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思佳，吴玉杰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历史意识是作家叩问人类疾苦、社会兴衰、文明更替、民族发展的观念和精神，是对过去事实的有效叙写，更是呼唤社会现实向历史必然方向发展的一种理性意识；人文关怀则是作家观照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欲望，探寻人类生存的本质与价值、精神追求与道德思想的使命要求。回首20 世纪中国作家的小说创作，其历史意识经历了1950～1970年将历史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历史记忆与政治要求交相呼应的“政治—历史化”阶段；80 年代中期，将历史被揉捏为叙事语言游戏的“去历史化”阶段；80 年代末到90 年代，将历史史实拆解为偶然化、碎片化的历史寓言，或将历史置换为颓靡焦虑的私人空间，建构个人化、私语化想象世界的“非历史化”阶段。然而历史意识的渐趋淡化直接导致的是作家文学表达精神深度的丧失。缺失历史意识的现实观照，失去了进入历史进程的有效路径，从而无法承载起历史变革的总体性诉求；淡漠的历史意识也使作家们不再具有作为历史主体的责任意识及明确的启蒙理想。与主流历史脱节的他们的人文关怀，更像是一种“哀怨”的情绪表达，而个别的、局部的社会情绪根本无法集聚起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力量。最终，这种“完全忘却历史，回避任何精神重负”的表象化书写只能成为一种“无本质的批判，无目的反抗，被动的不满，没有结果的颠覆。”［1］

新世纪以来，一些作家开始从这种浅薄的表象化感性书写中脱离出来，有意识地抗拒割裂历史的创作态势，并试图接续文学传统强调的观照人与现实的精神价值。他们回归历史真实，在对历史的钩沉中观照人的精神追求、培育人的家国情怀；立足当下现实，怀揣感时忧国的叙事责任，观照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被遮蔽的生存困境；同时，一些作家试图回归原始部落、复魅自然神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中找寻对抗现代文明的原始动力，并在对现代性的反拨中观照人的生存危机。

一、重返历史真实，观照人的精神追求和家国情怀

文学始终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记忆的当下呈现，而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中的历史记忆往往呈现出碎片化、非连续性的特点，作家以怀疑的态度颠覆着传统观念中的历史真相，并以“被‘空间化’了的历史结构、永恒的生存情态和人性构成”［2］替代纵向发展的历史时间和历史史实。莫言的《红高粱》（1986）、苏童的《罂粟之家》（1988）、陈忠实的《白鹿原》（1993）等新历史小说都将时代背景做了模糊化处理，作家们不以历史史实作为书写背景，而是在个人化的虚构叙事中呈现历史想象的寓言意义。进入新世纪后，一些作家则不再在割裂时间、重组历史的过程中，关注历史寓言的弹性能指，而是回归历史真实，找寻客观现实的意义所指。具体到小说创作中体现为：让空间化的历史碎片“重返时间的河流”，在纵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观照人的个体生命；在历史日常中找寻文学的启蒙功能，培育人的家国情怀。

1980～1990 年热衷于对时间进行交叉剪辑、建构迷宫叙事的当代作家格非，进入新世纪在传统文化和历史典籍的熏陶浸润下，开始重新思考文学的时空关系。他认为18、19 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引入中国文坛，中国作家放弃了传统文学因袭已久的水乳交融的时空关系，开始追寻空间化了的时间碎片，而在对绚丽荒芜时间碎片的迷恋中，忘记了对历史的沉思和对意义的思考。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3］因此，文学必须“重返时间的河流”，在对历史整体性把握的基础上实现向内的超越和思考。《江南三部曲》可谓格非对早期专注形式创新的叙事模式反思后的转型之作。作品从清末明初起笔，在对历史史实的再现和对历史记忆的追溯中线性叙述上个世纪百年间的社会变革及思想变迁。格非在作品中将“历史时空与个人生活细节疏密有致地编织”［4］，把江南水畔始于欲望，困于空想，终于现实的命运故事一一说尽。在“本真性”史传品格的导引下完成了对晚清以来激进主义运动的历史反思，揭示了百年来知识分子乌托邦幻想的历史悖论，实现了作家小说创作的向内探索与观照。

历史意识呼吁社会现实向历史必然方向发展，人文关怀敦促人的价值尊严的保证、指引人的道德理想的完善。1980 年以来，随着消费主义的不断侵入，被“物化”了的价值观念逐步泯灭着人们追求独立人格、实现自身价值、矢志创造奉献的精神冲动，割断了人与人因价值认同建构起的精神关联，使人们陷入全方位的精神“滑波”。然而，面对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些作家非但没有承担起文学启蒙的重任，反而陷入到世俗性物欲表达的满足中，使文坛陷入到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悖反的局面。新世纪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复杂的文学语境，如何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审美与启蒙间的关系成为新世纪文学重拾文学精神的关键。

贯穿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作家铁凝的新世纪文学创作，就颠覆了新历史小说“解构历史”与“拆解时间”的书写模式，打破了诉说女性个体经验的叙事格局，立足启蒙立场在对历史日常的回望中完成小说创作的世纪性超越。长篇小说《笨花》（2006）以清末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的历史史实及铁凝祖上河北赵县的家族记忆为史料支撑，以向氏家族三代人的生命历程为主线，勾连近百位林林总总的历史人物，以严格的历史逻辑讲述了50 年来中华民族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走向新生的涅槃。《笨花》的历史书写有着向具有史诗品格和教育功能的传统革命历史小说复归的倾向，然而铁凝作品启蒙功能的审美实现却对传统革命小说有着极大的突破。铁凝曾在《笨花》创作谈中提及，她着重表现“这群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不败的生活之意趣，人情之大类，世俗烟火中的精神空间，闭塞环境里开阔的智慧和教养，一些积极的美德，以及在看似松散、平凡的劳作和过日子当中，面对那个纷繁、复杂的年代的种种艰难选择”［5］。《笨花》将家事与国事，小故事与大历史、生活写照与历史价值融为一体，通过华北平原笨花村村民的生活肌理讲述近代历史的裂变和中华民族的变迁，并以笨花人的道德秩序赋予仍在历史进程中疾行的我们以回望的动力和前行的方向。

我们无法否认的是八九十年代的形式实验在对历史与时间的解构与重组中，彰显出当代文坛前所未有的反思历史与影射现实的思想张力，但是他们的历史想象更像是一种源自于反叛意识的叙事策略，而缺乏历史确证的在场感和关联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历史纵深感。新世纪以来，作家有意回溯历史真实，让历史重新在纵向流淌的长河中找寻自身的存在意义，也让作家在历史史实的再现中完成对人的精神关怀。

二、立足当下现实，关注转型期底层的生存困境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意识形态在文学场域的强制态势逐渐减弱，使得先锋文学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在相对宽松的文学环境下催生了多元化的历史意识和审美样态，总体性的文学景观被割裂成现实碎片和历史想象。发展于90 年代的新写实小说及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虽然在题材内容和审美呈现上表现出向现实主义传统回流的文学倾向，但无意义的琐碎叙事与“分享艰难”的“虚伪关怀”无论如何也集聚不起新世纪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文学力量。加之90 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侵入极大程度上激发着人们的个体欲望，新生代作家以“历史逃逸者”的身份跻身文坛，他们在非历史化的文学叙事中肆意倾吐着个体经验与生命诉求，并在欲望之海中放逐崇高、消解意义、走向边缘。80 年代后期直至世纪末的文学创作似乎呈现出逃离主流意识形态把控后的无序状态，作家一方面时刻戒备主流文学固守的二元对立传统的卷土重来，一方面挣扎于叙事漩涡而忘记了作家的社会良知与责任使命，使文学陷入脱离人民、逃离现实的泥潭。进入新世纪，面对历史意识缺失下理性精神的错位和人文道德的滑坡，作家们开始思考小说叙事的“重新历史化”。然而“重新历史化”并不是要回归50～70 年代的“政治—历史化”阶段，也不是要求作家的小说创作局限于历史题材，而是希望作家培养一种具有延续性的历史意识，摆脱内在于这个时代的无意识认同，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历史理性审视现实问题，切中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以小说这一文学样式实现对现实和人的观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繁荣、社会进步背后的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也逐步凸显，身处底层的弱势群体在社会中大规模呈现。他们或是一辈子守着几亩地用锄头丈量生活的贫苦农民，或是背井离乡、饱受白眼、靠苦力维持生计的外乡打工仔，或是被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淘汰的下岗工人。他们在社会的底层苦苦挣扎，却从没放弃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可复杂的社会现实往往将他们打入谷底，使身处底层的他们产生了生存价值的精神困惑。然而底层的痛苦呢喃总是被淹没在欣欣向荣的发展大势中，其悲剧命运多悄然发生，又默然消散。因此，一些“底层文学”作家就抓住“当下”这种历史存在的重要维度，坚守“关注时代、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进步”这一“文学摆脱不掉的历史使命”［6］，通过观照底层现实书写“‘人’正在经历着的历史变迁”［7］。小说《那儿》（2004）是底层文学作家曹征路的代表作。小说直面人的生存欲望与历史发展方向发生冲突后产生的命运悲剧，表达对社会转型期正义缺失、腐败横行的黑暗现实的控诉。然而“现实主义的核心追求是人的现代性，是追求人的价值尊严全面实现，是提升人的精神而不是刺激人的欲望”［6］，因此曹征路的底层书写从不局限于苦难的暴露与哭嚎，他渴望通过写作为精神溃败的新世纪注入一丝希望。《那儿》中的“小舅”形象的塑造就是其审美理想的集中实践，小说中曾经自尊自爱、活泼开朗的徒弟杜月梅的狼狈出场，激发了朱卫国深压心底的反抗意识，为了国有资产不再流失，为了工人们的利益诉求得到回应，他攥着控诉信只身北京告状；上访无人问津后他呼吁工人联名护厂，以房产为抵押购买股权。但“工会主席”“厂领导”“省劳模”阶级身份的差异使朱卫国丧失了群众信任，最后只能以死为工人利益做最后的挽救。尽管“小舅”朱卫国的死并未使工人生活出现彻底转变，但也“‘启蒙’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使‘我’选择了另一条路”［7］。曹征路在《那儿》中有力展现了身处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人的当下困境，并为新世纪人文精神的积极转变埋下一种可能，展现出其对社会关系的精到观察和对人与现实的深切关怀。

如果说曹路征的《那儿》直面的是社会转型期底层人民的苦难底色和精神困境，那么王祥夫的创作则更为注重挖掘底层人民的人性与人情。《驶向北斗东路》（2014）中出租车司机干货因为“乘客落下的十万元要不要归还”及“归还后要不要报酬”的问题忍受着道德的拷问。过着精打细算小日子的干货拾到十万元后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把钱归还，然而金钱的诱惑让干货决定从中牟利，归还时扣下好处费两万元。扣抵好处费的做法让干货一时间被推上舆论的焦点，纷繁杂乱的社会声音让干货备感煎熬，最后母亲的一番责备让干货幡然醒悟将好处费退还，并与失主一同将钱捐给换肾少年。王祥夫在《驶向北斗东路》的创作谈中提及“方向感的错乱，乃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普遍感到的一种困惑”［8］。在生活中忙碌奔波的人们总会面临纷繁的诱惑和方向感的错乱，然而这个时候辨别方向的法宝不再是权力与地位，而应当是内心最纯真的人性与人情。可以说，“底层写作”的涌现，也“表现了知识分子在90 年代商品化潮流中对启蒙思想立场的坚守”［9］。

近年来，“非虚构”成为小说创作的一大潮流热点，同时也为文学的“重新历史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叙事动力。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小说文本的历史维度使社会现实获得可感知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然而，非虚构小说与传统小说最大的差别在于，作家们不再通过虚构想象和典型概括对现实生活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书写心中预设的现实，而是将亲历的社会现实及真实的历史事件以有限的虚构，通过非科学性的语言进行再现，以触目惊心的“历史真实”激活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立场。非虚构小说代表作《中国在梁庄》（2010）每一章都以穰县县志、政府工作报告、新闻资料为序言，从环境污染到村镇建设，从留守问题到乡村政治，从宗教事宜到文化重建，父亲、村人的回忆讲述及大量地方志、照片等史料的穿插补充，使得那个因市场化、城市化而千疮百孔却被遗忘了的乡土图景更具批判力量。同时，梁鸿认为：“如果你笔下的术语、心中的情绪和现实生活、历史之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就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思考。”［10］59因此，她在《中国在梁庄》中将“重返梁庄”作为“通往历史的联节点”［10］57，将在现代性的夹缝中生存的个体经验与乡村现实图景和历史空间相勾连，一边追溯记忆，一边直击现实。曾经土肥水美的桃花源变成了臭气熏天、吞噬性命的污水河浪；承载“我”珍贵回忆的梁庄小学如今破旧不堪，以往积极向上的村庄氛围、乡土文化沦为教书先生的虚妄梦想；昔日玩伴甘为“成年闰土”；现实积弊围困乡土政治；道德危机腐蚀至善人心……童年美好的历史记忆成为故乡现实的参照系，而个体经验在历史与现实间的游走，体现的是作家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和对文学精神的再次体认。

如今，我们的文学表达相对自由，诉说个体经验顾影自怜的文学可以存在，规避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文学也有自己的意义。但是21 世纪是竞争激烈、危机四伏、矛盾丛生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一部打动人心、感召人民的文艺作品，它必须是取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表现的是人民关心的问题，服务人民与时代的。［11］作家必须要怀揣以现实为基点，向过去和未来辐射的历史意识，关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矛盾，观照历史转型期的世道人心，才能创作出具有兼具批判意义和人文关怀的作品。

三、回归自然传统，以历史意识“复魅”审视人的生存危机

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致力于宗教社会学及政治社会学研究，他认为西方国家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期间发生着“世界的祛魅”，其现代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祛魅”“解咒”的过程，即“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12］79。在韦伯看来，传统政治与宗教密不可分，统治者在建立公共秩序的过程中总是受神性世界的制约与魅惑；而现代社会中的人则身处祛魅的时代，与原本位于统治地位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人们不再受精神信仰情感的干扰，而完全凭借理性建构社会与生活。在“祛魅”思想的引领下，人们从巫魅化的传统中逃离出来，重新获得了诠释与建构世界的主体权。同时，人们的行为活动通过工具理性的精确计算，创造出了极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任何理念都“总是在追求善却又总是在创造恶的力量”［12］135，从巫魅世界逃脱出来的人肆意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人们追求的目标与价值纷繁杂乱又相互对抗，加之“祛魅”后的世界将终极的价值判断从现实中抽离，从而使人们陷入“诸神之争”的选择困惑。

这种“祛魅”过程不仅影响着社会政治，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些作家以形式主义的叙事创新实现对权威意识形态的“祛魅”与挑战。进入90 年代，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祛魅”后的世俗社会消解着崇高的精神追求，作家一边在欲望的舞池中宣泄狂欢，一边从公共生活中撤回到私密的个人空间。然而社会“祛魅”后文学秩序的混乱与社会道德的沦丧终于激发了90 年代中后期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探讨。知识分子们深刻意识到90 年代以来的中国在全球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彻底“祛魅”，在“祛魅”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从传统意识的束缚中逃离出来，一方面又在多元繁乱的选择中陷入自我价值认同的焦虑，并在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后面临道德解体的危机。面对“人文精神”失落的现实境况，知识分子们开始批判工具理性的野蛮归化，渴望重拾超越世俗现实的价值信仰，从而实现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尽管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在1996 年后逐步退潮，但讨论背后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担当和自省意识却深刻影响着作家历史意识的转变。

新世纪以来，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人类无节制地放大向自然索取生存和发展资料的权利，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进而造成了严峻的生态危机。同时，对“物”的无休止占有完全消解了人对独立人格、价值理想的追求，从而使人逐渐沦为虚无的欲望主体。面对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交织的人类生存困境，一些作家试图回归原始部落、复魅自然神性，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中找寻对抗现代文明的原始动力。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中对鄂温克族百年历史的追溯就表现出对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正在逝去的“灵魂”与“信仰”的重新思考。迟子建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13］因此，她笔下的世界是人与自然灵魂互通的世界，更是包含着原始信仰和自然之爱的世界。《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14］1起笔就赋予了自然灵性与生命，并将人的命运与自然的变换紧密相连。同时，鄂温克族人崇拜自然，信奉万物有灵；敬畏神灵，坚信天人合一。他们认为人与自然生死相通、互为一体，“我”的姐姐列娜病危，尼都萨满用一只驯鹿崽儿换回了列娜的生命，从此失去孩子的母鹿奶水枯竭不再生育，直到列娜逝去母鹿才重获生机。作品认为作为天人合一的载体，萨满总是有着超越生死、不计个人的牺牲精神和责任使命。为了通神，他们不得不一次次披上神衣；为了救命，他们不得不牺牲自己孩子的性命。三个孩子的逝去让妮浩萨满悲痛不已，但她必须披挂上阵，履行使命。鄂温克族人对“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等原始信仰的坚守，重新肯定了自然万物的魅力与尊严，而萨满超越生死的牺牲精神正式被工具理性掩盖的原始信仰和人的本性。正如迟子建在创作谈中所说：“我觉得身为萨满，他就是宗教的使者，他们要勇于牺牲个人身上的‘小爱’，获得人类的‘大爱’，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身上所体现的最鲜明的一个特征。”［15］

《额尔古纳河右岸》在重拾鄂温克民族的原始信仰的同时，不忘表达鄂温克人正在面临的现代性焦虑。一百多年前额尔古纳河上游金矿的发现，将现代文明的种子埋到了这片土地；70 年前日本侵略者铁蹄的降临威胁着族人的生命，也改变了他们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而后暴利驱动下的伐木工人进入驻地，砍伐寄予鄂温克族人信仰的森林。作品中“现代人一边砍伐树木，一边砍伐文明”［16］，最终鄂温克族人只能跟着不断寻找适宜生存环境的驯鹿频繁迁徙，而一些族人也放弃了原始信仰出走自然，甚至贩卖生灵。“我”的孙女依莲娜便是深受现代性焦虑折磨的典型。依莲娜是这一靠驯鹿为生的部落培养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便留在城里成了一名画家。然而在城里呆久了她总是觉得焦虑不安，她说：“她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她说她已经彻底领悟了，让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河流、月亮和清风。”［14］184只有在复魅自然神性的原始部落，她的现代性焦虑才能得到暂时的缓解，然而逃离民族走出自然后他者的欣赏与认可始终是依莲娜心中无法摘离的诱惑，最终“自我与他我”的冲突挣扎让她选择投河自尽，放逐生命。迟子建以“复魅”的历史意识重新追溯被工具理性遗忘的原始部落的历史，理性而不失温情地再现了鄂温克族人百年来的生存方式、民族信仰及风土人情，带领读者在鄂温克族跌宕起伏的历史岁月及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记忆中，反思现代与传统、人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实现对人类发展进程的终极关怀。

此外，姜戎的《狼图腾》（2004）、阿来的《云中记》（2019）等新世纪小说也表现出“复魅”的文学倾向，他们一方面对极端化工具理性支配下的现代化发展现状忧心忡忡，一方面对祛魅后信念伦理的缺失感到不安。因此他们以“复魅”的历史意识基于人的生存困厄，对“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予以重新思考，为民族国家和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反思和前行的精神资源。

新中国成立以来，作家的历史意识总体上呈现出逐步强化的发展态势，他们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对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及人的发展予以自觉反思，表现出作家感时忧世的责任担当和人文情怀。然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审美困惑与精神焦虑交融而至，让作家面临着历史意识混乱与退场的危险，他们时而戏谑解构历史，时而退守私人世界，而无意观照赖以生存的公共空间。然而，历史意识的在场与缺席深刻影响着作家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态度，人文情怀的强化与弱化则影响着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深度与广度。在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新世纪，面对贫富分化、道德滑坡、生态危机等社会问题的频发，作家们更应把握住历史理性和人文情怀的两个维度，以历史意识观照人在历史转型期的命运沉浮和精神震荡，以此创作出更多能够代表中国形象，彰显文学精神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