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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50国深思对西方“拿来主义”

2016-05-06

环球时报 2016-05-06
关键词:拿来主义文明

丁刚

丁刚2012年在中老边界采访。

“很多发展中国家至今仍找不到自己的道路,非常纠结,原因之一是无法摆脱也无法复制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既定标准’。”4月28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做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同时作为环球时报前驻美国、瑞典、泰国、巴西记者,丁刚先生走访过50个国家,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不是偶然,中国借鉴和参考过西方,但最重要的是选择在自己的道路上走下去,根据中国的实际去创新,并发挥中国的文明优势。

本文根据28日讲座记录整理而成。

去年年底在南美工作期间,我乘船去麦哲伦海峡。轮船驶入太平洋时,看似平静的海面突然暗潮涌动,船体剧烈摇晃,我呕吐不已。那一刻,我想起500年前麦哲伦的艰难探索。1520年,西班牙人麦哲伦率领探险船队,找到大西洋通往太平洋的通道,完成人类第一次绕行地球的伟大航程。太平洋的名字就是麦哲伦给起的。

30多年前,我们的大门一打开,面对的就是一个标准化了的世界。所以我们一开始搞改革开放就讲与世界接轨,这个“轨”从哪里延伸而来?基本上就是麦哲伦的欧洲后代们一点一点“铺设”而成的。人们往往把南美大陆最南端叫“世界尽头”,这个标准就是500年前从世界尽头开始的,是一场持续到现在的西方文明大传播。这不只是对民族的征服、对土地和资源的掠夺,更是对语1 资本扩张推动西方文明传播

言、文化和思想的“殖民”。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麦哲伦们走向世界?是对资本的贪婪追求与强烈的宗教传播使命感。遍布南美各地的黄金大教堂就是最好的象征。

日本人上杉千年所着《郑和下西洋》的封面上印着“我们发现了世界,还是世界发现了我们”。这句话暗示,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其实是“被发现的”。我2011年到泰国工作时,碰上纪念葡萄牙人发现亚洲500周年。葡萄牙人是1511年到的马六甲,而在这之前差不多一百年的时候,郑和与他的船队也到了马六甲。可当地的博物馆里只有几个瓷盘子,却给英国人、荷兰人,甚至日本人竖雕像。这让很多人慨叹,中国当时错过一个面向海洋的机会。对比郑和船队和麦哲伦船队的“动力”,就明白中国当时为什么未能走向世界。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西方的扩张也与七八世纪穆斯林在北非中东的扩张不同。一是传播宗教的劲头更足,要殖民地的民众跟着他们信教,不信则亡。二是在殖民地推行西方法律、制度规范。

世界上有一些文明被打断后整合,或被裹挟后整合。如印第安文明。在秘鲁的库斯科可以看到几百吨重的巨石被切割成多角形,堆成高大石墙,严丝合缝,令人叹为观止,到现在都是谜。还有今天我们食用的很多粮食、蔬菜、瓜果都是从印第安文明中来的,可这个文明被西方文明彻底打断。我常驻过的另一个国家——泰国,虽然还保留着自己的一些文化传统,但整体上,包括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都被裹挟进西方模式中。日本现在的宪法和政治制度等,更是战后被美国人强制改造的产物。幸运的是,中国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与交融中,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成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础。▲2 美国模式是资本力量的极端体现

推动今天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仍是资本,宗教传播没有停止,并引发冲突,“9·11”之后更明显。我在纽约工作时报道了这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我2000年到美,恰逢新世纪开始。3年后离开纽约时,我对资本的力量有了更深认识。纽约是一个用钢铁与巨石构建的城市,普通美国人大都不愿意承认纽约代表美国。但在纽约生活得越久,我就越能体会到在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背后躁动着的欲望。没有哪个美国城市能像纽约那样,更集中而完美地展现出美国向世界扩张的力量。

在美国之前,我在欧洲工作多年,只能更多地参照欧洲来看美国。在西方的发展模式中,瑞典与美国似乎差异最大。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初,有120万瑞典人移民美国,他们当时认为美国社会没有等级划分,个人有更多自由发展空间。一战后,有两个学者去美国做调研,结果发现美国贫富差距很大,种族矛盾很深,认为瑞典不能像美国那样发展,要限制资本的力量。这两人中有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缪尔达尔。他们的看法成为社民党提出的“人民之家”模式的理论来源之一。在社民党支持下,工会与资方达成协议,劳资双方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同时也将原来的集体工资谈判纳入法制轨道。社民党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建立福利社会。一直到现在,瑞典社民党开大会还要高唱《国际歌》,仍然提阶级斗争,因为《共产党宣言》中讲过。但社民党不提倡搞阶级斗争,而是要限制资本的力量,管控资本主义,通过高税收的二次分配让社会更公平。很多人认为,这会形成一个鼓励懒汉的机制,但事实上,瑞典目前仍是发展最好的欧洲国家之一。

当然,瑞典有独特的宗教、文化,且以私有制为基础,其他国家要学这个模式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大多数像瑞典这样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以及后来的日韩等国,都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现代化,这个过程既强化了西方的价值观,也出现了新价值观,很多国家都建立了以福利保障为基础的稳定社会。我从美国回来后就一直在思考,中国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小康社会。

当时我们的制造业在世界上已很厉害,国内发展也是蓄势待发。但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出现太多美国化的东西,尤其是对资本的贪婪追求。我提出“脱美国化”(见丁刚着《脱美国化: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定位》——编者注),主要就是意识到中国不能走只靠资本推动的道路,而且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中华文明的优势。▲3 对非西方文明的整合没那么容易

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整合,并非总是一帆风顺。500年过去了,复制、反复制和选择性复制的博弈使非西方国家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十分艰难。传统的宗教和民族习惯仍然顽强地延续着,甚至使已经落地的西方文明产生了变异。

2008年去蒙古国,一下飞机就看到乌兰巴托乌烟瘴气,贫民窟从郊区一直伸展到市区。蒙古国当时有12万辆汽车,近10万辆集中在乌兰巴托,几乎全是日本二手车。全国250万人,一半以上居住在乌兰巴托,各地脱离农牧业的人口都来到首都,四处搭帐篷。在西方媒体看来,蒙古国是一个“刚摆脱苏联的年轻民主国家”。民主了,多好啊!但更严峻的考验可能是,在民主还没有来得及成熟之前,这个人口膨胀、布满贫民窟的都市已被亢奋无序的城市化撕裂,它破坏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蒙古国民众应怎样做,是否应当有自己的模式,而是在资本力量卷起的狂风巨浪中,他们还有没有独立行舟的能力?

2010年和2013年我两次去伊斯坦布尔。我们的土耳其导游叫穆罕默德,染着像欧洲人一样的金发,言必称“我们正在和欧洲接轨”。土耳其和西方的接轨,如果从主张脱亚入欧的凯末尔时代算起,快有一百年的历史。但在我住的旅馆附近,一些年轻人在大批武装警察的严密注视下,以斋月聚餐方式进行抗议,要求有更广泛的世俗化。一位女大学生告诉我,她希望土耳其妇女能像欧洲妇女一样,享受更多的自由。近日我看到有报道说,土耳其议长说土需要伊斯兰宪法,应当终结世俗化国家。从土耳其的反复,我再次看到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想建立适合自身并且稳定有序的体制是多么困难。

2011年我去泰国常驻。尽管有日本人建的汽车制造厂,但泰国没有形成产业工人阶层,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接近60%。曼谷只要天一黑,全是点着小灯练摊的。靠练摊实现现代化还没有先例。在我刚结束任期的巴西,也有同样问题,服务业占GDP近2/3!工业化没完成,服务业却像发达国家一样,但全是低端的。我还去过阿根廷。有经济学家称阿是战后唯一从“发达”变成“发展中”的国家,原因也是“去工业化”。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再加上没有适应制造业发展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形成稳定而有纪律并有共同诉求的中产。▲4 坚守路径选择意味着中国必须创新

走了那么多国家,最终感觉一个国家能不能实现工业化,文化传统是个决定性因素。如瑞典工会和资方通过谈判达成工资协议,如经济不好时,工会就同意不涨工资,与资方携手渡过难关。瑞典文化中有妥协的传统。但南美国家不行,几乎同样的谈判程序和法规,工人可不管企业前景,罢工成了既定程序,非得涨工资,有钱也从不存,入不敷出是常态。难想像这样的工人能像中国打工者一样,在流水线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几年如一日。

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观:家庭观、财富观、工作观和教育观。战后从发展进入发达之列的国家或地区,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它们靠比较优势完成了工业化。有体制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是这四个观不同,体制为这四个观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可能。2014年底,中国制造的自拍杆在巴西成为最热门商品。我们的记者做了个调查,一个自拍杆中国生产的成本价不到10元人民币,批发价15元,在巴西要卖到20到40美元。一个自拍杆14个配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做齐,日本韩国可以,但成本肯定会很高。这就是全要素制造业。中国这些年为什么能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地位,就是因为我们建立起全要素体系。当然,我们为此付出很大代价,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债”很多。尤其是对资本力量的管控,仍在摸索中。

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不同——体制。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这个制度展现出巨大能量,使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潜能得以发挥,形成了过去500年来非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最强有力冲击。西方人因此发问:中国的发展模式会不会将西方的发展模式给“比”下去?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在学习和接轨的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同时我们坚守了自己的路径选择。我们仍要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中的优秀东西,但现在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与我们的路径选择相关,不是通过学习和接轨就可以解决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找不到可以借鉴的东西,或是借鉴了也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还有的时候,大框架可以参考,比如建立社保体制,但具体到中国,这么多人再加上计划经济的影响,往往很难办。我们要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就越来越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创新,更好地发挥我们文明中的优势。中国体量很大,在改变自身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改变世界。我们说英国人教给了世界如何使用机器,美国人教给了世界如何使用计算机,那么,接下来就要看我们中国人教给世界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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