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璐璐, 张 峰

(1. 郑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2.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提出要将计算机穿戴在身上等设想,这些曾被人们视作“科幻片”的画面如今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纪录片”,抽象的概念已成为具体的生活。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特殊历史时期,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生存进入到深层次、宽领域的发展阶段,数字化技术进入到迭代升级的黄金时期。正所谓:“有什么样的主流技术就会构建什么样的框架,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1]后疫情时代,经历疫情生存危机的巨大挑战之后,全世界范围对数字化技术的重视和研发进入到紧张状态,国内外的竞争焦点转向数据资源和数字发展主动权的争夺。数字化技术站在了新时代的风口,基于现实境遇对数字化技术进行技术哲学的理论剖析尤为重要,本文将从马克思技术思想中的技术本质、技术价值、技术异化和技术实践的四重维度加以分析,进而摆正技术对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科学定位。

一、技术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数字化技术作为数字化生存的核心,映射出数字化生存的现代技术特质,技术正在解构时空,并建构充满新技术质感的社会图景,正如尼氏所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2]51。在马克思看来,技术产生和发展具有整体性,在宏观层面上,技术与生产生活、文化思想、科技进步、伦理道德等社会因素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动态发展的社会系统;在微观层面上,具体的技术产品如机器,其运行需要内部各个构造、器件之间的配合才使其得以运转。基于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来分析数字化技术的哲学意蕴,是科学认识数字化生存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前提,又是对马克思技术思想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85。首先,技术具有社会性和物质性。技术是“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3]86。在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驱动下,人们结合劳动经验,运用脑力和体力劳动创造了技术以及技术人工物,技术人工物作为劳动手段被运用于生产领域,为人和社会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技术更新需要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下才能完成。其次,技术具有发展性。纵览技术发展过程,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迭代过程,高级技术既是以初级技术为基础,又是对其的覆盖,具体表现为从机器到机器体系再到自动化、智能化,整体呈现出螺旋式的上升。就生产过程的整体性而言,机器将人力、自然力和技术有效结合在一起,而技术升级的背后是协作分工、社会关系的变动,技术的发展也关系着人的技能发展。再次,技术是一种生产力。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讲道:“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4]技术作为物化的人工物,通过人的实践作用于劳动对象,进行目的性的技术实践,而技术人工物即机器的应用加速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引起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继而影响上层建筑。可见,技术作为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关键因素,对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化技术作为21世纪最具创造性的技术成果,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性。数字化技术裹挟着转型的能量为世界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而要解决日益突出的生态恶化、资源短缺、绝对贫困等社会问题,就必然要重视数字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数字化技术应服务于现实的人的需要,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3]86。

二、技术价值:数字化技术的人类自由发展价值

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中,技术价值是马克思剖析技术问题的尺度,而人的价值则是马克思技术价值的旨归,技术承担着实现人类价值的使命,从技术价值回归到人的价值,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相契合。马克思对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作了深刻批判,以此揭露出资本主义对人的剥削和统治。同时,马克思明确肯定了技术的文明面:技术对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关系的调整都具有积极意义,并成为人类实现解放和迎接文明的重要手段。当前,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推广和深化对生产生活和人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一方面,优化了生产效率,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为劳动者创造出闲暇时间以追求自由发展,由此推动生活生产方式的外在升级和数据思维的内在形成,引导人们理性严谨地看待客观世界。总之,我们的“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作为工业动力的技术在人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正向作用,数字化技术更是实现人的当前价值和未来价值的重要手段。

1. 自由时间是自由发展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6],“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7]203。可见,时间记录人的生命长度,技术拓展人的生命宽度,对时间的控制权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早期农业社会,人们完成生产活动几乎只能依赖双手,肌肉力的有限性致使整体生产效率低下,为满足生存需要,人们不得不把休息之外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生产;进入工业社会,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生产力水平得到质的提升,在劳动之余人们开始关注人和生活的本身;再到信息化、数字化社会,人们既可以运用技术争取更多的闲暇时间,又可以运用技术提升生活品质和发展层次。然而,闲暇时间是真正的自由时间吗?闲暇时间是人们在劳动之外可供支配的时间,从闲暇时间的具体用途来看,当闲暇时间被用来满足人的兴趣爱好、关爱家庭等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活动时,闲暇时间就属于真正的自由时间,其为人的发展服务,充分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实践性。但是,在资本家眼中,闲暇时间是资本增殖的新维度。技术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生产关系,随着数字劳动的出现和非物质性产品的热销,闲暇时间被资本隐蔽控制以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人在无形中沦为了数字劳工,这时的闲暇时间就是虚假的自由时间。因而,只有可供自主支配的时间,才是促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当“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8]263等此类意义上的时间全部转化为个人实践时,人们才会在真正的自由时间中获得解放和发展。

2. 技术为多重需要拓宽实现路径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人的需要具有多样性和发展性,从横向维度看,“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9],从生存到享受再到发展,人们的需要表现出由低到高的层次感;而从纵向维度看,同样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内容。首先,技术丰富了需要满足的内容。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的动力,需要和生产具有同一性,人的需要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生产也会促进新的需要的产生。技术作为生产手段,能够在数量和内容上提高生产质量,减少产品误差以更加贴合人的需要。尤其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非物质性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例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为人们提供便捷丰富的选择,可以说,技术促进了人的需要的升级,也为新需要的满足提供了保障。其次,技术革新了需要满足的方式。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技术将现实社会与虚拟世界相连接,这是对需要实践空间的延伸和需要实现效率的提升。人们可以利用数字媒介高效便捷地寻求满足需求的路径,以数字化教育的兴起为例,人们在接受实体教学的同时用在线教育加以补充,并通过网络获取更多教育讯息。在疫情期间,借助腾讯会议、钉钉等媒介进行讲座和教学,满足了众多的教育和学术需求,技术让学习在现实和虚拟的结合中提升了品质。再次,技术扩展了需要满足的范围。由于各地区间资源分布不均,人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存在显著差距,技术进步促使城际和城乡资源差距得到改善。尤其是互联网的提速降费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不仅打通了偏远地区的信息通道,还成为了乡村脱贫致富的技术中介。技术为更广泛的人群创造了满足需要的可能,缩小了人与人之间资源占有的差距,进一步促进了人际平等和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因此,技术作为现代化工具是人们需要得以满足的关键因子,而人的需要的满足则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重要环节。

3. 从技术使用者到技术反思者

毋庸置疑,在人走向自由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运用技术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解,实现了现实空间的革新和虚拟空间的创造,在人的主观意识作用下,技术释放着追求自由的力量。然而,人是技术的创造者却又被技术所控制。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的使用已经延展至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常处于对技术产品迭代升级的适应中,而在深度使用中人们往往失去了对自主能力的唤醒,通过最大限度地使用技术产品来辅助自身的生产生活。久而久之,技术就不再是人的工具而是人的目的,人们被限定在技术的包围圈中。因此,要想克服技术使用中的被动性,就要发挥现实的人的力量,“人们越是更多地从外在的困苦和超量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使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节奏得到进一步的缓和,人们就越会更少地将幸福的指望仅寄托在科学的未来计划上”[10]。要摆脱技术的控制,必须要理性对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人是生产活动的主体和中心,技术的定位只能是辅助和服务,因此必须破除技术使用程度越高,生活的品质就越高、人就越自由的误解,明确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不仅要控制技术,更要反思技术。数字化技术产品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借助算法分析数据的相关关系,进而作出更为精准的预测,而人们则要把技术产品的测算方法升华为数据思维。所谓数据思维即理性、精确、逻辑和严谨的思考方式,数据思维指导人们客观理性地认识技术及其技术的应用,学会运用数据价值来优化人生发展的规划和实践,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制定行动指南。正如列宁所说:“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11]

三、技术异化:数字化技术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合谋

数字资本主义概念是由美国学者丹·席勒提出的,其描述了以技术创新为中轴、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转化,这种转化拉开了一场技术与资本新合谋的序幕。数字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之成为巩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的工具,资本权力转化为技术权力,侵袭至生产生活的细节,在资本增殖性的驱动中活跃升级。同时数字化技术也加速了资本主义走向衰落的步伐。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异化的批判是马克思技术哲学的重点,通过对技术资本主义应用所导致的人的异化进行深刻揭露,撕碎数字资本主义营造的虚假自由,在对人的异化的超越中回归人的本真状态。

1. 数字化技术为数字资本主义服务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8]170可见,技术作为物质生产手段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而数字化技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手段,完成了资本主义矛盾的现代化转变,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贴上了“数字化”标签。数字化技术的根本目的是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庞大的资本积累为资本主义服务,这就要求基于数字化技术的特质从拓展增殖场域、模糊时间界限和隐形权力工具三个方面分析数字化时代资本增殖的新路径。

数字化技术具有链接性、容纳性和隐蔽性,能够跨越时空界限将不同产业进行结合,把社会生活中的众多场景打包容纳进网络空间,远程引导人们不知不觉形成技术依赖。这些特质在资本主义应用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数字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场域的拓展与建构。数字化技术与实体产业的结合衍生出新业态,既减少了生产成本、提升了生产效率,又建构起与实体空间相对的虚拟市场空间,尤其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在数据算法、网络协同、平台支撑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平台经济,催生了多重数字化消费服务模式以及新型商务。资本家们则是看到了新业态背后的巨大利益场,高额的利润刺激着他们的暴利因子,在新秩序[12]的隐形控制下,众多商家集聚平台,在赛博空间中展开无硝烟的数字圈地之战,诱导线上消费者自愿延长在线时间,成为免费的数字劳动者,进而陷入数字资本主义盘剥的圈套,在数字外衣的掩饰下进行无休止的资本增殖。由于“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7]197,因此,在资本驱动下数字化技术缩短了升级周期,实现了高效率地转化革新。其次,数字化技术模糊了时间界限。马克思在对机器批判时指出:“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13]。数字化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则进一步打破了时间界限并对其加以利用,模糊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以远程办公为例,虽然突破了固定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的限制,但是场地自由化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工作时间对闲暇时间的侵占,看似取消了规定性的工作时长,实质则是积累消耗的片段时间以延长工作时间,数字化技术将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渗透进碎片化的时间和没有边界的空间中。再次,数字化技术是资本权力的化身和隐蔽控制的手段。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所有“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这些“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4]。在数字化技术广泛应用的数字经济时代,运用数据刻画、数据追踪和数据诱导等多种数据价值,借助数字媒介对人的主观思维进行掌控和诱导,使其行为和意志脱离人的真实意愿,这种技术权力的实施在数字消费过程中尤为显著。同时,数字化技术加速了资本积累,这必然会激化阶级矛盾。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工厂被排挤到劳动市场,技术就像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催化剂,一旦不可调和,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爆炸,无产阶级将联合起来为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

2. 数字化技术对人的发展的弊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5]这是马克思对技术资本主义应用导致道德沦丧的批判,直指技术对人的发展的消极影响。在当代社会,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升级,人们解锁了数字化、智能化的新生存模式,却又深陷技术生存的困境,不免遭遇到一系列吊诡的问题:技术越来越智能化人却越来越忙,物质越来越丰富精神越来贫瘠,人际社交跨越时空却越来越孤独……人从物质生产的工具化转向了精神世界的单向度,迷失在技术世界。后疫情时代的技术生存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技术焦虑在技术使用频次的增多中滋生、蔓延。所谓技术焦虑是指由于对技术的过度使用和过高期待引发安全感缺乏、内心焦灼的心理问题。当技术越过了以人为本的使用界限,技术工具就会变成技术凶器。以智能手机使用为例,智能手机满足了人们社交、购物、支付、娱乐、工作等多样化需求。随着智能手机的使用时间在自然日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人在无形中被手机捆绑,一旦脱离手机就会出现坐立难安、心绪不宁的状况,人从技术的主人变成了技术的附庸。随着数字化技术功用的日益强大,技术万能的思想在社会中滋生,人忽视了自身的能量和主观能动性,并将生存的可能寄托于技术,技术焦虑表象的背后暗含着人们自我认知能力的逐步弱化。

其次,数字化技术取缔人类经验。在数字化时代,“由于现代数字技术和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数字技术向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渗透,揭去了日常生活所经验到自然的‘观念的帷幄’,是对日常生活经验的一种扼杀与存封”[16],日常生活被安置于技术的量化中,生活趋于格式化,人的本质属性遭遇挑战。一是生活经验传递方式的改变。传统生活经验是在具体社会实践中通过语言、肢体直接获取,现代经验的获取多依赖于技术中介下的数据流动,人们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整合以及对事件的拼接完成认识的整体性构成,日常经验的传递跨越了时空,但时空分延易导致经验失真。二是认知与实践的断裂。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在具体实践中,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人们在互联网接收的数据经验均是经过加工的二手资料,实践环节被技术代劳,失去了与客观世界和外界事物直接接触的机会,人被技术从社会场景中抽离,认知和实践的断裂削弱了人的能力养成。三是社会关系的格式化。在数字化生存阶段,技术削减了人际接触,在网购中人们从下单到收货实现了全过程零人际接触。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即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使人的社会关系的建构由物理空间转向虚拟空间,人的生活场景在虚拟空间组合重现,社会关系被数据化、格式化,界面社交让人与人、人与现实世界相疏离,人类经验隐匿于数字化技术的格式化中。

再次,“近在眼前却咫尺天涯”的群体性孤独。数字技术虽然打破了时空的物理壁垒,却筑起了社交的心理高墙,群体性孤独在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中走向显著。其一,沉浸虚拟与逃避现实。“技术,作为人类亲密关系的纽带,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从现实关系中解脱的工具。”[17]身处数字化时代,人们钟爱界面沟通以及具有鲜明的独处倾向,对于现实社会活动非必要不参加,一方面为了在虚拟隐私的空间对现实的压力束缚进行宣泄,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壮大,一个新的虚拟世界正在诞生。这个世界的丰富程度直追我们的现实世界”[18]。人们借着虚拟身份的隐蔽性自由倾诉,同时数字技术的强大为人们创造了更多可能,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可以更美丽、更体面、更富有等,至此人们错误地将虚拟空间视为可以逃离的另一个“瓦尔登湖”。其二,技术让社交变得容易却疏离。社交软件实现了远程在场和即时联系,沟通路径更加通畅,然而关系却愈发疏远。人们习惯于数字化的社交方式,在沟通过程中常看到“对方正在输入”,看不到对方的表情、状态,原本鲜活的交流变得机械化,特别是工作学习等诸多社会活动都开启线上模式,见面成为社交的多余,由此人们失去建立社会关系的实践基础,共同经历的缺失让人们难以产生情感共鸣和价值相契。故而,在时间的沉淀中人们游离在现实和虚拟之间,让“我们在一起喧闹,却又在一起寂寞”[17]329。

四、技术实践:数字化技术对生产生活的三重变革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2]译者前言数字化生存相较于传统生存方式,以数字化技术的普遍应用为特征,生产生活方式极具现代性和智能性。“由于数字化的缘故,全新的节目内容会大量出现,新的竞争者和新的经济模式也会浮出海面,并且有可能催生出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家庭工业。”[2]9可见,数字化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数字化生存时代的社会图景具体呈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从社会结构变迁到数字经济、智慧生活的流行再到机器智能化,数字化生存的确为人类带来了进步和乐观的理由。

1. 宏观层面:数字化技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

社会结构变迁受到生产力水平、技术发展、人口结构、文化传播、社会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数字化技术作为后疫情时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技术对社会结构变迁具有重大影响,该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个产业”即数字农业建设,通过建立农业大数据和农业物联网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数字化和精准化。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改进了农业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供给侧改革,尤其是推动了新农业的发展,调整了农业在数字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仅有利于农民增收和缩小城乡差距,而且现代化农业、农村、农民构成了数字化生存的重要基础。其次是“一个群体”即小镇青年[20],小镇青年作为典型消费人群,表现出较高的消费潜力,成为消费市场的新生力量,积极活跃在网游、网文、网购等领域,激活下沉市场活力。作为时代文化符号的群体,小镇青年是后疫情时代人口红利的争夺点,其社会地位从被忽视转为身份认同,数字化技术对该群体社会画像的重塑带动了消费市场和社会阶层的调整。再次是“一种现象”即有事无人做、有人无事做。基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生产过程自动化直接对低素质劳动力产生了冲击,导致“无事可做”的困境;而数字化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对岗位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产生了较大的人才缺口,出现“无人可做”的局面。在失业增多与人才短缺的双重压力下劳动力结构实现优化,内生动力促使了低素质劳动力的再学习和高层次技术人员的培养。总之,社会具有整体性,数字化技术终将促进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生存样态相统一,数字化生存代表着时代更迭和社会进步。

2. 中观层面:数字化技术在生产生活的延伸

马克思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的巨大作用,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由于“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当前,以数字化技术运用为核心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产业双重发力,数字经济迅速崛起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严峻现实倒逼数字技术进入新一轮的发展,数字产业、数字医疗、数字服务等爆发出强大的实际效用和发展潜力。截至2020年,数字经济先后三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当前数字经济已衍生出多种新业态形式,从平台经济、数字物流到数字商务、全息直播等,数字经济促进了市场供给侧改革,实现新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稳步上升。

生产数字化与生活数字化密切相关。在现代家庭生活中,人们用扫地机器人、智能厨具等数字产品处理生活琐事,既解放了人的双手,又提升了生活质量。数字化技术搭载不同的原子活跃在日常生活,智能手机不再只是通讯工具,还包含导航、支付、娱乐、办公等多种功能,数字技术与生活细节的融合是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志。移动支付、无纸化乘车等都是生活数字化的具体表征,一个“绿码”,关联了个人的身份信息、健康信息、移动轨迹,这些数据构成了个人的数字出行画像。一言以蔽之,数字化生存是对传统生存的颠覆与创新,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和人类发展的新需要,共同促成了人类生存发展方式的革新,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思维和方式。这无疑是划时代的社会进步形态和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跨越。

3. 微观视角:机器对人的思维的洞察

深刻认识数字化生存的关键在于探讨人与技术(机器)、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21]虽然机器的文明面是增强人类改变客观世界的力量,但是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与人对数字产品的使用相比,机器开始了解人更值得关注甚至是警惕。无论是主动订阅还是被动接收,人们总要面对海量数据,对数据的接收、筛选、传输会消耗较多的时间,在数据流动中机器开始了解它的使用者。抓取现实生活场景会发现,智能手机仿佛了解主人的心意,能够及时推送恰当的信息,还能够化身“小管家”,提醒工作安排、车票行程、天气变化等诸如此类的情况让人感受到工具的“贴心”。这一过程传递出三层信息:一是数据共享,不同平台之间实现了信息的交互使用,以增强用户黏性、扩大用户范围;二是数据在算法作用下刻画消费肖像,并进行相关预测;三是机器通过全数据的记录分析诱导人的行为。在数字化时代,挖掘和利用数据价值使得数字化机器成为人的“知心伙伴”,人与人之间的默契被机器超越,当机器不再只是发挥服务功能时,人们要做的不是惊呼机器的神奇,而是要警惕并反思人本身。

五、结 语

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将推进数字化生存的纵深发展,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理解数字化生存,既要把握数字化生存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特征,又要在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中认识数字化技术的具体应用。“数字化”注定是后疫情时代的特质,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在利用技术的同时又容易迷失自我,这就要求人们坚持以人为本的技术应用原则,保持辩证理性、唤发主观意志、关注技术价值和消弭技术异化。未来必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阶技术发展的时代,人们只有在数字化生存中化被动为主动,将数据应用升华为数据思维、将科技符号转化为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