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守高

(北方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144，北京)

“伟大的革命实践产生伟大的革命精神。”[1]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具体名称不同的革命精神或将要形成新的更多革命精神。这些不同的革命精神在历史发展中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宏大的革命精神谱系。目前，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等，已有不少的数量。①我们相信，这一数量在革命实践的新进程中将会有新的增加。新增加的革命精神将如“‘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2]一样，在适当的条件下孕育、诞生和广泛传播。在2019年9月新中国70华诞前夕这一新的历史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修整一新的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瞻仰和视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为“香山精神”的凝练和传播提供了重要契机。

习总书记的讲话强调：“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3]这肯定了党在香山时期历史的重要地位。习总书记的行程和讲话迅速使全国掀起了一股“香山热”，人们兴致勃勃谈香山，成群结队看香山，似乎在一夜之间，香山从多数人只知道是以红叶著称的香山变成了革命历史文化底色同样丰润的香山。这个变化反过来促使我们意识到在新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中共中央在香山为新中国奠基的这段重要历史，更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这段历史塑造的重要革命精神。在这里把这种革命精神命名为“香山精神”是否合适？其内涵又是什么？有什么特征？价值功能有哪些？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应该抓住习总书记发表“香山讲话”的契机，深入进行相关研究。

1 习近平直接推动了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壮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开创新契机

习近平在《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文章中指出，“红船精神”是在董必武、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和关怀下，或亲自赴址瞻仰红船、或题写有关词句，再经嘉兴市广泛开展以“精神传承、思想升华”为主要内容的大讨论活动而进一步凝练形成的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为内容的“红船精神”。这里描述的红船精神的产生和传播历程，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造就的规律的冰山一角，即党的一种革命精神的形成和传播都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资源性、时间演化性和成型时机性。

具体说来，党的革命精神造就的历史资源性是指革命精神内涵所依存的党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事件、人物、遗迹等；时间演化性主要是说革命精神的凝结需要一定的时间过程；成型时机性主要是指革命精神得到广泛社会传播往往具有适当的契机。进一步对党的革命精神的形成和传播规律进行总结，发现党的革命精神的形成和传播方式，一般有以下四种。一是通过全党和全国性的集体活动确立起来的全民族普遍认同的革命精神。如在党和国家举办的有关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上，由党和国家领导人通过讲话和相关仪式阐发、凝练而成的抗战精神。二是基层实践中形成的精神共识，经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活动，如讲话、谈话、演讲、文章、题词、批示、评论等的公开进行、发表和发布而得到社会共鸣和认同的。如属于延安精神一部分的张思德精神是从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中开始确立的。再如红船精神是在习近平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在2012年发表后跨出浙江而逐渐在全国范围被认同的，现在已经写入2018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统编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革命战争年代就存在的沂蒙精神，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临沂并对沂蒙精神作出高度评价后进一步为社会接受和认同。还有雷锋精神，一经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以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倡导，迅速在全社会深入人心。焦裕禄精神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概括的等等。三是学界研究成果经党和国家有关机构、活动和领导人引用、推广、完善而被认同的。如苏区精神，之前历经不少学者多年的研究和论争，到201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正式统一了认识。四是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其他方式。

被社会广泛认同的这些革命精神，一般都具有历史与实践统一、内涵与外延统一、名称与内容统一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具体表现在：一是这些精神的形成主体从根本上讲是党和人民，二是这些精神形成的来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实践的历史，三是这些精神归属于一个统一的宏大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之中，彼此相对独立(如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或包含(如延安精神和张思德精神)而在历史发展逻辑中又井然有序，四是每一种具体革命精神都有特定内涵并对党和国家、人民完成当时面临的历时性任务和后续发展具有特殊的精神推动价值。

目前关于“香山精神”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并不多。这首先在于“香山精神”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内涵。我们现在确实也能听到一些极少数呼吁认同“香山精神”的声音，看到极少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比如，在建党90周年之际，《北京晚报》上一篇文章说：“‘香山精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再如，王晓霞认为：“香山精神”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精神”，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当机立断，坚定果决的精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坚定信心，不断前进的精神。”此外，《中国文化报》和中国文化传媒网的有关文章根据受采访学者的观点提出要加强“香山精神”研究。尽管有关“香山精神”研究至少存在10年以上时间了，但其社会影响与新时代对它的新要求是极不相符的。

虽然“香山精神”的研究可算10年以上，但目前的局面是连“香山精神”概念的内涵都没统一。究其原因，具体有三：其一，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香山的历史短暂，因而重视不够。这种态度应该改变了，因为一个阶段的历史重要性本来就不是以时间长短论的。这次习总书记的讲话首先特别强调了这段历史的重要地位。其二，进一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受到一定限制。其三，已参与和推动研究的高层权威部门和有重大影响力的相关人物的范围和努力仍可进一步扩大和增强。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到香山革命纪念地瞻仰，犹如给一向平寂的“香山精神”研究“池塘”投下了一块重量级石头，激起了波澜，振奋了研究者。我们从各地此起彼伏的相关学习研讨情况可以略见一斑。比如北京市在总书记参观结束后很快召开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香山革命纪念地重要讲话精神的座谈会。众多专家、学者和其他一些社会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与会者发言踊跃，气氛热烈，让人强烈感受到有关“香山精神”研究推进了一大步。还有福建、江西等全国多个地方都开展了此类活动。这为促进“香山精神”研究的新发展提供了新契机。

2 “香山讲话”为凝练“香山精神”规划了核心内容

要凝练“香山精神”并使之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首先需要解决对“香山精神”概念内涵的统一认识问题。一般来说，理解一个概念，往往需要弄清它的内涵内容、产生依据、特征属性及价值意义等。下面对“香山精神”概念的具体阐述基本上亦是按此步骤进行。

这里概括“香山精神”不能离开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因为这篇讲话对概括“香山精神”具有指针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说：

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帆远航。

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4]

这三段话启示我们：1)中国共产党香山时期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值得缅怀；2)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驻扎在香山领导全国性工作而决定了香山当年的指挥中心地位，因此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时期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香山时期历史的重要部分；3)中国共产党在香山时期孕育并表现出了一种独特的革命精神；4)习近平总书记勾勒了党的香山时期独特革命精神的轮廓概貌和大体内容。

在上述四点认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研究，我们发现讲话为概括香山时期的独特革命精神指明了基本方向、划定了基本边界和确立了基本原则。第一，指明的基本方向是，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塑造了一种特定的革命精神。第二，划定的基本边界是，香山时期特定革命精神的内涵应该根据当时面临的最紧迫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凝练概括。第三，确立的基本原则是，香山时期特定革命精神的源泉是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领导、全国响应的历史。由此可将这个特定革命精神称为“香山精神”。再参考习总书记讲话中分别用“宜将剩勇追穷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所表现的革命到底精神、为公为民精神、清醒奋斗精神，本文把“香山精神”的核心内涵概括为：革命到底、坚决胜利的精神，一切为民、忠诚担当的精神，自我革新、奋进不息的精神。

这样概括出来的“香山精神”核心内涵的来源是中国共产党香山时期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表现为“历史”[5]，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的“直接产物”。[6]“香山精神”作为一种观念层面的认识，当然来源于香山时期“一开始就有”的“一种物质的联系”即香山时期的“历史”。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说得更直接，“一个概念在一个特殊地点和时间里的体现；认识它的真正的和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把它作为一件历史事实来认识它”[7]。因此概括“香山精神”必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香山时期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以老一辈革命家和中共中央在香山的历史为中心部分，具体主要表现在当时的“五件大事”上：进行国共和谈；指挥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召开全国各界代表会议和新政协会议；平稳接管城市；落实“一边倒”外交政策。当然，党的香山时期历史远远不止这“五件大事”。

那么，以“五件大事”为重要内容的香山历史是怎样具体体现“香山精神”的呢？简单说，就是在紧紧围绕解决当时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中体现的。回顾香山时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那时正经历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下要做什么、为谁去做，以及自身要有什么样的状态去做”这一具有逻辑性的系列实践问题。回答和解决这样的系列问题，第一步反映在中央领导层面对它们的分析和认识上，然后是制定出的实施政策。第一， “革命到底、坚决胜利”是对“当下要做什么”的最直接回答。无疑，处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最后关头，把革命进行到底是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必须步骤。因此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中明确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8]在人民解放军过长江问题上的态度，更是表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毛泽东指示正在和国民党代表团谈判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9]。这明确告诉国民党方面，你接受谈判条件解放军就和平过长江，不接受条件解放军就武力打过长江，总之要过长江，决不划江而治。这体现的不是“革命到底、坚决胜利的精神”又是什么精神？第二，“一切为民、忠诚担当”是对“为谁去做”的最动情回答。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贯穿着深沉的为国为民情怀，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在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样是这样，那么这“回答”很自然地体现了“一切为民、忠诚担当的精神”。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团在1949年4月1日正式开始谈判，这明显就是有利用谈判避免战争来减少人民损失与牺牲的意图。另外，中共中央召集召开全国各界别代表会议和新政协会议，中国人民第一次被真正赋予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同时实行“四面八方”政策、强调要保持被解放城市人们的生活稳定、教育广大进城指战员要尊重和适应城市生活等，都处处体现了党以人民为中心在考虑问题。第三，“自我革新、奋进不息”是对“自身要有什么样的状态去做”的最形象回答。在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关键形势下，如何取得彻底胜利而不致于让即将煮熟的鸭子飞了、并在取得政权后如何巩固并长期执政等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继续前进非常重要。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时，毛泽东就清醒地说进京“赶考”要考出好成绩，不学李自成仅在北京呆了几十天就被赶跑了。毛泽东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还要“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0]提出这些对未来的设想，表明党对前进方向把握得非常明确。还有中央秘密派遣刘少奇赴苏联具体谈判落实“一边倒”的政策，这是在更大视野内体现了国家建立后要继续前进不可缺少的“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11]的认识。这些着眼于未来的关于对党的要求的“当时回答”，明显体现了“自我革新、奋进不息的精神”。

这样概括出来的“香山精神”具有在形式与内容相统一、部分与整体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特征。“香山精神”亦因此从一个单薄的概念变成了具备一定系统性构成的理论形态。这些特征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香山精神”的形式与内容统一性特征。“‘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12]这里表明，“精神”是在人们交往需要中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随着文字的产生，人们在交往中表达“精神”不仅仅停留在有声音的说话上，还可以通过本身不发声的文字表达出来。用文字表达“精神”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这里用“香山精神”四个字来概括性表达特定的革命精神内容，实际上就是人们在相关问题上“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只不过是把发声的语言换成了不发声的文字罢了。不过这同样让人觉得是一件“纠缠”的事情，因为所选的文字必须与所要表达的意涵相符合，达到形式与内容、外在和内在的统一。本文概括的“香山精神”，其核心内涵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香山时期革命精神最主要的内容，同时又因为中国共产党香山历史发生的时间、地点等客观因素限定，“香山精神”因此具有了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特征。

第二，“香山精神”的部分与整体统一性特征。这里是把“香山精神”置于党的革命精神谱系这个参照系中论说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革命精神组成的集合，是一整体；而其中的每一种革命精神又是革命精神谱系中相对独立的个体，是革命精神谱系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精神如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部分”，“香山精神”同样亦是“部分”，所有的“部分”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共同构成了革命精神谱系这个“整体”。依托这种关系，“香山精神”在革命精神谱系中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革命精神谱系也因“香山精神”而进一步充实壮大起来。

第三，“香山精神”的理论与实践统一性特征。毛泽东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3]，理论的“真理性”问题是要在这样的不断循环中解决的。这里所说的统一性，一方面是说作为理论认识形态的“香山精神”是从党的香山历史的实践开始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已在前文阐述了，不再赘述。另外一方面是说，党的香山历史实践及后续的历史实践对“香山精神”的检验。这里的检验实际上包括了对“香山精神”研究、凝练、传播等的实践活动，因为只有经过这一系列不断实践的过程才能检验“香山精神”的“真理性”，从而使之获得广泛认同。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的实践是“香山精神”孕育产生的第一步。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沿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在新中国建立70周年之际亲赴香山革命纪念地进行瞻仰和参观，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反映了新的实践对“香山精神”加快诞出和进一步检验的新要求。从这新要求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香山讲话”对推动“香山精神”的诞出和使之得到广泛传播具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以往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推动某种革命精神诞出和被认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威性力量是一样的。尽管这次习总书记并没有亲口说出“香山精神”四个字，但他的这次“香山讲话”和亲赴香山的行动实际上很难不涉及到与“香山精神”有关的东西。这是与以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革命精神进行口说笔著等方式的提倡、以后很快在学界、官方和社会上迅速传播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惯常过程一脉相承的。

3 “香山精神”对于新时代“四个伟大”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任务是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在新的历史方位，围绕“四个伟大”历史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中国共产党需要汇聚历史和现实的力量、物质和精神的力量，最终凝聚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磅礴力量。“香山精神”作为党的革命精神，在历史上发挥过巨大作用，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充分挖掘和发挥“香山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项任务的积极作用，显示其当代价值，是“香山精神”本身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对“香山精神”的要求。

第一，“革命到底、坚决胜利的精神”坚定了把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坚强意志。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当前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要认识到这一时期“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14]因此，必须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确立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和斗争到底的坚定决心。

新时代发扬革命到底的斗争精神要总结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要求。从历史上看，“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15]从现实中看，“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16]很显然，历史和现实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发展的道路上不能磨灭斗争精神，相反，越是遇到“惊涛骇浪”，越要勇敢地斗争下去。在讲斗争勇气的同时，还要讲求斗争艺术。“斗争是一门艺术”，“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17]在斗争中不管选择了什么样的斗争方式，都是为了把各种矛盾斗争进行到底、直到战胜它的斗争艺术。在这层意义上讲，直面矛盾，敢于斗争，并讲究斗争艺术，直至胜利，是“革命到底、坚决胜利的精神”赠予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宝贵精神财富。

第二，“一切为民、忠诚担当的精神”奠定了推进伟大事业的新时代人民中心观形成的基础。新时代人民中心观，就是站在人民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是经由特定的历史演进过程而形成的。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调群众路线。到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筹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始终贯穿着为民的情怀。其实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直接组建只有共产党员构成的政府易如反掌。但实际并没有那么做，而是在繁琐细致的努力中扩大新政权的政治基础力量，第一次把自己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公开、全面贯彻起来。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新发展中的“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把党与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民中心观开始形成。

从香山时期的为民情怀到十八大以来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认识，贯穿了一脉相承的历史发展逻辑。“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和如何建立国家政权”是香山时期中共中央考虑的主要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一直在为建立人民政权的国家而奋斗，也形成了对新国家的一些设想，但直到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后才把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国家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清晰而完整地表达出来。由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要“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18]，而新中国政府是在“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的民主联合政府，所以要把它运行好，实现新形势下的政治愿景，必然要求巩固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事实上，新中国成立的前3年主要工作就是巩固人民的政权。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随着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消失，人民概念由原来包含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变成了不含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人民的利益和诉求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中国根据这一变化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过在这段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有一些做法的客观结果是违背人民利益的，比如“大跃进”这一违背经济规律的探索性举动，造成了人民生活极端困难的局面。反思这一结果，实际就是没有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引起的。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郑重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要牢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等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香山时期就秉持的一切为民、忠诚担当的精神的坚守、强化和发展的结果。

第三，“自我革新、奋进不息的精神”增强了建设伟大工程的自我革命力量。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建设伟大工程，把党建设成为“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9]这里的“自我革命”可从自我警醒、自我检视、自我革新和自我奋进等逐层递进的四个方面去理解，最终实现自我革命的行动。自我警醒，主要是指党组织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以历史和现实中他人和自己失败的教训为警醒，促使自己保持高度警觉。自我检视，是党组织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对自身存在实际落后的思想和行为的思想检查和理论反思。自我革新，是党组织在自我警醒和自我检视后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理论新做法的具体落实。自我奋进，是党自我警醒、自我检视和自我革新的目标和方向。

“自我革新、奋进不息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香山时期提出的党的建设总要求。这个要求强烈体现出自我革命的精神。这里的自我革命精神很明显是按照自我警醒、自我检视、自我革新和自我奋进这样的逻辑递进而实现的。首先，自我警醒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向香山转移的起步时，毛泽东明确讲出“不学李自成”，警醒了自己和身边的其他领导人。到香山后，这种警醒在党内得到进一步贯彻、扩大和强化。其次，自我检视的结果直接表现是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上。“两个务必”是对党内当时较为普遍存在的思想状况检查和反思后提出的要求。再次，检视中提出的“两个务必”要求在香山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坚决落实，因而具有了自我革新的特征。毛泽东住在香山时注意以身作则，做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朴素的表率。民主人士频频来双清别墅拜访，他几乎每次出门迎接甚至到大门外等候。还有住双清别墅第一天夜里发生的毛泽东不睡软床垫等这些看起来的小事，却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约束自己方面真正具有自我革新的意识。最后，经过自我警醒、自我检视和自我革新后，自觉秉持“赶考”心态奋发进取就成为当时党的建设乃至历史任务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了。既然香山时期“‘赶考’奋进”的党的建设总要求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190字总要求中都强调“自我革命精神”，那么“自我革新、奋进不息的精神”无疑为新时代建设伟大工程提供有益力量。

第四，“香山精神”丰富了实现伟大梦想的中国精神家园。现代国家的国家精神常常包含其民族传统精神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扬弃部分。一个国家的国家精神的阶段性变化多与这个国家的政权变更或同一政权下的重大政策变化有关。1912年中国在形式上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国国家精神(以下简称中国精神)在传统的勤劳、勇敢等民族传统精神基础上进行扬弃，汇拢了近代革命形成的爱国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国家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国开始逐渐形成了主要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中国精神。这一国家精神是对之前中国精神中优秀部分的继承和发扬，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结果，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最新重要体现。在此过程中，从中华民国的倒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国家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袁世凯把祭天纳入了国家精神体系，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贩卖封建思想并将其强行纳入国家精神体系，这些遗毒在新中国建立后被统统从国家精神中剔除，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精神，国家风貌焕然一新，直至发展为主要包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当代最新国家精神。而“香山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在香山时期很自然地构成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国家精神雏形的一部分。这是因为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并执政的政权，作为中国共产党意志一部分的“香山精神”可以通过一定的政权运行形式而变为国家意志中的国家精神相关部分。

具体地讲，把党的革命精神变为国家精神一部分的基本路径是国家文化建设。“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布局的重要“一位”。党一直坚持这一方针，并在十九大上指出我们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1]这明确告诉我们，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文化主要表现在物质、精神和制度等层面的一般理论，我们可以推论国家文化建设包含国家精神的建设，而新建的国家精神反过来对国家文化建设又具有巨大影响力。那么“香山精神”作为革命文化中精神层面的一个“天然”的具体内容，对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精神的形成具有价值。具体表现一：“香山精神”提供了新中国国家精神演变创新的逻辑力量。香山时期是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所以在国家政权层面上讲国家精神，当时所凝结的“香山精神”是新中国国家精神产生的逻辑起点，并就此产生了对后续发展、创新的逻辑力量。因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国家精神的形成，离不开“香山精神”的逻辑支配力量。具体表现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的价值理念，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对“香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比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是“革命到底、坚决胜利的精神”和“一切为民、忠诚担当的精神”在实现国家发展阶段性目标上干劲和动力的反映；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是“一切为民、忠诚担当的精神”和“自我革新、奋进不息的精神”在实现国家发展阶段性目标过程中自律和他律要求的折射。

注释：

① 根据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目前至少有数十种。比如王炳林主编《初心——重读革命精神》解读了28种，陈晋著文说有30种以上，唐正芒等提出50余种等。参见：王炳林.初心——重读革命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陈晋.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解读[J].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4)。唐正芒,王昕伟.长征精神与川陕苏区精神比较略论——基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视域下的解读[J].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