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登榜

一、问题的提出

在马克思思想革命征程中，黑格尔哲学及其所呈现的概念辩证法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显性理论支援。荦荦言之，马克思先后三次通过与黑格尔哲学的熏染与体认、碰撞与较量、吸纳与批判，最终成就了宏观历史唯物主义创制的学术伟业。第一次发生在被迫离开《莱茵报》之后退回书斋对黑氏法哲学进行的批判性审觉，马克思以物态化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童真之眼将被颠倒了的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虽然这一次理论作业完成了其思想嬗变途中的第一次转变，但终因未能真正击中概念辩证法的要处而不得不暂时搁置其努力。第二次发生在巴黎时期初习国民经济学的运思途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1844手稿》)，他通过对《逻辑学》《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批判运动”样态的深度检讨，意向性地寻觅一种剖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逻辑起点与科学方法。第三次发生在数月后经由恩格斯的交流合作与互利共生后(《神圣家族》)，再结合批判鲍威尔之流的“批判的意识形态”而对黑氏唯心论的彻底清算和概念辩证法的全面改造，从而为1845年春于布鲁塞尔第二次系统反思国民经济学学思途中生发的思想革命直接提供了理论准备(《德意志意识形态》)。本文探讨的是第二次批判。尽管学界已经对此做过多方述说，但争讼依旧，难成共识。笔者以为，澄明其中的几个重大核心命题与焦点话语，将不失为一条迈向集体共识的通途。

其一，马克思原本以研习与否思国民经济学为主旨的运思逻辑，为什么会突然转向批判黑格尔哲学了？从前两个笔记(含《穆勒笔记》)的内容来看，其论域主旨是不满国民经济学将私人所有(资本的利润)这一作为劳动结果而需要加以阐明来由的东西，视为当然的不证自明的前提，实证主义地描画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过程，而年轻气盛且一贯对现实不满的马克思借助异化劳动还资本社会现实经济关系之原像，以揭示有产者财富的罪恶本质，继而搭建起通过扬弃异化劳动达及共产主义的理式座架。但问题是经济学视域中的异化劳动、私人所有和共产主义的分析逻辑与黑氏唯心论及其概念辩证法之间究竟有何内在关联，从而导致这种跳跃式的学术场地转移？以往学界更多的是沉浸在有关马克思如何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微观理绪剖析上，却偏偏冷落了这一宏观性的学术场境的观照。场境决定思境。只有先进行这种外围性的场地清理与疏通作业，方能更为精准地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真旨。

其二，依据马克思的说法，这部分的内容是“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8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此前批判国民经济学的实证主义(非批判性)价值取向，或是这里“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和“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即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马克思持有的理论支点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选择此一支点性理论而非别的思想武器，个中“何以可能”的深层缘由是什么？以往学界更多关注的是现成在手的论理工具(如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却稀有从何以可能的生成机制上加以辨识。思路决定出路。只有从思路生发的学脉渊承上厘清此一机杼，才能真正弄懂此在的马克思脑海中某种特殊的逻辑溢出，继而更为清晰地理解数月后何以会导致他者的方法出局与已有的思想革命。

其三，从上述引文可知，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亚神学以及与此相关联的青年黑格尔派，目的是“便于理解和论证”。可问题是马克思这里要“理解”什么？又要“论证”什么呢？质言之，该文本创作的意向性期待是什么？文本中马克思并没有就此做过明确表白，以往学界亦未加以梳理与聚焦。目的决定手段。只有先把握这一意向性期待，才能真正贯通性地理解此番批判性作业的理绪本态，继而才能充分了解此一作业最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清醒知晓个中还存有哪些缺憾。事实上，恰恰正是这些缺憾导航般地为马克思此后批判征程中的纠偏与订正工作提供了准确的定位。

因此，本文试图紧扣上述问题重心，廓清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的语境本态与意向性期待，再现批判的理绪逻辑与最终结果，以期对马克思思想革命征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站之内在机制与学思价值进行新的界说。

二、黑格尔哲学批判的语境本态与意向性期待

标注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札记绝非一则外在于国民经济学批判理绪的“插页”，而是马克思在反复思考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的逻辑衔接过程中进入学术高峰状态时生发的学理顿悟。从浅显的层面看，马克思既不满青年黑格尔派假借黑氏哲学批判的名头折射式地对宗教理论和德国当下社会现实进行的人道主义批判，也不满国民经济学家止步于事实层面描述现成在手的外在经济现象，漠视对人的现实命运深切关怀的实证主义倾向。但从更深的层面看，由于寻觅现实的私有财产与未来理想社会的内在逻辑，既不能依靠回溯性的历史考证方法予以确证，也不能运用实证化的经济统计方法加以考量，更不能像青年黑格尔派那般停留在精心营造的海市蜃楼之中自我陶醉。因而尝试性地探寻属于自己的有关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合理分析的新逻辑起点和新方法准则，正是文本创作的意向性期待。

先看对国民经济学家的不满。诚如马克思所言，之所以写作《1844手稿》是由于国民经济学“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换言之，作为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或资本的利润原本是要加以阐明其来由的东西,但国民经济学却视其为天然的不证自明的事实前提，反推式地分析导致此一产物的经济行为，这显然是因果倒置性的叙事逻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非批判逻辑完全失去了对人的现实命运与前途的关切与忧思。因此，马克思在“第一笔记”中先是通过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分门别类地描述了貌似真实的经济现象背后实存着诸多背离其初衷与本义的颠倒性怪状，然后独创性地制定了“四重异化”(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者与劳动本身、人与人的类本质以及人与人相异化)分析框架，以说明此类怪状何以产生的缘由，并携此拷问资本社会中诸多貌似自然性的经济实情背后的非人样态。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劳动异化不仅是造成工人非人化状态的根由，而且是私有财产的真正源头，而凭借劳动异化的扬弃来清除私有财产中的非人性成分，最终废除作为万恶之源的私有制度，便可达及未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至于具体的扬弃方式，既然异化劳动及其私有财产运动发生在经济现实中，因而“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对于这样的逻辑马克思自己似乎很是乐观自得：“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似乎突然意识到，一方面用劳动异化来说明私有财产的起源，但劳动异化恰恰是资本社会的“实有”，倘若追问此一“实有”之根源，必然的结论是私有财产的存在，这岂非循环论证了？另一方面，通过批判斯密、萨伊、李嘉图和穆勒等人有关工业化生产条件下私有财产的生成理论，在继续控诉其非人化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因为“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77页。就是说，国民经济学所呈现的经济事实既是无法否定的客观现实，又是无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因而这就有必要对原先的批判逻辑进行重新审视了。

再看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不满。马克思对此有段一语中的的直指：“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页。这里的“旧世界的内容”是指宗教神学与作为圣景后台的封建专制，所谓“本质问题”就是黑氏辩证法理绪中固有的否定性精神，而“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则指青年黑格尔派持有的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等人尽管勇气可嘉，但切入点与着力点搞错了。他们不仅“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而且“在语言上都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而毋宁说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之所以如此，一是对概念辩证法的应有魅力缺乏清醒认知；二是狂妄自大，视其余他者要么愚蠢至极，要么群氓之族；三是“在以批判的形式消逝着的唯心主义做出这一切滑稽可笑的动作之后，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恰恰表征着马克思已寻觅到一个新的理论入口：当批判某一对象时不应陷入对象之中就事论事，必须跳出对象所设置的藩篱。倘若采用来自对象本身的理绪，即便是对其内容进行的批判，终究逃不脱对象所依存的“旧世界”。这就如同批判“上帝存在”的荒谬性时就不能采用宗教论证的理绪一样，因为宗教论证的预设前提恰恰是上帝的存在。诚如数月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回眸的那般，“德国哲学是从意识开始，因此，就不得不以道德哲学告终，于是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24页。有了这一意向性的新入口，自然会使他联想到批判国民经济学同样不能沉浸其理绪中考量私有财产的起源及其扬弃问题，因为私有财产的客观存在恰恰是它预设的自然前提。于是，跳出经济学思维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理论支援就成了马克思的不二选择。

最后看对费尔巴哈的微妙态度。对付黑格尔这样的大师绝不像对付鲍威尔之流那般简单轻松，首先必须找到一个合理可靠的理论支点。而在当时德国急先锋思想武库中，费尔巴哈的物态化人本学唯物主义无疑是最有效的武器，(10)有关马克思所凭借的理论支点一直存有争论。列宁、拉宾及传统教科书称其为“唯物主义”，孙伯鍨先生为了区别此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改称为“一般唯物主义”，张一兵则命名为“人本学唯物主义”，姚顺良说“法权唯物主义”更贴切，但更多学者只是含混其词地统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笔者采用“物态化人本学唯物主义”之名，目的是想更为精准地表征此一理论支点的特质。“物态化”既对应着黑格尔的“概念化”叙事逻辑及其唯心论基石，又区别于“辩证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而“人本学”既对应着国民经济学非批判性的实证化方法原则，又反映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教旨原色。且数月前马克思刚刚借此很是解气地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这在向来就不服膺权威的马克思眼中，应该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因为费氏有三大功绩：一是“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二是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作基本原则，“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三是“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6页。前两点好把握，第三点有些令人费解，而且表述得很哲学。我们知道，在黑氏哲学那里，所有有关自然、社会和人类精神之现实的感性实体不过是绝对理念外化的产物及其反映，绝对理念(肯定)外化或异化为与之对立的对象世界(否定)，最终在对立中认识自身再复归于它(否定之否定)。现象是相对的、易逝多变的，作为根据的理念却是绝对的、稳定不变的。而费氏一直就强调“只有那种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东西，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确证的，直接为自己作辩护的，直接根据自身而肯定自己，绝对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12)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荣震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70页。因而破解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原本作为派生性的理念与作为原生态的自然、社会及其关系，只需从逻辑切入点上诉诸感性实体，逆向性地翻转被颠倒了的现象与本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就足够了。而费氏的努力就在于立足爱的人性论，直接从可感可触的物态化现象界出发，“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6页。进入黑氏哲学深部之后，马克思开始意识到，这种物态化人本学唯物主义理论支点非但同样是一种隐性唯心论，因为爱的人性论本质上不过是绝对理念的同义语，而且还远不及黑格尔来得睿智且意味深长。那么，费尔巴哈的理论裂缝在哪儿呢？从认同肯定到借力发力，再到疑惑与彷徨，最终到告别与超越，这便是此在的马克思对费氏的微妙态度。而这一态度的变化过程恰恰体现在对黑氏概念辩证法的批判性审视途中。

三、黑格尔哲学批判的理绪逻辑与终极化结果

如前所述，对付青年黑格尔派当然不是在语气措辞上同质性地比他们更人性化地诉述人的本质与价值，抑或对宗教神学与现实政治进行更为严苛的批判。同样，对付国民经济学也不是在理绪路子上同质性地比他们更客观地描述既有的经济事实，抑或对某一经济规律予以更为精准化的揭橥。异质且明智的思路是对其赖以存在的理论根基之合理性进行哲学重审与再判，而黑氏哲学尤其是含蕴其中的否定性概念辩证法无疑是最可靠的利器，更何况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族谱中唯一一个认真关注过经济学的，其思辨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具有理路上的暗通性。依笔者见，马克思这里既是复调式地对有关费氏物态化人本学批判逻辑来一次复查与辨识，更是寻觅一种新方法的审视性自觉意识的使然与召唤。同时，笔者联想到黑氏法哲学中对古典经济学的眷注，以期找出二者可能的内在关联。我们现择其三大轴心论题讨论之。

其一，“异化”或“外化”的抽象神秘性。有关马克思与黑格尔“异化”概念的异质性，苏联学者的解释是：先笼统地将黑氏的异化概念视作唯心主义，然后说“马克思不只是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的唯心主义基础，并且把它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立起来，而且指出在黑格尔哲学内克服异化不过是一种思辨的幻想。”(14)泰·伊·奥伊则尔曼：《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西方学界流行的则是“卢卡奇命题”，即黑格尔将“异化”和“外化”相等同，且完全肯定异化，而马克思则做了严格区分，并肯定外化而否定异化。弗洛姆在细细考证了“异化”一词的学脉渊承后，指认黑格尔的“异化”主要用于对人的历史的解释，“人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人的异化的历史”，而马克思既同黑格尔一样，把“异化概念根植于存在与本质的区别之上”，又认为异化主要表现在劳动及其分工中，“随着私有财产和分工的发展，劳动失去了它作为人的力量的表现这种性质。”(15)埃利希·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复旦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59页。依笔者看，“异化”原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或历史过程的哲学分析工具，本身并无对错好坏之分，亦无唯物与唯心之别。“劳动异化”亦然。问题是要看以此剖析社会现实时，最终的结论尤其是秉持的阶级立场与终极目的是什么，这样才会赋予“异化”之功能化与类别化价值。

的确，黑格尔赋予“异化”某种机杼性意义。“精神就是这种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属于单纯的思想事物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有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1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3页。粗略地看，这当然是彻头彻尾的客观唯心论了。如同马克思剖析的那样：“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宇宙精神。”但紧接着说的一段话就有意思了，“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6页。这种借用经济学概念所做的类比发人深省。“货币”与“价值”当然不是感性经验上的实体存在，而是交换关系上的抽象表现。此一类比实际上肯定了概念辩证法的合理之处，毕竟未经概念中介过的经验实体是无法真正进入逻辑分析框架中的。如同现代物理学将“夸克”视为物质结构的基本单位一样，夸克并非经验意义上的感性实体，而是物理学家依据相关理论和实验结果所做的抽象性解释。同样，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人们只会见到一个个可供消费的物品，而绝不会见到具体的商品，更不会联想到“商品的二重性”。以概念提凝、梳理、整合甚至折射现实，用以解释何以运转的机制，应该是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当然也是物态化人本学唯物主义眼中看不到的东西。正是在这一点上，黑氏是敏锐且超越的，但又是保守且市侩的。诚如马克思尖锐批评的那般，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的。由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而异化及其扬弃则“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1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页。照此逻辑，黑氏实际上变相地承认了异化不过是历史发展中无法否认的普遍现象，默认了资本社会中同样现实存在的种种非人性异化样态，这便是费氏不无明智地点破了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最后只归结到一点，就是：他用哲学否定了神学，然后用神学否定了哲学”(19)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94页。，也是马克思无法认同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此时似乎意识到了一条新的理绪道口：对物质世界的颠倒必须要从物质的世界中才能找到真正解放的工具，社会现实关系的颠倒也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寻觅到解决方案，仅仅停留于概念层面翻来覆去地自我折腾显然无济于事。

其二，人的“类本质”的劳动规定性。将劳动视作人的本质之规定，无疑是黑氏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移植后的哲学嫁接。对此，马克思肯定道，“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相比于其他自然物而言，必然有“类”的本质性内容规定，否则人就不称其为人了。因而从“人”的观念出发去考察自然和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具有当然的历史进步意义。无论是中国哲人讲人性之善恶，还是亚里士多德讲人是“政治的动物”，抑或帕斯卡尔讲人是“能思想的苇草”，乃至康德讲人是“道德的动物”，其思想光辉皆不可抹杀。而从欧洲思想发展的历史大背景来看，文艺复兴就是把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启蒙运动则是把人性从奴性中解放出来。德国思想家从人性论立场出发关注人的本质，一方面是因为人的问题始终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中轴性、永恒性命题，另一方面也是对欧洲思想发展的哲学呼应，特别是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抗争。正因为此，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宗教观念和专制政体使用的武器也是“人”。但以往的思想家只是从人的道德、理性、情感、精神抑或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属于人的行为之视角去分析，而这些视角本身的依附性、易变性与多样性是显然的。黑氏将看似普通且简单的“劳动”视为人的本质，凸显了“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类力量”，无疑是高明的。毕竟无论是作为客体的劳动条件、对象与过程，或是作为主体的劳动者都有其客观的现实内容，而且人也正是在劳动中彰显了能动性与创造性，最终揖别古猿而特立为人类，劳动的具体性、普遍性与特异性表征着整个人类有别且超越于其他自然物种的本质内涵。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因而他眼中的劳动并非客观的现实劳动，而是劳动一般之概念抽象，“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3页。这显然是又一个本末倒置，也是马克思不能认同的。

客观地说，“人的本质”问题粗看起来简单明了，细究起来却十分复杂。这不仅在于人这个“类”与其他“类”的区别本身就有多方面的规定性，更重要的是人性具有多变性，处于不同时代与境遇以及出身、年龄、性别、认知水平、价值取向尤其是需求状况等一系列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各自的特异性。因而从不确定的、多变性的人性出发，无论用以解释过往的历史过程或是解释当下的社会生活，最终的结论同样是不确定、多变性的。此外，历史上的哲学家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恰恰没有探讨人的行为特质本身何以可能的具体的、客观的现实基础，这种脱离具体的、客观的现实条件就“人”来谈“人”必然是想象的，因而也是不真的。只有从那些具体的、客观的、作为现实的具体人的现实的具体条件出发，而不是从某个预设的、孤立的、理想的人性出发，去考察“人”作为一种“类”的可能性规定才是可靠的，因而也才是科学的。笔者以为，黑格尔劳动本质论最重要的意义恰恰在于促逼他者将视野转向探索与劳动紧密关联着的具体的、客观的现实条件，而数月后马克思的思想革命就是从人的生存与活动之历史境遇与现实条件出发，拷问人的生存命运之现状，挖掘此类现状何以可能的根源所在，继而探索走向未来理想状态的现实路径。

其三，概念辩证法的潜在革命性。“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应该说，这是马克思对概念辩证法的最高褒奖了。如前所述，费尔巴哈的功绩在于“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将被黑格尔颠倒的人类意识与现实存在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而此在的马克思觉得，无论是现实中的自然物质、宗教关系、国家权力和经济现象，还是理论中的主客关系、异化机制和人的本质等认知，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同样是颠倒式的。例如，在意识与对象、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把握上“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2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0页。再如，在有关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认知上，他不仅将其“看作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而且把“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为物性。……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来说绝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3页。，亦即以概念抽象代替感性现实。次之，异化机制中的否定与否定之否定不是外在化地表现在与他者的对立中，而是内在地、自反性地表现在概念自身中，因而失去了辩证法应有的批判功能。例如在人的本质的理解上，“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并且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被当作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2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9页。，更不是将人视作“自然存在物”或“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具有感觉、欲望、需要和激情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而只是由自我意识外化与物性化了的“人的抽象”(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106页。。同样，在宗教、政法、道德、国家等现实问题的诠释上，“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出来。”(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0页。一句话，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一切都被概念化了，因而一切都是颠倒的。同时，现实的一切又是被概念否定了的，因而被否定了的一切又都是在现实中被肯定的。这对于一心想着如何通过扬弃异化劳动来扬弃私有财产，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

依笔者之见，首先，黑格尔的错误既不在于将客观事物进行全方位的概念化提凝，也不在于以概念自身的运动来直接替代或间接反映客观世界运动状貌的唯心论作业，而是幽禁于概念的自我运动中无法或无力对客观现实起到任何作用。因此，看似批判现实的思辨性的概念辩证法，实际上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甚至还会沦为替现实辩护的借口。马克思后来倡导的那项至今仍熠熠生辉的使命——“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2页。，正是对黑格尔那种对客观现实黏黏糊糊态度的强烈不满。其次，马克思批判思辨辩证法的颠倒性固然没有错，但黑氏通过概念来处理现实的方式也没有错，甚或是其过人之处，毕竟感性实体是无法直接供理性分析的。费尔巴哈当然不可能理解这种处理方式的固有魅力，而经过经济学初步洗礼过的马克思却开始醒悟了。例如在有关自然界本质的体悟上，他就这样推演论证，倘若“把自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就必须放弃自身，放弃抽象，从而达到那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自然界。”(2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就是说，无论黑格尔将自然界视为概念的外化之存在，还是视自然界运动为概念自身的否定过程，实际上已向世人“指明了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一切不恰当的概念的诞生地，把它们综合起来，并且创造出一个在自己整个范围内穷尽一切的抽象作用为批判的对象，以代替某种特定的对象。”(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6页。这可是一次方法论根基转变上的重大觉醒！如果说黑格尔的认知理路是“概念抽象—现实具体—概念抽象”，那么，马克思则开始了一种新的认知理路“感性具体—科学抽象—现实具体”的亚意图灵感的萌发。最后，否定性概念辩证法的精髓并非彰显在将异化或对象化的对立面看成是与己相背离、相敌对的力量所指，而是视其为自己必要的组成部分与内在性特质，因而是构成返回自身的力量源泉。对此不妨打一个世俗生活的比喻：某单身汉意欲结婚或已经结婚便是一种“异化”，是对单身状态的自我否定。但这种否定对己又是有益的，因为通过异化可以让他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渐渐懂得男人的责任担当，并把这些否定性因素内化、整合，再造为有责任、懂担当的男人。如是，依据马克思的理路，再结合异化的革命意义，扬弃异化就不再是否定异化或抛弃与己对立的方面，而是作为一种内在活力。同样，共产主义不是要一股脑地抛弃私有财产，而是要祛除私有财产中的非人性方面，还其本来意义上的正当性私人财富。很显然，概念辩证法的此一深层底蕴在鲍威尔、施蒂纳、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先锋浪漫派眼中是不可能发现的，只有经过了经济学炼狱浸泡后的马克思才有可能予以合法性证伪，继而进行唯物化颠倒与辩证性改造，最终走向一条通往科学真理的星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