存在，许多美国（25%）和加拿大（20%）的受访者表示，即使有新冠肺炎疫苗，他们也不会接种。因此，厘清疫苗接种迟疑不决的动机因素，可能会提高疫苗的整体使用率。②在中国，厘清问题也不容忽视。超过一半的照料者在儿童疫苗接种时存在疑问或接种延迟。③另有研究称“疫苗犹豫”的人群数量近年呈现上升趋势，“疫苗犹豫”现象直接影响疫苗接种率。④

在对“疫苗犹豫”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对2006年至2014年欧洲研究的文献回顾表明，10年来主要关注的是疫苗的安全性。⑤Steven Taylor等人的研究指出，疫苗拒绝与对疫苗的不信任密切相关。⑥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研究表明疫苗接种意愿与新冠肺炎病毒持续存在的感知呈正相关。⑦此外，2018年有学者为了确定提高流感疫苗接种率的最佳方法，评估了对医生和国家卫生部的信心。⑧卫生保健提供者是影响公众对科学和流行病学证据信任的关键部分。⑨总体来说，在影响“疫苗犹豫”行为的信任领域，在对疫苗本身的信任之外，学者普遍研究和重视的是卫生领域专业人员，如传染病专家、医疗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如政府、疫苗提供系统等。

众多研究者为“疫苗犹豫”现象构建了影响因素模型，对信任的分类十分详细并不断丰富完善。2011年，欧洲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提出调整免疫计划，將疫苗接种的影响因素分为四类：环境和机制因素、社会支持因素、个人动机因素、卫生工作者影响。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疫苗战略咨询专家组在上述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概括，其模型包括三个方面：（1）背景因素;（2）个人和组织影响;（3）疫苗与接种。⑩国内众多学者也对“疫苗犹豫”的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史金晶等在研究中发现，“疫苗犹豫”十分复杂且具有环境特异性。张佩雯等认为，疫苗接种犹豫受到信心的影响，即受到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对提供疫苗的卫生服务体系的信任的影响。徐毅飞等人在研究中将“疫苗犹豫”的影响因素分为社会环境因素、个体或群体因素和疫苗接种服务因素。于孟轲等人建立了基于中国国情的疫苗接种影响因素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疫苗信心与疫苗可及性。

总体来说，在国内外关于“疫苗犹豫”现象影响因素方面，对疫苗本身的信任是研究重点，对疫苗外环境信任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在环境信任方面，国外研究者更加关注的是对政府政策和医务人员的信任，而目前国内研究者提及的社区、家庭等因素，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将环境信任中对政府和医务人员的信任情况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命名为“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将之与对社区、家庭的信任区分开来。本研究以影响疫苗接种意愿信任中的对疫苗本身的信任和对社会环境的信任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包括对政府的信任和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并提出研究假设：

H1a：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任与新冠疫苗接种意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1b：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对社会环境（包括政府与医务人员）的信任与新冠疫苗接种意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疫苗犹豫”的概念出现后，媒体始终是“疫苗犹豫”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在Eve Dubé的“疫苗犹豫”模型中，包括对传播和媒体的信任，媒体中包括传统媒体、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反疫苗活动者。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干预工具，帮助父母在知情的情况下为孩子接种疫苗。通过社交媒体应用了解疫苗信息对人们的疫苗接种行为有积极影响。互联网是加拿大父母寻找和分享疫苗信息的重要来源，并与父母对疫苗风险的负面看法显著相关。国内的研究也证实，媒体的信息接收对疫苗接种意愿有显著影响。关于甲流疫苗的研究表明，新闻卷入对了解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对HPV疫苗接种意愿的研究表明媒介接触对注射HPV疫苗意愿的影响确实存在。此外，有研究探索了健康传播策略中的效益目标对大学生群体接种流感疫苗行为的影响。

目前，对信息接收与“疫苗犹豫”有关的研究主要以媒介渠道为依据分类，然而在互联网环境下，每个媒介渠道中都有多种不同身份的信源共存，同时传播疫苗信息。因此，应该对信息传播者的身份加以考虑，从而优化目前研究者对信息来源的分类方式。本研究以权威性为分类标准，将信息接收来源分为官方信源和非官方信源两大类，并提出研究假设：

H2a：接触信息（官方信源）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2b：接触信息（非官方信源）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已有研究证明，不同的信息来源会影响人们的信任程度。公众对从电视媒体、互联网等媒体来源中获得的信息印象更深，并且对“亲朋好友”渠道传播的信息信赖性更高。人们对突发事件的最大信息来源是新闻网站，对该信源的信任总体较高。对不同的来源，人们的信任度不同。网民对国家级媒体网络平台和地方政府网站的信任度最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际传播、社交媒体使用与疫情谣言的信任度呈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信息接触与各方信任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

H3a：接触媒体信息（官方信源）与对新冠疫苗的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3b：接触媒体信息（非官方信源）与对新冠疫苗的信任存在顯著正相关关系。

H3c：接触媒体信息（官方信源）与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H3d：接触媒体信息（非官方信源）与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信任已被在多项研究中证实是媒介接触和行为意愿的中介因素。政治信任已被证实是媒介接触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有研究以健康信念模型作为中介因素，发现社交媒体的表达和接受对鼓励增强卫生意愿都是有效的，但只有通过提高自我效能感和严重性感知才能有效;国内成年女性通过使用微信接触社交类健康信息和媒体类健康信息，提高其对注射HPV疫苗行为的心理期望，进而促使注射HPV疫苗行为意愿的增强。基于以上理论和研究实践，本研究提出研究问题：

H4：各方面的信任在信息接收和疫苗接种意愿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在本文研究框架中，自变量为信息接收的不同信源，以权威性为分类维度，分为官方信源、非官方信源两个类别。中介变量为信任，分为对疫苗的信任和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因变量为接种意向。

本研究通过问卷采集数据，先对研究对象从各种信源获取新冠疫苗信息的现状、对各方的信任与接种行为意向的现状进行描述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探究对不同信源的接收分别与信任和接种意向的相关性，以及不同的信任与接种意向的相关性;再分析在不同信源接收对接种意向的影响中，对疫苗本身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任以及对社会环境的信任是不是中介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于2021年1月至2月进行。在腾讯问卷平台的回答小组数据库中面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60岁的人随机发放1800份问卷。为保证问卷的填答质量，删除了填写时间低于90秒的问卷，并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问卷、大量题项回答相同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量为1579份，有效率为87.7%。

（二）变量测量

1.自变量因子分析

自变量为来自不同信源的新冠疫苗信息的接收频率，对人们新冠疫苗信息的获取来源进行测量，其包括两个大类的7个题项。其中，官方信源包括：（1）政府的信息公开;（2）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公开发声。非官方信源包括：（1）网络意见领袖（如微博大V）;（2）网络中的网友意见;（3）小道消息;（4）海外机构（如外国政府、研究机构、媒体等）;（5）与家人朋友聊天，包括线上（如微信、电话）和线下（面对面）。所有项目都采用1-7级评分，受访者的回答从“从不”到“非常频繁”（1=从不，7=非常频繁），每组所有项目得分的平均值即为被调查者的该组信源接收度得分。通过因子分析主成分法（见表1）析出非官方信源和官方信源两个子量表（Cronbach'sα=0.830，KMO=0.802，Bartlett球形度检验p=0.000<0.05，说明因子分析有效，因子总共解释了64.522%的方差）。

2.因变量

因变量为行为意向，即人们对新冠疫苗的接种意向。在提出两个问题排除不适宜接种新冠疫苗以及填问卷时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群后，通过一个题项测量：“你打算将来接种新冠疫苗吗？”采用打分制，被调查者可从0-99分共100个分值之间选择任意整数分值，0为完全不打算接种，99为一定会接种。

3.中介变量因子分析

中介变量是信任。学者于孟轲于2019年提出了首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疫苗犹豫”模型，将对疫苗的信心分为环境因素和疫苗本身。本研究参考该模型，将信任因素分为疫苗信任和社会环境信任。其中，疫苗信任参考相关学者于2011年设计的量表，测量对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信任。本研究根据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具体情况以及信度预测试，进行了题项筛选，并对该量表在语言上进行了少量修改。经检验，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Cronbach's α=0.702）。社会环境信任采用学者Eve Dubé于2013年提出的分类方式，分为对疫苗政策的信任和对医务人员的信任，量表结合世界卫生组织于2015年提出的问题库与相关研究中的问卷进行设置。社会环境信任量表的Cronbach's α=0.696，大于0.6，说明信任的量表信度较好。

通过因子分析主成分法（见表2）析出两个子量表，依旋转后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大小，将因子1、2分别命名为社会环境信任（Cronbach's α= 0.887）、疫苗信任（Cronbach's α= 0.911）。因子分析的KMO值是0.752，Barlett test 的显著程度p 值为0. 000，两个因子总共解释了79.276%的方差。

由于题项中存在反向问题（如“您是否担心注射新冠疫苗可能无法预防新冠肺炎？”），因此对于这些反向问题，在计算前对被调查者的数值进行处理，即该题得分=8-选择数值。被调查者填写问卷后，可得出社会环境信任和疫苗信任两个数值，其中社会环境信任的变量为社会环境信任的部分中各个题项数值的平均值，疫苗信任数值为疫苗信任的部分中各个题项数值的平均值。

4.信度分析

对问卷总体、信息接收量表、信任量表进行信度检测，可得出以下克隆巴赫Alpha值（见表3）。

由表3可知，总量表的Alpha 值为0.785，大于0.7，具有较充分的内部一致性;信息接收量表整体Alpha值为0.803，各维度的克隆巴赫值为官方信源0.821、非官方信源0.806，其Alpha值均大于0.8，说明信息接收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信任量表的Alpha值为0.696，各维度的克隆巴赫值为社会环境信任0.887、疫苗信任0.911，均大于0.6，说明信任量表的信度较好。

5.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是指人口统计学变量。本研究选取4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0=女性;1=男性）、年龄（1=18-24;2=25-29;3=30-39;4=40-49;5=50-59）、受教育程度（1=初中及以下;2=高中/中专/技校/职高;3=大学专科或本科;4=硕士及以上）以及职业（1=在校学生;2=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3=国有企业人员;4=民营企业或外资企业人员;5=其他）。

（三）研究程序

被试者在指导语指导下，依次填写人口学变量、信源接收量表、信任量表、新冠疫苗接种意愿量表。使用SPSS24.0软件采集并分析数据，使用Hayes（2013）编制的PROCESS执行偏差矫正的Bootstrap平行中介效应分析。

四、研究发现

（一）数据统计与测量

在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中，展现了被调查人群的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分布（见表4所示）。

在新冠疫苗信息接收来源的统计中，官方信源的信息接收频率明显高于非官方信源，其中官方信源为M=5.53，SD=1.38，非官方信源为M=4.05，SD=1.42。在官方信源中，对“政府的信息公开”（M=5.64，SD=1.496）的接收频率大于对“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公开发声”（M=5.41，SD=1.509）的接收频率;而在非官方信源中，“与家人朋友聊天交流”（M=4，82，SD=1.645）得分最高，此后是“除專家学者以外的网络意见”（M=4.51，SD=1.848）和“网络中的网友意见”（M=4.28，SD=1.821），以“海外机构”（M=3.71，SD=1.942）和“不明来源”（M=2.95，SD=1.928）作为信源的新冠疫苗信息接收频率较低。

在人们对疫苗各方的信任情况统计中，人们对社会环境的信任明显高于对疫苗的信任，且较为集中（M=5.65，SD=1.131）;其中，对政府的信任（M=5.78，SD=1.26）略高于对医务人员的信任（M=5.51，SD=1.20）;对疫苗的信任值相对较低，且较为分散（M=4.37，SD=1.738）。

在接种意愿的统计中，人们的接种意愿普遍较高（M=78.00，SD=22.346）。有28.4%的人选择了最大值99（一定会接种），有58.6%的人接种意愿在80分以上，说明当下人们“疫苗犹豫”情况并不严重。

（二）信息接收来源、信任与疫苗接种意愿的相关分析

在人口因素的差异性分析中，对年龄、学历和职业分别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性别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p值显著性全部大于0.001，说明人口因素的各个组别在平均值上没有差异，不同年龄段、学历、职业、性别的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没有显著差异，人口因素不是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

如表5所示，在信源、信任与疫苗接种意愿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中，结果表明两类信源（官方信源、非官方信源）以及两类信任（社会环境信任、疫苗信任）都与疫苗接种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a成立，假设H1b成立，假设H2a成立，假设H2b成立。在信源与信任的关系方面，官方信源和非官方信源分别与社会环境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但在疫苗信任方面，官方信源与疫苗信任没有显著相关性，而非官方信源与疫苗信任呈显著负相关。假设H3a不成立，假设H3b不成立，假设H3c成立，假设H3d成立。

（三）不同信源信息接收与新冠疫苗接种意向： 信任中介效应的检验

为了检验不同信源的信息接收是否会对疫苗接种意愿产生直接影响，以及信任在信息接收和疫苗接种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使用Bootstrap进行分析（见表6）。

回归分析显示（见表7、表8），官方信源、非官方信源的信息接收度对社会环境信任（β=0.34，p<0.01;β=0.170，p<0.01）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对疫苗信任（β=-0.012，p>0.01;β=-0.070，p>0.01）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当用接收官方信源、社会环境信任和疫苗信任同时预测疫苗接种意愿时，接收官方信源、社会环境信任和疫苗信任3项因素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都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2.291，p<0.01;β=6.848，p<0.01;β=2.425，p<0.01）。当用接收非官方信源、社会环境信任和疫苗信任同时预测疫苗接种意愿时，接收非官方信源、社会环境信任和疫苗信任3项因素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1.438，p<0.01;β=7.609，p<0.01;β=2.423，p<0.01）。

如表9、表10所示，采用偏差校对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通过2条中介链产生：由官方信源信息接收→社会环境信任→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组成的间接效应1（2.335），由非官方信源信息接收→社会环境信任→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组成的间接效应3（1.295），Bootstrap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0，说明社会环境信任对于官方信源和非官方信源信息接收到接种意愿的中介作用显著。间接效应2（-0.029）和间接效应4（-0.169）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包含0，说明疫苗信任对于官方信源、非官方信源信息接收到接种意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假设H4部分成立，对社会环境的信任在信息接收和疫苗接种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官方信源和非官方信源的信息接收作用于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具体路径。

五、结论与讨论

此前的研究表明，美国、加拿大都存在明显的“疫苗犹豫”现象，在以往的“疫苗犹豫”模型研究中，人们通常将信任的重心放在对疫苗的信任上，如对疫苗安全性、有效性的信任。本研究呈现出国内与之不同的“疫苗犹豫”现状——人们对于新冠疫苗的认知良好，“疫苗犹豫”现象在国内并不普遍，并证实了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方面，环境信任对人们进行健康保护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因而，若能探索国内在疫苗接种政策以及信息发布策略上的优势，便有机会为全球的疫苗接种工作提供参考，助力全球疫情防控。此前有研究认为，人际传播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传播加剧了人们对虚假信息的信任。而本研究表明，本次疫情期间非官方信源也是不可或缺的健康信息发布和传播者，它们帮助人们提高社会信任，从而主动进行科学的健康保护。在此前的研究中，信任是学者在行为与意愿之间持续关注的中介因素，人们对于信息接收与接种意愿的中介因素研究主要限于对疫苗本身（安全性、有效性）的信任，而很少考虑对社会环境的信任。本研究立足中国的特殊环境，证明了环境信任是联结人们信息接收和疫苗接种意愿的重要渠道，挖掘了健康信息传播的新路径。

基于以上结论的得出，本研究希望为健康传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第一，对环境的感知是公众健康行动的重要依据，对环境的感知能够显著影响人们的健康行动，环境信任则推动人们作出积极有效的健康保护举措。这拓展了健康传播的理论研究视野，也拓宽了对健康传播路径的研究维度;第二，信源是影响公众健康行动的重要一环，健康信息发布与传播新格局正逐渐形成。非官方信源已成为人们采取保护健康举措的积极推动者，健康信息多方传播新格局正在形成。目前在中国，学者专家与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渠道，以多种话语方式对公众进行信息公开以及健康信息科普，提高了人们采取健康保护措施的意愿，因此，接下来应继续分别发挥官方和非官方两类发布主体的优势助力健康传播;第三，在媒体参与推进的健康计划中，形成多方信任是必要的。健康信息的发布和推广应注重说服方式和切入角度，在知识科普、新闻报道、辟谣等方面提高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建立人们对环境各方的信任，从而进行科学有效的健康保护。

注释：

①④史金晶、唐智敏、余文周：《疫苗犹豫现状及其应对措施》，《中国疫苗和免疫》2019年第4期。

②⑥St， A. ， Cal， B. ， Mmp， B. ， & Gjg A， B. . . （2020）. Reactions to covid-19： differential predictors of distress， avoidance， and disregard for social distancing.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77， 94-98.

③Du， F. ， Chantler， T. ， Francis， M. R. ， Sun， F. Y. ， & Hou， Z. . （2020）. The determinants of vaccine hesitancy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ollowing the changchun changsheng vaccine incident. Vaccine， 38（47）， 7464-7471.

⑤Karafillakis， E.， Hassounah. S. & Atchison. C. （2015）.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of rotavirus vaccines in Europe， 2006–2014. Vaccine， 25（18）， 2097–2107.

⑦Williams， L. ， Gallant， A. J. ， Rasmussen， S. ， Nicholls， L. A. B. ， Cogan， N. ， & Deakin， K. ， et al. （2020）. Towards intervention development to increase the uptake of covid‐19 vaccination among those at high risk： outlining evidence‐based and theoretically informed future intervention content.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5.

⑧Alabbad， A. A.， Alsaad， A. K.， Shaalan， M. A. et al. （2015）. Prevalence of influenza vaccine hesitancy at a tertiary care hospital in Riyadh， Saudi Arabia. Journal of Infection & Public Health， 11（4）， 491–499.

⑨Napolitano， F. ， Bianco， A. ， D'Alessandro， A. ， Papadopoli， R. ， & Angelillo， I. F. . （2019）. Healthcare workers' knowledge， beliefs， and coverage regarding vaccinations in critical care units in Italy. Vaccine， 37（46）， 6900-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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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敏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文杨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