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玉, 肖 峰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1)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领域发生了从第一代认知科学(经典进路)向第二代认知科学(4E进路)的转向,或者说形成了从脱离环境和实践的计算—表征理论到主张人与世界相互勾连的4E认知理论的转型。而将环境与实践贯穿于认识发生发展过程的始终,正是毛泽东认识论所着重表达和强调的。挖掘当代认知科学与毛泽东认识论之间的深刻关联对于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毛泽东认识论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实践转向中的当代认知科学

当代认知科学是一门探究人类心智及其工作过程与机制的新兴前沿学科,涵盖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人类学、哲学六大学科以及这六大学科之间互相交叉产生的11个新兴学科[1],是当今国际上涉及学科最多也是最复杂的尖端学科之一。它包括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和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代认知科学。直至目前,两种研究范式是一种共在的状态。只是,相比第一代认知科学,第二代认知科学因突显了当代认知科学的实践转向而备受青睐。

第一代认知科学的认识论基础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代表人物有图灵(A.M.Turing)、塞尔(J.R.Searle)、普特南(H.W.Putnam)、纽厄尔(A.Newell)和西蒙(H.A.Simon)等。图灵认为,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可以体现出智能。塞尔断言,恰当编程的计算机可以成为心灵。普特南指出,计算机与人的心灵具有一样的结构与功能,理解了机器智能也就理解了人类智能。纽厄尔和西蒙提出“物理符号系统假说”,认为智能的产生是基于对符号表达式的操作,将智能主体看作处理物理符号的机器。简言之,第一代认知科学将认知视为一种以符号表征为核心,以计算操作为基础的信息加工过程,因而也叫计算表征主义进路。它表明,认知是被大脑控制的信息加工过程,认知即计算。然而,这种控制和计算与颅外的身体和环境并无关联。

第二代认知科学对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理论主张提出了质疑,表达了“超脑认知”观点,认为认知超出了大脑,涉及身体、环境等颅外过程。其研究进路主要有体化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嵌入认知(embedded cognition)、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ed cognition)(1)体化认知认为,认知过程部分地依赖于颅外的身体过程;嵌入认知认为,认知过程部分地依赖于身体之外的过程;延展认知认为,认知过程部分地是由身体外的过程构成的;生成认知认为,认知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中生成的。。这四种研究进路被统称为4E认知理论模型。“与经典认知科学不同,简单来说,4E更看中环境、情境、身体和工具在认知处理中产生的积极意义,这些内容恰好是经典进路所忽视的部分。”[2]在第二代认知科学那里,认知不是简单的计算—表征过程,而是发生在集结了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交互系统中,它将颅外的身体、环境、情境和工具作为不可或缺的认知要素。可以说,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产生标志着认知科学开始发生实践转向,其理论主张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支持,成为当代认知科学中最有活力的一支力量。

二、当代认知科学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毛泽东认识论

毛泽东认识论将身体、环境、技术或工具统一于以实践为基底的认识活动的全过程。4E认知进路是当代认知科学的最新范式,代表了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走向。将4E认知理论和毛泽东认识论贯通起来考察,可以发现,4E认知理论无形中对毛泽东认识论特别是其关于认识来源、方法、工具和过程等不同维度的论述具有细化阐释的意味,从而可以说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走向)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毛泽东认识论原理。

1. 体化认知“印证”了毛泽东的认识来源论

毛泽东鲜明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3]320确切地说,亲身实践(或直接经验),是认识的根本来源。当然,个体的人,其认识的形成,并非都源自身体力行的实践,也无法亦无需“事必躬亲”。但是,并不能因此否认“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4]288,因为“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为直接经验”[4]288。毛泽东以回答认识来源问题的方式强调了身体同世界的直接互动和紧密联结(即身体力行的实践)是认识的根本前提:世界之所以能进入人的意识,是因为身体活动为我们创造了“面向物质”“面向事实”本身的基础条件。

传统认知观点将认知视为纯粹的信息加工,割裂其与物质载体之间的内在关联。瓦雷拉(F.Varela)、汤普森(E.Thompson)等体化认知理论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缸中之脑”(2)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其著作《理性、真理和历史》中提出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想象将一位身体有缺陷的人的大脑取下来,放在一缸营养液中存活,并确保大脑的输入输出神经与计算机相连,意在表明缸中脑足以产生认知,说明认知不受颅外的身体过程的影响。不足以产生认知。如同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Damasio)所言:“心智首先必须是跟身体有关的,否则就不能作为心智而存在。在躯体持续不断地提供基本参照的情况下,心智才能与其他许多真实和想象的事物有关。”[5]在体化认知那里,认知的形成离不开身体与环境或认识对象之间的互动。早在当代认知科学产生以前,毛泽东就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体化认知的核心思想。依此而论,体化认知“印证”了毛泽东的认识来源论。

2. 嵌入认知“印证”了毛泽东的认识方法论

毛泽东的认识方法论尤以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为人们所熟知。关于因何要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6],“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3)继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之后,毛泽东又于1931年4月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补充道:“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针对缘何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认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即使是最好的东西……也是不起作用的”[7]。关于为何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表达了感性直观并不能直接呈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观点。诸多认识方法,尽管表述各异,但其核心要义是一致的,即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情境)为转移,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4]296。

相较于注重身体作用的体化认知,嵌入认知强调主体嵌入环境的必要性。尽管脑作为人类高级神经系统的中心,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但割裂其与外界的联系,就不可能深入对象的本质。在嵌入认知那里,认知是在主体深入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和情境中形成的。它主张实现大脑与其所处的身体以及自然、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耦合,提倡主体积极发挥操作和探索环境的能力,从“不会说话”的环境中获取实现认知的内在有效资源。嵌入认知强调正确认识的形成建基于主体深入具体的环境和情境,从而对毛泽东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印证”。

3. 延展认知“印证”了毛泽东的认识工具论

毛泽东把认识工具看作连接主体与世界的中介,认为人类“手握”工具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世界。在毛泽东看来,实践工具(如战争中的武器,生产实践中的撅头、机器)和认识工具(如科学实践中的望远镜、人造卫星等)都是我们深入推进认识的工具,是人的身体的延长。武器是“人手的延长”[8],“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撅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9]。毛泽东对于认识工具的阐述表明,人们所运用的认识工具非但与我们的身体结构及其功能相适应,而且使我们的身体器官及其功能获得了大幅延伸,从而突破了人在认识上的某些生物局限,实现了人的思维和认识能力的极大提升。

延展认知的突出特点是将身体之外的环境资源充分整合到认知过程,也即将身体之外的环境连同身体一道作为认知载体共同参与认知过程。与体化认知不同,延展认知对于身体的认识并不局限于生物性质的身体,而是可以扩展到非生物性质领域(如外在物和外在环境)之中。由此可见,延展认知将身体抽象化为一种认知上的“功能角色”,注重认知技术或工具对于认知形成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认为,延展认知将认知技术或工具也视为身体,身体外的环境、技术、工具可视为一种身体的体外延长。由此,延展认知其实是以另外的表述方式进一步论证和诠释了毛泽东的“延长的身体”思想,从而“印证”了毛泽东的认识工具论。

4. 生成认知“印证”了毛泽东的认识过程论

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单一的维度。在他看来,认识既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也是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转换,亦是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归纳和演绎”,如此种种。但无论基于何种维度的认识过程,归根结底是主体在实践中通过与环境的持续交互而不断得以深化的过程,是由认识到实践,再由实践反观、验证认识的过程,即“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4]296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3]321

生成认知主张认知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凸显认知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的“自治”和“涌现”。“依据生成进路,人类心智源于自组织的涌现,这个自组织过程在多重层次上将脑、身体与环境紧密联系起来。”[10]“认知系统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封闭的大脑那么简单,鉴于我们的身体、环境和神经系统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相互作用的,应该说,认知系统其实是三者的动态融合与互动统一。”[11]换言之,生成认知中的有机体和环境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动态耦合关系。生成认知除了强调自组织进化的生成,还体现了一种行动哲学的思想,即认知是行动导向的(当然是指向环境的行动),“知”不可能脱离“行”,因而有研究者将其称为“行化认知”。据此而言,生成认知在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毛泽东以实践为基底的认识过程论。

三、毛泽东认识论有助于克服当代认知科学的某些局限

作为21世纪引领人类进步的四大领军科技之一,认知科学的触角已深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与认知科学理论密切关联的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也为我们带来全新的体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产生反映出当代认知科学正朝着更成熟、更完善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代认知科学也存在种种局限,其中的某些局限甚至可以借助毛泽东认识论加以克服。

1. 理论整合之难

20世纪80年代以前,认知科学(第一代认知科学)的研究即为表征计算主义,可谓一目了然。其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兴起,既为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也直接致使其面临理论整合难题。仅第二代认知科学,就如黄侃所言——因“丧失了共同的研究信念”而令人忧虑[1],也如李建会等学者的论断——“难以整合”[12]。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主张——4E认知理论——既不是基于一个预设的整合统一的研究纲领,也不是由某一研究者单独提出的(4)在科学研究领域,一般而言,由某一研究者单独提出的理论具有较高的整合度,在单个研究者自己的理论主张之间存在矛盾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而是由众多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探索出来的不同研究进路。它们之所以被“冠名”“4E”而归结在一起,根本原因是它们都反对纯粹的计算表征论。但是,这并不表示“4E”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概念清晰性或连贯性。罗兰兹等认知理论家试图从认知科学学科内部对其进行整合,无奈收效甚微。“4E”整合尚且困难,遑论整个当代认知科学。不过,鉴于当代认知科学的实践转向对毛泽东认识论原理的“印证”,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认识论中探询整合当代认知科学各研究进路的有益启示。

第一代认知科学以计算—表征为核心,提倡理论优位,第二代认知科学主张身体与环境、情境和工具的互动,强调实践优位。看似理论主张难以统一的两种研究范式,在毛泽东认识论那里却能轻易地找到思路。毛泽东有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4]296-297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只有实现理论(大脑的计算程序)与实践(躯体的非表征运作)有机结合,才能完整认识和理解人类的思维运作规律。因此,毛泽东所谓的实践与认识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具体到当代认知科学那里,即是4E认知主张与计算表征观点的有机融合。据此,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或曰计算表征与世界行动相融合可以作为整合当代认知科学各研究进路的参考。

2. 工程实践之困

认知科学的工程实践史暗示了计算—表征之路的缺陷,凸显了实践生成之路的优势以及将表征计算与实践生成进路结合起来的紧迫性。机器人专家布鲁克斯(R. Brooks)很早就主张给机器一个“身体”,让它能够直接感知世界,而不需要对世界进行表征。这一注重行动导向的思路启示后来者深入探索人工智能的实践生成之路。深度学习技术在人工智能中的大力开发和广泛应用就是一个典型。它主张通过模拟大脑神经网络来模拟人类智能,比起传统的计算—表征思路更接近对人类智能的真实模拟。深度学习只给出数据,不给出“标签”(“特征层”),机器“主动”从数据中学习,从而提取“特征层”,“主动”得出答案或者结论或者作出行动选择,体现了一种认知与环境之间动态耦合的观念。这就使其看起来与4E认知进路在某些特质上具有一致性。尽管如此,因其理论基础——联结主义——还是以计算—表征思想为核心,将认知看作一个表征和计算的过程,足见其实践生成之路仍任重道远。

从根本上说,当代认知科学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信念,使得依托其理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难以找到将表征计算与实践生成有机融合之路。既然如此,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具有统一的研究信念的指导性研究纲领,首先在理论上将表征计算与实践生成进路实现融合。毛泽东认识论就具备这样的理论潜质,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格外强调实践性,倡导和重视将“自下而上”的认识与“自上而下”的认识充分结合。正如《实践论》所阐述的那样:“从认识过程的秩序来说,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世界得到感觉经验。”[4]290从毛泽东认识论出发,人工智能的最佳工作方案应该是实践导向、理论指导、表征与行动相结合的,这也符合毛泽东认识论所倡导的唯物的、能动的反映论之内在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认识论可以助力当代认知科学在工程实践上合理应对表征计算与实践生成的两难问题。

3. 主体定位之惑

第一代认知科学将认知视为独立于人的身体的抽象思维功能的展现,将主体定位于“亚人层次”,即大脑是唯一的认知主体。第二代认知科学将主体定位为两个层次:一是人的层次,即社会人主体;二是“超人”层次,即空间意义上独立于人的外部世界诸因素(突出地体现为延展认知)。自此,当代认知科学呈现出一种涵盖人与万物互联的多极主体观,展现了一种系统认知思维。这对我们深入探究认知的形成无疑是有利的,对于发明和设计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当代认知科学的工程实践也大有益处。与此同时,多极主体观也给人一种主体泛化,或者说主体定位不明确之感。在多极主体观的支配下,人与人工智能的作用边界将变得日渐模糊,从而加剧科技与伦理、理性与价值的分离,人类承担着由人工智能技术的异化而削弱自身本质力量的巨大风险。可见,我们应审慎看待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多做一些社会人文向度的价值审视,在技术发明和设计之前,做好伦理、法律和社会治理方面的预案,守好当代认知科学及其工程实践的“初心”。

相比当代认知科学泛化的主体观,毛泽东认识论突出认识的属人性,高扬人的主体性,更高扬人民主体性,可以帮助我们理清人工智能时代的主体定位。一方面,毛泽东的认识工具论表明,人工智能实质是一种工具,是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创造出来供自身提高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的“外在物”。无论技术多么“强悍”,都应该在人的支配下发挥作用,这是技术发明与应用的伦理底线,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必须矢志不移地坚守。另一方面,毛泽东的整个认识理论,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来把握世界,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力突出认识主体的道德观和价值论意义。根据毛泽东的认识理论,不仅不容许任何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盘剥、压迫本国人民,挤占本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也不容许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利用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盘剥、压迫他国,挤占他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四、当代认知科学为深化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提供了新启示

以往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偏重探讨那些最具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对其实践应用的关注更多地集中于宏观意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鲜少提及其对于科学技术领域的指导作用和启示意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毛泽东认识论必然需要随之进一步发展,这既是毛泽东认识论的内在精神所在,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客观要求。尽管当代认知科学有着种种局限,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深化研究毛泽东认识论的新启示。

1. 变革研究方法

当前,毛泽东认识论研究的“程式化”特征较为明显。它的鲜明哲学属性使得学界形成了一种基于哲学研究方法的“路径依赖”,运用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成为主流。这既增强了毛泽东认识论研究的规范性,也在某种程度限制了学者们对其进行拓展研究。当代认知科学启示毛泽东认识论研究应实现经典与当代的融通、哲学与科学的互鉴、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其一,经典与当代的融通。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基于诸多经典认识理论与当代科学技术深入发展的有机结合。研究毛泽东认识论应充分观照时代需求和实践呼声,回应现实关切,面向未来趋势,以现实问题和未来趋势为导向,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浓厚的现实感和强烈的创新意识。唯有如此,作为经典的毛泽东认识论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创新性发展,通往新的伟大境界。

其二,哲学与科学的互鉴。当代认知科学以哲学为重要基础,是哲学与诸多具体科学交叉融合的重要成果。在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代,作为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者,应着眼于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破哲学与政治层面的研究阈限,以更加宽广的视野看待毛泽东认识论,努力发掘其与科学技术的交融和会通之处。这是新时代的毛泽东认识论研究者应有的学术态度和学术品格。

其三,宏观与微观的结合。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得益于宏观认识论与微观认识论的深入交流与碰撞。科学技术加速进步的时代,毛泽东认识论研究者理当实现宏观认识论与微观认识论研究的交汇融合,赋予毛泽东认识论更广阔、更深刻、更系统的内涵,建立契合当今乃至未来时代发展要求的毛泽东认识论新体系,使其不仅发挥对我国哲学、社会、政治领域的引领作用,而且彰显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实际指导作用。

2. 拓宽研究领域

对认识论的探讨,不仅应关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类偏宏观的“传统”实践领域,更需要与当代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这类重微观的新实践领域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当前,学界普遍从偏宏观的传统实践领域对毛泽东认识论进行分析和探讨。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毛泽东认识论研究可以有所作为的新视野和新领域。

从理论上看,当代认识论尤其是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正逐渐从“形而上学”传统走向“形而下学”,越来越注重哲学与科学的统一。从实践而论,“人的认识需要多向度结合的认识论才能加以全面探询,尤其需要结合科学范式和技术范式”[13]。哲学认识论研究与科学研究的联系日益紧密,认识论呈现“技术化”趋向,实践的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信息与智能技术的发展,生产实践范畴内出现了新的实践形式,如“主体在虚拟空间使用数字化中介手段进行的实践”[14](虚拟实践)以及“通过体外延展系统所进行的改变世界的活动”[15](“延展实践”(5)所谓延展实践,指的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调动起体外的工具运行来获得实践结果的现象。延展实践可分为指控型延展实践和脑控型延展实践。参见肖峰:《作为哲学范畴的延展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第33页。)。这就要求毛泽东认识论研究者参考认识论研究的当代走向,顺应认识论的技术化趋向,积极向科学技术领域拓展。

将认识论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结合起来研究是当今国际前沿课题。当代认知科学对毛泽东认识论的“印证”,客观上要求毛泽东认识论研究者密切关注认知科学、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应该努力探寻毛泽东认识论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之间的深刻关联,积极运用毛泽东认识论智慧应对当代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发展中的困境,发挥其服务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践指导作用。

3. 细化研究内容

以认识的形成过程为例,虽表述形式各异(有实践—认识—实践,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特殊—一般—特殊,等等),但都指明了认识发生发展的实践基础。对于实践如何形成理论,或者说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毛泽东见解深刻,“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4]291。只是,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使得毛泽东更注重宏观特色和“诗意境界”,无暇顾及认识论具体细节的梳理和描述,使得研究者对认识形成过程的理解普遍停留在“实践—认识—实践”的一般公式,对沟通实践与认识的中间环节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

当代认知科学把认知过程等同于信息加工过程,呈现出信息作为实践与认识的中介这一重要线索。毛泽东提出的认识的“两个飞跃”过程(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就内含信息加工观点。可以说,信息的输入输出是将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实践嫁接起来的桥梁:在感性认识阶段主要是信息的筛选和输入,在理性认识阶段主要是对感性认识阶段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在实践阶段则主要是将理性认识阶段处理好的信息置于实践中接受检验。因而,认识可以看作主体在不断的实践中将客体信息化为主体观念的过程。

论及认识过程中信息的传输和反馈这一基本环节,不能避开信息对认识的来源、对象与方式的丰富。从认知科学关于认知是信息加工过程的主张、信息认识论的观点以及当代信息技术对人类认识方式的深刻改变这一事实来看,信息也是认识的来源,信息世界也是认识的对象,信息方式成为新的认识方式。这可以成为毛泽东认识论的当代拓展。当然,必须承认,信息的传输和反馈以实践为基底,以主客观世界的相互勾连为根本前提。

4. 强化个体研究

在革命和建设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毛泽东认识论必然关注人类整体的认识发生发展规律,凸显群体认识的重要性。因而,在不少人看来,毛泽东认识论不甚关注认识个体。学界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群体认识上。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由此推进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使得认识论的微观视角和个体视野备受关注,这为毛泽东认识论个体研究视线的重现,也为研究者从个体层面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提供了契机。

其实,毛泽东认识论十分注重个体分析,其对个体认识的剖析是异常细致而深刻的。毛泽东的很多认识论观点是基于对个体的深入研究而得出的。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甚至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对蒋介石这一更加具体的“人类个体”的分析和判断,都是注重研究认识个体的典例。毛泽东通过深入研究个体,将个体层面的具体认识逐渐上升为群体层面的普遍认识,最终产生了强大的正向集体效应——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他深切明白,人在本质上是以群体的形式实现认识的,即便是从个体出发形成的认识,终须经过群体认识和行动的检验,终归是为了认识和服务群体。因此,我们正在探讨的核心是如何研究个体,抑或说,站在什么样的高度研究个体。

由此可知,我们应深刻把握个体认识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从人类整体的高度强化个体研究。史蒂芬·唐斯有言:“科学家应该考察认知的集体维度,以避免个体经验的局限性。如果忽视前者,就会忽视科学知识的重要社会本质。”[16]从认知科学发展的角度而言,深入研究毛泽东认识论,应该实现人类认识的总体规律(集体维度)与个体认识的特殊规律(个体维度)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认知科学以及以其作为理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的现实,要求对个体认识的特殊本质能够有足够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仅仅注重对个体认识规律的认知科学及其工程实践显然不可能取得实质的成功。

五、结 语

真正的哲学必然彰显其所处时代的精华,回应其所处时代的重大问题。真正的哲学研究者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将现有哲学与新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度对话”,既以现有哲学剖析新的重大问题,又经新的重大问题深化对现有哲学的研究。毛泽东认识论早就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当代认知科学的核心主张,其更高的哲学视野和理论洞见对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代认知科学,亦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渗透到认识论研究领域。在这个认识论与认知科学深度汇流的时代,当代认知科学的研究者不应对毛泽东认识论的认知科学智慧视若无睹;同样地,毛泽东认识论的研究者也应当把握从当代认知科学发展中汲取养分,促使毛泽东认识论历久弥新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