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洪，王 蔚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7 世纪初，松赞干布稳定雅砻政权、统一西藏高原之后，开始向东扩张。至638 年，吐蕃与唐在松州进行了首次军事接触。后，吐蕃向唐提出和亲之请，唐封宗室女为文成公主，文成公主于641 年起程入蕃和亲。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首次将中原文化较为全面地直接带入吐蕃。有关详情，唐宋史籍《旧唐书》《通典》《新唐书》《册府元龟》等多有记载，古今相关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本文无须赘述。至此，中原文化开始融入吐蕃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影响至今。

本文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就中原文化对吐蕃墓葬制度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略做探讨，求教方家。

一、吐蕃墓的类型与等级

因青藏高原特殊地理环境、风俗使然，吐蕃墓多为调查、试掘。目前，在西藏经过较为详细调查、发掘的吐蕃墓有琼结松赞干布与赤松德赞陵[1]（P21-23）、藏 王 陵 墓 群[2]（P1-150）、藏 王 陵 一 号 陵垣[3]（P70-76），洛扎吉堆墓地调查[4]（P15-25）、分析[5]（P13-18）、研究[6]（P56-62），加查县邦达墓地[7]（P359-371）、扎囊县斯孔村墓地[8]（P162-168），拉萨柳梧吐蕃墓[9]（P110-124），墨竹工卡县同给村墓群[10]（P125-129），朗县列山墓地试掘[11]（P32-38）、发掘[12]（P58-66）及 坛 城 墓 试 掘[13]（P1），萨 迦 给 白 山 墓群[14]（P89）、拉孜查木钦墓地[15]（P105-124）；在青海有玉树聂龙加霍列墓群和章齐达墓群[16]（P11），都兰热水墓地[17]（P1）、都兰热水 2018 年一号大墓[18]（P138-149）、都兰热水哇沿水库墓地[19]（P30-50）、都兰科肖图[20]（P1-100），乌兰泉沟壁画墓[21]（P19-37），德令哈郭里木夏塔图吐蕃墓[22]（P65-73）；在甘肃有肃南大长岭墓地[23]（P14-19）等。此外，《西藏文物志》[14]（P1-300）《中国文物地图集·西藏分册》[24]（P1-200）《中国文物地图集·青海分册》[25]（P1-200）中公布有墨竹工卡且卡墓地[24]（P35）等吐蕃墓的简单资料，近年又在青海玉树境内新发现有数百座吐蕃墓。据不完全统计，西藏、青海等地已发现的吐蕃墓已有数千座之多。

（一）吐蕃墓的类型

关于吐蕃墓的类型，霍巍根据早年的资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西藏地区的吐蕃墓有封土石室墓（竖穴式、穹窿顶洞穴式）、偏洞室墓、石棺墓（石板、石块）三大类型”[26]（P44-58）。甘青地区不仅有大量封土石室墓，还有少量砖室墓、木椁墓、带墓道洞室墓。

西藏地区和甘青地区吐蕃墓的形制，总体相似，但略有不同。其中，西藏、甘青都流行封土石室墓，封土石室墓是吐蕃墓中最具代表性、数量最多的类型，其特征为：“地表有以土、石混合堆筑或夯筑的封土丘，（封土）形状以平面梯形、立面呈覆斗形最为普遍。封土内多以石块、条石砌出纵横的网状石格，通常有封土石砌基脚、封土身以及封土顶三个立面层次，另外还有方形、圆形、塔形、十字折角形等不同类型。”[26]（P44-58）封土内除石砌网状石格之外，还多置横木，以增加封土堆的稳固性。墓顶多以柏木枝棚，墓室一般为竖穴式、穹窿顶洞穴式两类，一般有多个墓室，中心墓室放置遗骸，周边墓室放置随葬品。

在西藏发现的偏洞室墓数量不多，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石棺墓（石板、石块石棺墓）在西藏发现的数量较多，但出土物一般不甚丰富。青海境内发现的少量砖室墓、木椁墓，目前在西藏还没有发现。上述三类，区域性特征更为明显。

（二）吐蕃墓的等级

吐蕃墓的类型与吐蕃墓的等级密切相关。曾科认为：“吐蕃大型墓地可分为三种等级：第一等级为藏王陵，属于吐蕃王朝最高层统治者的陵墓群；第二等级为列山墓地、查木钦墓地、热水墓地，属于吐蕃王朝属国或地方官员的家族墓群；第三等级为吉堆墓地，是赞普赐封的家族墓群。”[27]（P1-50）本文认为这一分析较为合理，从之。其中肃南大长岭墓地墓主，可能原为吐蕃王朝地方官员，应属第二等级。

再结合中小墓地，似乎还可再细分：第四级，偏洞室墓，以拉萨澎波墓地为代表，可能为中下层官员墓葬。第五级，石棺墓，以山南隆子、昌都边坝石棺墓为代表，可能为平民墓。故，吐蕃墓大致可分为五级：

第一等级，墓地陵墓数量少（小于30 座）。封土形制为覆斗形，形制单一，规模大，采用夹层版筑技术，有石狮、石碑等陵园附属设施。

第二等级，墓地墓葬数量过百。墓地依山势而建，坐落于冲积扇或山坡上，大型墓葬占据视野开阔的中心位置。封土形制多样（覆斗形、圆形等），夯土包土石夹筑，部分墓地有石狮、石碑等陵园建筑。

第三等级，墓地墓葬数量较多，近百。封土规模较小，形制单一（覆斗形）。布局有规律性，大型墓葬处于中心位置，中小型墓葬居于其四周。

第四等级，墓地墓葬发现较少，地表多无标志。位于半山腰处，成排分布。

第五等级，墓地墓葬数量较多，过百，地表多无标志。墓地规模一般较大，单一墓室规模较少，随葬品也不甚丰富。

第一至第三等级的墓葬，墓葬形制结构复杂，出土文物众多，文化因素也较为复杂，中原文化因素突出，是其特征之一。第四等级墓葬可见少量中原文化因素，第五等级墓葬中原文化因素不甚明显。

二、吐蕃墓所见中原文化因素

吐蕃墓所见中原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墓葬制度、随葬品两大方面。

（一）墓葬形制

吐蕃大中型陵墓的封土多为方形或梯形，应是以唐代帝陵为范本，松赞干布、赤松德赞陵分别可对应中原帝陵的第一、二阶段的特征[28]（P85-92）。吐蕃陵园附属设施的设置也应是模仿中原陵，陵前置有石碑、石狮、石柱、石门阙，陵墓上还设有祭祀建筑，这些与中原帝陵近乎相似[29]（P82-90）。但封土内置横木、用石块砌筑墓室的构筑方式，陵前设置殉葬动物的条形祭祀坑等方面与中原陵墓差异较大，说明吐蕃人在营建陵墓时，是有选择地模仿中原陵的建造方式。霍巍[30]（P161-198）、夏吾卡先[31]（P46-53）等对此已有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吐蕃墓还包括少量洞室墓，可细分为偏洞室墓、竖穴式墓道洞室墓、斜坡式墓道洞室墓三类。第一类偏洞室墓以拉萨澎波农场发现的8 座偏洞室墓为代表，其“位于半山腰，均在同一水平线，形制相同，均为椭圆形洞室，墓底用乱石砌成规则的长方形坑，墓口用乱石封砌，出土有带流圜底陶器、四联罐、铁剑、铁环、牛马骨骼等”[32]（P245）。此类洞室墓还见于拉萨辛多山嘴墓地[14]（P1）。第二类竖穴式墓道洞室墓，其地表有梯形、方形、圆形封土，霍巍称之为封土石室墓丙类，其来源或与西藏西部的洞室墓[33]（P29-50）有关。第三类斜坡式墓道洞室墓，目前仅见于甘肃张掖肃南大长岭墓地，因资料发表在《陇右文博》这一内部刊物，学界以往关注不多。笔者于2017 年3 月曾实地考察了大长岭墓地和肃南博物馆馆藏文物，该墓是由斜坡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四部分组成的洞室墓，其墓室顶部铺横木，及甬道内随葬马匹两具的特征与青海都兰吐蕃墓相似。一般认为，葬俗是最能反映墓主的族属和身份，肃南大长岭的葬俗与都兰吐蕃墓几乎完全相同，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认为该墓墓主为吐蕃人[34]（P66-67），仝涛[35]（P94-104）也持此看法，关于该墓墓主族属，笔者有不同看法，另见他文。但从墓葬形制来看，属典型唐墓形制无疑。出土的鎏金龙首饰件、“傅”字款银匜、龙纹银盘、十二生肖彩绘木板画等中原式器物和绘画作品，可以进一步说明该墓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近年在青海都兰哇沿水库新发现一批吐蕃墓，其中发现有砖室墓（M19）一座，尤为特别。这座砖室墓“由墓道、墓圹、墓室三部分组成。斜坡墓道辟于墓室东侧，以石块封门。墓圹为正方形竖穴土坑，墓室平面呈近正方形。墓室上部棚有10 根圆柏，棚木上铺石。墓室四壁由方砖砌成。墓底以砾石铺垫，可能有木棺”[19]（P3-50）。可惜墓室已被盗扰，仅在扰土中发现少量残件，甚为遗憾。M19墓室上部棚有柏木，与都兰热水大墓的特征相似。但其墓葬形制、营建材料与唐墓几无差异。此外，小型石室墓M4还发现“开元通宝”一枚，进一步说明了中原文化对都兰吐蕃墓有着较大的影响。青海吐蕃墓还使用土坯砖砌封土边，这种砌筑方式在西藏尚未发现，或许也是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综上所述，从墓葬形制来看，西藏地区吐蕃大型陵墓的地面建筑，曾模仿中原陵墓形制当属无疑，但葬俗受中原文化影响不甚明显。青海都兰、甘肃肃南墓出现了直接使用唐墓形制的现象，还在棺板或墓室四壁彩绘有十二生肖、四神等图像，但仍保留了墓顶棚木、殉牲等吐蕃墓的特点。

（二）中原风格随葬品

西藏和甘青地区的吐蕃墓中还出土了一些中原或具有中原风格的器物，可进一步帮助我们观察中原文化对吐蕃墓葬的影响。下文仅举数例代表性器物：

“开元通宝”钱币。钱币是对考古遗存进行绝对年代判断的重要依据，也是判断考古遗存文化属性的重要依据。都兰热水哇沿水库M4 发现有“开元通宝”钱币一枚，此外在都兰科肖图遗址也曾发现开元通宝钱币一枚[36]（P1-100）。这两枚唐币在吐蕃墓的发现，或是墓主通过贸易交换所得，抑或表明墓主是吐蕃统治辖区的唐人，这些钱币是其原有之物。无论如何，这都说明了中原文化对都兰吐蕃社会有着一定的影响。

唐砖。许新国曾披露在青海兴海县曾发现有唐砖，砖上还有狮纹图像[37]（P46）。这些唐砖是在本地烧造，还是直接从唐地所得，还无法下定论，目前来看，在本地仿制烧造的可能性更大。新发现的哇沿M19 是一座砖室墓，其墓室四壁用方砖砌筑而成。哇沿M19使用了大量方砖，大批方砖直接从唐地贩运而来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方砖应该是在本地烧造而成的。无独有偶，哇沿大型石室墓M17使用土坯块垒置封土，这些土坯可能为方砖未入炉烧造之前的原形。

丝绸。丝绸历来作为中原王朝对外赏赐和贸易的主要物品，和瓷器一起成为中华物质文明的代表。根据近年的考古新发现来看，丝绸早在汉晋时期已通过西域传播至西藏西部地区[38]（P6-16），吐蕃贵族已经常使用丝绸[39]（P89-100）。在青海都兰热水4座吐蕃大墓中出土有大量丝绸，其“绝大多数为中原输入品，计有锦、绫、罗、绢、纱等，几乎囊括了中原代所有丝绸品种”[17]（P130），热水 M3 出土带汉字“黄州”的丝绸，揭示了这批丝绸的产地或许与黄州有关。甘肃肃南大长岭吐蕃墓也发现大量丝织衣物，其上衣有16层，下身有14层之多，说明丝绸使用数量较多。西藏边坝县冬卡都石室墓也出土有丝绸残片[14]（P239），边坝位于藏东，远离吐蕃腹地，且冬卡都石室墓的规格并不高，竟然也发现有丝绸，令人十分惊讶，不过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丝绸在吐蕃社会已较为普遍使用。

俑。至秦汉以来，将俑作为随葬品在中原地区十分普遍，将其作为中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当无甚争议。目前，在吐蕃墓内发现有泥（面）质、木质两类俑。第一类泥俑，仅在西藏墨竹工卡县益其村古墓发现有5 个，泥俑系捏塑而成，面貌不清。在拉萨、山南等地的吐蕃墓中未发现俑，故这些泥俑当不是起源于西藏本土。不过不排除从西藏西部传入的可能性，即使是由西藏西部传入，当也是受西域汉文化的影响所致[40]（P108-113）。前文已述，秦汉以来中原地区大量随葬各类俑，故我们认为益其村出土的泥俑，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在西藏本地捏塑而成的。萨迦给白墓地M5 出土的面龟，属动物俑，现藏于西藏博物馆。龟的形象在吐蕃已出现，多为碑石的底座（龟座），立于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琼结赤松德赞陵前的墓碑都见龟座，这些碑刻明显受到唐碑的影响。龟形象，在吐蕃晚期佛教题材的石刻中也较为常见，但墓葬中几乎不见。故给白墓地出土的面龟，应也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第二类木俑，仅在都兰热水墓地M3出土木俑头1件、骑马木俑3件、贴金箔彩绘木鸡2 件，其他吐蕃墓内不见。木俑在长江流域的楚墓和河西走廊的汉晋墓中十分盛行，楚墓与都兰热水墓地的时代、地域都相去甚远，两者间应无关系。河西走廊与都兰地区之间虽横亘有祁连山，但两地可通过祁连山的山口相通[41]（P44-49），且河西走廊汉晋墓与都兰吐蕃墓时代相继，可能存在传播关系。故，我们推测都兰热水M3 发现的木俑，当源自于河西走廊汉晋时期的木俑。此外，青海海西地区的吐蕃棺板画也应是源自河西走廊的汉晋墓，后文详述。

棺板画。青海海西都兰热水吐蕃大墓、德令哈郭里木夏塔图吐蕃墓、甘肃肃南大长岭墓地都发现有棺板画，霍巍[42]（P82-94）、仝涛[43]（P76-88）还先后披露了海西地区采集的两幅棺板画（采M1、采M2），海西州民族博物馆还展示了一幅棺板画（采M3）[44]（P48-53）。青海海西地区吐蕃时期棺板画的图像，主要反映了具有“本教”特色的丧礼过程。结合新披露的海西乌兰茶卡吐谷浑棺板画[45]（P1-9），一般认为海西吐蕃棺板画的艺术源头当应追溯至河西走廊魏晋时期的棺板画[46]（P165-170）。郭里木彩绘木棺上发现的四神图像，尤为特别。四神图像仅分布于木棺挡板，罗世平公布的临摹图仅见朱雀、玄武及花鸟图像[47]（P62-68），不见青龙、白虎图像。但许新国早年曾介绍过四神图像的特征：“青龙图像与唐代墓葬壁画中的形式较为接近；白虎采用虎头正视的形式，与唐画差别较大；朱雀的形式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的特征，与中亚、西亚的凤鸟纹图形较为接近；郭里木棺板画中的玄武形象，蛇身缠龟身，头与尾不相勾；四神陪衬的云气、莲花和繁杂的忍冬纹等更未见于唐墓壁画。”[22]（P65-73）关于四神图像的艺术源头，许新国认为：“郭里木吐蕃棺板画所绘四神，应直接取法自中原，即唐代墓葬壁画的做法，同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22]（P65-73）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笔者表示赞同。肃南大长岭墓还发现有十二生肖木板画，肃南大长岭墓后室用松木板镶制，木板上用红色铺底，上用墨笔勾绘十二生肖图像[23]（P14-19）。马、蛇，鼠、猪生肖成组绘于同一木板上，羊、鸡、猴、虎、龙、牛、狗、兔各自单独绘于一木板上。十二生肖盛行于唐代，十二生肖铜镜更是唐代铜镜的代表性器物。结合大长岭唐墓形制及出土的中原式器物，不难看出，大长岭墓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

综上所述，海西、肃南两地发现的吐蕃棺板画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原绘画艺术的影响。海西地区的棺板画，应是在充分吸收河西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基础之上，由吐蕃画师创作而成的。肃南大长岭棺板画，可能是由来自中原的画师绘制而成，也可能是由本地画师模仿中原绘画艺术绘制而成。无论如何，这都说明了中原文化艺术对吐蕃文化艺术有着较为强烈的影响。

道符。都兰热水吐蕃墓发现有3件道符，在其他吐蕃墓中尚未发现。其中热水三号墓发现两件有墨迹的织物，99DRNM3:16 保存较好，织物材质为绿色地绢；99DRNM3:43 保存较差，织物材质为绿色地绫[17]（P71）。据王育成考证两件墨书织物无疑为道符，M3:16 道符的基本含义为：“上天太阳神？光明，诸神佑护市易，大吉必来，急急如太上律令。”M3:43道符可能与“因爱生咎的家庭生活方面的事有点关系”[48]（P135-142）。王育成还指出都兰M3发现的两件有关商业买卖和爱欲方面的道符或符书“是现今为止唯一得见者”，足见其珍贵。以往，道符多发现于中原地区的汉唐墓葬中，道符在都兰吐蕃高等级墓葬中的发现，可见中原文化对青海吐蕃社会的影响较深。另外，王育成也指出，此两件道符的用途与中原地区的道符的用途差异较大，说明吐蕃上层对中原文化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

金银器。吐蕃金银器多流散在外，霍巍早年披露了一批流落在海外的吐蕃金银器，包括瓶、壶、带把杯、高足杯、碗、盘、碟、角杯、马具等，这些吐蕃金银器受到中原、粟特、波斯等多种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49]（P89-128）。考古出土的金银器，仅在甘青吐蕃墓有少量发现，西藏地区吐蕃墓内金银器更为罕见。以往在青海都兰热水大墓仅发现牌饰、管状器、珠饰、带饰等小件器物，2018年因盗墓，青海都兰热水新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吐蕃金银器，弥补了以往吐蕃大型金银器缺失考古背景信息的遗憾。肃南大长岭墓发现了较多金银器，其中“傅”字款银匜、龙纹银盘、鎏金铜龙头、鎏金六龙铜杯等无疑是唐代中原式器物。

总体来看，西藏地区吐蕃墓内具有中原文化特征器物的数量、种类均较少，甘青地区吐蕃墓出土中原或具有中原文化特点的器物，种类、数量均较多。

三、中原文化对吐蕃墓葬制度形成的影响

前文根据对吐蕃墓葬类型、等级，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分析来看，中原文化对吐蕃墓葬制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如下：

第一，封土墓的出现，可能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关。西藏西部、雅鲁藏布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至前吐蕃时代，几乎不见封土石室墓。至吐蕃时期，封土石室墓大量出现，当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而中原地区是封土墓最为流行之地，其中以方形、梯形封土为尊是中原地区的传统。而吐蕃大中型陵墓封土多为方形、梯形，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对吐蕃墓葬封土形制的影响。

第二，吐蕃陵园附属设施，是模仿中原陵园建筑而成。这一点霍巍、笔者等已有论述，无须再述。

第三，甘青吐蕃墓室装饰方式，与中原或河西地区的墓室装饰方式相同或相似。肃南大长岭墓壁所绘十二生肖图与中原和河西地区的装饰画，完全相同。乌兰泉沟壁画墓融合了中原文化、吐蕃文化。

第四，木棺装饰，与河西地区的木棺装饰相同或相似。青海吐蕃时代墓葬，墓主族属可能是吐蕃人，也可能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但其木棺装饰传统，源自河西地区汉晋木棺彩绘，已无甚争议。

第五，大型贵重金银器随葬，当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目前在西藏西部、雅鲁藏布江流域发现的前吐蕃时代金银器，多为小件器物，并未发现大型金银器。而唐墓甚为流行大型金银器随葬，故随葬大型贵重金银器当是受中原文化影响所致。

第六，随葬俑类，当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吐蕃随葬俑的原因，可能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直接模仿所致。也可能是受佛教文化影响所致，以俑代替动物或“共命人”。

从墓葬封土、陵园建筑，墓室壁画、木棺装饰，到大型贵重金银器、俑等随葬品，构成吐蕃墓葬制度的大部分内容，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可见，吐蕃墓葬制度的形成与中原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四、唐蕃文化交流的途径与内容

自公元638年，唐蕃在松州首次军事交锋，至9世纪中叶吐蕃灭亡的两百余年间，唐蕃文化交流的途径和内容十分丰富多样。下文分别简要讨论：

（一）文化交流的途径

据前辈学者和笔者对唐蕃古道的田野考古调查来看，唐蕃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唐蕃古道主干道[50]（P1-196）、北干线[51]（P53-59）、南干线[52]（P1-200）三条线路开展的。唐蕃古道主干道作为官道，整个吐蕃时期都在使用；北干线与吐蕃中晚期的军事扩张密切相关；南干线在吐蕃早期东向发展时已开通，至吐蕃中晚期主要作为佛教文化交流路线在使用。

（二）文化交流的内容

通过唐蕃古道，担任唐蕃文化交流的使者有入蕃和亲的文成、金城二公主，崔琳、王玄策、禄东赞等唐蕃双方的使臣，玄照、摩诃衍等入蕃传法的僧侣，以及河西走廊吐蕃辖区内的大量汉人。

这些文化使者，通过官方、民间等不同形式将大量中原文化直接或间接地传入吐蕃。石硕等人将中原文化对吐蕃文化的影响概括为典章制度、汉地宗教、汉文典籍等物质文化、历法技艺等类[53]（P45）。考古发现也能印证石硕的说法。山南普努沟出土的“告身”，可能体现了中原服章告身制度对吐蕃文化的影响；都兰热水大墓M3出土的道符，体现了中原道教文化对吐蕃文化的影响；敦煌出土的古藏文版《尚书》等文书，体现了汉文典籍对吐蕃文化的深刻影响；吐蕃墓发现的大量丝绸、金银器，体现了中原物质文化对吐蕃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吐蕃大型陵墓的方形或梯形封土，陵园内的墓碑、石狮、石柱、门阙等附属设施，体现了中原丧葬制度对吐蕃丧葬制度的影响；吐蕃墓内随葬的泥俑、木俑、面龟，墓内棺板和壁板彩绘的四神、十二生肖等图像，都反映了中原地区的丧葬观念对吐蕃丧葬观念的影响。

结 语

通过上述讨论，不难看出中原文化在丧葬制度、丧葬观念等方面，都对吐蕃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尤其是河西走廊及周边地区，曾被吐蕃直接统治近百年时间，其辖区内生活有大量唐人，故不难理解甘青地区的吐蕃墓中出土大量中原式或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器物。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过度拔高中原文化对吐蕃社会的影响，但吐蕃曾从各个方面大量吸纳中原文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吐蕃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周边文化曾广泛吸纳。“高原丝绸之路”[54]（P21-27）作为丝绸之路南亚廊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唐蕃、蕃尼、吐蕃与突厥、吐蕃与大食间的文化交流，而中原文化对吐蕃墓葬制度的形成的影响，是唐蕃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也是唐蕃政治文化及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