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桃花, 林武凯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英国当代作家帕特·巴克(Pat Barker)的《重生三部曲》(TheRegenerationTrilogy, 1996)甫一出版便引起轰动,拜厄特(A.S.Byatt)称赞其为“英国不断涌现的一战小说中最优秀、最有趣的作品”[1],巴克本人也以三部曲“确立了英国当代主要作家的地位”[2]。该系列包括《重生》(Regeneration,1991)、《门中眼》(TheEyeintheDoor, 1993)和荣获布克奖的《幽灵路》(TheGhostRoad,1995)。作为巴克从女性题材到英国“一战”题材的转型之作,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重生》无疑具有独特意义。

不同于传统战争小说的宏大叙事,《重生》以英国后方的克雷格洛卡战时医院(Craiglockhart War Hospital)为主要场景,展现了从法国前线罹患“弹震症”(shell shock)归来的军人在战时医院的精神创伤表征和治疗历程。小说通过心理医生瑞弗斯(W. H. R. Rivers)的治疗串联起多名患病军人的创伤故事,主要包括萨松(Siegfried Sassoon)、普莱尔(Billy Prior)和布恩斯(David Burns)。

截至目前,学界对《重生》的研究以创伤理论和精神分析批评为主要路径:卢克赫斯特(Roger Luckhurst)认为,“巴克为一战书写提供了现代创伤理论的视角”[3];布朗(Dennis Brown)指出,小说中瑞弗斯采用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治疗“弹震症”,“巴克以整个三部曲向‘谈话疗法’致敬”[4];斯蒂芬斯(Karolyn Steffens)则认为,瑞弗斯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基础上改进了“谈话疗法”等治疗手段,因此斯蒂芬斯“通过瑞弗斯独特的精神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巴克的美学”[5]。可见,主流研究关注小说中的创伤表征、医生的治疗与病人的康复。巴克本人也在访谈中表示,“我所有作品的主题都是康复”[6]。

然而,细读之下,可以发现《重生》中创伤治疗机制的复杂性:“通常,康复便意味着病人将不再从事明显会对自身造成伤害的活动。但在当前局势下,康复意味着自我毁灭”[7]287(1)本文中小说引文出自2019年宋瑛堂翻译的《重生三部曲》,笔者对译文略作改动。。在《重生》的创伤书写中,存在一个“康复”与“毁灭”的悖论:患病军人一旦康复就被送回制造创伤和死亡的战场,被迫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战争野心。可见,战时医院中看似人道的创伤治疗机制背后隐藏着医院乃至英国社会的权力运行机制;医生不仅是治疗者,更是规训者;而患病军人倘若不能脱离这一机制,便不得不在“患病—康复—患病”的循环中加剧创伤或走向死亡。因此,倘若将《重生》的研究停留于创伤治疗与康复本身而忽略其权力维度,恐有片面之嫌。鉴于此,本文以福柯权力理论观照《重生》,以期回答小说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既然康复便意味着致命的危险,患病军人为何默默接受安排、甘愿重返战场?其二,萨松是患病军人中唯一坚定的反战者,最终他却但求死于战场,这是否意味着他向军方当局屈服?

一、空间权力规训:驯顺的肉体

作为20世纪下半叶权力理论和空间理论的集大成者,福柯(Michel Foucault)将空间概念引入权力范畴,强调“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8]。基于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构想,福柯提出“全景敞视主义”,揭示权力的空间化机制,体现了权力动力学的运作,并聚焦于“规训”这一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此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多次以医院为例阐述“全景敞视主义”,甚至在结论处反问道:“对于监狱与……医院彼此相像,难道值得大惊小怪吗?”[9]255在《重生》中,克雷格洛卡战时医院便如同监狱,是规训权力运作的场所。表面上,该医院能够让军人摆脱身心遭受的战争创伤;实际上,它通过医院建筑和一系列规训手段生产出驯顺的肉体,即服务于帝国体制的“战争机器”。

克雷格洛卡战时医院的监狱属性首先体现于权力的建筑学机制,其整体设计展现着“权力在空间上的‘分配艺术’,象征着政治、军队和战争在人身上施加的规约”[10]。该医院有着“阴森森如巨窟的外表”[7]15。医院内部的景观同样令人压抑:“后楼梯间的墙壁爬满水管……不时像人类肠子咕咕出声。楼梯间昏暗,空气沉滞……走廊漫长而狭窄……缺乏自然光……就像见不到天空的战壕。”[7]26凡此种种,令“初抵克雷格洛卡的人……无不心寒畏怯”[7]15。可见,如同收押犯人的监狱,医院建筑内部与外部的物理空间特征,足以产生心理震慑效应。因此,医院建筑本身参与到规训病患的机制中,对在此治疗的军人发挥着初步规训作用。

如果说医院建筑的规训作用尚且有限,那么从医院的日常管理来看,医院空间具有一套完整的规训权力运作机制。福柯指出,规训权力的实施有赖于“层级监视”“检查”和“规范化裁决”这三种具体的规训手段[9]193-194。在医院空间中,三者共同塑造了驯顺的肉体。第一种规训手段是“层级监视”。福柯认为,“纪律的实施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9]194。这一规训手段的实施往往借助于对建筑的布置。如福柯所言:“建筑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被人观赏(如宫殿的浮华)或是为了观看外面的空间(如堡垒的设计),而是为了便于对内进行清晰而细致的控制——使建筑物里的人一举一动都彰明较著。”[9]195《重生》中描述的医院里,供客人暂时歇脚的客房与病人长期居住的病房形成鲜明的对比:客房装有门锁,病房则没有,甚至“连浴室都没锁”[7]30。可见,规训权力无孔不入,将病人物化为“景观”,使其私人空间随时暴露在医院管理者的视线之下。

私人空间尚且如此,公共空间更是眼线密布。有一次,医院管理者安排两个病人执行割草的任务。他们“起先动作笨拙”[7]125,后来为便于割草,两人陆续解开军用皮带,脱掉制服、衬衣、领带。摆脱了制服的束缚后,他们渐渐乐在其中,很快便割完一大片草地。随后,“其中一人向着割好的草地俯冲而下,在草地上滑行,显然乐不可支”[7]125。饱受战争创伤的军人此时得以抛开自己的既定角色,像孩童一样玩耍,获得了难得的内心释放。然而,医院行政处长帕特森(Patterson)见状当即训斥道:“身为军官,岂可当众衣衫不整?”[7]125帕特森无情地把他们从短暂忘我的世界中拽出,两人随即重新意识到权力之眼的存在。于是,两人不得不重新穿上制服。制服既使他们回忆起战场上的惨痛经历,也令他们意识到自己无法逃避的军人职责,因此重新穿上制服后,他们不仅“挥刀的动作减缓”,而且“欢笑声也变少”了[7]125。可见,无论是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规训权力都对被规训者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在其“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9]226。

作为第二种规训手段,“检查”显著体现在基于“层级监视”的档案记录。如福柯所言:“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9]212-213小说中,心理医生瑞弗斯上尉是军方当局在医院的代理人,他对患者的“检查”便体现在医学档案上。藉由档案,规训权力将检查对象客体化。英国少尉萨松被军方当局安排到该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在他抵达医院之前,军方早已把萨松的档案移交给瑞弗斯。为了全面掌握萨松的个人信息,瑞弗斯认真地“阅读这份档案一个多钟头”[7]14。他每次对萨松进行谈话治疗都必须借助档案,并把谈话中获得的重要信息记录到档案中。凭借愈加翔实的档案记录,瑞弗斯在谈话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萨松只能任其摆布。多数时候,瑞弗斯尖锐的提问令萨松措手不及,使他被迫回忆不堪回首的战争经历。可见,瑞弗斯通过“检查”将权力软化在治疗过程中,从而实现对萨松的规训。

与萨松相反,患者普莱尔入院许久,档案却迟迟“没送到”瑞弗斯手中[7]57。 因此,瑞弗斯起初对普莱尔一无所知,规训权力便难以渗透到他身上。 此外,普莱尔患上由战争创伤引发的失语症, 只能借助写字板与人沟通,这无疑增加了瑞弗斯治疗的难度。 瑞弗斯意欲与普莱尔当面沟通,桀骜不驯的普莱尔却直接在写字板上写下“我不记得”(I DON’T REMEMBER)[7]57来搪塞瑞弗斯。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普莱尔又写下“不谈了”(NO MORE WORDS)[7]57,粗暴地结束与瑞弗斯的对谈。 在英语表达习惯中,全文大写字母的表达方式含有“咆哮、喊叫”的情感色彩。 普莱尔在写字板上全程采用这种表达方式, 体现了他拒不配合的态度。 然而,瑞弗斯从军方获得普莱尔的档案后, 掌握相关信息的他便不再处于被动地位, 两人的权力关系发生扭转。 面对瑞弗斯步步紧逼的提问, 此前拒不配合的普莱尔如今让步道:“好。 你想知道什么?”[7]68听到普莱尔的妥协,“瑞弗斯起初被突如其来的白旗愣得直眨眼”[7]68, 随即, 他便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场博弈中, 他的地位已经变被动为主动, 成功将普莱尔纳入规训机制之中。

遭受“层级监视”和“检查”的患者一旦有挣脱规训权力的举动,便会面临“规范化裁决”。福柯指出:“在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它享有某种司法特权,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9]201这体现于耶兰(Lewis Yealland)医生对卡伦(Callan)的治疗中。卡伦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战斗英雄,但患上失语症后不得不撤离前线。耶兰巡诊时,卡伦表现出“默然敌对”的神态[7]274。耶兰不满于他的抗拒态度,便决定直接对他采用电击疗法。在治疗前,耶兰便态度强硬地说道:“不讲话,不准走”[7]277,随即把门锁上。在电击过程中,疼痛难忍的卡伦“将耶兰推开,奔向门,猛扯着门把,握拳敲着木门”[7]280,这一反抗之举彻底激怒了耶兰。随后,“电流的强度无疑放大,卡伦的颈子连续抖颤”[7]281。某种程度上说,耶兰此举是以治疗之名行惩罚之实。福柯指出:“权力关系直接控制(肉体),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从而实现“对肉体的政治干预”[9]27。终于,卡伦在巨大电流的折磨下恢复了语言能力,并且遵从耶兰医生的要求向他敬礼道谢。至此,暴力的“规范化裁决”最终使异己力量归于驯服状态。

综上可见,在医院空间中,英国军方当局通过医院的监狱式建筑,以及“层级监视”“检查”和“规范化裁决”这三种规训手段操控军人的肉体。福柯指出:“肉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只有在它被某种征服体制所控制时……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9]27-28患病军人正是由此被驯化为合格的“战争机器”,服务于军方当局的战争野心。

二、男性气质规训:臣服的主体

如果说医院中的空间权力规训在肉体的意义上将军人驯服,那么整个社会层面的规训则在主体的意义上令军人臣服。基于医院、军营、学校等具体的空间,福柯最终将“微观权力”的探讨范围扩大到社会层面,从“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11]。小说中的战时英国社会便如同一个监狱,通过权力运作制造出臣服的主体。然而,不同于医院空间中的三种传统规训手段,社会层面的规训是通过男性气质的建构来实现的。

“一战”时期,主宰世界数十年的“日不落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世界霸主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大量征募士兵,维护其霸权统治,英国当局利用社会舆论强化对理想男性形象的建构,进而推动男性气质的制度化。例如,为了鼓动更多的男性参军,英国军方利用妇女和儿童对男性施压。征兵海报上出现了“英国妇女说:‘勇敢去吧’”和“爸爸,您在大战中做了些什么?”等标语[12],这些极具煽动性的宣传手段旨在利用其他社会群体对理想男性形象的期待,加剧男性对于构建理想形象的焦虑,以满足军方招募士兵的需求。可见,如同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借助男性气质规训,英国军方的权力运作如同毛细血管一般渗透到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在《重生》中,男性气质规训首先体现于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社会意识形态自然而然渗透进家庭教育中。普莱尔小时候经常受到同学欺负,但他没有勇气反击,只会“哇哇哭着回家”[7]74。父亲见状不但没安慰,反倒愤怒地“反手赏他一巴掌,把他推出家门”,并恶狠狠地警告他道:“腰杆太软的人,只有等着被大家踩”[7]74。父亲的愤怒源于儿子男性气质的缺失。正如乔德罗(Nancy Chodorow)所言,男性面临着来自女性气质的威胁,他们需要不断刻意遵守社会施加的规范,将力量与尊严视为男性气质的核心特质[13]。可见,在男孩成长之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训之手便已伸入家庭中,通过长辈对男孩进行男性气质建构。

男性气质不仅在亲子教育中建构,也在孩童游戏中建构。美国当代人类学领军人物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以巴厘岛斗鸡游戏为个案深入论证了游戏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并指出,通过斗鸡游戏,“巴厘岛人既塑造自己的气质,也体悟所处社会的脾性”[14]。可以说,巴厘岛斗鸡活动在游戏的外表下潜藏着深层次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在《重生》中也有一处游戏描写:布恩斯小时候热衷于攀爬护城河边的碉堡,与同伴“互相比胆量,看谁敢爬到最上面”[7]210。尽管这一游戏具有较高的危险性,但男孩们仍然乐于在“护城河边的碉堡”这个具有战争隐喻的空间中相互竞争,探索自己力量和胆量的极限。可见,攀爬游戏既是对战争的模拟,也是向自己和他者进行性别身份建构与确证的方式,反映了社会的整体氛围。

诚然,男性气质本身无可厚非,但作为社会规训手段的男性气质建构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男性气质规训一方面表现在社会对男性气质的狂热推崇(如上述例子所示),另一方面则体现于社会对丧失男性气质群体的排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男性统治》中指出,“对男子气概的一切肯定也意味着对其他所有男人的间接挑战”[15]19,作为社会制度的男性气质造成一种“长久的压力……这种压力源于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其男子气概的义务,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15]50。医院中的伤残军人正因此受到了社会赤裸裸的排斥,这种排斥透过军火工厂女工萨拉(Sarah Lumb)的视角得以清晰展现。萨拉陪同朋友玛吉(Madge)到医院探望从战场上负伤归来的未婚夫。玛吉的未婚夫被安置在轻伤病房,一看见玛吉和萨拉两人,他就在病床上“满脸欢欣”地向玛吉挥手示意[7]194。然而,玛吉见到爱人的第一反应并非激动和喜悦,而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暗自确认他的肢体是否残疾。“玛吉谨慎上前,见到左臂的绷带,确定床单隆起的长宽符合正常人的双腿”[7]194,确认他仅受轻伤之后,玛吉才如释重负。刘岩认为,“男性气质的内涵势必同男性的生理特征相关,同男性身体的某些特性相联系,简言之,身体对于男性气质的构建不可或缺”[16]。在男性气质至上的社会氛围中,丧失生理优势便意味着丧失男性气质,因而伤残军人为社会所不容,即便最亲密的爱人也无法坦然接受。

此外,萨拉注意到,轻伤病房的“气氛欢乐快活,主要是逃过一劫的如释重负感”[7]194。然而,重伤病房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一整行的人坐在轮椅上,但这些人的尺寸与形状已不再是成年男人,有的裤管被缝短,有的空袖子被固定在外衣上。其中一人丧失四肢,面无血色,苍白到似乎一身的血也留在法国,医院的蓝制服在他身上显得俗艳……这些伤兵盯着她,态度不像刚才对她微笑、想吸引她眼神的伤兵。这些人的目光空泛,如果硬说他们的眼神含有什么意味,就只有恐惧。[7]195

在丧失生理优势的伤残男性面前,萨拉反而显得像是“无限强大的物种”[7]196。曾经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军人,如今面对萨拉,却感到十分“恐惧”[7]195。此外,该病房位于医院的“侧面”,内部“相对晦暗”[7]195,可见他们是被刻意安置在如此隐蔽的角落。这些伤残军人已然成为男性气质规训的反面样本,与英国社会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左,因此他们不被允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然而讽刺的是,他们男性气质的丧失(即伤残状态)并非出于主观选择,而恰恰是服从男性气质规训(即参军入伍)的结果。

无论是社会对男性气质的狂热推崇,还是对丧失男性气质群体的排斥,都体现着外在权力的支配作用,都是来自外部的规训。然而,在权力机制的长期运作下,主体逐渐从外部规训走向自我规训,把外界强加的纪律内化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在《重生》中,男性气质的自我规训集中体现于患病军人的“不哭”与普莱尔的“哭”。

首先是患病军人的“不哭”。瑞弗斯在治疗“弹震症”患者时鼓励他们释放情绪,“抛弃压抑,尽情去感受战场经验引爆的怜悯、恐惧”[7]63。然而,他们“从小受到环境熏陶,将情绪压抑视为男性气概的本质。男人如果情绪崩溃或哭泣,或者坦承恐惧,全是娘娘腔,是弱者,是败将。不是男子汉”[7]63。尽管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他们已是丧失男性气质的群体,但在外部规训的长期作用下,他们仍然自觉维护外界强加的男性气质观念,主动与哭泣这一损害男性气质的行为划清界限。

其次是普莱尔的“哭”。在住院治疗期间,普莱尔渴望“尽快回法国战场,摆脱国内兵的‘耻辱’”[7]249。尽管他明知前线战场是他创伤的源头,但仍然以在前线战斗为荣、以退居国内为耻。在小说结尾,由于普莱尔的哮喘久治不愈,他非但没有获准重返战场,反而被医学委员会裁定为“终身国内兵”[7]254。得知这一结果的普莱尔“哭得眼珠子快掉出来了”[7]252。上文中患病军人的“不哭”与此处普莱尔的“哭”本质上并无差异:前者自觉维护外界强加的男性气质规范,后者则将自己囚禁于这一规范之中,认为自己永久丧失了符合这一规范(即向外界证明自己男性气质)的可能性。两者都成为了“福柯笔下在圆形监狱中自我规训的囚徒”[17]。

综上可见,帝国体制的规训权力借助社会对男性气质的推崇得以运作,通过社会对丧失男性气质的群体的厌弃得到加强,最终以被规训者走向自我规训作为高峰节点。柏拉图说“肉体是灵魂的监狱”,然而对这一代英国男性而言,“灵魂是肉体的监狱”[9]32。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患病军人均已沦为毫无反抗意识的行尸走肉?纵观小说,可以发现萨松便是一个例外,他是在帝国体制规训下少有的觉醒者与反抗者。

三、话语权博弈:从规训到反抗

空间权力规训和男性气质规训交织成一个权力网络,有效地将患病军人这一边缘群体纳入网中,并对其实施身心的双重规训。然而福柯指出,反抗是“权力关系中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18]。由权力塑造出来的个体并不全然任由摆布。小说中,在灵与肉的规训下,萨松并未像大多数军人一样彻底沦为“帝国体制和帝国意识”的牺牲品[19]2,而是主动与军方当局展开话语权博弈,在一次次斗争中凸显他对生命主体性的追求,也激发了帝国体制服务者的反思。

纵观小说,萨松采取了三种反抗策略与军方当局进行话语权博弈。第一种策略便是公开发表反战宣言。福柯明确指出知识(或话语)与权力的共谋关系,“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9]29。小说中,军方当局利用权力宣传此战是“防卫之战、解放之战”[7]7,激发英国青壮年的参战热情。然而,应征入伍的萨松却渐渐发现“战事的本质流于侵略与征服”[7]7。不满于军方操纵的萨松在其反战宣言中“严正抗议当局者欺瞒士兵的恶行”[7]8,这是他与军方当局展开的第一次话语权博弈。萨松意在以此“强迫军方审判”自己[7]11,从而获得公众关注,使他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的性质。遗憾的是,军方当局操纵医学委员会夸大萨松的病情,裁定他为“弹震症”患者,并将他移送到克雷格洛卡战时医院。在权力操纵之下,萨松由正常人沦为“疯子”,被迫处于“失语”状态,而原本义正辞严的宣言也成了疯言妄语。

第二种反抗策略是通过诗歌创作来重夺话语权。在住院期间,萨松表面上不再干涉战事,实质上选择了继续抗争。只不过抗争的方式从直接反抗转变为间接抒发,意在为受规训的军人发声。这在萨松的诗句修改中便可见一斑:患病军人欧文(Wilfred Owen)敬仰萨松的才华,便将自己创作的诗交给他修改。萨松提议将“何等亡钟,为速死之人敲响?唯有我军枪炮的庄严怒吼”(What minute-bells for these who die so fast? Only the solemn anger of our guns)改为“何等丧钟,为如牲畜般死去之人敲响?唯有枪炮的残暴咆哮”(What passing-bells for these who die as cattle?Only the monstrous anger of the guns)[7]175-176。这一修改耐人寻味:在第一句中,“速死”(die so fast)改为“如牲畜般死去”(die as cattle),表明阵亡士兵并非官方宣传中的光荣捐躯,而是如牛羊一般遭到屠宰;在第二句中,“我军枪炮”(our guns)改为“枪炮”(the guns),“庄严怒吼”(solemn anger)改为“残暴咆哮”(monstrous anger),这表明“敌人不再是德国军队,而是有意延续战争,致使战争双方的青年士兵无辜牺牲的英军将领”[20]。修改后的诗句鲜明有力地表达了萨松的反战立场,即对阵亡士兵的同情和对英国军方当局的愤慨。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萨松受困于医院,但“真正的萨松住在诗里”[7]105。他通过诗歌创作来冲击禁锢军人的话语囚笼,向“帝国体制和帝国意识”[19]2控制下的话语规范发出了挑战。

第三种反抗策略是以生命为代价来解构规训者的话语权。萨松此前在医学委员会审议中处于被操纵的状态,但在最后一次审议中,萨松作出的回击完全颠覆了军方当局的话语体系。入院以来,萨松长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萨松未能与帝国体制抗衡,从而达到反战和“拒绝服役”的目的[7]50;另一方面,他也因战友仍在前线出生入死、自己却在医院“过着安稳的日子”[7]50而心生“罪恶感”[7]229。随着时间推移,内心矛盾逐渐激化,最终他向医学委员会申请重返前线。在裁定萨松能否回归战场的审议会上,萨松被问及是否还坚持反战,他坚定地回答:“我现在的信念和七月的信念一样,不同的是,现在的信念可能更坚定”[7]296。面对医学委员会的英军高级将领,萨松这一番反战言论可谓是胆大至极,但此时急需兵力的军方当局对此无可奈何,权衡之下只好批准战功卓著的萨松回归前线增援。从某种意义上说,军方当局的话语规范受到了萨松的猛烈反击。

那么,坚持反战的萨松却决意回归战场,他究竟意欲何为?瑞弗斯洞察出萨松自相矛盾的选择背后的真实想法:“他的反战立场不仅不曾动摇,还更为坚定。怀抱这种信念的他一旦重拾枪炮,内心的矛盾必定比上一次更锥心刺骨……萨松回归前线的愿望隐藏着寻死的念头……一种真切而深沉的寻死念头。”[7]300-301某种意义上说,军方当局将一个不忍见他人牺牲的反战人士逼迫成为一个但求死于战场的“疯子”。然而,萨松寻死的念头并非意味着反抗的终结,而是反抗的最高形式。如前所述,英国军方权力规训的目的并非制造死亡,而是塑造驯顺的肉体、建构臣服的主体,从而制造“战争机器”为帝国体制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萨松此举意在以死亡的方式来消解帝国体制对军人的压迫。

萨松三次不同形式的反抗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但却最终激发了瑞弗斯对此次战争的反思。作为战时医院的心理医生,瑞弗斯上尉的职责是治疗精神异常的军人,并将病情好转的病患交由医学委员会裁定后送回法国战场。显然,瑞弗斯本质上为帝国体制服务,身上带有不可推卸的“平庸之恶”。起初,他“深信这场仗必须打到结束为止,以造福后世子孙”[7]62,而且认为萨松不过是利用反战来逃避战场。然而,萨松的多次抗争对瑞弗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瑞弗斯逐渐质疑这次“战争的合理性”[7]145。在小说结尾,他评价萨松为“极为英勇、富有良知的青年军官”[7]265,并感叹道:“一个吞噬青年的社会不值得盲目效忠”[7]300。可见,萨松的一次次反抗不仅凸显其对生命主体性的追求,而且激发了帝国体制服务者的反思,他以个人的慷慨赴死换取了帝国体制下英国社会良知的重生。

四、结 语

《重生》具有规训与反抗这两个相反的权力维度:从规训的角度看,英国军方在肉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对患病军人进行全面规训。在肉体的意义上,通过医院的监狱式建筑,以及“层级监视”“检查”和“规范化裁决”三种规训手段塑造了“驯顺的肉体”。男性气质从外在规训演化为自我规训,从而建构了“臣服的主体”。患病军人既囿于“驯顺的肉体”,也受制于“臣服的主体”,尽管明知战场是创伤的源头,但在战时英国社会的监狱式规训下,他们无处可逃,只能重返战场,接受九死一生的命运;而从反抗的角度看,萨松与军方当局展开三次话语权博弈,最终以死抵抗帝国体制下的权力机制。这并非意味着反抗的终结,而是反抗的最高形式。如果说前者是被动“毁灭”,是对规训权力的彻底服从,后者则是主动“毁灭”,是以个人之力对规训权力进行解构,同时颠覆了帝国体制服务者对体制与战争的认知,在大英帝国行将就木之际留下英国民族日后重生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