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一 敬

(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一、问题的提出

老龄化是我国人口结构的重要特征,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国家的基本国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中的“全国人口年龄构成”部分的数据,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64 018 766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90 635 280人,占总人口的13.50%。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老龄化速度快于城镇、家庭日趋小型化和空巢化、区域间老龄化差异明显加大等鲜明特征[1]。一方面,老龄化与市场化相结合,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在城市经济机会吸引下流向城市,老年人留守村庄,农村老人空巢化现象日益严重[2];另一方面,受二元制度结构影响,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基础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明显落后于城市,农村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3]。

一直以来,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农村养老传统的三个主要方面[4]。我国“未富先老”的老龄化发生情境,使农村养老问题常被归结为资源匮乏问题。已有研究立足于资源视角,认为经济支持是老年人最为基础的养老需求,对老年人的物质供给和生活照料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5]。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背景下,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实践着“以地养老”模式[6],经济需求一般能够满足。与此同时,需要生活照料的主要是丧失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数量并不多,而且家庭照料、市场购买服务等能够对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进行回应。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农民家庭代际分离、传统孝道观念弱化、村庄公共文化凋敝[7]。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8]、农村地下教会盛行问题等[9],愈发凸显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情感孤独和精神空虚困境。如何有效回应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是老龄化社会的重大时代命题。

学界不断拓展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研究。明艳提出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差序格局”,将精神需求操作化理解为情感需求、娱乐需求、求知需求、交往需求、价值需求五个方面,并强调家庭在满足老年人情感需求中的核心地位和不可替代性[10]。穆光宗[11]、张静[12]、宋月萍[7]区别于老年人所需要的物质供养,提出“精神赡养”的概念,将其具体理解为子代孝心的表达。然而,随着家庭结构小型化、传统孝道文化衰落、子代家庭城市化,家庭对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回应能力不断弱化[13]。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供给主体由家庭扩展到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社会主体。宋娜等强调政府在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中的特殊地位,认为政府应当整合多方面社会资源,加强精神养老产品和设施的有效供给,为老年人群体提供稳定、持续、便利的精神养老服务[14];王涤等提出,民间社团可以作为老年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通过重建“社会团结”,实现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15];刘昊等着眼于专业化养老机构的作用,强调通过大力发展“医养结合”和配套个性化服务的模式,提高养老机构对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回应能力[16]。

已有研究展现了老年人精神慰藉的丰富内涵,在家庭对老年人精神慰藉供给能力弱化背景下,提供了多元主体的补充路径,但是总体上关于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研究还存在不足,特别是忽视了老年人的主体性和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特殊性。一方面,由于人居环境改善、医疗服务水平提升,我国人口寿命显著提高,老年人是村庄生活能动的主体而非家庭和村庄社会的依附者,尤其是低龄老人,仍然是村庄农业生产、红白仪式互助、公共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因此,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于老年人作为主体的参与式体验过程,而不是作为客体被动地接受服务[17]。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与土地相结合,依托农业生产和村庄自然经济机会等获得经济收入,在村庄维持一种“低积累,低消费”的自养生活。以村庄为空间的生产生活一体性决定了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强生活性、弱事件性特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并非满足于与文化公共品“物”的互动中,而实现于村庄主体间性的日常社会交往中。

社会交往是契合农村老年人生产生活特点,能够满足老年人多重精神需求的精神慰藉实现途径。社会交往是解决个体能力有限性与个体需求多样性矛盾的重要途径[18],是老年人寻求心理沟通和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9],参与的社会交往越多,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好[20]。农村老年人的生产生活深嵌于家庭和村庄熟人社会,家庭交往和社区交往是老年人社会交往实践的场景,是农村老年人实现精神慰藉的日常性途径。

在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老年人家庭交往和社区交往的双重式微使老年人精神慰藉困境凸显,以村庄熟人社会为空间载体,重建老年人主体性社会交往是化解老年人精神慰藉困境的重要尝试。本文在分析转型期农村老年人社会交往弱化成因及表现的基础上,结合对湖北宜昌农村老年志愿服务队的实践考察,分析老年志愿服务队如何通过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回应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在此基础上,提炼和概括通过重建社会交往回应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一般机制。

本文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在湖北宜昌农村的田野调查。宜昌马村位于长江沿岸,地形多为山地。全村人口1 853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300多人,占比16%以上,人口老龄化特征明显。受喀斯特地貌影响,村庄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农民市场化进程开始较早,打工经济是农民家庭主要生计来源。村庄中青年或是本地就业维持着早出晚归的务工模式,或是外出到大城市务工。老年人是村庄主要居住主体和生活主体,种植菜园子是老年人生活消遣的主要方式,老年人大量闲暇时光无处消遣,情感孤独、精神空虚。

二、社会转型与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双重式微

家庭交往和社区交往是农村老年人度过闲暇生活的主要方式,是老年人获得精神支持、化解情感孤独的主要途径。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深入发展,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经历着深刻变迁,代际分隔和代际分化使家庭交往弱化,社会分化和市场替代使社区交往萎缩,农村老年人情感性孤独和社会性孤独突出[21]。

1. 代际分隔和代际分化:家庭交往弱化

第一,代际空间分隔与留守老人的精神孤独。家庭交往是老年人获取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径,市场务工使农民家庭代际之间城乡空间分隔,老年人难以通过家庭交往满足精神慰藉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 077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 425万人。出于对婚姻稳定性和留守儿童教育的考虑,子代家庭全家进城成为农民进城务工新模式[22],子代家庭深度嵌入市场务工,老年人留守村庄养老。代际城乡分离居住格局下,大部分家庭对农村留守老人心理关怀只能停留在电话问候与节假日短暂相聚上[23]。实证分析发现,尽管子女外出务工可以通过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为父母提供更好的居住和医疗环境,但也更容易使父母产生孤独感,从而降低生活满意度[24]。代际空间分隔之下,老年人日常生活缺少心理沟通和情感交流的对象。同时,由于地理空间和沟通缺乏而产生的代际信息阻隔,使对子女的牵挂成为老年人精神焦虑的重要来源,进一步强化着老年人精神慰藉困境。

第二,代际分化与“精神上的空巢老人”。村庄中仍然有部分老年人与子女生活在一起,但也面临家庭交往不足,成为“精神上的空巢老人”。市场务工改变了农民的生产模式,现代市场观念和城市生活方式潜移默化地形塑着中青年农民的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代际间思想观念和价值认同的分化提高了老年人进行家庭交往的门槛。首先,老年人与子代以家庭公共事务为媒介进行家庭交往的机会减少。市场经济冲击下,代际平权化不断加速老人权威的瓦解,子代掌握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家庭事务成了小家庭的私事,排斥老年人参与。其次,子代休闲方式私人化和物化,老年人与子代间的闲暇交往难以实现。手机、电脑替代聊天,是子代闲暇主要方式,老年人参与空间有限。最后,代际间的生产性交往难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代际合作和互助是农民家庭交往的主要形式,随着子代脱离农业嵌入市场务工,以生产为媒介的家庭交往不再可能。

2. 社会分化和市场替代:社区交往萎缩

第一,社会分化与社区区隔。串门和聊天是农民闲暇时光相互间交流感情、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25]。然而,在陕西、湖北、山东等地农村调研发现,串门的意涵本身在发生改变。对农民来说,串门的心理成本不断提高,压力取代闲适,农民越来越不愿意串门。“进别人家,看到别人装修的那么好,自己心理会有落差,何必讨那个气。”“别人家打扫那么干净,把别人的地踩脏了讨人闲。”这些类似的说法是农民不愿意串门的主要理由,背后反映的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民家庭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区区隔。市场务工首先带来农民家庭的经济分化,家庭劳动力进入市场时间的早晚、进入市场劳动力数量的多寡、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强弱等,直接影响农民家庭经济收入,并通过建房、买车等消费行为在村庄凸显出这种差距。在此背景下,房屋不再只是单纯的居住空间,同时还承载着家庭经济实力、社会“面子”等村庄竞争意涵。社会交往被社会分化下的村庄竞争裹挟,老年人社区交往萎缩。

第二,市场替代与社会交往瓦解。农业生产协作和红白仪式互助是农民低成本实现家庭再生产的重要手段,也是农民开展社区交往的重要载体。然而,打工经济背景下,村庄农业生产协作和红白仪式互助在市场冲击下不断瓦解。首先,支付经济成本购买机械服务是农民家庭主要生产方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小农家庭生产的独立性,弱化了农民对邻里互助的需求。同时,市场化服务进村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也渗透在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白事一条龙服务、酒席一条龙服务等替代了农民互助。农民参与仪式性活动的身份不再是“帮忙”,而是单纯的“做客”。以仪式活动为载体的社会互动原本具有的丰富意涵被抽离,瓦解了农民进行社区交往的公共载体。

总之,家庭交往弱化和社区交往萎缩使老年人成为生活在村庄的孤独个体,老年人日常闲暇时光无处安放、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生活意义感和价值感缺失。在农民家庭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阶段,寄希望子代在村生活回应老年人家庭交往需求,缓解老年人精神慰藉困境,短期来看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在农村社区中,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征具有同质性,精神慰藉需求具有相似性。以熟人社会为空间载体,通过机制创新重建老年人主体性社会交往,是回应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重要途径。

三、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具体实践

村庄是老年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熟悉”是其中重要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聚焦农村熟人社会在回应老年人多样化养老需求中的重要作用。杜鹏、李永萍关注了农村老年人协会在增进老年人群体福利、促进村庄社会整合与公共秩序再生产等方面具有的优势性,突出强调了将老年人组织起来的重要性[26-27]。田野调查发现,宜昌马村通过老年志愿服务队的组织形式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具有丰富老年人闲暇生活、回应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增添老年生活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等功能,是回应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的重要实践。

1. 老年志愿服务队的实践样本

宜昌马村老年志愿服务队由村庄老党员发起,在村级组织支持下成立。李秀英今年76岁,担任多年党小组组长。2016年卸任党小组组长后,李秀英看到村庄老年人日常生活孤寂无聊,结合村庄正在进行的美丽乡村建设,李秀英主动向村干部提议,希望能带领村庄老年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村庄作一些贡献,并得到村主任大力支持。李秀英和村主任挨家挨户动员在村老年人参与,在他们的倡议动员下,老年志愿服务队正式成立。服务队现共有成员100多人,其中经常参加活动的有68人。队员平均年龄63岁,其中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58岁。组织形式上,志愿服务队设一名队长,由老党员李秀英担任。按照村民居住空间,划分出四个班组,每个班组由老年人推选产生一名组长,队长和组长负责日常联络和组织活动。志愿服务队不设固定办公地点,以村庄为活动空间,组织灵活,活动形式丰富。2016年成立至今,宜昌马村老年志愿服务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活动组织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第一,义务巡逻,包括捡拾垃圾和看望瘫痪在床的高龄老年人两方面。志愿服务队成立后,老年人便分为四个班组,周一至周五轮班在村庄巡逻。一是沿路捡拾垃圾。老人们拿着袋子和火钳,沿着村庄主干道边走路、边聊天、边捡拾垃圾。发现农民的不文明行为,以开玩笑的方式进行劝阻,如果发现有焚烧秸秆、水管破裂、道路坍塌等安全隐患,及时向村干部反映。二是看望高龄老人。村庄有一些卧病在床的高龄老人,老年志愿服务队日常巡逻时,也会有意识地到高龄老人家中看望,关心其身体情况,陪伴聊天,按照老人的说法,“这也是给其子女压力,防止他们不好好照料老人”。

第二,组织文化活动,包括日常性的广场舞活动和为节庆活动编排表演节目。服务队成立之前,村庄广场舞主要以中青年妇女为主力。志愿服务队成立以后,服务队便组织起了老年人自己的广场舞队伍,舞蹈动作等都符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是老年人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老年人每晚在组长家附近的广场集合,组长负责音响设备、准备开水。除此之外,当村庄在重阳节、春节等节庆举办活动时,老年人自己编排小品、戏曲等表演节目,进行表演。

第三,游玩和聚餐。参加志愿服务队的老年人以班组为单位,每周会自发组织到周边游玩。宜昌风景秀丽,有很多小景点,老年人自豪地表示:“这几年周边的小景点,建得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几乎都去过了”。除此之外,每周巡逻结束,老年人自发形成了聚餐的习惯。开始时老人们通过AA制的方式集资聚餐,后来觉得麻烦又调整为轮流请客,请客的老年人既可以在自己家中做饭,也可以在村庄的农家乐请客。老年人日常在家吃的都比较简单,每周一次的聚餐活动成为老年人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方式。

第四,协助村干部开展群众工作。有时村干部会请老年人在巡逻中帮忙发放政策传单;村庄开村民大会,举办马拉松比赛时,村干部会请志愿服务队的老人提前到场担任志愿者;村庄在修路过程中遇到不配合的钉子户,也会请服务队的老年人帮忙做工作。在志愿服务队的老年人看来,村干部邀请服务队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是对志愿服务队的认可,老年人参与热情高涨。

2. 志愿服务队的实践效果

志愿服务队着眼于老年人群体的主体性和非依附性,营造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组织空间。在志愿服务队组织下,老年人以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为载体,在与同辈群体的直接互动中获得精神需求的满足。志愿服务队以熟人社区为空间载体,以老年人同辈群体为组织对象,通过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低成本、高福利”地回应了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

(1) 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对象、空间与载体

能够回应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社会交往是一种主体共同在场的直接互动。对交往对象的信任感、交往空间的安全感、交往事项的意义感是持续不断再生产老年人社会交往的三个基础。志愿服务队从交往对象、交往空间和交往载体三方面再造老年人社会交往。

首先,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实现了个体性向集体性转变。一直以来,家庭成员是老年人交往的主要对象,家庭转型背景下代际之间的交往频次不断减少,老年人的家庭交往越来越局限于配偶,配偶之间的交流内容多是家庭中的琐事。老年志愿服务队将老年人的交往对象由个体或配偶扩展到同辈群体。同辈群体是老年人的重要生活群体,老年同辈群体可在生活照顾、老年再社会化、驱除孤独感、增强安全感、促进社会融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8]。基于相似的心理和生理基础,老年同辈群体的社会交往需求也具有一致性,因此老年人更容易实现情感共鸣和交往融入。

其次,老年人的日常交往空间由家庭转向村庄社会。老年人长期在村生活,不仅积累了对村庄“人”的熟悉和情感认同,还积累着对村庄地理空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将村庄作为老年同辈群体社会交往的空间载体,一方面,可以基于老年人对村庄空间的认同感,将老年人的交往活动与村庄空间改善相结合,增加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意义感;另一方面,开阔的自然空间有利于老年人从对子女的情感依赖中转移注意力,通过公共参与和公共活动获得情感舒展和生活意义,缓解家庭交往不足带来的情感空缺。

最后,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的形式丰富的公共活动,再造了老年人社会交往的载体,增添了社会交往的意义性,激发老年人参与动力。市场下乡替代社会互助,瓦解了村民之间的生产性关联和仪式性关联。志愿服务队通过组织老年人开展活动,重塑了老年人之间的文化关联,志愿服务队具有文化共同体特点。老年人以服务队内容丰富的活动形式为载体,在村庄开展交往活动,实现精神需求。

(2) 回应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

首先,志愿服务队将老年人组织起来开展活动,使老年人有事可做,丰富了老年人闲暇生活,满足了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实现老有所乐。服务队成立之前,看电视、听广播、晒太阳、打麻将是老年人闲暇的主要活动,这是一种具有模糊性且缺少价值生产能力的老年时光度过方式。义务巡逻、文化活动、游玩聚餐和参加村庄公共治理事务使老年人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活节奏感,是一种被有意义的社会交往赋予的时间感。由此,老年人在村实践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老年人与土地相结合获得生活资料,与熟人社会中的同辈群体相结合获得生活乐趣。老年生活不再是“熬时间”,而是重要的生活体验。

其次,老年人在志愿服务队组织下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增添了老年生活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实现老有所为。志愿服务队不同于一般性的老年人兴趣小组,而是具有志愿性质和服务性质。老年人以“志愿者”的身份进行环境卫生巡逻、协助村干部开展公共治理活动,是一种付出和奉献的姿态。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具有充裕的时间,对村庄主体和物理空间极为熟悉,这是老年人公共参与的资源优势。老年人发挥自身具有的资源优势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不再是被动的被供养者,而是一种资源输出者。通过公共参与对村庄物理空间的环境卫生和公共治理产生影响,是老年人获得价值感和意义感的重要来源,并不断激励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和公共参与。

(3) 维护村庄社会秩序

志愿服务队不仅回应了直接参与其中的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而且以老年人公共参与和公共活动为载体形成的能量场辐射到村庄社会,有利于村庄形成老人友好型社会氛围。市场经济背景下,老年人因劳动能力退化而被排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老人“无用论”兴起,随之是老年人在家庭和村庄社会的全面“退场”。志愿服务队将孤立、分散的老年人重新组织起来,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老年人实现在村庄社会“返场”。首先,老年人作为志愿者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给予了老年人在村庄公共场合“露脸”并展现自身能力的机会,向村庄社会证明老年人仍然“有用”。其次,志愿服务队中的老年人组织起来看望村庄高龄老人和生活不能自理老人,某种程度也是为高龄老人打气,并能形成对村民家庭的监督,保障高龄老人的照料需求。最后,村庄中青年外出,老年人志愿服务队是村庄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元素,成为宜昌马村的亮点,受到基层政府关注和其他村庄的效仿。

四、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组织路径

一直以来,“弱势群体”是老年人的社会标签,基于这一预设,实践中的农村文化建设往往将老年人作为承接资源的客体,寄希望政府自上而下向村庄输入文化公共品,使老年人在与“物”的文化公共品互动中满足精神需求,而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问题、文化公共品与老年人需求错位问题等,使这一供给模式陷入困境。宜昌马村老年志愿服务队是依托农村社区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具体实践方式。通过组织结构保障老年人社会交往和公共参与的常态化,在熟人社会的主体互动中回应老年人精神需求。这是一种低成本、与农村老年人需求相契合的精神慰藉实现方式。需求瞄准机制、资源激活机制和组织动员机制是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组织路径。

1. 需求瞄准

重建社会交往是契合农村老年人特点的精神慰藉实现方式。基于经济基础和生活形态的分化,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具有不同于城市老年人的特殊性。受城市职业形态影响,市民的生产活动和闲暇娱乐活动之间具有明显的时空界限。生产活动提供了市民生活的物质基础,生产之外的闲暇生活则回应着市民的精神需求。同时,市民拥有更高的货币收入水平,因此更具有通过支付经济成本进行文化消费、培养文化兴趣的能力。因此,城市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更强的个体性、消费性和与特定兴趣爱好结合的“物”的属性。与之不同的是,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的生产生活具有一体性,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深度嵌入于村庄实现。同时,受文化意识和文化消费能力的限制,农村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往往缺少指向“物”的兴趣爱好培养过程。因此,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具有更强的社会性和人际互动性,社会交往是老年人精神需求“低成本、高福利”的实现途径。

志愿服务队是重建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具体实践方式。首先,志愿服务队以老年人需求为活动导向,老年人是服务队的组织主体。志愿服务队在老党员和村主任倡议下成立,成立后服务队的组织方式、活动形式等由老年人集体讨论自主决定。老年人根据自身生理特点和精神需求自主安排服务队活动内容,从根本上克服了文化活动与老年人需求错位的困境。其次,志愿服务队坚持低进入门槛和低经济成本。志愿服务队是老年人自己的组织,参与志愿服务队是老年人的专属权利,因此,老年人参与的心理门槛极低。同时,在村级组织资源支持下,老年人参与服务队几乎不需要支付经济成本。志愿服务队是老年人低成本开展社会交往的载体。

2. 资源激活

老年人通过社会交往满足精神慰藉需求,决定了老年人参与的社会交往是一种以相互信任和情感投入为基础的深度交往,而非形式化的浅交往。村庄熟人社会基础则提供了老年人进行深度交往的可能性。首先,在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资本并非均质化分布。在村庄老年人群体中,往往是担任过村干部、具有个人特长、积极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老年人,具有更多社会关系资本。他们是组织普通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的重要力量。其次,在村庄熟人社会中,“熟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本。老年人基于长期共同在村生活经历,积累起对彼此的熟识。对老年人来说,与“知根知底”的村庄同辈人进行交往,是安全可靠、自由随意的。因此,老年人更容易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产生行为的默契,熟人社会中的老年人更容易被组织起来。

志愿服务队充分发挥村庄熟人社会优势,通过分步式动员策略动员老年人参与社会交往,实现老年人自组织。首先是对村庄社会精英的关键性动员。老党员李秀英是马村志愿服务队成立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服务队日常活动组织中,四名组长扮演着服务者、组织者、联系者等关键角色。他们或是老党员老干部,或是村庄的文艺骨干,具有更强的公共参与意愿和链接公共资源的能力。赋予他们队长、组长等公共性身份,是动员他们积极参与志愿服务队活动并发挥社会关系资源动员其他村民参与的重要方式。其次是社会精英对其他老年人的“面子”动员。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社会交往是一种深度交往,同时也意味着老年人更易在密切的交往中产生摩擦。社会关系资源丰富的老年人依靠个人社会关系能力和“面子”,能够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扮演调停者角色,通过“面子”动员缓和服务队内部老年人之间的小摩擦,润滑社会关系,保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和谐有序。除此之外,志愿服务队是一种非正式的老年人自组织,缺少对成员的制度性约束能力,而在熟人社会关系下,老年人基于彼此期待形成的责任感,是保证老年人持续性参与的软约束。

3. 组织动员

村级组织是村域范围内公共利益维护者、公共服务供给者和公共资源分配者。老年人以村庄社会为空间载体,通过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实现精神慰藉,离不开村级组织的有效引导和资源支持。在宜昌马村老年志愿服务队实践中,村级组织通过资源支持和合法性认证,提供了服务队有序运行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同时,对于老年人公共参与,村级组织坚持以老年人过程体验为导向,而非以治理目标为导向,营造了志愿服务队自由发展的空间。

第一,资源支持。村级组织为志愿服务队成立和运行提供了制度资源和物质资源支持。一方面,志愿服务队是村庄内的老年人自组织,志愿服务队只有得到村级组织的合法性确认,才能以村庄为空间载体开展活动。村干部时常参加服务队的巡逻活动,每年年终还会邀请服务队老年人一起聚餐,代表了村级组织对志愿服务队的“官方认证”。另一方面,志愿服务队遵循着低成本的组织路径,需要物质投入事项主要有两种:一是购置环境卫生巡逻需要使用的钳子、袋子等工具;二是开展文化活动需要的硬件设备,如音箱、表演服装等。这些费用支出具有较强的公共性,村级组织是志愿服务队需要资源的主要供给主体。村级组织的资源支持为老年人扩展社会交往形式提供了物质保障,是老年人依托社区实现精神慰藉需求的物质基础。

第二,公共治理吸纳。老年人志愿服务队的志愿性质和服务性质,主要体现为老年人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村庄公共活动。村级组织通过赋予老年人公共性身份,提供社会交往的公共事务载体,村级组织实现对志愿服务队的公共吸纳。一是在村庄公共活动中,村级组织邀请老年人担任志愿者,红马甲、小红帽是志愿者的身份标识。志愿者身份代表着老年人获得了自上而下的合法性授权,提供了老年人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性支撑。二是村级组织有意识地动员志愿服务队参与落实治理难度不大的公共事务,如派发政策传单、巡逻检查安全隐患等,这些事务都是老年人力所能及,在主体交往互动中便能完成。这些公共事务提供了老年人发挥余热的机会,增添着老年人社会交往的意义。与此同时,村级组织通过公共治理吸纳老年人参与,坚持促进老年人社会交往为目标而非以村庄治理为本位。老年人参与公共事务的主导因素是老年人的意愿、时间和能力,而非村庄治理需求。防止繁重的治理事务挤压老年人自由活动空间,窒息老年人参与热情。

五、结 语

市场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村老龄化危机突出表现为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困境及其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在农村社区熟人社会单元内,重建社会交往是回应农村老年人精神需求、应对老龄化危机的一个尝试。本文的创新在于通过对社会转型期老年人精神慰藉困境成因的分析,确定了社会交往对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特殊重要性,提出重建社会交往是一种“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途径。通过重建社会交往回应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一方面凸显着乡村社会的保障性功能。土地、宅基地、熟人社会是农村应对老龄化危机的重要法宝。另一方面,强调着老年人在自身精神需求满足中的主动性。在市场竞争中具有劣势、陷入个体性精神慰藉困境的老年人,实现组织化之后,具有群策群力的能力,老年人集体行动是克服个体性精神慰藉困境的重要途径。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乡村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回应在村主体——老年人——的需求问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三农问题”本身具有一体性,农业生产活动事关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因此,就村级治理而言,只要组织好农业生产中水、路、渠等公共品供给问题,基本也就化解了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这一背景下的老年人问题,更多是家庭内部代际关系问题,具有私密性。社会转型背景下,村庄生产性职能不断弱化,社会性职能越来越凸显。乡村振兴描绘了村庄治理和村庄社会发展的新蓝图,其中最为迫切的是需要对在村主体进行识别,对在村主体的迫切需求作出回应。在具有留守型社会特征的村庄,老年人是主要在村主体,老年人面临的困境也不断外化。农村社区的“蓄水池”功能不仅是进城失败农民的“退路”,同时也是农村老年人的“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