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杰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近代颇具影响的爱国求学运动，培养了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向警予等一批经邦治国的人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达到高潮，蔡和森在这一时期组织并践行留法勤工俭学，他以其出色的才能推进了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近两年时间里，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出了卓著贡献。

1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缘起及蔡和森组织湖南学生留法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留法的同盟会会员李石曾、吴稚晖等人以自己的“苦学之生活”经验，开启输入西方文明于国内的教育救国运动。他们认为法国是当时“民气民智先进之国”，“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以留学法国为最宜。1908年，李石曾在法国巴黎创办豆腐公司，并在家乡河北高阳招收了三十多名工人，还编写教材教授他们国文、法文等知识，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奠定了基础。1912年，李石曾与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发起“留法俭学会”，这一活动得到蔡元培的支持，但却因袁世凯迫害而停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被招募到法国做战勤服务及补充劳动力。1915年6月，为了进一步促进华工的工余学习，提高华工的思想觉悟，并传播西方文明于国内，李石曾协助在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工作的李广安、张秀波等人成立“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29日，著名的华法教育会发起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以及法国欧乐、穆岱等代表出席了会议。6月22日，负责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的总机关——华法教育会正式成立。1917年5月21日，北京华法教育会成立，随后在河北、上海、湖南、四川等地成立分会，并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创办了留法预备学校。

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先进分子迫切希望踏出国门，寻求救国真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达到高潮。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劳工需求急剧增加的时候，这为中国知识青年提供了以勤工俭学方式出国接受新思想的契机。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组织领导了很多进步团体，如长沙的新民学会、武昌的互助社、天津的觉悟社、江西的改造社和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110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得到了湖南新民学会、中国少年学会和天津觉悟社等中国进步团体的积极响应。他们的平均年龄在16至25岁之间，到法国后被安排到各处工厂，其中498名学生安排到位于费米尼、圣·夏蒙、阿尔弗勒尔和乐魁索的工厂；579名被安排到巴黎附近，如蒙塔日市、米沦和枫丹白露的学校，其中大部分进入了中学，有71人进入高中，34人进入专科学校学习。

毛泽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学会会员是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力军。1918年4月14日，蔡和森、毛泽东等13人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2]14，学会大部分会员肄业，他们希望能够出省或出国深造，向外寻求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改造中国与世界。此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先生写信告知他们北京正在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参加。1918年6月，新民学会召开会议商议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决定“留法一事，和森和子昇专负进行之责”[3]122。蔡和森以“走遍各洲，通其语文，读其书报，察其情实而己足，无庸随俗拘苦为也”[4]27的志向，率先到北京进行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的联络和组织工作。他到北京后，拜见了蔡元培、李石曾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这时蔡和森不仅展现出了非凡的判断与组织才能，还认识到：“欲得多人打水，始有饱鱼吃”[4]13-14，他让毛泽东及新民学会其他成员尽量召集湖南学子参加留法勤工俭学，形成一个大组织，共同争取和创造留法勤工俭学的机会。

蔡和森在1918年8月9日写给新民学会会员罗学赞的信中表达了这一思考，详情如下：

荣熙学兄足下：

弟此来目的全为组织勤工俭学事，四旬之中略得头绪，所有消息亦能概达左右矣。前曾开一名单(与李石曾氏)，即冒昧列人尊名，今接二次来书，知兄于此亦甚有意，此弟更可劝进旨也。兄似乎现在虽得家庭同意，预备费无从索取，此则舍却来否问题外，弟可为兄解之。弟已与李石曾先生再三交涉，现侨工局业已答应借五、六千元予吾辈，限额约在二十五名，兄业已在二十五名之列，此全解决是之所难也。弟之目的在欲成大组织，今于限额之外，另有大办法寄在长沙诸友处，烦兄即日晋省与诸友会商一切，一以穷其真相，一以协定行止。最先行得快的则子升，润之当未起程，尤可多得消息也。黄君弟甚欢迎其入组，请兄与萧毛接洽即可定矣。高小资格正如人初级预备班，唯需自己筹费，兄如能为我组织一班初级者来此，亦所切望也。兄如迟来，文凭须早日寄来为要。

八月初九

彬白

蔡和森在信中说明了关于新民学会会员留法勤工俭学事宜，已和李石曾进行多次交涉，侨工局已经答应借一些款，但限额25人，让罗学赞与毛泽东、萧子升商议限额及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共同组织好湖南诸友留法事宜。虽然侨工局确定湖南可以去25人，但还可以节约费用多容纳些人，也可以通过寻求资助、招募有筹款能力的学生等方式实现“造成一大形势，以迫出一个大借款”[4]12，让更多湖南学生留法勤工俭学。在蔡和森的积极倡导下，湖南很快就有30多人报名。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带领25名湖南学生到达北京，进入保定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包括北京长辛店和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两个招收中学文化程度的高级预备班，以及商阳县西演镇布里村专为湖南高小毕业生筹备的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湖南籍学生在北京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在布里村的留法勤工俭学初级预备班学习。

新民学会会员贺果(贺培真)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的情况，以及1920年8月16日至1921年8月21日留法勤工俭学一年零五天经历的各种事宜。其中记录了湖南留法初级预备班30余人和毛泽东、蔡和森、萧三等人自北京到保定的情况，“余于四日(1918年9月4日)前由京搭车来此入育德中学之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其宗旨本勤工俭学会之初意，假勤工以留学法国，使贫寒学生不致有向隅之叹。余本一师范生也，然余之初志，不愿以师范生终此一生”[5]117。这些话也写出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心声。

蔡和森是布里村留法工艺实习班的负责人，他在学习法文的同时也担任班级的国文教员。他起初给大家讲的大多是墨子的思想。但当他接触到李大钊，并读了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相关文章后，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他给大家授课的内容也从谈论墨子，转变为谈论列宁和十月革命的理论。蔡和森成为新民学会会员中最早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会员之一，也成为布里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

2 蔡和森留法勤工俭学期间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妹妹的好友向警予等一行五十多人坐上“盎特莱蓬”号法国邮轮，从上海杨树浦码头乘船前往法国。在漫长航程中，蔡和森与向警予共同讨论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在共同革命理想的探讨辩论中，俩人被彼此吸引。经过35天航行，1920年1月30日，他们抵达法国马赛，蔡和森在巴黎停留几天后，2月7日到达蒙塔尔纪，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1920年5月，蔡和森和向警予打破了中国传统婚姻观念的束缚，自由恋爱结婚，他们还将恋爱过程中的诗作编印成书——《向上同盟》，赠予共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友人。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4]35向警予也在寄给父母的信中表示他们是自由恋爱的组合，代表一千九百廿年的新人，“向蔡同盟”成为当时自由恋爱的典范，拥有共同信仰的爱情佳话便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广泛传播，蔡和森和向警予被称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红色恋人”。

蔡和森到法国之初，因病没有入学，他边查字典边专心学习法语，仅用四五个月时间就攻克语言关，并大量阅读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社会党、国际共产党及工人运动的小册子，他还以“蛮霸”精神阅读并翻译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时留法的中国青年所能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就是蔡和森同志从法文翻译过来的”[6]41。

1920年7月6日至10日，蔡和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了会议，商定将新民学会方针更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还将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贴在墙上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通过这次会议，促进了我们很多人的世界观的转变，从而摈弃了无政府主义，信仰了马列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7]47。这时蔡和森已经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锋。“工学世界社”是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成立的最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青年团体，1920年12月27日至31日，“工学世界社”在蒙塔尔纪公学召开第一次年会，并邀请蔡和森、向警予参加了会议。蔡和森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经过三天的讨论，许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从“工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理解和广泛宣传，被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称为“小马克思”。他坚持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周恩来、李富春等许多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蔡和森还通过信件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播给国内的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他们也大都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毛泽东同志虽然没有亲自到法国勤工俭学，但却参与组织了湖南学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常以信件方式与蔡和森以及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进行交流。毛泽东还将1918年至1921年与新民学会会员的重要通信收集起来，按内容和时间汇编成3本《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并为一些信加上了标题和按语，由长沙文化书社印发(未对外发行)。通信集记录了蔡和森组织、践行留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以及与毛泽东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商议留法勤工俭学事宜、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等活动的详细过程。

留法期间，蔡和森通过大量阅读，很短时间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精神，认识到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科学方法，阐释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理论，指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蔡和森是中国率先完整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并详细阐明了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阶级基础，党的性质、任务以及党群关系和国际主义原则等。他还积极批判了非马克思主义，参与“社会主义论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蔡和森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一，阐释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蔡和森指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人迷阵。”[4]67其二，明确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他给毛泽东的三封信中写道：“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4]56这时他已经认识到，要想拯救中国就要学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三，蔡和森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也比较深刻，“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4]56-57。 所以，工人阶级只有取得政权才能得到经济解放。其四，蔡和森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认定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4]82。中国应该效仿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五，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了概括，他认为：“马克思的学理由三点出发：在历史上发明他的唯物史观；在经济上发明他的资本论；在政治上发明他的阶级战争说。三者一以贯之，遂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4]78-79总之，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对唯物史观有了较系统的认识，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锋。

其次，蔡和森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并阐明建党思想。1920年8月，蔡和森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4]57蔡和森成为中国提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他还结合中国实际，对建党思想、建党步骤进行了论述。蔡和森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中国需要先组织中国共产党，然后组织工团、合作社，形成有力的组织。中国建立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在《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中载有蔡和森(学名蔡林彬)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寄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提出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活动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神经中枢”，毛泽东对“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8]105。

最后，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还积极批判了非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到“社会主义论战”之中。1921年2月，蔡和森致函陈独秀，支持他提出的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方法指导中国发展的主张，并参与到反对罗素、张东荪和梁启超宣扬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论战之中。蔡和森还对无政府主义、修正派、改良派、投机派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只有学习苏联才能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中国富强。蔡和森在这场论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明确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从而进一步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3 蔡和森在实践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

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参与领导了“二·二八运动”“拒款运动”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三次斗争，他“非常注重把理论同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正如他常说的那样，‘有理论就必须有行动’”[9]106。

从当时社会背景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20年下半年开始，欧洲呈现经济萧条的景象，1921年爆发了席卷欧洲的“歇工风潮”。法国很多工厂相继部分或全部停产，工人大批被辞退，大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1921年4月6日，《时事新报》刊发了留法学生覃仲霖撰写的文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窘状》，报道了法国失业风潮导致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陷入困境，二千余人无工作，只能依靠华法教育会每天发的几法郎勉强度日。据统计，到1920年底，在1 600多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10]。1921年1月，华法教育会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陷入艰难境地之时釜底抽薪，发表了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的声明，并停发失去工作学生的生活维持费，还计划将他们遣送回国。这引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愤慨，学生们开始设法自救。

对于如何解决陷入失业潮这一问题，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主要分为两派：一是以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及工学世界社成员为首，主张“直接行动”向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维持补贴的“蒙塔尔纪派”；二是以赵世炎、李立三为代表，坚持勤工俭学，反对请愿的“勤工派”。1921年2月28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委派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等十名代表与中国驻法国公使陈箓进行谈判，他们以“要生存，要求学”的口号，包围了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提出由政府发学生津贴来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面临的困难。驻法公使陈箓拒绝了学生的请愿，法国骑警还用警棍驱散了学生。但这次斗争“争取了部分困难同学的生活补贴费的延期，得到了一定的胜利。和森同志，是领导我们这次斗争的核心人物”[7]48。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赞颂的“二二八运动”。这次运动后，蔡和森把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见解向赵世炎及其他人员加以解释，在他的影响下，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相互加强联系并统一了认识，紧密团结并共同行动起来。正是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才使他在面对实际问题时能够冷静地思考，做出正确的判断。

1921年8月1日，中法留法青年监护委员会宣布，要将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学生二百余人送入学校学习，但要待暑假结束后才能入学。正当大批勤工俭学学生即将进入法国学校的时候，法国官方又突然改变态度，理由是包括勤工俭学学生在内的旅法华人发起和参与了“拒款运动”。其时，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铁路、邮政等中国国家利益为条件，与法国政府秘密协商预借三万万金法郎以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但法国大银行家之间因分摊借款不均而内讧，使得借款的消息被报纸披露。旅法华人义愤填膺，印发传单、召开拒款会议呼吁国内外同胞奋起拒款，勤工俭学学生也参与到这次行动之中并成为主力。6月30日，由周恩来、蔡和森等发起，联合巴黎各华侨团体，组织拒款委员会，撰写通讯向国内揭露北京政府和法国政府的肮脏交易，反对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呼吁国内外同胞奋起拒款。法国政府虽然迫于压力中止与中国的借款商谈活动，但也因此对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产生不满。7月25日，又有消息突然传出说中法五亿法郎借款已经草约签订，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等爱国同胞在8月13日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迫使中国驻法公使及使馆全体官员共同签下“反对此项借款”的声明，承诺如违反这一约定则公使和全体使馆职员立即辞职，“拒款运动”使秘密借款流产，被称为“八一三事件”。“八一三事件”后，法国当局宣布在1921年9月15日停发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维持费，并取消了将他们送入学校的许诺，还扬言将他们分批遣送回国。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爱国青年，他们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宁肯失学也坚决维护中国国家利益。

1921年10月14日，蔡和森、陈毅等组织领导了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求学运动，这也是蔡和森在法国参与组织的最后一次斗争，这次行动也被称之为“小小的十月革命”。里昂中法大学是借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向法国政府索取庚子赔款筹建的。但建成后，里昂中法大学却从国内招收官僚地主子弟，拒收勤工俭学学生入学。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请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开放，以解决他们的求学问题。9月6日，以蔡和森为代表的蒙塔尔纪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华侨协社召开会议，各地代表共二百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共同商议解决求学问题的办法。与会者一致表示誓不回国，全力争取两所大学无条件开放，若运动无效就占据里昂中法大学。会议成立“各地勤工俭学学生联合委员会”，还创办了半周刊《求学运动》。消息传出后，9月12日，里大校务管理机构发布了《告法中国学生书》，指出里大是高级教育机关，培养教授和科学研究人才，对于收录的学生要验文凭才可参加考试，并且需官费或有款项支付保障才可收录。这些条件的提出显然是对勤工俭学学生的断然拒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也明确了立场：“(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对不承认考试。”[11]182正在这时，传来国内新生即将到达马赛的消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于9月20日由蔡和森等人带领各地来的一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希望以先发制人的方式获取勤工俭学学生的权益，他们与留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吴稚晖、中法大学秘书长褚民谊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9月22日，驻法国公使陈箓勾结法国当局将手无寸铁的学生拘捕。“在被囚禁的过程中，我们推举和森、世炎等同志做代表向里昂当局交涉，要求释放恢复自由。但毫无结果。随后，和森、世炎、陈毅等同志又组织我们，于十月十日即“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举行了一天绝食斗争。”[9]10828天后，蔡和森及104名勤工俭学学生，以“无钱、无学、革命党”的罪名被遣送回国。争回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从具体目标来说是失败了，但蔡和森及其他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却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心。

蔡和森不仅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将其运用于与反动势力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之中。占领里昂中法大学运动的失败，使蔡和森更深刻地认识到，工读主义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阐明的方法和指明的方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与世界问题。所以，拯救中国就必须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蔡和森在组织和践行留法勤工俭学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其组织领导才能，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

4 结语

蔡和森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不仅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且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论武器，回答了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所指出：“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辞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12]48-49回国后，蔡和森立刻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之中，从中共二大到中共六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领导人，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