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克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100007，北京)

中国与斯里兰卡文化交流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因为《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当时的一条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航线，其中提到此航线的彼端为“已程不国”，多数学者以为此国名即师子洲的音译，即今斯里兰卡。[1]然而，中斯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是两晋及刘宋时期形成的。

1 两晋时期的交流

1.1 私诃条国

到两晋时期(265—420)，中国人已经明确地称斯里兰卡为师子国了。但是，我们还注意到，此时斯里兰卡还有一个异称，叫做“私诃条”(或私诃调、私呵调)。据《太平御览》：

支僧载《外国事》曰：私诃条国在大海中，地方二万里，大山名三漫屈。有石井，井中生千叶白莲花，数种井边。石上有四佛足迹。每月六斋日，弥勒菩萨常以诸天神礼佛迹，毕便飞去。国王长者常作金树银花，银树金花，以供奉佛(卷七九七)。

《外国事》曰：私呵调国王供养道人，日银三两(卷八一二)。

支僧载《外国事》曰：私诃调国金道辽山有毗呵罗寺。寺中有石鼍，至有神灵。众僧饮食欲尽，寺奴辄向石鼍作礼，于是食具(卷九三二)。[2]

支僧载的生平事迹无从查找，其所作《外国事》一书也早已亡佚。因此，关于他的生平也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予以推测。《外国事》记载了不少印度佛教圣地的情况，各地间的里程也记得清楚，说明他很可能亲历过印度，但不一定去过斯里兰卡。他关于“私诃条”国的记载，虽然我们一时不能确定其所提到两座山名(“三漫屈”和“金道辽”)的来源，但却基本可以断定私诃条即斯里兰卡。根据伯希和的观点，私诃条的梵文为Simhadvipa。[3]与此相近的另一种译法为私诃叠，见于支娄迦谶译的《杂譬喻经》：“海中有一国，名私诃叠。中多出珍宝，唯无石蜜。”[4]

支娄迦谶约活动于2世纪，为后汉时人。显然，私诃叠、私诃条等都是同一个国名的音译，意思是狮子岛或狮子洲。到两晋时期，已经不大使用私诃叠和私诃条这样的古老译名了，甚至也不大使用师子洲这一译名了(唐代义净使用较多)。

至于支僧载的生活年代，学界一般认为他西行印度在法显之前，如果再考虑到私诃条国这一译名的古老，则大体可以认为他活跃于西晋(265—316)前后。他对私诃条国的介绍，使中国人对斯里兰卡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1.2 师子国人来华及奉献

1.2.1昙摩

《高僧传》卷十三《慧力传》记曰：慧力于晋永和年间(345—356)到京师建康(今南京)，兴宁(363—365)中营建瓦官寺。后，寺内安置有戴安道(戴逵，326—396)雕塑的五尊佛像，及戴顒(戴逵次子，378—441)所铸“丈六金像”，“又有师子国四尺二寸玉像，并皆在焉。昔师子国王闻晋孝武精于奉法，故遣沙门昙摩抑远献此佛。在道十余年，至义熙中乃达晋”。[5]其中，昙摩抑，可还原为梵文Dharmaditya(法日)或Dharmajit(法胜)。这是斯里兰卡僧人来华的最早记录。所赠玉像则开启了斯里兰卡向中国赠送佛像之先河，也是中国人初次领略到斯里兰卡的造像艺术。

《梁书·诸夷传》亦记晋义熙初(约405 )师子国遣使献玉像事。这是中斯间政府往来的最早记录。昙摩也因此在中国史籍中留下名字。而这里的昙摩(梵文Dharma，巴利文Dhamma，常译为达摩，或达磨)应即昙摩抑的省译。

昙摩带来的这尊师子国玉佛非常著名，加上顾恺之(字长康，348—409)所绘维摩诘像，和戴逵的塑像，被称为“瓦官寺三绝”，后世常被提起，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隋代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三记曰：“义熙元二年，师子国遣沙门昙摩来献白玉像，高四尺二寸，此像今来在兴善寺。”[6]也就是说，这尊师子国使者沙门昙摩送来的玉像，到隋代已经移送至长安大兴善寺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据《佛祖统纪》卷三六：“瓦官寺有师子国玉像，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顾长康维摩画图，世谓之三绝。东昏侯取玉像，为潘贵妃毁作钏钗。都人为之叹恨。”[7]这也是可能的。

唐人沈佺期有《红楼院应制》七律，也提及昙摩：

红楼疑见白毫光，寺逼宸居福盛唐。支遁爱山情谩切，昙摩泛海路空长。

经声夜息闻天语，炉气晨飘接御香。谁谓此中难可到，自怜深院得徊翔。[8]

总之，这是中国斯里兰卡间的一次佛教交流，也是一次艺术交流。

1.2.2师子国婆罗门

《高僧传》卷六《道融传》记载了一位师子国婆罗门的故事：

师子国有一婆罗门，聪辩多学，西土俗书罕不披诵，为彼国外道之宗。闻什在关大行佛法，乃谓其徒曰：“宁可使释氏之风独传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东国？”遂乘驼负书来入长安。姚兴见其口眼便僻，颇亦惑之。婆罗门乃启兴曰：“至道无方，各尊其事。今请与秦僧角其辩力，随有优者，即传其化。”兴即许焉。时关中僧众相视缺然，莫敢当者。什谓融曰：“此外道聪明殊人，角言必胜。使无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则法轮摧轴，岂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顾才力不减，而外道经书未尽披读。乃密令人写婆罗门所读经目，一披即诵。后克日论义，姚兴自出，公卿皆会阙下。关中僧众，四远必集。融与婆罗门拟相詶抗。锋辩飞玄，彼所不及。婆罗门自知辞理已屈，犹以广读为夸。融乃列其所读书，并秦地经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闻大秦广学，那忽轻尔远来？”婆罗门心愧悔伏，顶礼融足。数日之中无何而去。[9]

这里说的是一位师子国的“外道”(通常指婆罗门教信徒)婆罗门听说鸠摩罗什(约343—约413)在关中(指长安一带)弘扬佛教，便骑着骆驼驮着经书来到长安，要与鸠摩罗什等辩论。鸠摩罗什指定弟子道融与之辩论，结果婆罗门辩论失败。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师子国婆罗门大约不是从海上来，而是从西域(很可能是印度)来，所以会骑着骆驼入长安。其来华时间为后秦姚兴(394—415年在位)之时，因鸠摩罗什卒年有多种说法，此次辩论的具体时间很难考证，也许在406年鸠摩罗什译出《妙法莲华经》后不久。同一件事，《历代三宝纪》卷八、《大唐内典录》卷三、《佛祖统纪》卷三六等均有记载。

这场辩论是有意义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婆罗门教与佛教(甚至包括儒家学说)的交锋，进一步巩固了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1.3 中国僧人访问兰卡

这一时期去斯里兰卡访问的中国人应不止法显(337—422)一人。但有确凿记载的仅法显而已。这里不谈法显的出身及旅印的经历，而仅谈其在斯里兰卡的大致经历。

据《法显传》，当年法显沿恒河东行，来到多摩梨帝(又译耽摩栗底，巴利文Tamalitti，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塔姆卢克，Tamluk)国。这是个以港口为中心的国家，当时那里有24座佛寺住有僧人。法显住此二年，写经及画像。然后于409年入冬之际乘坐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经十四昼夜到达师子国。

法显详细地记载了他在师子国的经历和见闻。他先讲述了斯里兰卡的地理和物产，空前准确而详细：

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10]

又讲述那里古代居民的传说及贸易之盛：“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雇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介绍了那里的气候：“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11]

又介绍了佛足迹和无畏山寺的佛教情况：

佛至其国，欲化恶龙，以神足力，一足蹑王城北，一足蹑山顶。两迹相去十五由延。王于城北迹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银庄挍，众宝合成。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三丈许，通身七宝焰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12]

法显离开汉地多年，接触的都是外国人，看到的山川草木也都是异域风光。同行的伙伴们要么死掉，要么离开了他。现在只剩他一个人，未免感到孤独和伤感。然而就在这青玉佛像旁边，他见到有商人以一白绢扇供养佛，不觉凄然泪下，老泪纵横。他思念故国的情怀由此可见。

然后，法显依次介绍了佛殿旁的贝多树、树下精舍。又记录了佛牙精舍、市内屋宇、街道和佛牙游行的详细情况。

佛齿常以三月中出之。未出前十日，王庄挍大象，使一辩说人着王衣服骑象上击鼓唱言：“菩萨从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国、城、妻子及挑眼与人，割肉贸鸽，截头布施，投身饿虎，不悋髓脑。如是种种苦行，为众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说法教化，令不安者安，不度者度。众生缘尽，乃般泥洹。泥洹已来一千四百九十七岁，世间眼灭，众生长悲。却后十日，佛齿当出至无畏山精舍。国内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严饰巷陌。办众华香供养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夹道两边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拏，或作睒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像，皆彩画庄挍，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然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九十日乃还城内精舍。[13]

继而又记支提精舍、大寺。法显还目睹了大寺高僧的火化仪式，并予以详细记录。介绍了当时的国王笃信佛法的情况。

法显在师子国还遇到一位天竺高僧，聆听他讲经说法。对他讲述佛钵在各地流转的情况记忆尤深。说佛钵本在毘舍离(又译吠舍离，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今在揵陀卫(又译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北部)，若干百年当复至西月氏国(当指今阿富汗一带)，若干百年当至于阗国(今中国新疆和田一带)，若干百年当至屈茨国(今中国新疆库车一带)，若干百年当复至师子国，若干百年当复来到汉地，若干百年当还中天竺已。

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14]

1.4 自兰卡输华的佛经

1.4.1法显自兰卡带回的佛经

法显由印度和斯里兰卡得到佛经共11部，他去世前，译出6部63卷。[15]但其中并无他自斯里兰卡带回的三部佛经。而只有《杂藏经》一卷，据说即《法显传》中所说的《杂藏》。[16]

其中，《弥沙塞律》又称《五分律》，是南传佛教的戒律。当年法显没来得及翻译而去世。正当建康的高僧们为此而惋惜遗憾之际，精通南传佛教戒律的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僧人佛驮什(Buddhjiva，约活动于5世纪)于刘宋景平元年(423)来到建康。应道生等人之请，佛驮什于当年11月开始翻译，沙门智胜传译，道生和慧严笔受，于次年四月译出34卷(现存本仅30卷)。

《长阿含经》，在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即法显回国之际，有佛陀耶舍(Buddhayasas，月活动于4—5世纪)和竺佛念共同译出。说明法显出国期间国内已有此经。

《杂阿含经》五十卷，《历代三宝纪》卷十：此是法显带回的梵本，由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394—468)大约于436年于瓦官寺译出，一说于衹洹寺译出。

1.4.2提婆著作的汉译

提婆(Deva)，约生活于3世纪，约当中国的三国时期或西晋前期。他是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龙树(Nagarjuna，约生活于2—3世纪)的弟子，又名圣天(Aryadeva)。《提婆菩萨传》说他生于南印度，而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八则说他来自执师子国。据玄奘记载，当时北印度波吒釐子城(Pataliputra，即华氏城，今比哈尔邦巴特那)印度教兴盛，佛道式微，每有论辩，佛僧必败。提婆前往与外道辩论，大获全胜。后被外道弟子谋杀。提婆继承了龙树的大乘空宗思想，有很多著述，流传下来并被译为汉文和藏文的有：1)《百论》二卷，曾有两译，译者皆为鸠摩罗什。2)《四百论》，十六品四百颂，有藏文全译，汉文仅有玄奘节译的《广百论本》，内容为本论的后八品二百颂。3)《百字论》一卷，北魏菩提流支(Boddhiruci，约生活于5—6世纪)汉译，亦有藏译。

这里，我们把提婆视为斯里兰卡人。他的著作虽然未必在斯里兰卡写成，但其汉藏译文在中国影响很大，历代有不少研究论文。故仍可认为这是中斯文化交流的一项内容。

1.4.3《难提密多罗说法住记》的汉译

玄奘译《大阿罗汉难提蜜多罗所说法住记》云：

如是传闻，佛薄伽梵般涅盘后八百年中，执师子国胜军王都，有阿罗汉名难提蜜多罗(唐言庆友)。具八解脱、三明、六通、无诤愿智、边际定等。无量功德，皆悉具足。有大威神，名称高远。以愿智力能知此界一切有情种种心行，复能随顺作诸饶益。[17]

《法苑珠林》卷三十有同样记载。

这里要说的是，此“胜军王”很可能即斯里兰卡历史上的著名国王摩诃先那(274—301)，梵文为Mahasena，意思是大军王。南传佛教以为，前544或前543年佛陀涅槃，所谓此“后八百年中”，则与摩诃先那的时间正相吻合，略当中国的西晋时期。而难提密多罗，玄奘意译为庆友，梵文为Nandimitra。我们不知道庆友说法的这卷记录出自何人手笔，也不知道它如何传入中国，但既然玄奘选择了它，并将它译出，则说明它对中国佛教是有意义的。

2 刘宋时期的交流

刘宋时期(420—479)虽然仅有短短的59年，但这一时期的中斯文化交流还是很活跃的。原因很可能是斯里兰卡方面正处于一位伟大君王达都舍那(Dhatusena)在位期间(455—473)。这期间，中斯不仅有政府间的交往，有物质交流，也有佛教交流。

2.1 师子国“献方物”

2.1.1文献记载

据《宋书》卷九十七记载，师子国国王刹利摩诃南于元嘉五年(428)派使者来华，奉表曰：

谨白大宋明主，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伏承皇帝道德高远，覆载同于天地，明照齐乎日月。四海之外，无往不伏，方国诸王，莫不遣信奉献，以表归德之诚。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奉事三宝，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18]

这是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的第三次由斯里兰卡向中国赠送佛像。“牙台像”应指带底座的象牙佛像。值得注意的是，表中说“音信时通”，说明当时的往来不少，只是没留下记载而已。晋代，斯里兰卡使者来华要十年时间，而此时则仅需五年左右，说明交通比以前便利了许多。但“四道人”和“二白衣”均未留下姓名。

《宋书》卷五：“元嘉七年(430)秋七月甲寅，师子国遣使献方物。”“元嘉十二年(435)六月，师子国遣使献方物。”记得很笼统。

《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又记：“《宋元嘉起居注》曰：师子国遣使奉献。诏曰：此小乘经甚少，彼国所有，皆可悉为写送之。闻彼邻多有师子，此所未睹，可悉致之。”[19]

从宋文帝的诏令看，当时人们虽然知道斯里兰卡信仰小乘佛教，但对师子国还是望文生义，误以为那里出产狮子。皇帝出于好奇，也出于贪婪，要“悉致之”。

2.1.2“火浣布”的传奇

火浣布，《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说：“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这里，仅言西域，并未指明为南亚某国。《晋书》卷一一三《符坚传》说“天竺献火浣布。”关于火浣布，不少书都有记载，除了《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大秦国出火浣布外，还有一些杂著，如《异物志》《博物志》《列子》《傅子》《搜神记》《神异经》等，都曾提到它；后来《梁书·诸夷传》也曾提到南海一“自然大洲”产火浣布，一直到唐宋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有的说是树皮织成，有的说是鼠毛织成。西到大秦，东至南海，似乎都是它的产地。其中，《异物志》说出斯调国，与《洛阳伽蓝记》卷四所记同。

《洛阳伽蓝记》卷四：

斯调国出火浣布，以树皮为之。其树入火不燃。凡南方诸国，皆因城廓而居，多饶珍丽。民俗淳善，质直好义，亦与西国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风，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恶杀。[20]

这里在说火浣布的同时，还描写了斯调国与西国的单边和多边贸易。前文说过，不排除朱应、康泰因得之传闻而将斯调国与师子国相混淆，所以这里还是要提及此事。

按照我们今天的知识，那神奇的火浣布大约既不是树皮织成，也不是火鼠毛织成的，而应是石棉织成的。

2.2 佛教交流

2.2.1求那跋摩和师子国八比丘尼

据《高僧传》卷三和《出三藏记集》卷十四，罽宾国(约当今克什米尔地区)僧人求那跋摩(Gunavarman，意译功德铠，367—431)自幼聪敏，14岁便显示出慧根，20岁出家受具足戒，精通佛典。30岁以后先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成道后又到阇婆国(今印尼爪哇或苏门答腊)传教，与斯里兰卡有缘。后随商船到广州，于元嘉八年(431，一说元嘉七年)正月到达建康，传教译经，同年9月病逝。求那跋摩“深达律品”。其在世时有景福寺比丘尼慧果、净音等，一起请教求那跋摩，说元嘉六年(429)有师子国8名比丘尼至京城建康，问起比丘尼在中国如何受戒之事。求那跋摩予以解答，认为可以随缘，不必拘泥于是否有现成的规定，并举出佛祖为姨母大爱道授戒的例子加以证明。如此，求那跋摩为中国佛教比丘尼受戒提出了理论依据。而这正是由师子国八比丘尼的到来所促成的。

2.2.2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

据《比丘尼传》卷二《僧果传》记载：

及元嘉六年，有外国舶主难提，从师子国载比丘尼来。至宋都，住景福寺。后少时问果曰：“此国先来已曾有外国尼未？”答曰：“未有。”又问：“先诸尼受戒那得二僧？”答：“但从大僧受。得本事者，乃是发起受戒。人心令生殷重，是方便耳。故如大爱道，八敬得戒，五百释女以爱道为和上。此其高例。”果虽答，然心有疑。具咨三藏，三藏同其解也。又咨曰：“重受得不。”答曰：“戒定慧品从微至着，更受益佳。”到十年，舶主难提复将师子国铁萨罗等十一尼至。先达诸尼已通宋语，请僧伽跋摩于南林寺坛界，次第重受三百余人。[21]

根据这段记载，“外国舶主难提”于元嘉六年和元嘉十年(433)两次分别带师子国比丘尼8人和11人到南京。文中虽未明确这位难提(Nandi)是哪一国人，却不能排除其为师子国人的可能。在短短的四年间他便来华两次，并带来师子国比丘尼19人，说明当时中国通往斯里兰卡的航线畅通，而斯里兰卡的佛教界也对中国佛教状况有相当的了解。文中的“三藏”即求那跋摩。师子国八尼本要求在中国重新受戒，但求那跋摩不幸去世，此事搁浅。文中的僧伽跋摩(Samghavarman，意译僧铠或众铠，约活动于4—5世纪)为印度人，元嘉十年自西域陆行至南京。此时也正好有铁萨罗等11人到达，僧伽跋摩便应慧果等人的请求，为中斯比丘尼重新授戒。从此，中国佛教有了比丘尼受戒的戒法。

铁萨罗(Tissara) 是19名师子国比丘尼中唯一留下名字的人，也是中斯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代表人物。

2.2.3邪奢遗多和浮陀难提

据《魏书·释老志》：“太安初，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邪奢遗多、浮陀难提，可分别还原成梵文Yashaditya荣日和Buddhanandi佛喜)此太安为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年号，即公元455—459年，因此，“太安初”应在455年或456年。这是斯里兰卡僧人来华的另一早期记录。他们一行5人，应是从西域来华，走的是旱路而非水路。他们带来的三尊佛像，应当是浮陀难提在西域观摩过“佛影迹”后所造，属艺术珍品。这既是一次佛教交流又是一次艺术交流。

3 结语

如《汉书·地理志》所记，中国与斯里兰卡的最早接触是海上贸易，属于物质文化交流。但随着商贸往来，佛教交流和政府使者的往来也渐次展开。可以说，是经济交流带动了佛教交流和政府间交往。从现存文献的记载看，三国时中国对斯里兰卡的了解是模糊的，很可能是得之传闻。到两晋和刘宋时期，中斯两国僧人往来剧增，也有了政府使者往来的记载，这也间接证明了两国间交通的顺畅和商业往来的频密。与此同时，斯里兰卡也多次向中国赠送佛像，成为中斯佛教交流和艺术交流的一大重要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