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倩 张 蕾

所谓藏书文化，是指千百年来人们在书籍的制作、收集、整理、保护、利用、流传、散佚等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与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包括人们对书籍的态度、意识、价值、收藏和利用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藏书文化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包括形形色色不同版本和载体的书籍、保管和收藏书籍的处所（藏书楼、图书室、图书馆）、藏书的意识和习惯，以及管理藏书的法规制度等。凡一切和书籍有关的，都属于藏书文化范畴。而本文所论及的“藏书文化”，其主要内容是藏书活动及其相关的行为与现象。

一、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发展阶段

中国古代藏书文化深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状况的影响，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起源与兴起

关于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起源时期，我国学者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多数学者认为商代已经形成藏书文化，篆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与刻写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已经具有书籍的功能。据《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说明商代已经具有简牍记录，我国现存最早的简牍是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的遗册。《中国藏书通史》认为，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出现，因为夏代及以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已出现了众多的文献，夏王室已形成了保存文献的观念，以宗庙为夏王室收藏书籍的专门处所，但佐证夏王朝藏书的考古实物尚未出现。①参见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上册，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 年，第5-7 页。考古发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宗庙窖藏的，说明早期的甲骨文是集中收藏的，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图书收藏的佐证。

先秦时期初步孕育了我国藏书文化，呈现出藏书主体由王室统治者到王室统治者与知识分子兼有，藏书内容从图档一体到图档分离等发展变化，催生了藏书理论与思想。商代藏书文化的主体是王室统治者，以宗庙为单一藏书机构，设史官管理藏书。到了周代，周王室进一步完善藏书系统，建立宗庙、大史府、盟府、策府等专门机构保管大量书籍，诸侯藏书促成了中央官藏与地方官藏相结合的藏书系统。《周礼·秋官》记载了我国最早的藏书思想，“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迎来首个文化大繁荣时期，百家争鸣，私学兴起，各学派的学者纷纷著书立说，促使了私人藏书的出现。

然而秦朝并未使先秦时期的藏书文化兴盛，一方面，秦始皇为加强封建专制建立了官藏图书系统，收集大量图籍储存于咸阳宫的石室金匮，派遣专人管理，但多数官藏图书在项羽军队火烧咸阳宫时付之一炬；另一方面，秦朝推行“焚书坑儒”政策，沉重打击了私人藏书。

中国古代藏书文化兴起于汉代。西汉初期坚持无为而治，汉武帝时尊崇儒学，大力扶持文化，推动了藏书文化的兴起。西汉统治者接收秦代遗留的图书，解除秦“挟书令”，不断从民间搜集图书并加以整理校勘，藏书数量与质量不断提高，并建立了9 处藏书机构，使之兼具保管与学术研究的功能。我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便是基于丰富的官藏图书而诞生的，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分类方法。东汉时期，蔡伦改进造纸术，但书籍的主要载体依然是简帛，私人藏书文化依靠手写传抄在王公贵族与鸿儒世家中缓慢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被广泛使用，再加上统治者重视文化教育与民族文化交融，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在长期的动乱中依旧得到了发展，官藏图书数量比汉代增长数倍，私人藏书家与私人藏书数量增多，收藏与整理佛教典籍成为当时的风尚。

（二）发展与繁荣

隋唐五代时期，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官府藏书、私家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四大藏书系统齐备。隋唐统治者认识到文治在巩固国家统治中的作用，重视图书的搜集、收藏与整理工作，形成内阁藏书、秘阁藏书与秘书省藏书相结合的多元藏书格局。隋唐时期，藏书量大幅增加，隋朝官藏图书曾多达37 万册，居历代官府藏书数量之首。隋朝的牛弘与唐朝的魏徵均曾领导过大规模图书搜集与整理工作，分别编撰《开皇四年四部目录》《隋书·经籍志》等目录学著作，四部分类体系在《隋书·经籍志》中得到最终确立。隋唐时期推行科举制度，书籍在科举应试、治学、家传中的作用得以凸显，私人藏书蔚然成风。我国首部私家藏书目录——吴兢的《吴氏西斋书目》便出现在唐朝。隋朝崇佛，唐朝崇道，伴随佛教与道教的兴盛，寺观藏书亦得到很大发展，藏书种类、数量、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寺观藏书制度也在唐朝确立。自唐朝中期开始，皇家专门设立书院作为收集、储藏、推广知识的官方机构，如唐玄宗设立洛阳丽正殿书院。书院藏书系统在唐代萌芽，书院不仅是教育机构与学术基地，还是图书征集、校理、编写、刊印的重要场所，集贤书院藏书曾多达10 万卷。

宋代藏书文化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顶峰，中央与地方的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呈现空前的繁荣。同时，我国藏书文化的重心随经济重心转移至雕版印刷技术发达的南方。宋代打破了以藏为主的官藏制度，一些大臣与知名学者奉命编书时可以利用官藏图书，“宋四大书”便是藏用结合的学术结晶。由于官学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私人创办的书院成为官方学术研究的有益补充形式，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大型书院均开辟藏书室用于教学。私人藏书也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们追求的时代风尚，私人藏书家纷纷建立藏书楼，注重藏书楼管理与藏书保护，一些士大夫根据藏书与学术研究需要提出了系统的藏书思想，推动了目录学、版本学与校勘学的发展。例如，郑樵撰写了我国首部目录学理论著作——《通志》，尤袤所著《遂初堂书目》开版本研究之先河。元代维系宋代的藏书文化繁荣，藏书规模保持增长，元顺帝接收前朝遗留书籍达30 万册，成都草堂书院藏书达27 万卷，非宋代书院所能及。

（三）鼎盛与衰落

明清时期社会较为稳定，统治者继承宋元藏书思想，坊间刻书业发达，中国古代藏书文化发展至鼎盛时期。明清中央官府藏书接收前朝数代藏书精华，同时注重从民间搜集图书，建立了翰林院、国子监与秘阁等主要藏书机构，为明初的《永乐大典》，以及清代的《四库全书》《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书籍的编纂奠定坚实的基础。

相较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家对明清时期的藏书文化做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明清藏书家的数量空前，人才辈出，代表人物有明代的范钦、祁承㸁、钱谦益，以及清代的钱大昕、孙庆增等。他们加强对藏书楼的管理，尤其是范钦对天一阁采取的“三防”措施一直为人称道，也为藏书楼建设、典籍保护、典籍分类编目总结了宝贵经验。祁承㸁的《澹生堂藏书约》与孙庆增的《藏书纪要》汇集了他们对求书、购书、鉴定、校雠、分类等藏书活动的独到见解，为现代图书馆管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鸦片战争后，中国腐朽的封建统治走向末日，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也逐渐走向衰落。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与频繁的战争对官私藏书造成重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保存在圆明园文源阁中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古今图书集成》《钦定重刻淳化阁帖》等珍贵图书未能幸免于难。多数私人藏书家因封建经济基础的瓦解难以维系藏书楼，甚至需要出售藏书，战乱又使大量私人藏书散佚，这就导致大量珍贵书籍集中到少数藏书家手中。清末内忧外患的局面使私人藏书的秘藏风气更甚，但部分藏书家意识到书籍开放对书籍流传与经邦济世安民的重要作用，开始有限开放图书。再加上受西方图书馆学的影响，藏书文化开始从封闭式藏书向开放式藏书转变，中国古代藏书文化走向衰落，具有近代意义的藏书文化逐渐兴起。

二、中国古代藏书文化的意义

藏书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中国人热衷藏书根源于对知识与智慧的崇尚。先秦以来的各藏书主体共同造就的中国古代藏书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一）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人类文明成果多数是通过图书典籍记录和传播的。中华民族崇尚知识，重视文化传承，拥有两千多年的藏书历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保存古籍最多的国家，也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面对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官府藏书与私人藏书系统相辅相成，将记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典籍合力保存至今。在朝代更迭之际，官府藏书极易被大规模损毁，私人藏书家为典籍保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私人藏书家面对朝代更替、文化浩劫、战争等社会环境，出于文化认同和以读书为乐的心理，坚定地保护所藏珍贵典籍，在新的朝代建立后积极参与献书活动，使私人藏书成为官府藏书的重要补给库。私人藏书家对典籍的辛勤收集、整理与印刻，还促进了一些珍稀古籍善本的流传。例如，清朝乾隆时期，扬州马氏家族为辅助《四库全书》的编纂，共献书七百种。

（二）孕育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学科

书籍作为记录知识、传播文化的载体，它与人类的一切知识门类都密切相关，构建了中国各学术门类的知识网络。藏书活动中对书籍的管理与研究成为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相关学科的土壤。西汉刘向、刘歆在领导整理与校对官藏群书时，撰写了我国首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刘向等人在比对书籍版本异同与校理书内错讹时，开始使用“校雠”一词，首次确定校雠规程。宋代藏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进一步拓展校雠内容。清代学者在大规模古籍整理中逐步确立了包括目录、校雠与版本的校雠学科体系。中国自北魏建立起大量藏书楼，其中有影响力的近千座，而且部分私人藏书楼管理精于皇室与官方，皇室与私人藏书家的古代藏书楼建设与管理思想是近现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宝贵财富。

（三）促进人才培养与教育体系的完善

读书对个人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可以提高文化修养、陶冶情操，而且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后还是学子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使官私藏书之所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史学家与文学家，如周守藏室之史老子、兰台令史班固、秘书省校书郎白居易、《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先秦到唐中期的官府藏书机构不具备教育功能，唐末五代时期，官方或私人设立的书院开始具有讲学与教育的功能，宋代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官学、私学与书院并行的完备教育体系，书院在清代发展至顶峰。尽管各朝代书院的教育目标不同，但师生的讲学、研习、考课都需要丰富的藏书支持，书院藏书真正发挥了藏用合一的功能。明代大规模的书院讲学甚至将儒学教化深入到普通民众之中。

三、古代藏书文化对推广全民阅读的启示

祖先不辞辛劳为我们保留了海量的书籍，但中国的人均阅读量长期未能名列前茅，藏与用的矛盾始终是图书管理的一大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王公贵族、士大夫、乡村豪绅、文人学者等构筑了以藏为主的中国古代藏书文化，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与珍惜，利用藏书创造了汇集古今的图书编纂成果与深厚的古典藏书思想。即便中国古代留存的书籍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藏书终究只为少数人服务，“重藏轻用”成为人们对中国传统藏书文化的普遍印象。中国封建社会的多数统治者高度重视典籍图书的征集与收藏，但所藏之书基本不对外开放，仅供皇帝与少数权贵使用，因此历代官修藏书楼整体上保持封闭的状态。私人藏书家通常“秘惜所藏”以求垄断知识，仅供本人与周围少数文化人使用。

阅读对提升国民素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与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先后发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推动全民阅读，并取得明显成效。根据2021 年《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我国成年人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为4.7 本，14—17 周岁青少年课外图书的人均阅读量最大，为13.07 本，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任重而道远。公共阅读机构在全民阅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做到激发读书兴趣和提供丰富藏书相结合，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方面，可以针对不同人群的需要推荐不同书籍，做好内容引领，激发读者在各知识领域的求知欲望，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能力与阅读习惯。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家之所以能够做到藏书与做学问相结合，根源在于他们对知识、学问、真理的不懈追求。

另一方面，处理好藏与用的关系，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古代官藏图书在战争时期难以幸免，私人藏书家难传三代，只有扩大图书利用与传播才能使书籍流传下去。公共阅读机构应坚持藏用结合，既要保护古籍善本，提高藏书数量与质量，又要利用数字化技术拓展数字阅读服务，为读者提供更为舒适便捷的阅读服务。

此外，我国全民阅读推广以政府为主导，企业、民众、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应积极参与其中。在古代，私人藏书家常为官府献书，如今普通民众也可以积极参与到图书捐赠、城市读书会等阅读推广活动中，丰富公共图书馆和学校的藏书，营造全民阅读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