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成良 成 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构想，是基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国际机制已经无法有效主导世界秩序的时代背景提出的，是一种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共同价值观，其中蕴含丰富的中国智慧。面对这个非西方的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建构的新方案，国际社会的反应是复杂和多元的。中国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甚至还有一些误读或曲解，国际话语权还主要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因此，增强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本文重点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的中国智慧，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方案，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误读

当中国的崛起成为一种世界现象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后，习近平多次在不同的外交场合、国际舞台上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提出以来，在国内外冷热分明，研究视角大相径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误读。

(一)国外的误读

首先，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英文翻译，中国官方的翻译是“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但西方媒体和学界对此有不少其他的译法，主要有“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common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等。其中“common destiny”的用法在西方学术界更加盛行，“destiny”意为“天命、天数”，在西方语境则侧重一种预先注定的命运，实际上没有表达出中方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蕴，而中方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官方翻译“future for mankind”侧重“for”，体现出中方想要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的一种积极态度。从以上可以看出，东西方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态度有本质不同：西方态度偏消极，中国态度则蕴含着一种主动、积极的意蕴。

从主体动机的视角，中西双方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中国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次中国智慧在解决世界层面现代性问题时的积极运用。比如刘洋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性代表的中国道路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全球化方案，旨在以中国智慧解决世界难题”(2)刘洋：《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背后体现出的担当精神，是一种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传统责任意识，因而和西方传统霸权主义存在本质区别。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为“习近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中有益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部分，并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国家战略、对外主张等内容融合其中，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3)李梦云、毛奕峰：《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传承与创新》，《江汉论坛》，2018年第7期。。由于双方历史文化的差异，西方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评价则主要从零和博弈的角度进行，认为这是“中国霸权的宣言书”，或是从风险规避的角度来分析，认为这是试图以一种新型外交的方式规避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和美国的冲突。

由于缺乏一套足够权威的学术话语体系，当下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成正比，这导致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许多不应有的误解或故意曲解。用西方传统思维来理解、解释中国的历史和当下现实很容易引起误解，有学者曾经指出，西方学者Joseph Whitney在其著作China：Area，Adminstration，andNationBuilding中谈到中国古代的朝贡制度以及中原和番邦属国的关系时，就使用了“殖民化”“殖民属国”这样的西式词语。这样的西式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西方理解中国的朝贡制度的实践形式，但也带来了极大的误导。“殖民”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用以统治其他国家的一种暴力方式，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管理(属国)方式，这与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天差地别。(4)郑永年：《中国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从“天下”到国际秩序》，《当代亚太》，2009年第5期。由西方话语带来的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的误解数不胜数，久而久之，西方乃至世界对中国的误解会越来越深。对于“中国方案”的误读，归根结底是对其背后蕴含的“中国智慧”没有一个正确的、合理的认识。

(二)国内学术界的误读

与国外误读相反，国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出现了另一种误读，即对于“中国智慧”进行了过度解读，在理解、宣传上出现了偏差。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天下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世界主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又是“天下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再现，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一种“世界主义”。它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主义”以及“世界主义”这些词汇意涵等同起来，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并非“同宗同源”，有学者概括“世界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天上主义”，是一种“有神论”支配下的世界观；而“天下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在“无神论”的基础上关注世间万物。(5)曹兴、李志薇：《从天下主义、世界主义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这种论调夸大了传统“天下观”的意涵、作用，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绝不是传统“天下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再现。

可以看出，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误读无论是缺乏对“中国智慧”的理解，还是夸大“中国智慧”的作用，都源于对其背后蕴含的“中国智慧”理解不精所致。一味地强调“中国特色”可能不具备足够说服力，精准阐释“中国特色”蕴含的“中国智慧”才是令人信服的关键。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中国智慧”，是在国际舞台上驳斥对中国的恶意抹黑，在国内达成正确、统一认识的正确途径。

二、对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超越

“从世界去思考世界”的“天下主义”是中国独有的。(6)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7页。正如赵汀阳所说，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一直把视线聚焦在政治体的内部，因而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视角是从国家出发去思考世界。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全球化的现实基础，继承和发展传统“天下主义”所认识的“世界”、所建构的共同体，就是超越现实各国之间的“零和博弈”关系的命运共建、合作共赢、成果共享的共同体。

(一)“家-国-天下”的秩序观

在中国人还不知道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就已经在伦理上对世界的应然性有了各种想象，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家-国-天下”的秩序观。在中国古代，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入世法则，也有“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的治世之道。不管是先修身再治世的入世观，还是治国犹如修身的治世法则，都体现出“家-国-天下”秩序观当中的双向性。这种双向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即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当中，家、国、天下三者内部具有共同的结构、属性及功能，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比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伊训》)，都体现出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这种秩序性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要为全世界各国人民谋幸福，这是对中国一直秉持的“以人为本”理念的全球性重塑。中国古代强调先修身、再平天下，现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把满足全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世界发展的目的，不是要发展某些国家和地区、注重某些局部的利益；不是让某一国的人民过得好，而是要让全世界人民都过得好，全世界各个国家、不同地区都可以一起发展的理念，正是对这种“家-国-天下”秩序观的继承与超越。

(二)“天下定一”的统一观

对一体性的追求源自中国传统思想对统一与和平的向往，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消除差异式的统一，而是一种“世界之内才有国家”(7)何君安、闫婷：《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兼论中国世界主义政治哲学》，《东南学术》，2020年第5期。的终极价值，是对传统“天下主义”最鲜明的超越。

正是基于“家-国-天下”的秩序观，古代中国传统政治视角下的“世界”必须是“统一”的，这里的“统一”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同一”，而是一种和家庭稳定、国家统一相类似的一体性。这几乎是诸子百家的共识，比如“一匡天下，民受其赐”(《论语·宪问》)，“天下定于一”(《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议兵》)。每个诸侯国都知道尽管当下的状态是割据混战，“天下”也远称不上“定一”的状态，但他们始终知道这种状态并非永恒，当时的学者也对这种分封割据的状态做出了文化意义上的解读，将之归结为文化不同导致的现实差异，就好比荀子所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糜使然也。”(《荀子·儒效》)，现实世界的“分裂”没能阻挡中国古代对于“天下”的向往，因为他们始终相信“天下”最终一定会是一个“一”的状态。因此，几乎每个统治者在客观上都可以说是为“天下定一”做出了努力，秦始皇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如今，一体性不再是对于统一的单一追求，对于和平的向往成为新的主流，同时兼具发展观的内涵：全世界共同发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系观使得现代意义上的“一体性”内涵更加丰满。当今世界在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最难协调的就是利益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的共同发展理念，就是希望找到各国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跳出民族主义的“怪圈”，实现各国之间的互惠共赢。这种共赢共享的理念鲜明地体现出对于一体性的追求。

(三)“不拒他者”的和谐观

世界是国家之外的产物，这是西方的传统，而站在世界的角度认为世界之内才有国家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之所以能形成这样一种价值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具备的一种思考和谐的能力，这是中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最大差异。

中国人这种传统的思考方式，使得中国在对待“异己”时总能用一种包容和接纳的心态去对待。这种心态不同于“忍耐”的能力，西方人也有理性忍耐的能力，但忍耐的背后包含了主观上的消极态度。如果天然地就可以接纳某个事物，那么也就不存在忍耐的说法。有学者曾以“夷夏之辨”来凸显中国传统中的秩序森严而不是包容忍耐，比如“天下体系的包容性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依赖于以华夏为中心的文明差异秩序，其中有核心与边缘，有远近尊别的等级。”(8)刘擎：《重建全球想象：从“天下”理想走向新世界主义》，《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事实上，我们恰恰可以从“夷夏之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当中的大度与包容，因为“夷”和“夏”的区别不是宗族、人口、文字、语言等，而是文化。历史记载得很清楚，“诸夏”并没有关上和“四夷”文化交流的大门，朝贡体系就最有力的证明：中原有称霸的实力却没有通过武力的方式消除差异，而是通过朝贡制度来达到文化交流、经济互通的效果。朝贡体系当中的宗主国和朝贡国之间也不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是一种“礼乐”交流，从结果上看，这是“四夷”和“诸夏”相互不断模糊边界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用“以己化他”来达到“化他为己”的过程。因为边界不断被模糊，慢慢地就再不存在绝对的夷夏分别，而化成了“天下”。这是中国的诸子百家和西方宗教最根本的差异。虽然中国的诸子百家呈现出一种超级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自始至终都体现在“天下”框架中，这种框架存续的思想基础就是中国人思考和谐的能力。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把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先有“一”再有“万物”的思维方式从古至今都获得了极大的认同。中国传统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或者说，任何“他者”都可以被“化”到“一”的框架里来。这个“一”，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和谐”，这种和谐是在天下框架下的和谐，是一种包容性很高的和谐，蕴含着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化内”的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当中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和谐观。在这种“不拒他者”的和谐观的指引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是一种多样的和谐，其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但不强制所有国家都使用“中国方案”；倡导“多边主义”，抵制“单边主义”，强调各国发展的“个性”，并且试图在“个性”中找到“共性”。

(四)“礼不往教”的道德观

“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出自《礼记》的这句话原意是指学者的一种谦虚态度，意思是“礼，只听说过主动求学的，没有听说过要主动教的”。这是一种非常谦卑的、寻求学习的与人交往的态度，可以看出一种不强迫他人臣服于自己的意味，这种理念决定了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在此理念指导下的一切外事行为都区别于西方的思维模式。

古代中国对于为君者的要求是方方面面的，对君主道德方面的要求最为严格。究其根本，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政治是达到道德的途径，道德是政治的目的，政治则是道德的制度条件”(9)赵汀阳：《天下体系的现代启示》，《文化纵横》，2010年第3期。。这种在政治领域对于道德的追求是西方所从来不具备的，“既不同于希腊的polis，也不同于罗马的res publica或者罗马帝国的‘罗马治下和平’；不同于马基雅维利的超越了道德的政治，更不同于卡尔·施米特以敌人意识为主的政治概念”(10)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这是充满了丰富的道德的，近乎道德至上的治世原则。而这种治世原则也催生了中国处理外邦关系时的准则：“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大乱，无有安家。”《吕氏春秋》的这句话传达出了两层意思：在国家层面，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也就应当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天下”的和平与安定；另一方面，统治者对内也应当承担责任，确保每一个小家的稳定、安康。这正是对统治者德性的最高要求，对待他者、对待自己的子民，都要有一种高尚的德性修养。

这种德性修养让中国不管是为君者还是底层社会劳动人民，都对比自己弱小的群体永远怀有同情和帮扶的心理，这种心理在国际层面体现出一种大国担当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让中国一直远离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等带有以强凌弱性质的行为，同时又在抱有责任意识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让全世界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华民族的德性修养、责任意识最好的证明。

三、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仅是对中国古代“天下主义”的批判、继承与超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遵循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当中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生存、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时也在视角、途径和价值三个角度进行了创造性发展。

(一)“和而不同”的视角

马克思在论述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时，把人的历史和生产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他表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7页。。同时，分工离不开交换，交换把各自个人的活动联合为共同的活动。共同体就现实地依存每一个个体，跳出了由资本建立起来的那个“虚幻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也看到了世界市场的存在，看到了世界的交往性：“所有这一切，都由于竞争的关系而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560页。尽管如此，马克思想要构建的那个“共同体”始终把关注点放在建立一个超越阶级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议题上。

在“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终极目标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其实现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即世界各国的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标被概括为一个“责任共同、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世界，这体现出极强的现实导向性。因为现代性发展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原有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而这套治理体系背后蕴含的价值观本身就是对现存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式之一。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应运而生，要想解决全球性问题，就必须破除以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为根本的全球治理体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治理全球性危机为出发点，把“和平、可持续”放在全球发展的首要位置，着眼于世界文明的永续性发展，以和而不同为基本主张，提倡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开启了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新视角。如果没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真正的共同体”的构建也将无从谈起。

(二)“和实生物”的路径

构建一种和平共生的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构建“真正共同体”的一次路径创新。从构建路径来说，马克思对于“真正共同体”的认识并不系统，他认为各国无产阶级应当同时发动革命，一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简单来说，消灭了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就实现了“真正共同体”的构建。实际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表明，我们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同资本主义共存于同一个世界。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切途径，都必须围绕“共生”二字展开。

换言之，构建一个合作、互利、发展、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构建一种和谐共生的国际关系。这种以合作共赢化解对抗冲突的构建机制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和文化”，对于“和文化”的解读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所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文化”最强调“和而不同”与“和实生物”两个方面。“和而不同”首先强调的是一个多元的、有差异的状态：各个不同主体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和实生物”则是强调一种发展的可能：即通过在竞争中合作的方式，在对立统一中获得发展。具体来说，中国所倡导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共生：首先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共生。必须看到我们当前面对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不单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更不单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想要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就是要摒弃不同意识形态观念的对立，消除敌我的观念，树立双赢的理念，共同应对世界性问题，共享世界性发展的成果。其次是文明领域的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始终主张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最后，人与自然的共生同样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要构建的方面，树立起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对于“和文化”的传承让中国找到了一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都必须遵循这种共生规律，适应共生关系发展的需要。只有适应了共生关系的需要，让合作发展、互利共赢成为现实，才能够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变成现实。当今世界的发展对于共生的需求更加强烈，习近平强调“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13)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以和平的、可持续的方式来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构建的共生关系的生动体现。

(三)共同价值的追求

价值是实践的产物，人类共同价值来自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与实践。马克思对此早已经描述过：“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先提出了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后来又多次强调这一创新话语，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称王称霸的基因，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谐、和睦的理念，中国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人因反对“普世价值”进而否定人类的“共同价值”，这是片面的、错误的。“普世价值”是西方发达国家单向推销的西方自我价值，是西方强加于人的霸权逻辑，而“共同价值”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反映世界各国“共同需求”的价值。当下，利益是世界各国在实践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因素。全球化进程正在逐渐摆脱西方价值的主导，朝着各国平等交往的趋势发展，因此，通过利益共享来实现世界共建，这一理念必将会获得更多认同。

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极高的世界性关怀，契合当下世界性发展趋势，表达了世界性利益诉求。作为一套世界性的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站在求同存异的立场上，正视共同利益，构建共同价值，是对于实现“真正共同体”的一次时代性的价值诉求。

四、共生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实践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发展新机遇。

一是在推进“一带一路”中构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导下的“一带一路”建设聚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让“一带一路”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2017年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曾经表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与周边沿岸国家实现了发展共建、成果共享。

中国利用自己在技术、资金、产能等方面的优势，带动“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带来的国家、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巨大的困局。截至2022年2月，中国已与147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两百多份合作文件，贸易总额达11.6万亿元；截至2021年末，亚投行成员数量也增至104个，批准建设了159个项目，累计投资额达到319.7亿美元，足以说明“一带一路”正在实践中深入推进。

二是在参与全球治理中构建。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世界的冲突和矛盾的不断加剧；而这种矛盾和冲突同时也抑制着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在妨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

当下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充斥着霸权主义的思维逻辑，并且这一套思维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已经充斥着暴力、矛盾和不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全球治理的设想，正是寻求跳出这种霸权主义的一种尝试。习近平指出：“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15)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方式，已然是对现行国际秩序运行方式的一种消解，开启了一种新的世界治理文明。这套全球治理文明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把世界内部各个共同体的利益都置于同一优先级的位置，化解了一国的发展要以别国的牺牲作为代价的矛盾。在这种文明主导下，社会将以“共生共赢”为发展理念、以“和而不同”为发展格局，不断沿着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方向前进。

五、共建共享共赢的中国智慧

作为一种新型的世界秩序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把世界、国家和个人的发展看成一个有机统一体，这种整体性的发展理念使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超越了“零和博弈”的形式。这种“共生共赢”的世界秩序观，让各国在发展过程中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制度竞争中实现了共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和文化”思想为理论根源，实现了国家间的合作共赢；提倡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开辟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路径，实现了世界各国文明在交流中共赢，拓宽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命题，实现了人与自然合作共生的新局面，为世界人民谋福祉。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应现实之召，对人类追求理想社会、和平发展的一种理性尝试，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一次继承与超越，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一次创新与发展，必将造福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