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 钰

自20世纪80年代国家在电影界提出“主旋律”的口号以来，“中国电影三分为‘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三者在各自轨道上并行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独特的文化景观。”①近年来，随着《战狼2》《红海行动》《我和我的祖国》等带有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并赢得观众口碑，这三种电影类型逐渐融合成了一种新的电影类型——“新主流电影”。“新主流电影”一词最早由马宁在20世纪末提出，原本指的是在面临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下制作出的低成本有新意的国产电影②。发展到后来，新主流电影成为“既具有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表达，同时也具有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特点的一类电影”③。

然而，近年来的部分电影作品并未很好地切入新主流电影的趋势，没有完全实现主旋律、商业性和艺术性三方面的融合。但是，张艺谋导演的《悬崖之上》和《狙击手》（由张艺谋和张末联合导演）在2021年“五一档”和2022年“春节档”众多影片同台竞技的情况下脱颖而出，赢得了观众的称赞，获得了商业的成功，宣扬了时代的主旋律。这两部电影凭借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极简色彩的影像画面、感人至深的真实人性刻画等实现了新主流电影的“新”叙述，将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另类”叙事：风格化的类型电影

谍战片的最大特点是扣人心弦的悬疑感、步步紧逼的紧张感，战争片的显著特点是机枪横扫的热血和飞机轰炸的惨烈。可以说，这是电影遵循的固有模式和类型表达。但是，张艺谋在谍战片《悬崖之上》和战争片《狙击手》中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大胆采用全新的叙述风格：谍战片始终吸引观众的悬疑主线从一开始就“暴露”出来，敌我身份不再成为谜题；战争片没有枪林弹雨的大场面，只有“冷枪冷炮”下莫辛纳甘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

（一）《悬崖之上》：“去悬疑化”的谍战电影

不可否认，谍战类题材的电影自身带有一定的类型化属性，忽明忽暗的悬疑剧情、紧张刺激的故事节奏从一开始就接连不断，主角必须在特定的空间内以有限的时间完成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布置能让观众的心始终“悬吊”起来，跟随影片的节奏不断起伏。就这一点而言，珠玉在前的《风声》稳稳拿捏住了观众，尤其是类似于“密室逃脱”的场景设定更增加了特工将行动取消这一情报送出的难度。但是，《悬崖之上》完全抛弃了这种类型的叙事，因为影片一开始直接点明四位特工去完成“乌特拉”行动，即使是卧底敌方的周乙同志也很快就向观众“暴露”了身份。所以，在这部影片中，特工的身份并不具有悬疑性。而且导演还削弱了藏有密码信息等道具的悬疑色彩，比如作为“密码本”的《梅兰芳游美记》和亚细亚电影院门口海报上的密约信息等。

影片采用线性叙事的方法交叉讲述两组特工的行动，逐渐揭开了“乌特拉”行动的真相——营救从日本细菌实验室里逃出来的唯一活口王子阳，从而将日本的累累罪行昭告天下。特工身份的谜题呈现为“明牌”，“乌特拉”行动的分量逐渐淡化，影片的悬疑重心转移到了四位特工和卧底周乙等人物的命运走向上。“乌特拉”行动任务是否完成并没有什么悬念，因为观众都知道结局是必然胜利，而且影片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乌特拉”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黎明——黑暗终将褪去，黎明必将到来。当然，作为谍战片，《悬崖之上》还是包含了题材选择、街道枪战、小巷追逐、深陷敌手、情报密约等该类型电影的因素，但它同时又是张艺谋对谍战电影的一次反类型的风格化实践。

（二）《狙击手》：“去战争化”的战争电影

以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冷枪冷炮”运动为背景的《狙击手》注定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片，因为它不会有飞机群的轰炸，也没有动辄数十万部队的集体冲锋等宏大场面。于是，《狙击手》对于战争叙事的展开便放在了“狙击五班”为营救侦察兵亮亮而与美军狙击小队之间的较量上，这种较量从美军将亮亮作为诱饵而设计埋伏五班开始。随着第一名战士中计牺牲，观众的心便被高悬起来，影片紧凑的叙事节奏随之铺展开。导演没有留给观众任何喘息的机会，紧张、激烈、精彩而又残酷的狙击对战由此开始。

随着故事的逐步展开，影片的剧情渐渐明晰：美军想要利用亮亮来活捉五班班长刘文武，五班的任务则是无论生死都要带回亮亮。双方就此利用地形和手中器具相互设套、斗智斗勇，而亮亮之所以如此重要的秘密也被揭开——他身上带有关于美军的重要情报。五班能否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带回亮亮，这根线始终在观众心里绷着，加上毫不拖泥带水的剪辑，使影片节奏十分紧凑。导演将双方的战场设置在较为开阔的雪地，但同时又身处两个战壕，这就有了大的背景和小的空间，完成了“三一律”的设定。该片以侦察兵亮亮身上的“秘密”为切入点，展开敌我双方的较量，整个过程充满悬疑和未知，打造出一部悬疑化、去战争化的战争片。

二、极简色彩：影像风格的新实践

作为摄影师出身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在电影画面的凿刻上一直有着近乎执着的喜好。与之前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等影片运用大量的色彩进行隐喻不同，张艺谋最新的几部电影在视觉风格上已经返璞归真，转变为对极简、真实影像色彩的呈现。在《悬崖之上》和《狙击手》中，大面积的雪景和黑色元素形成了简单而独特的视觉符号。这样简单的色彩运用在他之前的电影中实属罕见，但他对于视觉色彩的迷恋，在这两部作品中仍然是清晰可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悬崖之上》和《狙击手》是张艺谋个人影像风格的一次新实践。

（一）“雪一直下”：诗意而寒冷的视觉呈现

《悬崖之上》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哈尔滨，时值冬天，所以雪的存在就有了合理的真实感，漫天笼罩的白雪几乎从头下到了尾。正如张艺谋在访谈中说的那样：“《悬崖之上》是四个字：雪一直下。”④“雪一直下”的意象形成了寒冷而又具有残酷诗意的视觉空间。这个冷既是客观上自然环境带来的身体的冷，又是现实中生存环境带来的心理上的冷。与此同时，特工们的黑色大衣和帽子又与白雪形成了黑白分明的强烈色彩对比。这种简单到极致的色彩对比在张艺谋之前的电影中很少存在，这一转变开始于《影》，但真正成熟而流畅地使用则是在《悬崖之上》中。

“雪一直下”的环境设置和极简的视觉呈现是由影片的故事背景和发生地点决定的，它不仅是单纯地为追求视觉美感而营造的诗意风格，而且是对历史时代下艰苦卓绝的斗争的影像表达。但《悬崖之上》并不只有黑白强烈对比带来的冰冷，“诗意”也并非只有“雪一直下”，而是还有视觉上呈现出来的暖色调。这种暖色调主要源于废弃洋楼、书店、亚细亚电影院、办公室等室内空间的灯光，它在战斗的黑夜中象征着黎明，在冰冷的雪地中带来了暖意。白，是光明与未来；黑，是暗夜与残酷。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战斗，在“悬崖”上行走，为了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希望的曙光。

（二）“雪止不静”：残酷而真实的冰冷画面

《狙击手》原定片名为《最冷的枪》。这里的“冷”有三个含义：一是朝鲜高纬度地区自然环境的冷；二是影片背景时代的冷，即“冷枪冷炮”运动；三是狙击手的冷，即狙击手有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与《悬崖之上》一直在下的雪不同，张艺谋在《狙击手》中选择让雪“停”下来。所以，电影没有雪花漫天飞舞的浪漫和诗意，落在战场上的雪是真实存在的自然之物。但是，这种“停”下来的雪却并不“静”，因为敌我双方的战斗仍在继续。导演在双方对峙的段落中将大量人物表情的特写镜头、望远镜（狙击镜）的视角和子弹射出枪膛在空中飞行的特写凌厉地剪辑在一起，使得地上的白雪、战壕上露出的黑土、战士们鲜红的血液相融合，构造出简洁、凝练而残酷、真实的冰冷画面。

张艺谋在《狙击手》中放弃了“大色块”的使用，没有夸张而夺目的鲜艳颜色，只有随处可见、真实自然的落雪。这种极简色彩的运用渲染了战争的残酷和冰冷、生命枯萎、万物凋零，也给观众带来极大的真实感——战争即是如此。简洁肃杀的冰天雪地，色调不是冷冰冰的白就是灰，鲜血的颜色更使人触目惊心。虽然是战争片，但《狙击手》并没有使用大场面和过多特效，而是将狙击手们质朴天然的一面与周围环境合而为一。影片结尾的五班“点到”结束后，伴随着片尾曲出现的是一段黑白的长镜头，镜头扫过战士们的一张张脸庞，灰白的照片消融在黑山白雪之间。

三、微观视角：真实的人性书写

《悬崖之上》和《狙击手》这两部电影与近两年的《金刚川》《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战争题材的新主流电影不同，它们既没有从全景视角去讲述故事，也没有密集而激烈的战争大场面。张艺谋在这两部影片中保留了故事发生的宏大历史背景，却消弭了战争片所具有的宏大场景，并聚焦于有限空间中的局部战斗，从而得以将个人的行动和真实的人性完全凸显出来。作为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始终在电影中表达对历史的深思，镜头一直都对准时代大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情感和命运，《红高粱》《活着》《归来》等都是如此。《悬崖之上》和《狙击手》作为群像戏，张艺谋在片中以独特的战争视角向观众讲述时代背景下每个现实的个人的真实人性，而不是打造主角的完美人设——因为他们也只是人而已。

（一）《悬崖之上》：拥有“正常”人性的特工

以往的谍战片常常将主人公塑造成足智多谋、无往不胜的超级英雄，每次遇到危险都能化险为夷，并且顺利地完成任务。与此不同，《悬崖之上》只有复杂却“正常”的凡人特工。本该冷酷绝情的特工们也有作为常人的最基本、最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成为他们完成任务道路上的绊脚石，却也成为他们人性塑造的铺路石，真情流露的“缺点”反而使他们更伟大、更高尚。

身为特工，为国家奔走，为时代请命，他们必须绝情；身为凡人，为恋人忧心，为孩子牵挂，他们亦然有情。双重身份就是双重责任，同时也是复杂人性在他们身上的交叉体现。影片中的四位特工本是一对恋人、一对夫妻，却在行动时双双拆开而重新组成两个小组，只为保证“一人被捕，不供出另外一组”，从而提高任务完成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但是，张艺谋准确抓住了人细腻、真实的情感：楚良在车厢内不舍小兰的眼神暴露了队友的存在，这是战友情；张宪臣在拿到密码母本后为了看流落街头的孩子而被捕入狱，这是父子情；王郁因为丈夫张宪臣被捕而躲在厕所无声痛哭，这是夫妻情……对特工而言，这些情况都是不应该出现的，但这就是最真实而正常的人性。人性可以被压抑隐藏，却不会消失。特工、恋人、父母的身份交叉重叠，绝情和有情、冷酷和爱意的人性交织叠加，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物形象。为国，他们“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英勇牺牲；为家，他们满眼爱意，互相牵挂。他们是活在历史中、在时代面前做出抉择的鲜活的人。这种设置打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中僵硬化、模式化的人物形象，在塑造拥有复杂而真实人性的人物时，使观众在不自觉中颂扬无名英雄、矢志奋斗。

（二）《狙击手》：传续“本能”精神的战士

同样是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与《金刚川》《长津湖》等电影不同，《狙击手》不注重飞机的轰炸、规模化人群的冲锋等大规模战争场面，也不兼顾多视角的战争再现，而是专注刻画“冷枪冷炮”背景下的一次小型狙击战，其规模小到交战双方不过十多人而已。视角的缩小可以使叙事的重点落在对战斗人员（既包括我志愿军战士，也包括美军狙击手）的人物个性的刻画上。影片将故事发生的地点设置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这样可以集中于对人物和战斗过程的细致叙述，你来我往的交战和对峙将矛盾冲突推向高潮。

刘文武班长是五班的向心力，他的经验智谋和精准射击是完成这次任务的关键。但随着剧情的推进，他知道了敌人的目的，所以选择只身赴死，最后英勇牺牲。班长离去、队友倒下，被寄予厚望的大永肩负起了重任。他继承了班长的望远镜和铁勺，同时也传续了班长的精神。这种精神出自“本能”，因为这是每个合格的志愿军战士都拥有的“本性”。由此，他经历了生命的历练和心性的考验，从一个爱哭的小战士成长为合格的狙击手，成长为五班精神的传续者。《狙击手》虽然采用从班长到大永的“双主角”模式，但对其他人物的塑造也十分深刻。胖墩在牺牲前说自己的孩子取名叫铁板，有的战士想念家里的堂屋，有的战士收到家里来信说房顶漏水了……这些普通、真实的细节凝聚了志愿军顽强的抗战精神。同时，影片并没有脸谱化地刻画美军的形象，没有将其塑造成无知、愚蠢的工具人物，而是刻画成拥有先进装备、枪法如神、有计划和经验的二战老兵。他们当中有人目睹死亡而怀疑组长的领导，吵嚷着要离开，也有人为捉住刘文武而不惜一切代价。他们的形象不再刻板呆滞，而是鲜活清晰。这种设置既尊重对手，又尊重观众，更尊重历史和革命先辈。这次无名的小型战斗也许并没有被记入历史，但是“五班”还存在着，抗美援朝的战斗精神还在国人的心中传续着。

四、结语

新主流电影近年来的发展重点是战争片，实现商业性、艺术性和主旋律的统一是其得以长期发展的关键。张艺谋作为带有鲜明“作者性”的第五代导演，在《悬崖之上》和《狙击手》两部影片中实现了新主流电影的“新”叙述，这是他个人风格在类型化叙事、色彩运用和人性思索角度等方面的成功表达。这两部电影淡化了宏大战争的历史背景，突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刻画了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同时实践了类型电影的突破创新和影像风格的诗意表达，兼具了强烈的主流价值观和较高的艺术审美追求，使新主流电影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借鉴。

注释：

①周星,乔洁琼.主流电影的嬗变——写在建党百年之际[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4):5-12.

②马宁.新主流电影：对国产电影的一个建议[J].当代电影,1999(04):4-16.

③王真,张海超.从“主旋律”到“新主流”：新主流电影的修辞取向研究[J].当代电影,2021(09):155-160.

④张艺谋,曹岩.《狙击手》：“抗美援朝”集体记忆的叙事革新——张艺谋访谈[J].电影艺术,2022(02):1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