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春 戴铁军

碳达峰碳中和是国内外的共同选择和努力方向，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战略和导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和科技支撑完善治理体系，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中和之路。

一、双碳目标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导向

自2020年9月在联合国第75届大会上提出双碳目标以来，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多次论述碳达峰议题，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焦点和热点话题。现有研究不少是理论性的，包括国际经验介绍、理念阐述、模型预测等。列宁曾说过，一打口号，不如一个行动。就双碳目标而言，需要多点实干、少些空谈，多点务实、少些务虚。如果只会纸上谈兵，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不知道战略战术，再宏大的目标、再响亮的口号也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事倍功半。当前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加以避免。

一是关于我国能源和碳减排预测。能源低碳化是碳达峰碳中和的重中之重，能源结构低碳化、用能终端电力化、能源供需平衡调节智能化是发展方向。有研究发现，我国关于能源生产和消费总量的预测大多难以指导实际。例如，《科技日报》2011年3月3日发表《能源科学发展观研究概要——“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要点》，预测2020年我国能源消耗为40亿～42亿吨标准煤，消耗煤炭约20亿吨标准煤。实际上，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量达49.8亿吨标准煤；尽管如此，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拉闸限电问题。理论如果不是来自实践往往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实践如果没有理论指导往往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认识到这一点，对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尤为重要。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继续进行一些不能指导实践的能源和碳减排预测，画一些漂亮的曲线，还是从国情出发研究战略战术，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之路，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二是纠正“运动式减碳”。202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这被社会理解为是对一些地方和企业表态要“率先达峰”的“纠偏”。2021年10月，国务院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梯次有序碳达峰行动”，准确把握自身发展定位，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资源环境禀赋，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梯次有序推进碳达峰。之所以要对“运动式减碳”纠偏，是因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尚未出台，各地方各行业制定实施方案之前缺乏必要研究，如果只有“表态”的口号，难免会纸上谈兵。因此，研究设计适合分类指导的实施方案或细则十分重要。

三是避免“一刀切”问题时常出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多维立体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个单位的“单打独斗”，这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3月5日下午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不能把手里吃饭的家伙先扔了，结果新的吃饭家伙还没拿到手，这不行。”然而，一段时间内一些人以减污降碳为由，“不分青红皂白”要求一律关停煤矿、煤电厂。煤炭应回归商品本来属性，我们应寻求少排碳、不排碳的途径，把煤炭利用好也可以是绿色的。坚持“全国一盘棋”，分类施策，重点突破，就应当依靠创新驱动，寻求理论和技术上的突破，寻求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应用，寻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只有防止可能出现的分解谬误和集成谬误，即自上而下的目标任务分解要避免分解谬误，自下而上的目标任务汇总要避免集成谬误，才能收到以尽可能小的经济成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预期目标。

四是规避行动方案“上下一般粗”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已经出台的行动方案来看，内容越来越长，正确的话越来越多，呈现“上下一般粗”的特点，但是，这些话语是否符合实际、究竟有多少能落地成了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好做法。应从实际出发，提出可操作的方案、可执行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显然，专家为各地碳达峰行动方案的制定进行了前期研究，甚至帮助地方政府完成了行动方案的初稿，因而提高研究人员的认识水平相当重要。尽管一些学者提出要避免认识误区，如避免“先冲锋再达峰”，过分依赖碳汇甚至误以为双碳目标就是买卖碳汇等，但是呼声很少来自基层管理人员或技术研发人员。换言之，哪些是真误区，哪些是专家学者臆想的误区，需要认真甄别；只有发现“真问题”，才能将我们的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指明的正确方向上来。

此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我们在制定和实施碳达峰行动方案时需要认真考虑的外部因素。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新冠肺炎疫情国内多发散发，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尤其是俄乌冲突导致欧盟国家出现能源供应紧张、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甚至出现一些煤电厂“重启”的现象。虽然俄乌冲突将加快欧盟国家的能源转型，加快欧盟国家与俄罗斯能源供应的“脱钩”(与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能源危机后发生的能源变革类似)，但美国以北约的名义禁止欧盟国家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自己却增加了从俄罗斯的油气进口。由此引出另一个重要话题：如何处理好降碳与能源安全的关系，处理好长期目标与短期安排的关系。总体来看，世界能源转型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能源安全是紧迫的问题，如果不能保证能源供应，群众的满意度难以提升。因此，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中，应优先解决“轻重缓急”中的“重”和“急”，并为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二、完善治理体系，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中和话语体系

碳达峰碳中和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提出的目标，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能源禀赋以煤为主，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时间紧任务重，种种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走一条符合国情的碳中和之路。为此，迫切需要完善治理结构，形成推进碳中和目标的长效机制，并在以下四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1+N政策体系，指明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了“十四五”“十五五”时期的“碳达峰十大行动”，地方各级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性文件。应当说，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已经面世。从国家推进的重点来看，既关注通用性措施，如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或碳循环经济(由碳的循环利用而形成的经济活动)等是渗透性、跨行业的，即每个行业或领域都可以实施；又提到了重点行业(如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农业、服务业)的路线图和施工图；每个行业的原料、生产工艺和产品不同，所以不能采用整齐划一的技术路线。在实施《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促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要准确界定不同主体的责任，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和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是碳减排行为主体。从欧盟碳市场的发展来看，碳减排额度最初分配给25000家企业或用能设施，占欧盟碳排放的45%。我国碳减排要抓住“大头”，抓主要矛盾，关注能源企业这类行为主体，能源结构低碳化更应抓住企业这类行为主体。换言之，实施《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需要完善体制机制，激励企业依靠技术创新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科学合理分配碳减排指标额度，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地方”分配方案，科学合理地分解目标任务。经过不懈努力，我国双碳目标是可以且一定能够实现的。

第二，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我国对能耗进行“双控”监测考核，是非常重要的“指挥棒”，未来，能耗双控将向碳排放“双控”考核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不能因为完成碳中和远景目标就不考虑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更不能延缓中央已经确定的现代化阶段性目标。科学合理地分解目标任务是分类施策的前提。应从研发科学合理的碳中和指标开始，区分能源生产地、消费地以及不同的生态功能区，这样就可以避免“拉关系”争取更多碳排放指标的情况。在数学方法上，分区评价只增加一个评价指标的选择环节，简单易行。以美丽中国建设为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黑龙江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就是考虑自然地理差异的科学论断。如何更合理地评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可以按不同生态功能区，如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区、防风固沙区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区等，用不同模型评价。这样不仅可以发挥各类生态功能区的比较优势，还能形成各具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推广到碳达峰碳中和的评价指标体系设置和评价方法上，首先，选择用能或碳排放“大户”并对其进行分类，如将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煤炭生产基地等单列出来，按“祖父”原则核算并分配一定的减排额度。其次，对具有地方特性的建筑、交通、服务业等行业进行核算并分配一定的减排额度。这样的分配，既有科学基础，又可以避免“会哭的孩子有奶喝”的情况，考核时也不用“一刀切”。这样做是否科学精准、有理有据，需要实践来验证，可以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和数学模型，选择城市或地区进行试点，获得经验后再推广应用。

第三，公众参与和积极行动。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变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社会的每一个行为主体。因此，要加强宣传、普及和教育，营造一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的外部环境。首先，碳达峰碳中和发端于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特别是《巴黎协定》，也是我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考量。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是关键少数，尤其要认识到碳达峰碳中和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应对气候变化、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采取扎实的行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工作。其次，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框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将中长期目标作为短期任务来安排部署，在政策、技术、项目和资金安排上，要既有利于当前也能惠及长远，以碳强度和排放总量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尺子”，测度地方或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最后，“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工作的推进中，既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更要尊重自然规律，不仅要解决当前紧迫的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也要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四，加强气候治理的国际合作。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人类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自己要做，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虽然国际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我们不可能复制国外的自然碳达峰过程，必须从国情出发，开拓创新，完善治理结构，另辟蹊径，为颠覆性技术留下空间，走一条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碳中和之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参与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国际公约义务，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推动有关各方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拓展合作领域，完善协作机制，完善履约与碳达峰工作协同推进机制，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以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环境可持续的办法保护地球——我们的唯一家园。我国是一个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国家，是世界生态文明的倡导者、践行者，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宣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碳中和的举措和决心，形成生态文明和碳中和的国际话语体系，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先立后破，多措并举，扎实推进碳中和目标

总之，要用正确的办法做正确的事情。碳中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我们必须扎实推进。要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工作节奏和保障措施，认真分析、识别影响碳达峰碳中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重视多能互补、温度对口、梯级利用，将发电与供热工程衔接起来，实现能源-化工-环保联产，推动煤电厂“三改联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我国能源体系更清洁、更高效、更经济、更安全、更可持续。要先立后破，破立并举，纠正“运动式减碳”和“一刀切”等行为，切实处理好减污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居民正常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以系统性的思路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激励和约束制度安排。未来，实现双碳目标将撬动万亿元投资，为能源、交通、建筑、工业、林业等领域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投资不仅要带动当前的经济增长，还要为长期绿色低碳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