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起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曾巩向以文章名世，在碑传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南齐书目录序》《寄欧阳舍人书》提出“良史”素养论以及“碑传”属性论，为人物纪事类作品的书写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洪渥传》《徐复传》等作品，阐明平凡人、平凡事的书写价值，拓展了纪实文学的创作视野。目前，关于曾巩碑传理论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成果。其中，杨俊库、俞樟华等学者分别就《寄欧阳舍人书》《洪渥传》各有阐发(1)详见杨俊库《论宋人对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载《浙江师大学报》，1997年第5期；俞樟华《欧阳修、曾巩论墓志铭》，载《浙江师大学报》，2000年第2期。；刘美玉、黄振林对于曾巩“史德”理念及其散文中的“儒道”信仰多有探讨[1，2]。然而，有关曾巩史学思想、碑传理论及其文章风格之间的贯通研究，却鲜有学者涉及。曾巩的碑传理论源于史学，与北宋散文“平易”风格有颇多关涉。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曾巩的碑传理论，有助于理解其传记作品的史学渊源与文学意义。

1 史官经历与曾巩理想中的史传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传记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宋代史学发达，史学与文学的关联与互动发生在不同的场域。碑传理论所探讨的不仅是史学话题，必然也要涉及文学，二者并不存在天然的隔阂。无论“义理”还是“辞章”，皆要遵循于“道”。传记“史”与“文”的理论阐释，实际上处于同一话语层面。

在北宋散文“六大家”中，欧阳修与曾巩的史学声誉最高。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曾云“自来文章家推欧、曾二公有史材”[3]327。欧阳修史学地位毋庸置疑，《新唐书》《新五代史》虽遭非议，但其价值——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皆自有公论。相比之下，曾巩史学似乎缺乏实绩，一部《隆平集》，后人狐疑千年，至于国史、前代史，亦不曾有半部传世，后人何以赞其史学可比肩欧阳修？

曾巩治史素有家学渊源，祖父曾致尧在太宗时曾入史馆，曾巩本人也做过史馆修撰。曾肇《亡兄行状》云：“(神宗)一日手诏中书门下曰，‘曾巩以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遂以公为修撰。既而复谕公曰：‘此特用卿之渐尔。’近世修国史，必众选文学之士，以大臣监总，未有以五朝大典独付一人如公者也。”[4]795撰修《五朝国史》一事，在曾巩墓志、神道碑以及《宋史》等文献中屡有记载，相关文字基本沿用《行状》。《续资治通鉴长编》对此事的记载颇为详细：

元丰四年(1087)，己酉，手诏：“朝散郎、直龙图阁曾巩素以史学见称士类，方朝廷叙次两朝大典，宜使与论其间，以信其学于后。其见修《两朝国史》将毕，当与《三朝国史》通修成书。宜与巩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取《三朝国史》先加考详，候《两朝国史》成，一处修定。”仍诏巩管勾编修院[5]7609。

曾巩任《五朝国史》编修不久即遭罢黜，随后去世。关于这段历史，陆游、王銍、朱弁以及余嘉锡皆有辩证，今人李俊标、熊伟华等学者也有研究(2)李俊标《曾巩被罢修〈五朝国史〉原因探析》，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熊伟华《宋神宗罢修〈五朝国史〉考》，载《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古今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曾巩对太祖功业大加称赞，身为太宗后人的神宗对此不满；第二，曾巩以实录阐发议论，作《太祖皇帝总叙》有讽谏当世之嫌，为当政者不悦。曾巩修史中缀有诸多原因，其中有两处史实值得关注：

其一，吕夷简于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三朝国史》。神宗熙宁十年(1077)，宋敏求、苏颂等修撰《两朝国史》。元丰四年，《两朝国史》尚未编撰完成，神宗打算统编《五朝国史》，最初提举修史官之时，曾巩并不是首要人选。《宋史》对此有载：

神宗尝语宰相王珪、蔡确曰：“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珪有难色。神宗曰：“轼不可，姑用曾巩。”巩进《太祖总论》，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轼汝州，有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6]10809。

由以上材料可知，在修撰人选上，神宗曾主张选用苏轼，宰相王珪对苏轼心怀不满，神宗退而求其次，选举曾巩为史官。这一史实表明，曾巩并非神宗心目中修撰国史的首要人选。神宗对曾巩的史学声名虽有一定耳闻，但对曾巩史学思想或史学理念并不了解，这是造成后来《五朝国史》罢修的重要原因。

其二，北宋官方史学虽步入繁荣，但在繁荣的背后，种种限制愈加严格。官史体系下的实录自有其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长编》记神宗之言曰：“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4]7619。神宗认为国史最好是实录事迹，这并非要否定史义价值，而是“笔削”之事甚难，即便如魏徵、欧阳修，也不能免遭非议。神宗诏告曾巩注意体例，是在暗示曾巩注意国史修撰的政治性，不要别出心裁，创立新体，或者在国史传记中，妄加褒贬。神宗的诏告不无道理，后来事实也证明，曾巩史学理念并不适合国史修撰。这不仅是神宗个人的看法，朝中想必也会有人对曾巩提出类似的批评。曾巩在当时确实有一定史学声名，但在国史的修撰上，曾巩某些史学理念与国史修撰存在距离。曾巩借修史论太祖、高祖之优劣，并不符合官修史书之规范，《五朝国史》半途而废亦在情理之中。

修撰国史受制度和政治的制约，会存在不少禁忌。尤其是在“党争”加剧的背景下，国史编撰常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神宗认为国史应“待贤人去取褒贬”，无论出于何种考虑，至少在当时环境下，是较为可行的。曾巩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其所秉承的仍然是“春秋”精神，发掘可资借鉴的“史义”。

从《五朝国史》的罢修可知，曾巩理想中的史传应是突出“义理”与“世用”，对亦步亦趋的国史修撰不甚满意。曾巩的史学理想虽不能在官史体制内获得实现，却可以通过史论以及传、状、碑志的创作来阐扬发挥，在私家传记领域有所作为。

2 “良史”素养与“人之易到”

《五朝国史》是一次不成功的为官经历。后人对曾巩史学的推崇，主要在于其史论。曾巩的《南齐书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梁书目录序》等文章，大抵言王道至治、兴废得失。其中或有提到“良史”操守和作用，深得史传创作之要，也有不少涉及碑、传创作，成为探讨曾巩文章理论的依据。

曾巩注重从“良史”的角度，探讨历史书写者的“史德”“史识”与“史才”。譬如，《南齐书目录序》云：“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4]187曾巩的取法标准甚高，即便如司马迁、班固，犹有未足：“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4]188曾巩如此强调“良史”的作用，无疑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史作者的主观能动性。

曾巩提出“良史”论与其史学理想有关。曾巩理想中的史传应该突出“史义”。发挥“史义”不仅是“史识”“史才”的体现，更是“史德”的价值追求。要在历史叙事中发掘有助现实之用的“史义”。即便在官史纂修中，曾巩仍不放弃这种理念，以致《五朝国史》中辍。

单纯的实录其事，并不能体现著史者的价值，没有褒贬的文字，也不能让德才兼备的史官人尽其用。强化“史义”为著史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识”“史才”“史学”缺少一点，则不能成为“良史”。“良史”笔下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应承载兴乱成败之理、资政当世之用，此为“史义”价值所在，也是史家职责根本。在曾巩的史学理念中，“史德”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存在。“史识”“史才”要以“史德”为基础，“析理”“设辞”则是“史识”“史才”实现之关键。

《战国策目录序》云：“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4]184战国策士虽事迹奇伟，然而重“法术”非道之根本；纵横策士好“异论”，亦非道之所在。在曾巩看来，刘向对策士“异论”的辩解，也是不“自信”的表现：“向叙此书(《战国策》)，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4]183《战国策》纵横家事迹的真正价值在于提供反面教材，拨乱反正，以明当世：

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4]184。

“析理”是在人物事迹中发现“道理”，即所谓明道；“设辞”在于“发难显之情”。“设辞”并非单指形式技巧，而是让“道理”以清晰的文字呈现于后人。《南齐书目录序》云：

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其求旨者如即乎其人[2]187。

往昔圣贤“其言至约”“本末先后无不白也”。“设辞”之要在于发掘“深微之意”，故“析理”是“设辞”的前提，“设辞”又是“析理”的目的。

《南齐书目录序》与《战国策目录序》确立了从史传作家到史传创作的理论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著史者的“德”与“能”是实现“史义”价值的关键，由“史德”“史识”“史才”的讨论，延伸到史传创作领域的“析理”与“设辞”。曾巩认为史著者需有所作为。“良史”绝不是单纯地实录其事，或等待后人发表褒贬之见。曾巩认为，为避免是非而放弃褒贬，美其名曰“实录其事”，实则是对史职的亵渎。

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系统地阐释了碑传近于史而不同于史的特性，提出为人立传的准则：

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4]253

《寄欧阳舍人书》认为墓志、碑铭一类文字与史传同中有异：史传书善亦书恶；墓志、碑铭对传主负面历史却常有回护。曾巩所言铭志其实包括史传之外的传、状、碑、志等文体，这些文体的共同特征是叙述一人之始终，具有鲜明的私史色彩。

求实是纪实文字的根本，但在实际环境中，任何人物书写都只是相对客观，作为私史形态的碑传，其中回护甚至隐恶的现象在所难免，这也是损害碑传声誉的直接因素。曾巩认为要让逝者无憾，碑传的写作者必须要有审慎的态度：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4]253

曾巩为纪事之作的征信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即是要立传者勇于自立，秉承史家的道理操守，善于甄别传主。著史者的“德”与“识”决定史作是否“中道”，是否能够实现资治之用。面对碑传书写的不良之风，曾巩首先想到的是，要立传者具备良史素质，恪守史家道德，正确认识书写对象，方能不偏离史家正途。

曾巩的碑传理论施用于创作，多能阐幽抉微。譬如，《洪渥传》将纪事之“不诬”归结为“人之所易到”：

予观古今豪杰士传，论人行义，不列于史者，往往务摭奇以动俗，亦或事高而不可为继，或伸一人之善而诬天下以不及，虽归之辅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过矣。如渥所存，盖人之所易到，故载之云[4]652。

曾巩所提倡的“人之所易到”一定程度上源于欧阳修，但也有自己独到之处。欧阳修乃曾巩文章之伯乐，思想之导师。在纪事观念上，欧阳修对曾巩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譬如，欧阳修提倡“人情之常”，主张史传“征实求信”、简而有法，这些对曾巩史传理论以及文章风格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欧、曾传记观念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要从欧阳修对“好奇”的态度谈起。

欧阳修对《史记》“伟烈奇节”甚为欣赏。在《桑怿传》中，欧公坦言：“余固喜传人事，尤爱司马迁善传，而其所书皆伟烈奇节，士喜读之。欲学其作，而怪今人如迁所书者何少也，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如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7]972“伟烈奇节”是在“非常之事”中阐述历史价值。欧阳修对“伟烈奇节”的喜爱，从人物历史意义以及可读性的角度肯定了《史记》的“好奇”。

传之为体，乃是记叙一人之始终。个人的历史价值评判是人物纪事的“史义”所在。史传为“寻常人”立传，底层士人以及游侠刺客、走卒贩夫，皆能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史记》叙游侠赞其忠肝义胆，欧阳修以《伶官传》总结王朝兴废之理。史传尚且如此，私家传记更要在“寻常之人”的事迹中发掘“非常之理”。

曾巩《洪渥传》主张传主事迹应“人之所易到”，反对“摭奇以动俗”。这主要针对地位较低或声名不显者。在以往的私家传记中，作者往往会夸大其词，以奇人奇事吸引读者。客观而言，“伟烈奇节”有其积极一面，但如果不讲事实，徒以“好奇”为是，则容易走向极端。解决这一问题需回归“平易”，回归真实。欧阳修与曾巩分别站在传叙功能之两端。前者强调“伟烈奇节”，旨在阐明人物事迹的存世价值；后者则认识到过分的“好奇”会给纪事的可信性带来损害。“人之所易到”是在叙事上为碑传寻求合理的功能定位。

综上所述，曾巩的碑传理论源于史学，具有自身的系统性。《南齐书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建立了从作家到创作的理论体系；与之相对应的，《寄欧阳舍人书》提出碑传近于史学又异于史学的特性；《洪渥传》主张以“人之所易到”增信其事。曾巩的史传理论与碑传理论实为一体。他认为著史者要善于“析理”“设辞”，在“人之所易到”的事迹中发掘合乎儒道的历史意义；传记也应该回归道义，回归中正平易，一切夸大其词、奇诡其事都是对儒道的背离。

3 “易到”与“平和”：曾巩碑传理论的文学意义

“人之所易到”要求纪事之文皆要以人情中道为本，平易简洁为法。“平正中和”体现曾巩碑传理论在创作领域的延伸。

朱熹曾对北宋诸贤文章评论曰：“欧公文字敷腴温润，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到得东坡，便伤于巧”[8]3309。欧阳修文章自不必说，与“三苏”相比，朱熹显然对曾巩尤为推崇，究其原因，除了思想学术因素外，也在于曾文“平正”，“三苏”文趋“巧”。朱熹站在理学家立场上对平正典实的曾巩文章更为欣赏，云“曾南丰议论平正，耐点检”[8]3117“南丰文字确实”[8]3113“简严静重，盖亦如其为文也”[9]3965。上述评论虽是一家之言，却广为后人接受。相对于“巧”，朱熹显然更倾向于曾文的“平正”。“简严静重”是说曾巩的文章简实中道、严谨稳重，骨子里透着中和之气。

北宋诗文革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倡导平易晓畅的文风。我们不能只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一问题，因为平易文风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思想学术渊源。譬如，欧阳修的文学观念便与其经史学术密不可分。对于曾巩来说，“平正中和”是其文学理论的自然体现，也是其纪事文作品的艺术风格。

“平正中和”也体现在人物取材上。徐复尝举进士而不中，以博学闻于士大夫，后为宋绶举荐，面见仁宗，仁宗赐号“冲晦处士”，辞官不就，讲学民间。传云“(徐)复死十年，而沈遘知杭州，榜其居曰‘高士坊’云”[4]651。洪渥“以进士从乡举”“官不自驰骋”[4]651，卒于黄州茶场。徐复、洪渥均为底层士人，一生并无显迹，很难付之于国史。通常此类人物如若跻身史传，必要有奇伟之事。倘若无奇伟事迹，便要作者多加阐扬、抽绎发挥。然而，曾巩更倾向于表达人情之常。史传叙人事，在人之常情面前，一切浮华的辞藻、烦冗的琐事都显得多余了，“平正”成为叙事者的自觉追求。

曾巩反对“摭奇动俗”，重实迹，很少夸大其词。譬如，徐复长于“易学”，为贤达推荐，有幸当朝问对，得到仁宗欣赏。这对于民间读书人来说是莫大的荣誉，本应详述，曾巩在《徐复传》中对此记述却甚为简实。

在《洪渥传》，曾巩甚至坦言“予少与渥相识，而不深知其为人”[4]652。传文也略于洪渥为学、为官的经历，反倒对传主兄弟之情尤为赞赏：

渥死，乃闻有兄年七十余，渥得官时，兄已老，不可与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余以归，买田百亩居其兄，复去而之官，则心安焉。渥既死，兄无子，数使人至麻城抚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盖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无可奈何，则念辄悲之。其经营之犹不已，忘其老也。渥兄弟如此无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与人真有恩者也[4]652。

洪渥事迹皆如家常。传记作品通常难以理会这些细碎琐事，曾巩寥寥数语叙之，却不显无关紧要。徐复与洪渥事迹的共同特点是重道义，具有士风模范之价值。徐复学于民间，不为名利所累，为仁宗欣赏，辞官不就，仁宗赐号“冲晦处士”，以高其行，曾巩评价徐复“隐约于闾巷，久不改其操，可谓乐之者已”[4]651。

安贫乐道是儒家所提倡的。《论语》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10]32夫子赞颜回，云：“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0]226仁宗以仁义待天下之士，士人面对功名能恬淡安贫，不炫性躁竞，体现了当时士风之善。曾巩评价徐复的文章“归于退求诸己，不矜世取宠”[4]651。既是对其品行的褒扬，也显示出曾巩对安贫乐道的认同。

《洪渥传》没有正面叙述传主生前嘉言善行，而是通过洪渥与兄长彼此之间的深情厚谊彰显儒家伦理道德。在曾巩看来，兄弟关系虽为人伦之常，却更能反映人情本真。一切摭奇动俗的叙事在“道义”面前都显得有害无益了。“人之所易到”就要以道义人伦为本，以平正之笔，叙平正之事，言平正之理。

“平正中和”在叙事上讲求严谨有度、简而有法、从容不迫、淡而有味。《朱子语类》卷八记有一事：

南丰过荆襄，后山携所作以谒之。南丰一见爱之，因留款语。适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后山为百之，且授以意。后山文思亦涩，穷日之力方成，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丰，南丰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为略删动否？’后山因请改窜。但见南丰就座，取笔抹数处，每抹处连一两行，便以授后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后山读之，则其意尤完，因叹服，遂以为法。所以后山文字简洁如此[8]3309。

朱熹所言虽为轶事，然大体可信。曾巩文章继承了欧阳修的简而有法，纪事文字也多有受益。行文简练，故叙事绝少夸饰渲染；文字凝练，事实不因枝蔓而拖沓。“事增于前”“文省于旧”用于曾巩亦十分妥帖。简练的笔法让不实的文字无处容身，这不仅是文章风格问题，而且关乎作者的叙事态度。孔子云，“辞达而已矣”[10]642。求实取决于材料的质量，同时也受到叙事态度的影响。平正严实的叙事能让文章取信于人，进而能够实现写人纪事的功能价值，如一味夸饰，则会降低文章的可信度。

欧阳修诗文改革主要针对奇怪险僻的“太学体”。相对于韩愈，欧阳修更为推崇李翱的“平易”。刘熙载《艺概》云，“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11]78。“李”指李翱，其文得韩愈之平易。欧阳修尊韩愈，但平易晓畅处却深得李翱文章之道。在朱熹之前，对曾巩文章最为推重者当属欧阳修。在《送杨辟秀才》《送吴生南归》等书信赠序中，欧阳修对曾巩及其文章向来不乏美言。曾巩得到欧阳修器重，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文章的平易之风。如《宋史》称曾巩文章“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6]10396，算是比较中允的评价。

除文字的平易简洁，曾巩文章得体中道，是为“中和”之风。曾巩在《上蔡学士书》比较唐宋两代文治，唐太宗时代士风近于功利，故虽成盛世，终有唐末五代之乱，相比之下，宋儒的中道行义方为正途。正所谓“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则前数百年之弊无不除也”[4]239。对于道义的追求自然会在文章中有所体现，欧阳修评价曾巩“好古，为文知道理”[7]2355，这是在思想上肯定曾巩文章的价值。

“平正中和”也是曾巩品格性情之体现。曾巩性格耿直，思想中庸，为人忠厚，不为偏倚。曾肇《亡兄行状》云，“公(曾巩)性严谨，而待物坦然，不为疑阻。于朋友喜尽言，虽取怨怒不悔也”[4]795。韩维所撰《神道碑》则云，“公(曾巩)刚毅直方，外谨严而内和裕。与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尽言其过”[4]803。曾巩生前，仕途不顺，却能淡然处之。《宋史》云其“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6]10391。面对功名，曾巩如徐复一样恬淡寡欲。欧阳修是曾巩最为敬重之人，曾巩称赞欧阳修“畜道德而能文章者”[4]54。道德为文章之根本。欧阳修如此，曾巩也是如此。面对当世政治环境，曾巩“畜道德”遭遇不少困惑。曾巩向往的政治、士风乃以道义为经纶，并非法术，在实际的政治生态中，“法”与“术”的影响往往会超过道义。恪守儒道意味着思想、行为表里如一，学术文章皆要以道义为本。朱熹曾云，“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9]3307。如此看来，“平和”之意与曾巩思想学术、为人行事以及文章整体风格都是相互一致的。

4 结语

曾巩传记的平和之意出于史而入于文。“人之所易到”是出发点，其核心在于反对摭奇求异，使纪事之文回归人情之常。从作家角度来讲，曾巩认为良史应善于择人而传，坚守春秋精神，不回护，不隐恶；在创作层面，曾巩认同欧阳修“简而有法”的理念，以平易简实的笔法叙述寻常人的寻常事。“人之所易到”形成了曾巩传记的“平正中和”之风。就内涵而言，“平正中和”体现在人物取材的征实可信，事迹叙述的简而有法，思想取向的中道中义。“平正中和”是曾巩传记主要艺术风格，也受后世广为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