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 彬 张会娟

文化艺术服务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与文化的建设是文化艺术服务的核心环节。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长河中，“拿来主义”的文化策略曾一度位于中心地位，这是中国进行文化改造以及追求现代性的必经之路。当下，我国文化产业全面贯彻“走出去”的发展路径，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与文化作品，以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态度融入世界各国文化，在不同文化系统展示中华文化魅力。从历史与现实语境来看，“拿来主义”和“走出去”又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两种文化策略。

一、“拿来主义”：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表征

（一）“拿来主义”的历史语境

“拿来主义”一词是鲁迅提出的，这是1934年他针对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作出的文化抉择。当时，社会文化界针对“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鲁迅批判了“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种极端思想，提出“拿来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应当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优秀的一面以改造我们的文化，“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①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41 页。。在当时，“引进来”是更新中国文化血液的首要方法。

中国很早就开启了引进来的方针战略。晚清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期。随着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在中国盛行，进步主义的观念由此在中国生发开来。由于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全面溃败，经历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故而晚清的中国对变革有更深切的理解，开始了全方位学习西方的历程。而这种变革某种程度上是在外来力量冲击下的被迫迎合，直到五四运动的到来，主动求变才成为社会的主导，“西化”与批判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二）思想界的“拿来主义”

纵观五四时代的现代文化与文学，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了西方文学思潮涌入中国文坛的第一次高潮，西方的作家作品被广泛译介到中国。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出走对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影响深远，尼采的“超人学说”引发中国作家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现代中国作家进行小说心理刻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涌入的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有极大吸引力，他们引进、吸收并进行文化批判和文学创作，后来出现的五四“问题小说”问及社会与人生问题，直指社会陋习，发挥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而这一切的变化与转型是在广泛借鉴西方文化“拿来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正是有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所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认识得如此深刻。

《新青年》杂志在引进西方文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引领了社会文化思潮，表明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展开了全方面的学习。《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的发刊词就提到对西方文明的积极态度：“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 卷第1 期。由此可见学习外来文化的迫切性。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提到的“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③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季刊第3 册。，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四号所著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遥相呼应。《新青年》展开广泛的“新”与“旧”的论争，本质上涉及文化层面的现代与传统，显然他们的思想和立场是倾向于现代的，现代性与现代意识成为现代中国的一贯追求。人的觉醒与思想解放，“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的出现，使得普罗大众登上了文学历史舞台，挑战了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种种面孔与人物塑造模式。此后的文化推进之路上，思想界的“拿来主义”一直存在。

（三）“拿来主义”的文化实践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创作潮流进行本土创作。鲁迅在提出“拿来主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文化与创作实践，五四一代文化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力图从文化深层入手改造古老中国，发起了一场浩大的新文化运动。

在小说创作领域，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最为激烈，在《狂人日记》中批判了“吃人的礼教”，在《阿Q 正传》中批判了落后的国民性，在《药》中揭露了用人血馒头治病的乡村陋习，在《故乡》中批判了等级制度，在《祝福》中批判了封建礼教。从这些耳熟能详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深度和广度。而对于文化如何重建的问题，鲁迅则借鉴了西方文化思想，在日本仙台留学学医期间，他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关切女性的命运问题（《我之节烈观》），关心青年一代的读书问题（《青年必读书》），关心父子关系问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可以说，鲁迅一直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了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主题，体现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其他作家，如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也是在借鉴外来文学思潮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创作理念，他们的文本中或隐或现地流露出西方文化的影子，丰富了文学创作实践。

五四落潮之后的现代中国进入了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在文学与文化层面广泛引进苏联的文学文化思潮，译介苏联作家作品。例如，高尔基的《母亲》、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歌以及歌曲《喀秋莎》等对中国影响广泛。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开启了对西方文化进行引进与吸收的浪潮，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流行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先锋文化思潮，是对中国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思潮的极大补充，卡夫卡、萨特、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渐趋被中国作家和读者所熟知。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提出，文学与文化的现代化也被提上了日程，追求文学与文化的“世界之巅”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通过脉络梳理可以看出，晚清肇始的现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秉承着“拿来主义”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的，是在广泛引进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以期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可以说，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一直是我们的追求。然而中国文学与文化要提升竞争力，仅有“拿来”是不够的，“走出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二、“走出去”：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必然

（一）“走出去”的现实困境

文化产业“走出去”是适应国际社会发展新形势作出的战略选择，我国的文化产业曾面临“走出去”的困境。2015 年5 月，李克强总理带三位中国作家（莫言、铁凝、麦家）访问拉丁美洲，旨在促进文化交流，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交流会上拉美学者对中国作家的了解仍不够充分。“在西方中心主义仍旧盛行的世界文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真正被国外读者所接受将会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①孙美娟：《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3 月20 日第2 版。我们要强力发展文化产业并将其推向国际舞台，努力培养像《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巨人。2012 年，受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而成名的莫言的《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赢得了极大声誉，而当时在墨西哥城的书店却找不到一部莫言的作品，中国文化在这里是缺席的。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形象的展示要靠埃德加·斯诺、马克·赛尔登、杰克·贝尔登等外国记者作家的阐释，他们笔下的中国是他者视野下的并不完整的中国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心理状态是怎样一幅图景？这就需要中国作家将新的时代变化和社会心态记录下来展现在国际舞台，增强与各国作家、读者的对话与交流。我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文化国际认可度不高、品牌优势缺乏等诸多问题依然存在，这都是要着力解决的。

（二）“走出去”的文化策略

1.创制中国文化精品

文化产业发展实际是文化的生产与消费的问题，我国的文化产业要在尊重各国消费习惯的基础上产出文化精品，在消费的途径上要进行广泛的品牌宣传，这是“内容为王”的核心。在文学与文化出版领域，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翻译到国外，争取更多的国外读者，此前就有贾平凹、余华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获奖，在国外有广泛影响力，他们的作品关注普遍的人性问题，关注底层社会民众的生存状态，被越来越多西方读者所接受。

文学创作与文化开发要有大视野，促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创作具有中国特色又兼具世界眼光的作品，努力打造在世界范围内流传的文学经典。2021 年5 月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做好中华文化“走出去”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此应该开展多样化的各国间人文交流活动，强化对话与交流的效果。这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跨文化传播指明了方向，也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打造文化精品。

目前，国家正在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这为文化产业“走出去”提供了极大的契机。在此大背景之下，应该广泛开展国家层面以及民间社会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国际舞台展现新的中国形象。近年来，中国举办了多届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受到海内外文化产业相关领域人士的关注。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文化产业“走出去”会迎来更大的繁荣局面，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作品以及文化产品走进国外的作家和读者视野，深入国外民众的生活，这样才能有效拓展跨文化语境下交际的深度和广度。

2.加强中国文化译介

文化产业只有译介出去才能实现跨文化传播。21 世纪以来，中国推出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文化措施，为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便利。针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学者也在密切关注中国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问题，有学者指出，莫言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中国作者要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其次，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国外读者的接受水平；再次，还要有权威的赞助人和出版机构参与合作。”①王志勤、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学术月刊》2013 年第2 期。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真正“走出去”是作品、翻译、出版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路遥的作品自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被译成法文、俄文等多种文字出版，2021 年4 月21 日，其小说《平凡的世界》马来文版发布，成为中国首部马来文版茅盾文学奖作品，提升了中国作品的海外影响力，该作品的奋斗精神激励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系统下的读者。

然而，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绝非翻译成他国语言这么简单，还应提高文化出版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文学翻译队伍建设并着力培养高水平译者，尊重输入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差异，深化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3.确立中国文论话语权

文化产业的范围还包括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等服务，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社会人文科学研究，让我们的学术理论也能“走出去”，而不是一味引进西方的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能在世界学术研究领域中占有话语权是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核心，也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层面。引进西方理论无可厚非，但要探索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蒋风和朱自强于2011 年、2021年分别获得第十三届、第十八届“国际格林奖”，该奖项侧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推广，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全世界范围内仅一人获选，显示出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

4.借助新媒体的跨文化传播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途径不仅有图书的海外出版，还包括新媒体背景下的中国影像文化传播。中国影视近几年“走出去”的步伐非常快，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的国外输出，《战狼2》《红海行动》《流浪地球》《我和我的祖国》《哪吒之魔童降世》《八佰》等影片的海外播出，以及“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的启动等，让更多中国影视作品译介到国外，在更广阔的文化场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些影视作品是改编自文学文本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是其故事的支撑，是中国图书的新表达。中国网络文学亦在海外传播，内容囊括玄幻、盗墓、都市言情等各类题材，满足了受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同时，在网络新媒体的影响下，抖音、快手等媒体的海外版赢得了国外市场，李子柒等自媒体短视频的海外传播深受国外受众的喜爱。这些互联网文学与影像的传播得益于内容方面充满和谐、质朴等东方智慧，更有普适性的人文价值和情感，同时也借助新技术的运用，充分利用视听语言形式以及非语言符号，注重宏大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的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

三、“拿来主义”与“走出去”的关系

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拿来主义”中不断追求现代化，亦在“走出去”的战略中实现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而“拿来主义”与“走出去”是怎样的关系？在文化生产与再创造的语境中，中国文化居于何种位置？这值得深入探讨。

（一）“拿来主义”与“走出去”同步进行

五四时期，中国文化领域广泛吸收国外先锋文学思潮与写作技巧，也同步推出中国作家的译介活动。以鲁迅为例，他的作品发布后被广泛译介到国外，被更多异域文化读者熟知。《阿Q 正传》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小说侧重外部描写的超越，注重心理刻画，是鲁迅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野下创作的精品，于1921 年末和1922 年初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5 年，B.A.瓦西里耶夫将《阿Q 正传》译成俄文版。1926 年，敬隐渔将《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版，罗曼·罗兰读后对该作称赞不已。此后的延安文学时期，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受到现实主义手法以及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的影响，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和国际认可。莫言小说《蛙》2011 年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并于第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从新文学诞生以来，“拿来主义”和“走出去”两种文化发展策略是同步展开的。

（二）“拿来主义”与“走出去”此消彼长

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发展之初，广泛借鉴西方文化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拿来主义”是占据上风的，这时候西方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参照，要有选择地引进一些西方文化精华。后来，随着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走出去”的力度加大，“拿来主义”的空间相对减少。2015 年，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获得国际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引发对人类和宇宙命运的全球性思考。张炜描绘自然生态且具哲学思考的儿童小说《寻找鱼王》颇受国外读者关注，《寻找鱼王》土耳其版、法语版分别入选2019 年“丝路书香工程”、2020 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其他中国作家作品一道有效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实现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三）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拿来主义”是吸收外来文化的优势为我所用，但主体性的建构不能丢弃，中国作家在借鉴国外作家创作经验基础上形成自身的写作风格。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闯将们在“娜拉出走”等问题意识导引下，深入探讨“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结合中国实际创作出《伤逝》《斯人独憔悴》《隔膜》等小说。延安时期，毛泽东纠正了“全盘西化”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07 页。，号召知识分子与中国本土文化实际相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描绘当下现实，作品翻译保持民族特色，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亦立足本土，逐渐减少西方话语的影响。新时代下，更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实现更具深度的跨文化传播。

结语

“拿来主义”与“走出去”是中国百年来文学文化发展的策略，有其历史必然性，对两种文化策略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路径，具有理论价值，对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输出具有实践意义。新时代下，我们同样需要广泛吸收不同场域的文化精髓，不断丰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内涵，继而在本土化文化生产与再创造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文化产业真正“走出去”“走进去”，在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中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