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江林 郭美宏

新闻业诞生至今的发展史可被视作一部社会公共传播的创新史。在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从传统新闻业19世纪晚期采访的发明、“倒金字塔”的文体、特稿、新新闻或非虚构写作等在新闻业生命历程中先后出现，以及广播电视出现后电视直播、出镜记者等新的新闻实践形态乃至职业形态的应运而生①，到数字化时代的媒介转型与融合实践，都可纳入新闻创新的范畴。尤其是进入数字化时代后，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元技术—技术簇”②深刻重构了全球新闻业，促使当代新闻业创新的步伐不断加速，新闻创新实践日益丰富。

那么，当下我国新闻创新实践的整体面貌是怎样的？自2017年起，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每年都会推选当年“应用新闻传播年度十大创新案例”（以下简称“创新案例”）。这些案例往往代表着本年度中国媒体在主题报道、平台运营、技术应用等不同层面进行探索的最新成果③。通过考察这些代表性案例，我们或许可以继续追问：在现今的中国新闻业，新闻创新的实践主体具体包括哪些层面的行动者，不同行动者的新闻创新实践有何不同？它们开展新闻创新的具体路径有哪些？在创新的过程中，新闻媒介自身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又有何种延展？这些都构成了本文想要探讨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当下中国新闻创新的实践主体：媒体与非媒体行动者的多元共振

在中国，数字化时代的新闻创新实践主要表现为近年来“党管媒体”的媒介体制下由国家主导的各级主流媒体的转型实践，同时伴以市场化专业机构媒体以及自媒体和互联网科技公司等新新闻业主体的多维度传播创新。

（一）媒体行动者

1.媒体融合政策推动下转型创新的主要力量：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

2014年以来，国家层面先后出台《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由国家力量主导的媒体融合实践成为中国特色新闻事业语境下的主要新闻创新实践。相应地，与各级行政体制相生的主流媒体成为当下中国新闻创新的主力军。尤其近两年来，国家层面关于不断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的明确要求，进一步促进了四级媒体的新闻创新行动。在笔者所考察的50个应用新闻传播创新案例中，四级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的创新占到60%以上。

从地域分布来看，入选案例数的地区分布再次印证了媒体发展水平与政治、经济资源状况的高度关联性。北京、上海、广州成为新闻创新实践生发的头部聚集地，入选的30个四级媒体新闻创新案例中，有19个来自这些地区。此外，浙江、四川两地的新闻创新实践表现也较突出，分别有4项和3项入选。而且，随着我国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和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原本政治、经济与媒介资源较弱的地区也逐渐涌现出一些典型的新闻创新案例。近两年间，来自湖北、河南、陕西的省级主流媒体创新案例陆续进入榜单。

2.市场逻辑导向下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专业机构媒体

相对于四级主流媒体/新型主流媒体，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专业机构媒体新闻创新的市场逻辑更明显。财新传媒在国内率先探索新闻付费模式，成为国内媒体经营创新的先行者；《三联生活周刊》原创数字内容产品多触角抵达受众，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同时，财新传媒和第一财经在财经数据新闻领域融合创新中的数据挖掘和可视化、交互呈现也体现出对市场和受众需求、信息接收体验的洞察。

（二）非媒体行动者：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类平台与科技公司

本文将互联网传统新闻门户及其数字化产品、自媒体等开展新闻类资讯服务的公司、组织或个人纳入非媒体行动者的范畴，并统称为互联网新闻资讯服务类平台。它们没有采编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媒体，但是确实在提供新闻资讯服务，从事着泛新闻信息资讯的生产，因此构成了中国新闻业创新的一类重要实践主体。这类行动者包括今日头条、梨视频这样的信息资讯平台，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等传统互联网新闻门户，也有像华尔街见闻、丁香医生等专注垂直领域的自媒体。它们的实践丰富了中国新闻创新的光谱，为中国新闻创新注入了来自资本和市场的灵感力量。同时，数字化时代，新闻业高度依赖互联网平台与技术。互联网平台凭借规模庞大的用户群和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中凸显分发优势④，已然成为新闻业的基础设施，为专业媒体新闻创新提供着渠道和技术支撑，并作为背景性力量成为中国新闻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非媒体行动者。在入选案例中，字节跳动、腾讯和科大讯飞等互联网平台和科技公司在渠道和技术领域的创新实践，为媒体行动者的创新搭起了“表演”的舞台。

二、当下中国新闻创新的实践路径：以更有效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为核心的多层次创新

从根本上而言，新闻创新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内容创新、话语创新、经营管理创新或组织创新等方式，增强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质量和影响力”⑤。进一步考察创新案例可以发现，中国新闻业的典型创新实践也主要是以更有效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为导向，在支撑新闻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元技术、新闻产品的内容、形式、话语形态、传播渠道以及经营方式方面进行多层次创新。

（一）作为底层支撑的技术性创新

传播技术只有不断进步，才能有效推动新闻本身的创新，技术性创新因此成为中国新闻创新的底层路径。以技术为核心产品的科技公司和以新闻为核心产品的媒体都希冀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更有效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在创新案例中，腾讯的Dreamwriter智能纠错技术以及科大讯飞的智能语音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新闻生产力，今日头条“算法推荐”则能实现更精准的信息分发传播。同时，媒体自身亦深刻意识到数字化时代传播技术的重要性，因此相继成立内部的技术研发部门。例如，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就围绕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物联网应用开展新产学研深度融合。

（二）技术赋能下的生产创新

在新闻生产领域，由技术直接驱动的生产创新主要体现在提升生产效率的技术方案开发和催生“专业主体+社会主体”的新新闻生产模式上。在基础维度，一方面，像浙江日报“媒立方”这样的综合技术解决方案实现了媒体内部内容与人力资源的高度整合，再造了新闻生产流程；另一方面，当智能技术本身成为新闻生产的主体时，机器人写稿等将大大提升媒体的生产效率。但更具意义的变革在于，技术为社会个体的传播赋能使得用户生产内容成为专业媒体可资利用的重要素材，以“梨视频”为代表的众包化生产模式应运而生。同时，技术赋能不止于个体，多元社会组织主体也成为媒体新闻生产的重要协作者。“数字技术驱动的跨组织新闻协作”⑥成为当下新闻生产的常态。以新京报与腾讯深度合作创立的“我们视频”为例，前者的内容优势与后者在技术、产品运营方面的长板互补，融合传播效果显著。

（三）聚焦新闻产品本身的多种创新：内容、形式与话语重塑

纵观新闻业的发展史，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的先后产生，以及广播电视新闻的出现，到当下数据可视化报道、H5新闻乃至新闻游戏的传播实践，新闻产品本身伴随着时代环境、社会需求、技术变革和受众信息接收模式的变换而在内容选择、传播形式和叙事话语维度上不断创新。数字化时代，中国新闻业的产品创新同样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一项产品的创新往往是内容、形式与话语的综合性再造。

在对所考察的50个创新案例推荐语高频词的分析中，“内容”一词出现了33次，位居首位，反映了新闻创新过程中对于内容的高度关注。具体而言，当下中国新闻创新的典型实践在内容层面的创新主要有两个代表性趋势。一是主流媒体和新型主流媒体除了坚持打造优质原创新闻内容外，还开始进行多元化尝试。比如，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在节日庆典时刻，利用明星、网友参与的演唱活动打造《我爱你中国》等融媒体产品，传播正能量内容；河南卫视打造出《唐宫夜宴》等一系列美轮美奂的“现象级”原创文化节目内容；南方系媒体依托大数据技术打造媒体智库，生产数据调研报告等专业“知识性”内容；上海报业集团旗下界面新闻子品牌正午故事深耕非虚构写作领域，讲述大时代下的个人故事。二是丁香医生、新浪移动等互联网新闻资讯类服务平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深耕公共健康知识服务类内容，以更主流化的姿态和角色介入公共事务，服务公共传播。无论是媒体行动者还是非媒体行动者，都在内容生产中守正创新，精准把脉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高效产出优质原创内容。

“视频”是创新案例推荐语中的第二高频词（32次）。视听转向是新闻产品形式创新的主要趋势，中国新闻创新的行动者们纷纷在短视频产品与多样态的直播领域发力。涵盖全球热点事件的“四川观察”、疫情报道中央视的“慢直播”和新华社的前方Vlog等创新产品都在各自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除此之外，直观的可视化报道在技术可供性和全媒体时代用户信息接收高效率导向的双重逻辑下，衍生出多形态的图像新闻文本。前述财经数据新闻可视化报道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多家机构所做的疫情地图为表征。总之，新闻产品的视听化和可视化呈现是当下中国新闻产品形式创新的主要方向。

近年来，“讲故事”成为新闻叙事走向受众维度话语范式转型的重要路径，“讲好中国故事”亦成为中国对外传播新的时代要求。这都表明，构成新闻叙事的表达方式、语言风格和话语模式的产品话语创新在实现更有效的内容传播乃至舆论引导方面同样重要。在此实践中，人民日报走在前列。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办的新媒体品牌栏目“侠客岛”既能针对网民喜好，巧妙运用互联网思维创新舆论宣传方式，又能坚守正确立场；人民日报抖音号告别“大面全”的特点，主要以短视频的形式讲述故事，力求每条视频均有要传递的感情。此外，作为传统媒体人的自媒体，“牛弹琴”因“体制内的身份、接地气的表达、特殊的视角解读”取得了“不一般的传播效果”，成为平衡官方立场和民间表达的典范。如果说上述以传统主流媒体为内核的话语创新有其特定的改良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效果的政治诉求，那么以“网易人间”为代表的非虚构写作平台生产的故事则构成了中国新闻业新闻话语创新的另一重要向度，即面向最大多数普通人的情感话语，体现出新闻叙事话语中对个体的“人”的关注与关怀。

（四）以抵达受众为导向的渠道创新

“平台”是数字化时代新闻渠道创新的高频词，在50个创新案例的推荐语中出现了29次。与新闻业“平台媒体化”和“媒体平台化”的浪潮相伴，中国新闻媒体的渠道创新主要包括“入驻既有平台”与“再造平台”两大路径。一方面，既有互联网平台积累了较大规模的用户，成为受众信息接收的主要渠道。早已有之的“两微”自不用说，最近几年，随着短视频传播形式及平台的兴起，入驻短视频平台成为中国新闻媒体渠道创新的重要选项。另一方面，主流媒体数字化转型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平台，通过“再造平台”的方式开展渠道创新。综合性平台中，澎湃新闻已成为国内新型主流媒体的领跑者，而安吉新闻集团开发的“爱安吉”App则秉承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新闻+政务+服务”的定位，不仅成为信息传递平台，还成为安吉居民日常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且可以瞥见的是，从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广东广播电视台触电新闻到国内省级媒体首个短视频客户端天目新闻，随着视听时代来临，主流媒体在渠道创新上也逐渐细分，开始打造以视频乃至以短视频为主的平台。

（五）回归现实“生计”的经营创新

对媒介组织而言，自身的经营是一个关乎生存的根本性问题。中国新闻业的经营创新仍处于探索阶段，入选案例中仅有2项涉及此领域的创新，一是财新网的数字化订阅业务，二是南方周末在内容付费方面的探索。南方周末整体实施“付费墙”政策，推出“非虚构写作”“评论写作”等付费产品，不断探索内容价值变现的可持续路径。从目前来看，财新网和南方周末在内容付费领域的探索都卓有成效，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内容付费”的商业模式在国内具有可行性。

三、从多元创新到功能延伸：新闻媒介角色的拓展

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媒介主要扮演着“新闻与其他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者，利用舆论影响意识形态的运作者，文化与知识的传承、推广和普及者，社会服务与民众娱乐的提供者，经济生活的参与和推动者”⑦等角色。然而，我们审视当下中国新闻业的创新实践会发现，当头部主流媒体在技术领域投入研发并产出技术产品，部分媒体智库化转型为研究机构生成调研报告供政府、商业主体参考，政务新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线上政务服务时，既有关于媒介功能与角色的认知恐怕难以界定这些新实践中新闻媒介的角色。这意味着，在中国新闻媒体多元化的创新实践中，新闻媒介本身的社会功能有所延伸，其扮演的社会角色也因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类。

一是传播技术的开发者。新闻媒体的实践活动有赖于技术的支撑，其业界生态也不断为技术所重塑。长久以来，新闻机构作为生产精神产品的主体，尽管其产品形态演变与技术变革同频，但它们更多是作为技术的“使用者”而非“生产者”，高度依赖于“他者”的技术。正如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副院长鞠靖所言：“别人走到第二代了，我们才开始学习第一代，总是这样亦步亦趋。”⑧面对这种状况，新华网融媒体未来研究院开始致力于传媒融合发展模式及技术、产品的研发，以往作为媒体的新华网开始兼具技术研发机构的属性。创新案例中与之相同的实践还包括：新华社打造原创新闻移动化在线生产平台“现场云”，给予国内媒体和党政机关技术支持；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推出可供全国同行运用的中央厨房数据库和技术解决方案。从这些媒体涉足技术开发的实践可以看出，数字化时代，中国新闻媒体已然认识到自身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重要性，希望通过自主的技术创新实践，减少对“他技术”的过度依赖，并凸显其传播技术的开发者角色。

二是机构决策的参谋者。近五年来，中国新闻媒体智库建设和布局向纵深推进，而且在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加持下，媒体智库的“智慧”属性不断增强。比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以数据生产和数据挖掘为驱动，现已形成数据报道、榜单评价、民意调查等八大类近百项智库产品和服务⑨；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GDI智库）、南风窗传媒智库也为地方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这都表明，数字化时代，主流媒体的内容优势成为核心竞争力，内容生产不断向内走深、走向专业化，信息产品“知识化”趋势愈发明显，创新向媒体智库转型即是一种重要的实践选择。由此可见，在新社会语境中，主流媒体不仅承担着时代记录者、宣传者角色，在服务政府和商业主体决策的功能维度，它们更是“参谋者”。

三是社会治理的承担者。新媒体的发展解构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形态，重塑着信息内容生产与处理方式，从对象、需求、工具、场景等多维度改变了社会基层治理的逻辑与方式⑩。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中国新闻媒体在建设与改革过程中被赋予了国家层面社会治理手段的功能诉求。中国语境下的政务新媒体（如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政务微博“上海发布”）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如安吉县融媒体中心的“爱安吉”App）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的新闻媒体范畴，除了履行信息枢纽、舆论阵地等传统的媒体功能，线上政务服务也被纳入媒体的业务范围，从而被进一步嵌入社会治理体系中，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承担者之一。

四、结语

本文梳理近五年间50个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创新案例后发现，数字化时代，中国新闻业创新的实践主体包含着多元行动者。媒体行动者和非媒体行动者中开展泛新闻资讯服务的平台是中国新闻创新的主角。而非媒体行动者中的互联网科技公司致力于技术和渠道创新，为前者创新提供着关键性支撑，成为中国新闻创新的重要背景性力量。它们主要沿着技术、生产模式、产品、渠道和经营方式五条路径展开创新，一项创新往往是多条路径的综合。伴随着新闻业多元化的创新，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较以往有所延伸，它们在社会舞台上扮演着传播技术的开发者、机构决策的参谋者和社会治理的承担者三类新角色。

注释：

①潘忠党.走向有追求、有规范的新闻创新——新闻业的危机及认知的危机[J].新闻记者,2021(11):8-20.

②姜华,张涛甫.传播结构变动中的新闻业及其未来走向[J].中国社会科学,2021(08):185-203+208.

③这个奖，不简单[EB/OL].南风窗,2021-12-05.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2Nzc0MDM3Nw==&mid=2247792860&idx=2&sn=3782e8d865196f5983526adb80633469&source=41#wechat_redirect.

④张志安,李霭莹.变迁与挑战：媒体平台化与平台媒体化——2018中国新闻业年度观察报告[J].新闻界,2019(01):4-13.

⑤曾繁旭,王宇琦.重新定义传媒业的创新：持续性传媒创新与颠覆性传媒创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02):62-72+127.

⑥刘天宇,罗昊.协作是新闻业的未来吗？——对跨组织新闻协作的元新闻话语分析[J].新闻记者,2021(11):66-80.

⑦丁和根.媒体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的现状、角色与维度[J].新闻与写作,2021(05):5-13.

⑧张志安,陶建杰 主编.中国应用新闻传播十大创新案例（第三辑）[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20:24-33.

⑨刘红兵.媒体智库与智慧媒体——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打造传媒智库、推进智慧转型的实践与思考[J].传媒,2019(04):9-11.

⑩谢新洲,石林.嵌入基层治理：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基层网络政务服务的融合发展[J].传媒,2021(08):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