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平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144,北京)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由此，中国开始了国家治理的崭新探索和实践，同时为世界提供国家治理的中国智慧。《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实践智慧的集成，应该成为“中国之治”的底层逻辑和长远指导。

1 “中国之治”：新时代中国最重要的实践与发展

治理是人类的基本政治活动，就是治国理政，是国家与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各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国家与社会的和谐状态。

治理不同于统治，“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已经成为世界政治文化的共识。治理也不同于管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使用“社会管理”；二十年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鼓励建立“法治、德治和自治”有机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了理念上的重大转变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造就了发展的“中国奇迹”，成为了世界关注的“中国之谜”。打开发展奇迹和迷之存在的暗室，会发现中国政治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坚持与变迁，毫无疑问，这是至关重要的变量与参数。邓小平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

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取得的巨大成就，根本在于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3]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鲜明特色和发展之源。

党的十九大把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了“两个百年”的战略之中，确定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50年完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之治”的宏伟蓝图需要政党与人民的合力，制度与文化的增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领导的统领地位，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方向正确、运转高效的保证。党的领导的统领地位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彻底全面地贯彻。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需要在以下六个方面坚持和完善：一是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二是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三是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四是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五是健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六是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如此才能推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更加科学严密、更加成熟定型、更有效率活力，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更好发挥。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中国之治”的本质是人民之治，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一方面，人民幸福是“中国之治”的目标。中国之治，归根结底是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美好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人民又是“中国之治”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是力量源泉和利益主体，也是最终检验者。“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性是“中国之治”的至高理念。以民心为初心恒心，厚植人民情怀，“中国之治”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的改革发展稳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不断地把这些经验制度化，体现出体制机制和国家治理的优势。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到人民当家作主，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到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无不充满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高度的制度自觉。执行是制度的生命力，只有执行力得到强化和监督，才能使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领导、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和制度体系的完善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要使党的领导、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和制度的设计执行形成合力。

文化是制度的母体，是制度的土壤和滋养。文化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与有机组成部分。文化内含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为国家制度提供思想动力与信念支撑。文化自觉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强健心理、顽强韧性和进取精神的源泉。中华文化之根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机和活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构筑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需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与“相反相成”：“两论”的核心内容与精神实质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两论”是对中国革命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反思的思想飞跃。“两论”是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所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中的一部分，后经整理修改发表。毛泽东说：“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4]

毛泽东认为：“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5]，总结经验必须提高到哲学高度。1921年到1937年间的中国共产党的成败得失是“两论”丰富的素材。“两论”就是从哲学层面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受挫的原因，纠正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路线，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体党员、干部。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渐学会了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确定了群众路线这一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是两次国内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几乎陷中国革命于绝境。

《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即知与行的关系为论述对象，揭示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指出实践决定意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认识过程分为感觉的第一阶段和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第二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即认识能力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总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6]

《矛盾论》集中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事物的矛盾法则，也就是对立统一规律。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任一事物的发展都存在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研究问题要客观整体和深入；复杂事物发展存在多种矛盾，起决定作用的是主要矛盾，矛盾的两个方面又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两方面互为前提，依据条件相互转化，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全部。总之，“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7]

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和主观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两论”中全面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了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的重要性，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毛泽东变哲学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将“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列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

“两论”结晶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实践和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吸收借鉴，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批判继承。“两论”从具体哲学问题入手，将实践经验升华为哲学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话语、中国风格的转换和优秀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传播奠定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示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毛泽东阶段。

“两论”不但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不但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也是中国改革发展复兴的哲学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呢？从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形态而言，它与毛泽东思想一样，其世界观、方法论和哲学基础，一般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殊地说，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哲学理论——毛泽东哲学思想。”[8]

3 治理之魂：《实践论》《矛盾论》的时代价值与方法指导

国家治理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事业。治理事业需要哲学事业的支撑。海涅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哲学变成一件民族的事业。”[9]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导引下，将哲学变为事业。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0]

3.1 强化哲学思维，理解把握“中国之治”

哲学是人间智慧，是观察思考事物的视角，是引导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推动力。恩格斯深刻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1]毛泽东在“两论”中反复论证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习近平指出：“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更好地指导实践。”[12]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对建党建国以来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自觉地哲学总结，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治国理政的核心内容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哲学阐释和发挥，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科学方法、文化自信等做了重要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了新境界。

强化哲学思维，要充分吸收三个方面的哲学营养。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成果，它们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是强化哲学思维的主体内容和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淀和思想集成，是强化哲学思维的独特宝贵资源。三是国外哲学资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强化哲学思维的有益滋养。强化哲学思维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为本、问题导向、知行合一。

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恩格斯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3]世界的物质性决定了实践第一，理论必须结合实践，这样才能不陷入教条，才能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中国之治”的前提条件，即中国当前最大的实践，就是中国当前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看到这一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更要牢牢把握当前国情的基本盘。必须以此为基点，对“中国之治”进行认识、谋划、制定政策、循序推进。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中国之治”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是物质与精神的齐头并进。“中国之治”的主动而为，获得成功，离不开战略的不断思考和把握，理论的不断拓展和更新。“中国之治”需要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工作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中国精神的凝聚，中国力量的释放。

3.2 抓住主要矛盾，引领构建美好生活

社会发展过程是矛盾演化和解决的过程，社会发展充满着矛盾，矛盾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矛盾的认识和凝练，是实现有效治理的指引与导航。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国家治理的千头万绪，“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4]

新时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做出了历史性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5]这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基本特征的准确判断和把握。由此，抓住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引领构建美好生活成为新时代中国的崭新追求和美好愿景。

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和核心，人民生活在政治、经济、精神、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水准与品质是国家与民族进步的关键衡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16]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是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也是源源不竭的动力之源。社会主义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胜过和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条件。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丰富多样的，既包括厚实的物质基础，又包括和谐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人民生活愈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强烈，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愈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领域上日益广泛，要求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也要求更高质量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可以说，美好生活内涵意蕴与外延表现已经清晰明确，就是物质富足、精神丰盈、环境和谐、自我幸福。

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内在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成为全面的自己，包括发展和改造人本身的劳动能力，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发展和建设人的社会关系；发展和彰显人的个性，从而走向每个人自由发展、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产力发展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这是美好生活物质性实践性的规定和体现。在此基础上要注意美好生活的多样性和动态性，注意美好生活的多重意蕴。夯实美好生活物质基础后，要把重点放到美好生活的意识属性和精神层面上来。美好生活的实现，归根结底是要处理好需要和供给的关系。要满足美好生活的需要，就要重视和丰富供给的多元性和多层次，重视和提升供给的质量与效益。

社会矛盾的解决和美好生活的实现，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应有之义，也是需要解决和迎接的问题与挑战。这需要发展与治理的良好互动，在发展中治理，在治理中发展，实现治理型的发展。社会发展不是直线型的一帆风顺，相反充满着不确定性、危机和风险。人类社会现代化后涌现出了之前未曾有过的诸多的现代性后果，诸如贫富分化、生态失衡、资源约束等。进步繁荣与危机风险并存已经成为世界的共相与共识。

美好生活的实现最终要依靠发展。治理型发展就是要改变过去先发展再治理的思路，把发展与治理结合起来，把发展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来对待。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对发展与治理问题的回答与破解。这是中国发展实践与发展理论的反思与集成，是中国特色发展与治理之路的信念与逻辑。

3.3 树立治理自信，书写呈现中国方案

治理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能力，是国家和民族形成整体性根本自信的关键环节。作为新时代中国最重要实践的“中国之治”，要从实际出发，以人民为中心，抓住主要矛盾，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树立治理自信，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治理自信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来源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和七十年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来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底蕴。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自信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主旋律和中国共产党的突出气质。如果没有自信，就不会取得艰苦卓绝革命斗争的胜利，战天斗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伟大辉煌改革开放的果实。自信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与之带领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基因。毛泽东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充满自信；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充满自信；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目标充满自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治理自信需要不断提升。首先，要倍加珍惜、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是党带领人民艰苦探索、努力奋斗、付出巨大成本代价取得的宝贵经验和根本成就。其次，要提升战略定力。改革是治理自信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一目标要求改革定力要坚定、改革勇气要增强，将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到底。再次，要充分发挥人民力量。人民性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制度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最后，要借鉴学习他国国家治理经验。以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针和原则对他国国家治理经验进行吸收和取舍。

如今的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命运攸关、荣损一体的命运共同体。“中国之治”离不开全球治理改革，二者呈现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势态。中国治理与发展获得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奠定了良好基础，需要把这种自信转化为自觉的行动，更好地协调推进全球治理。让世界了解中国解决问题的智慧和经验，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总之，“中国之治”既具有实践性，又具有理论性；既需要实践中的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又需要理论上的不断总结、哲学升华。“中国之治”需要正视和抓住主要矛盾，在矛盾解决中体现初心使命、实现自我超越。“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性质，在为本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成为全球治理、世界福祉的重要组成。“中国之治”必将书写出新时代中国精彩的《实践论》《矛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