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美峰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24）

张球，敦煌文书中又称张俅、张景球或张景俅，①为晚唐敦煌地区著名的文士，曾为张氏归义军政权的枢机要员，并担任过归义军的入朝使者。历经宦海沉浮后，又以兴学课徒及抄写佛经为志。作为外乡人，张球的人生履历颇为精彩，故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从张球与张景球的关系、张球的生平及作品系年、张球与归义军政局及张球对敦煌文化教育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就目前情况看，对张球的研究已较全面，学界相关讨论也稍显沉寂。

近期，伏俊琏先生发表大作《一部家国血泪简史——敦煌S.2607+S.9931 写本研究》对写本中的词曲所反映的唐昭宗时期的重大事件、词曲与词集编撰者的关系等内容作了讨论，特别指出了写本中的部分词曲如《赞普子》以及P.2506 写本中的两首《献忠心》等，均为词集编撰者的作品。伏先生从词曲内容、语气等角度分析，认为这几首词的作者很可能为张球，并指出张球的人生经历可补充如下：

张氏归义军时期，他曾被吐蕃俘虏过；他年近七旬时（唐昭宗初期）曾到过长安，经历了昭宗逃亡，长安遭受重大劫难等历史事件。他的去世时间，或许正是金山国时期的大乱之中。[1]

如果伏先生的观点不误的话，无疑将会丰富归义军政权与吐蕃的关系、归义军于昭宗朝的遣使活动、李氏掌权后的归义军政局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学界认为“张淮深、索勋的部分亲信幕僚在李氏掌权后受到冷落”的看法，③也就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然而，伏先生对前述词曲的讨论恐有不妥之处，尤其是认为词曲的作者为张球，并以此推断张球曾落蕃及晚年时出使长安的看法与敦煌文书所记张球的个人经历及实际情况不同。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见闻所及，对伏先生上述观点略加考述。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词曲内容及张球署名作品对张球落蕃一说的否定

伏先生在文中提出“词集的编者是一位从敦煌到长安的文化使者，他在宫廷乐工传本的基础上，加进自己的作品，抄录为这样一个曲子词写本”。[1]此处“自己的作品”即为伏先生所举《赞普子》等。

（一）词曲内容对张球落蕃观点的否定

《赞普子》一词为判定作者是否为张球，进而论证张球是否落蕃的关键。该词谓：

本是蕃家帐，年年在草头。夏月披氈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因拜玉楼。[2]（P84）

伏先生引该词论道：“他本来是落蕃人，居住在蕃家的帐篷里，以牧马为生。后来回到敦煌，又曾作为归义军使臣出使朝廷，到了长安，亲历了唐昭宗时期的重大事件，尤其是韩建挟持昭宗至华州，并借故杀害十一王的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回忆在吐蕃‘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的生活，感慨万千。出使长安，见到新即位的皇上，他感到万分荣幸。”[1]对于伏先生上述所论，笔者有不同看法。其一，词中既无任何与“敦煌”有关的内容，也无反映牧马人受归义军派遣出使朝廷的信息。其二，词中的“草头”“氈帐”“荒丘”“沙塞”等描写的景象与咸亨三年（672）吐蕃使来朝，使节仲琮答高宗问的情形相对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产寡薄，乌海之阴，盛夏积雪，暑毼冬裘。随水草以牧，寒则城处，施庐帐。器用不当中国万分一。”[3]（P6076）这与张球所居敦煌的环境不同。其三，“本是蕃家帐”一语实已指明该词描述的主体为蕃家，非汉人张球。其四，该词内容如“抛沙塞”“拜玉楼”等为蕃人与唐之间友好关系的写照，反映的是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向往情况。④故《赞普子》一词的作者或描述的对象为蕃人。

伏先生认为P.2506 卷背中的一首词曲亦与S.2607+S.9931 中的部分词曲有关，或为张球之作。该词录文如下：

[前残]塞旧戎装，却着汉衣裳。家住大杨海□，蛮骞不会宫商。今日得逢明圣主，感恩光。[4]（P436）

依录文看，此中有两处内容对判断词曲的作者至为重要。一为“旧戎装，却着汉衣裳”。此句描述的内容为蕃人脱掉自己长期穿戴的服装，穿上了汉族服饰，体现了民族的归化。⑤试想如果词曲的作者为汉人张球，那他应当说“身穿汉衣裳，却着旧戎装”才合乎其落蕃的处境。二为“家住大杨海”。《叶净能诗》中有“推五岳即须臾，喝太阳海水”一语。黄征、张涌泉先生作注道：“‘太阳海’或写作‘大杨海’，伯二五〇六《春光好》曲：‘家住大杨海……。’地当在沙州附近。”[5]333-342如此推断不误，“家住大杨海”的这位词作者当非张球，或为居住于此地的少数民族，因为张球家当住于沙州城内。另据文字形式看，该词“有若干武周文字遗迹，可见是初唐时期的作品。”[6]这也与张球所处的时期不一致，故该词的作者也不可能是张球。

P.2506写本中有两首《献忠心》，伏先生亦认为作者可能为张球。该词谓：

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氈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垂衣理，菊花浓。臣遐方无珍宝，愿公千秋住。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

蓦却多少云水，直至如今。涉历山阻，意难任。早晚得到唐国里，朝圣明主，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仙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万岁，献忠心。[2]（P49-50）

上述词曲中的“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见中华好”一语与《新唐书》所载四夷诸族遣使入唐求学的情况一致。该书卷44《选举上》谓：太宗“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3]（P1163）史籍中对这种“使者相蹑学唐化”现象的记载，常现于初盛唐时期。“八千子弟入学”足以反映出四夷诸族包括蕃人对大唐王朝和汉族文化的景仰之心和倾慕之意。⑥

又词曲中有“早晚得到唐国里，……各将向本国里”一语。在史书中，称唐为“唐国”者，一般为少数民族政权。如《旧唐书》卷69 中记太宗讨高昌，其王文泰谓其国人曰：“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冬风冻寒，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7]（P2510）又该书卷 146 载大历初年，萧昕持节弔回鹘。时回鹘恃功，廷诘昕曰：“禄山、思明之乱，非我无以平定，唐国奈何市马而失信，不时归价？”[7]（P3962）该书卷 152 记吐蕃尝谓汉使曰：“唐国既与吐蕃和好，何妄语也！”。[7]（P4079）上述所示“唐国”各例，分别为高昌、回鹘、吐蕃对唐的称谓，而史书中关于此类的记载仍有许多。词中又言“本国”，可知该词描述的是与唐朝相对应的政权。张球所在的归义军为唐的一个藩镇，自言“本国”并称唐中央为“唐国”，完全不合礼法及归义军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实际。

从籍贯及身份考察，也可证实上述词曲的作者并非张球，张球未曾被蕃人俘虏。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记载了张球的籍贯，该序谓：

□□□□州山阴县人张俅，字恩（？）□。因游紫塞，于灵□□□□□内见此经，便于白绢上写得其咒，发心顶戴□□□载。……因□□□□縻官河右。以凉州新复，军粮不充，蒙张□（太？）□（保？）□□□武发运使，后送粮驮五千余石至姑臧□□□□……[8]（P181）

序中“州”前所缺的字，学者推断为“越”字，并认为张球为越州山阴人，属中原人士。⑦另P.2488《贰师泉赋》的署名为“乡贡进士张俅撰”，[9]（P277）可知其深谙汉文化知识礼法。从政坛身退后，张球以兴学课徒为业。S.5448《敦煌录》中记其事道：“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中有小堡，上设廊殿，具体而微。先有沙倅张球已迈从心，寓上（止）于此，虽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10]（P50-51）张球又将《籯金》改编成《略出籯金》，以为教授课徒之用。[11]（P261）说明张球身上具有一种振兴敦煌教育的文人精神与责任。此外，敦煌文书中保留其作品不下二十余件，足见其文化修养之深。可以说，张球是目前仅见的来自中原且在归义军中任有重要职务的文士，可与敦煌本土文豪悟真齐名。从以上内容看，“中原人士”“汉文化代表”“兴学课徒”为张球的身份标签。这与《献忠心》词曲中反映的情况全然不同。《献忠心》一词中的“弃氈帐”“学唐化”等语，无疑是指蕃人对汉文化的景仰和崇拜，故有弃蕃习，“来慕当今”之举。试想一个来自中原且谙熟汉文化的人，又何言“学唐化”“见中华好”？

以上对《赞普子》《献忠心》等词作者的身份作了分析，可以断定词曲内容仅反映了蕃族人民生活的实景及唐蕃之间的往来情况而已。这些词曲的创作时间早于张球所处的时期，其内容不能反映张球落蕃后，又任归义军使者出使长安的情况。

（二）张球署名的作品可证其未曾落蕃

作为文士，张球在敦煌留下了丰富的作品，作品中的内容也证实了其未曾落蕃。为讨论方便，现以系年的形式将其部分作品梳理成表(见表1）。

从表中的P.4660《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释门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赞》看，张球至迟在咸通五年（864）已任沙州军事判官，而其在归义军任职的时间要更早。前述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中所记“□縻官河右”及“以凉州新复，军粮不充，蒙张太□（保）□□□武发运使，后送粮驮五千余石至姑臧□□□□”即可证明。因为张议潮克复凉州是在咸通二年（861），张球受归义军派遣运送军粮一事，当发生于此后不久。那么，咸通初至五年这段时间里，张球或受归义军节度使派遣积极奔走，或为沙州名人名僧撰写邈真赞，故其不可能在此时间内落蕃。自咸通五年（864）至十二年（871）、中和五年（885）至景福元年（892），张球也几乎每年都在为敦煌名人名僧作赞，或抄写佛经，或撰写公文，这与前述《赞普子》词中的“年年在草头”相矛盾，显然也不可能于此期间落蕃。景福三年（894）以后，张球已年近七旬，身体老迈，出使几率不大，不可能有被吐蕃俘虏一事，具体内容可见下文讨论。但咸通十三年（872）至乾符二年（875）之间，暂未发现张球署名的作品。那么他是否曾在这段时间里被蕃人俘虏？答案也是否定的。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中的另一段内容可资印证：

自后入奏，又得对见龙颜于思政殿，所蒙锡赉，兼授宪官。及至归回，往返贼路，前后三、二十出，不曾输□□□。此皆菩萨加持力也。固（故）为此序，将劝后□（人？），唯除□□□。[8]（P182）

杨宝玉、吴丽娱先生从“自后入奏，……前后三、二十出”分析，指出“咸通五年时，张议潮还在世，不可能被称为太保”，认为“此文的写作当远远晚于《凝公邈真赞》的咸通五年，甚至有可能是张球已退出政坛专心事佛之后的追忆之作”。[8]（P204）笔者赞同此看法。那么，序文中“往返贼路，前后三、二十出，不曾输□□□”，当指张球在归义军任职期间曾往返于中原或周边各地多次，皆未出现意外情况。故可推断咸通十三年（872）至乾符二年（875）之间，张球亦未曾出现被蕃人俘虏的情况。

（三）吐蕃政权发展的情况也不支持张球陷蕃一说

咸通以后，河陇一带吐蕃势力发展的情况，也不支持张球曾被吐蕃俘虏的说法。自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起义始，就与政治主张相同的吐蕃尚婢婢部结成同盟，联手抗击盘踞河陇又不得人心的论恐热势力。受益于这种结盟，张议潮于短时间内迅速克复沙瓜、肃甘等州。咸通年间，张议潮率“蕃、汉兵七千”克复凉州，此中的蕃兵即为尚婢婢之部。[12]至于凉州之役后论恐热部的去向，据S.6161+S.3329+S.6973+P.2762+S.11564《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奔投星宿岭南，苟偷生于海畔。我军乘胜逼逐，虏群畜以川量；掠其郊野，兵粮足而有剩”的记载，[13]（P155）实已被驱逐至星宿海、赤岭以南地区。[12]又《资治通鉴》卷250载“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14]（P8115）那么，留存于河西一带的论恐热势力基本上被廓清，余者与归义军保持了较好的关系。[12]

前述张球于咸通初年到归义军政权中任职，其作为归义军使者出使，只能是咸通以后的事。此时，留于河西一道的吐蕃势力与归义军较为融洽,且这种关系持续到了张承奉及曹氏归义军时期。[12]如甘州回鹘侵沙州，张承奉就曾派人往吐蕃求助。P.3633《辛末年（911）沙州耆寿百姓等一万人状上回鹘可汗》记该事道：“罗通达所入南蕃,只为方便打叠吐蕃。”[15]（P379）蕃人也常为过境归义军使者提供护佑支持。P.4525《归义军节度使曹致蕃官首领书》记道:

□蕃官首领,夏热,想汝好,在部族已□得安健否?当今差使人入贡□庭,经过路途,到汝部落地界之时,□仰准例差遣人力防援,般次首？公？在路,勿至滞留疎失。今赐汝斜褐□段,牦尾叁株,到可领也,不具。归□军节度使曹延(鸟印）委曲附首领（后缺）[15]（P305）

故可推断，张球受张议潮、张淮深派遣出使时，留于河西一带的吐蕃势力与归义军关系良好，他们或沿途护卫归义军使者，或随归义军征战，不可能出现俘虏张球的情况。这恰与前述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中“往返贼路，前后三、二十出，不曾输□□□”的记载相合。

二、张球于昭宗朝入奏长安之说难以成立

（一）张球的仕履变化对其入奏长安的影响

从张球的经历看，自其“縻官河右”后，归义军政局的变动直接关系其仕途命运，进而决定其是否可以担任使者入奏长安。结合前述所举张球署名作品的情况看，其仕途变化大致如下：咸通五年（864）已获得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等职衔；⑨咸通十年（869）为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主课员外郎柱国赐绯鱼袋；咸通十二年（871）又变为军事判官将仕郎兼监察御史里行；乾符三年（876）至光启三年（887）间，文散官由宣义郎转为宣德郎，其他官衔基本未变；光启三年（887）闰十二月，张球官衔已转为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景福元年（892），其职衔为节度掌书记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⑩索勋之后，无张球官衔记载。

显然，张球任官当在张议潮、张淮深、索勋执掌归义军政权时间内。张淮鼎时期（890-892），张球或被免官或有其他情况发生。此可据其于大顺元年（890）所撰P.4615+P.4010v《唐故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仅署“清河张球”一名证实。[8]（P200-201）至于张承奉时期（894以后），也即李氏推翻索勋掌握归义军政权之时，作为索氏幕僚的张球，必然难为李氏所容。故张球于此时当已退出归义军政权。[16]写于光化二年（898）左右的P.2537《略出籯金一部并序》记为“宗人张球”，又S.2059《〈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中仅记“山阴县人张俅”等，均未署官衔，即可为证。前述S.5448《敦煌录一卷》中记有“先有沙倅张球已迈从心，寓止于此。”学者普遍认为这是张球于七十岁以后身退政坛，专心教学课徒的记录。⑪据考证，张球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前后，[16]张球退出政坛的时间就恰好为李氏推翻索勋政权之际。

那么，张球作为归义军入朝使入奏长安的情况，只能发生于张议潮、张淮深、索勋执政期间。《旧唐书》卷20 载乾宁二年七月，“壬辰，岐军逼京师，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癸巳，次渭北。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请驻跸华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催促诸道纲运等使。……乙未，次下邽丙申，驻跸华州，以衙城为行宫。”[7]（P758-759）光化元年八月，“己未，车驾自华还京师。”[7]（P764）知昭宗于乾宁二年（895）至光化元年（898）间在华州。伏俊琏先生所提张球于昭宗朝初期到过长安，并经历昭宗出逃一事，显然不在索勋等人执政时间内。而昭宗朝初期掌握归义军政权者为李氏家族等。[17]（P91-95）前已述及张球此时已被免官或辞官，或专心于课徒授学事业，没有资格代表归义军政权入奏长安。或许有另一种可能，即索勋掌权末期派张球出使，历经跋涉后到达长安，又与昭宗一同前往华州。这倒也切合伏先生所提张球年近七旬时仍出使长安，又见到昭宗的说法。但笔者认为张球以七十之躯前往长安、华州，是不可能的，此点详下。

（二）年龄问题决定张球不可能于昭宗朝入奏长安

伏先生提到张球“年近七旬时（唐昭宗初期）曾到过长安，经历了昭宗逃亡”。那么，张球在昭宗逃亡期间的年龄确否如伏先生所说？前述张球生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前后，故张球在昭宗驻跸华州（895-898）期间，年龄至少在七十二岁以上，这与伏先生所论基本一致。

但对于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以老弱之躯入奏长安，实无可能。理由如下：其一，敦煌归义军距长安路程较远。《元和郡县志》卷40 陇右道下载沙州敦煌“东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18]（P1026）沙州使团一般经灵州转长安。如写于乾符五年（878）的敦煌文书P.3547《上都进奏院状》记有沙州贺正使团二十九人中，“一十三人到院安下……一十六人灵州勒住”的内容。另S.1156《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记载光启三年（887）沙州三般使团前往唐僖宗临时行在所在地兴元、凤翔求节的经过,其中亦有使团经过灵州的记载。状文记沙州归义军论节使者张文彻、王忠忠、范欺忠、段意意等四人在求节受阻后，言“路次危险，不用论节，且领取回诏，随韩相公兵马相逐归去，平善得达沙州，岂不是好事者。”[15]（P370-373）据学者考证，此中的“韩相公”即为朔方节度使。⑫又据《旧唐书》卷38 关内道载华州“在京师东一百八十里”，[7]（P1399）则张球经灵州入奏长安单程所行近四千里。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路程极难行走。此可引高居诲使于阗所行证实。史载高居诲一行“自灵州过黄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项界，……遂登沙岭。……渡白亭河至凉州，自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自甘州西，始涉碛。碛无水，载水以行。甘州人教晋使者作马蹄木涩，木涩四窍，马蹄亦凿四窍而缀之，驼蹄则包以氂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肃州，渡金河，……西至瓜州、沙州”。[19]（P917-918）这四千里中，需历涉沙碛、沟谷、山峰、河流等，且部分地区需载水而行，环境恶劣。另前述P.2506《献忠心》记蕃人“远涉山水”“涉历山阻”而向唐之事，也可为证。从上述分析看，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需遭受往来敦煌、长安、华州间近八千里的路程颠簸，又要面临恶劣的环境，这是难以想象的。

其二，P.3715《致大夫状》中所记“球自到西……”一事，也可证张球不可能于昭宗朝入奏长安。该状谓：

春景喧甚，伏惟大夫尊理嘉裕。球自到西州（？），□□□□五卷，般若外日长□（前缺）都计欠（下缺）。[20]（P66）

状中的“球”即张球。颜廷亮先生将该状与《金刚波罗蜜经》中的诸卷及“八十二老人等”联系起来，指出张球“75 岁以后曾去过西州”，甚至认为张球老死于西州也是有可能的。[11]（P268-269）但其他学者并不认同此观点。郑炳林先生从状文中的“大夫”称号着手，认为称大夫的归义军长官唯张淮深、索勋两人，而张球在索勋称大夫时，已“七十余岁。以七十岁老迈之躯往西州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不但路途难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从心之岁，体力不支”。又从文献中很少关于七十高龄者通过莫贺延碛往西域的记载，指出张球只可能在张淮深称大夫时期前往西州。而张淮深称大夫是在咸通八年以前,此时张球作为张淮深的幕僚，年龄在四十左右，可以应付行程中的各种困难，故提出“张球往西州（或西川）应在咸通八年以前。”⑬[21]李军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其据S.4622V∕2《先情愿镇守瓜州人户冯讷仑略、王康七等十人状》[22]（P169）中所记张淮深乾符三、四年间征回鹘时仍称大夫的情况，认为张淮深使用大夫称号的时间“大致是在咸通十年（869）之后不久，并沿用到了乾符四年（877）左右。”[23]故张球只能在咸通末年至乾符初年这段时间内前往西州。笔者赞同李先生观点。不论如何，上述诸家均认为张球只能在张淮深执掌归义军政权时前往西州，此时张球正值壮年，渡涉沙碛，应付困难，自不在话下。

前述沙州至长安的行程需经涉沙碛、山险、河流等，其艰辛程度并不比沙州至西州一线低，且沙州往长安的距离远超西州。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西州至长安里数相距五千三百六十五里，[24]（P424-425）前述沙州至长安距离（取道灵州）约为三千八百里左右，则沙州至西州的距离当为一千六百里之下。既然张球不可能以七旬之身前往西州，那就更不可能作为入朝使前往更为遥远的长安。

结 语

S.2607+S.9931写本中的《赞普子》及P.2506写本中的《献忠心》等词的内容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生活实景及对唐和汉文化的景仰，这些词当写于初盛唐时期，这与张球所处的晚唐相距甚远。张球是一名来自中原且深谙知识礼法的文士，这与词曲语气反映的作者的特征不同。可以肯定，词曲的作者为蕃人或于少数民族政权中任职的汉人，并非张球。结合咸通以后的政局看，河西吐蕃势力与归义军结成了友好的关系，常为归义军使者提供帮助，故于此时出使的张球，被吐蕃俘虏的可能性小。从张球署名作品所示其任职经历看，张球只能在张议潮、张淮深、索勋执政期间出使长安。李氏夺权时，恰好为昭宗驻跸华州时间范围内，此时张球或已被免官，或退出政坛，潜心教学课徒之业，并无代表归义军出使的可能。何况张球此时已年逾七旬，不可能以老弱之躯前往长安。故伏氏之张球落蕃及于昭宗朝出使一说不能成立。至于伏先生称文书笔迹与张球笔迹相似的情况，有可能是他抄录了这几首作品而已。

[注 释]

①参见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641-649 页；颜廷亮：《张球著作系年与生平管窥》，段文杰等编《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年，第257页；郑炳林：《论晚唐敦煌文士张球即张景球》，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4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1-118页；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180页。

②对张球有关问题的研究，除上述所举论著外，具有代表性的有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冯培红：《有关敦煌文书的两则读书札记》，《敦煌学辑刊》，1995 年第2 期；郭锋：《补唐末沙州节度判官掌书记张球事一则》，季羡林等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349-353 页；郑炳林：《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杨宝玉：《〈张淮深碑〉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敦煌学辑刊》，2016 年第2 期；杨宝玉：《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崇佛活动考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③学界讨论张球在李氏掌握归义军政权时期的仕宦情况时，普遍认为张球受到冷落，或已辞官。具体内容可参阅前文所列颜廷亮、郑炳林、杨宝玉等学者的论著。

④刘尊明：《敦煌边塞词：唐五代的西部歌谣》，《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杨铭：《吐蕃经略西北的历史作用》，《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乌吉斯古楞先生虽认为该词可能作于宣宗大中至懿宗咸通这一历史时期，但词曲反映的仍然是中原和吐蕃人民友好的关系，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向往的情况。见氏著：《敦煌边塞词的思想意蕴浅析》，《语文学刊》，2014年第19期。

⑤正如学者所述，该词反映的是“少数民族战士脱掉旧日战袍，穿上汉族服装来拜见中原的‘圣明主’”的情况。那么，该词的作者为少数民族无疑。张英：《“骏马秋风冀北”——谈敦煌曲子词的北方文学特色》，《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⑥P.2506《献忠心》受到学界的重视，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观点大致如下：词曲反映了唐帝国强盛时期的蕃汉关系，包含有中原文化对边疆民族的影响，该词的作者或为蕃人，或为汉人代笔。参见刘尊明：《敦煌边塞词：唐五代的西部歌谣》，《文艺研究》，2005年第6期；周淑萍：《敦煌文学与儒学关系述论》，《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任二北：《敦煌曲初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26页；汤君：《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杨雄：《敦煌词中的文人之作》，《社科纵横》，2004年第4期。

⑦颜廷亮先生认为越州山阴仅为张球的出生地，并非郡望。见氏著：《有关张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见文献——〈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序〉校录及其他》，《敦煌研究》，2002年第5期；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第184-186页。

⑧颜廷亮、郑炳林、杨宝玉等先生对张球作品作了系统的梳理，本表基于敦煌文书及前贤的研究整理而成。颜廷亮：《张球著作系年与生平管窥》，第261页；郑炳林：《论晚唐敦煌文士张球即张景球》，第112-113页；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第194-205页；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⑨李军先生据P.4660《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释门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赞》的记载指出张球“至迟在咸通五年（864）三月十日已经出任沙州军事判官。所以，其或是在咸通二年至五年间先由朔方调任甘州，然后再前往沙州任职的。”见氏著：《敦煌本〈唐佚名诗集〉作者再议》，《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

⑩学界依敦煌所见张球署名作品对其在归义军政权中的任职情况做了较细致的研究。颜廷亮：《张球著作系年与生平管窥》，第264-267 页；郑炳林先生将张球官衔升迁情况与唐代职官迁转制度作了对比，指出张球的官衔“大部分还是严格按照唐朝职官制度升迁的。”见氏著：《论晚唐敦煌文士张球即张景球》，第111-119 页；李军：《敦煌本〈唐佚名诗集〉作者再议》，《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1期。

⑪荣新江：《敦煌卷子札记四则》，第642页；李丽：《关于〈张淮深墓志铭〉的两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98 年第1 期；郑炳林：《晚唐敦煌张景球编撰〈略出籯金〉研究》，《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1期；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以入奏活动为中心》，第202 页；杨宝玉：《晚唐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崇佛活动考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⑫赵贞先生认为“文书中韩相公应为朔方节度使”，崔星、王东先生认为指朔方节度使韩逊。赵贞：《敦煌所出灵州道文书述略——兼谈朔方韩氏对灵州道的经营》，《敦煌研究》，2003 第4 期；崔星、王东：《晚唐五代党项与灵州道关系考述》，《西夏研究》，2013第2期。

⑬冯培红先生亦赞同郑炳林先生的观点，并据《张氏修功德记》的内容指出张淮深“授任大夫之封是在咸通二年到八年之间”，此时张球仅三四十岁，穿越莫贺延债便不足为奇。冯培红：《有关敦煌文书的两则读书札记》，《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