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海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00732，北京)

2020年是艰难的一年，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蔓延到全世界，截止到年末已经导致全球几十万人死亡、几千万人被感染，几乎没有人的生活不受到影响。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21新年致辞中所说：新冠肺炎病毒侵染了我们的身体、闯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击中的，正是我们最人性的地方”，即“保持密切的联系、相互拥抱、交谈以及聚会”，疫情把人们之间原本正常的行为和最基本的权利变得充满风险。然而，2020年又是较能显示人类应对突发灾难的能力和策略的一年，很多行业的专业人士，从医生和科技工作者，到作家、诗人和人文科学学者，都积极投入了对疫情的研判、策略应对以及相似突发灾害的预警、评估、应急、救援和应对，乃至后疫情时代的全面反思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中。

在疫情应对和人文反思方面，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们也不甘落后，积极献计献策，截止到目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期刊发表和专著出版的滞后性，2020年内疫情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思和体现，以及文学研究领域中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对象的疫情与人文思潮之关系，截止到本年度末，公之于众的成果仍然只有少量部分，未能成为文学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是热点和前沿)，相信在下一年度以至今后，疫情与文学的关系势必将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界一个跨学科研究的热点趋向。当然，俄罗斯文学学科也不例外。本文以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学科从业者在2020年出版的成果为考察的中心，也略微关注成果的生产和影响这两端，在概述和总结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评价，突出问题意识。

应该指出的是，2020年度中国俄罗斯文学学科的成果似乎较上一年度更为丰富和多元，这首先充分证明了我国学者努力耕耘、勤奋不辍的扎实干劲，也反映出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包括在读的硕士、博士、青年教师等)加入到中国俄罗斯文学学科的队伍中来，并逐渐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其次，这也说明，就中国学界而言，俄罗斯文学学科中值得研究、有待开采、尚存空白的点和面仍然有很多，研究无法穷尽所有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正如文学作品远不如生活本身精彩一样；再次，本年度的成果，特别是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是2019年度甚至更早之前积累的研究成果的集中爆发和集体亮相，因而可以想见，本年度因疫情而居家隔离期间完成的大量成果将在2021年集中井喷。

1 对本年度专著和论文集的综述

鉴于本年度成果宏富和本文篇幅有限之间的矛盾，本年度的具体回顾主要就专著、代表性论文、译著、外刊论文、相关期刊出版情况、相关项目、奖项情况、重要的线上会议和讲座等情况，择其要者、分而论之。

2020年是俄罗斯文学学科中专著(均按版权页标注的本年度为准)出版较为集中的一年，基本涉及到本学科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既有综论性的专题研究，也有文学史类型的著述，还有单个作家作品的论著和学者个人的论文集等。

综论性的专著有：郑永旺的《点亮洞穴的微光：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是国内第一部对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整体分析的专著，它研究了俄罗斯反乌托邦文学的思想谱系，提出“反乌托邦美学”的学术范式，论证了反乌托邦文学在体裁和诗学上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在思想史上的本体论价值，因此本书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汪剑钊的《俄罗斯现代诗歌二十四讲》(四川人民出版社)选取了包括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在内最具代表性的二十四位俄罗斯诗人，从其生平与创作背景入手，介绍他们代表作的特点、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以及对世界各国诗人创作产生的影响，并配有代表作进行赏析。史思谦的《俄罗斯古史纪年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从文学、宗教和思想三个维度研究《古史纪年》，考察该编年史文本及其对整个俄罗斯文学及民族思想所起的渊源性作用，有文史结合的跨学科特点。王晓兰、王一鸣的《艺术视角下的俄国文学研究》(吉林出版集团)分析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为主的俄罗斯文学中的若干女性形象。姜磊的《新俄罗斯文学中“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研究了“布克奖”“巨著奖”得主马卡宁、佩列文等作品中的知识分子群像和发展脉络，探讨了社会转型之际俄罗斯文学中一类特殊形象的思想谱系和产生机制。

俄罗斯文学通史类、鉴赏型的著作有：刘文飞的《追寻大师的足迹》(作家出版社)细析俄罗斯文学的大师及其佳作，由点及面地串联起整个俄罗斯文学，可谓一部鉴赏型的简明文学通史。童道明的《樱桃园记》(作家出版社)是其阅读俄罗斯文学的随笔集，用诗意的语言评述俄罗斯文学尤其是解读契诃夫，通俗性和专业性相得益彰。这两本书都是作者普及性讲座的文字版。近年来，俄罗斯文学工作者也深度参与外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普及化大潮，收费阅读和有声讲座，既为普通爱好者们创造了接近俄罗斯文学的机会，同时也给研究者们提出了一项传播和普及俄罗斯文学的新任务。

专论作家和创作流派的创作风格与文艺思想的专著有：吴晓都的《普希金与俄苏文艺思想研究》(花山文艺出版社)从普希金与世界文学、普希金与俄罗斯启蒙主义、普希金与俄国文学“人民性”思想等方面，总结和阐述了普希金的文学艺术成就及其地位与影响。刘文霞的《纳博科夫的传统继承与艺术创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关于作家创作的“俄罗斯性”与“非俄罗斯性”之争出发，运用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理论和“误读”理论，结合文本考察作家的传统继承与艺术创新。谢明琪的《对话与狂欢：纳博科夫创作的符号学解读》(东南大学出版社)运用巴赫金的文化符号学理论，尤其是其对话性和狂欢化的核心思维，着重剖析了作家的若干代表作。栾昕的《列斯科夫：生活与创作》(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研究作家特殊的家庭生活和经历对其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重点考察列斯科夫的创作主题与思想。张煦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分析了俄国文学流派“谢拉皮翁兄弟”在1920年代的实验性创作，阐释其与主流文学问题相呼应的诗学特征，论证了作家、团体与时代之关系的一种“嵌套式”模型，从继承与创新的角度为类似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建设性方案。管月娥的《乌斯宾斯基结构诗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研究了俄国文艺学家乌斯宾斯基以视点为研究视角的结构诗学理论及其理论建构的方法论。

本年度另有一些融新旧论文为一体的学者论文集出版。如金亚娜的《对未来的回忆：俄罗斯文学与文化论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汇集了作者多年来发表的涉及俄罗斯人文文化、哲学、美学、宗教、文学及艺术等方面的多篇论文，既有个人学术生涯的总结性质，又有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回顾之意。王永等主编的《俄罗斯文学的多元视角(第2辑)》(浙江大学出版社)收录“现当代俄罗斯文学跨学科研究”国际会议中的若干中俄文论文，反映了中俄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就以上专著和论文集来看，作者们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已经跨出了生平介绍和形象分析的局限，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力求突破，走向了理论建构、思想史研究和跨学科文化机制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2 对本年度发表论文的考察

较之专著，论文的产出速度一般较快，更能体现出本年度或上一年度研究的特点；按照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稍加细分，可发现本年度发表的专业论文主要具有以下热点或共性。

研究文学与疫情之关系成为新热点。这一课题无论对中国外国文学还是对俄罗斯文学研究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热点，如果不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国对此课题的研究不会成爆炸式增长之势，但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学界一直就存在对文学与疾病(包括心理疾病)的研究传统。年初疫情刚刚出现时，国内部分敏感的报刊和学者发文探讨俄罗斯文学与疫情(疾病)之关系，此类文章有刘亚丁的《疫情中的普希金与波尔金诺之秋》(《光明日报》)、姜训禄的《疫情隔离期的普希金与俄罗斯文学新时代》(《中华读书报》)、米慧的《特定时空下的普希金和契诃夫》(《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它们均考察了俄国作家面对疫情与疾病的处理方式，从文学史的角度给当下的人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

古典文学(从古罗斯文学到契诃夫)的研究呈常态化，平时的论文不少，每逢周年庆典时会更多。代表作有吴笛的《古罗斯的终结：17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历史性转型》，它回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谱系，探索古罗斯文学终结的历史特性，认为俄罗斯文学的转型既与俄国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俄罗斯传统文化，也与世界文学的进程密切相关，并由此导致题材转向，为俄罗斯近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此外，普希金研究热度不减，持续走向深入。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也蒸蒸日上，本年度俞航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如《言说与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现代主体建构的反思》(《外国文学评论》)、《〈地下室手记〉多重叙事的伦理内涵：“分裂的”自我与“爱人如己”》(《外国文学》)等注重跨学科和跨文化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龙瑜宬的《〈赌徒〉：“诗情”的诱惑与风险》(《外国文学》)、毕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元主义》(《俄罗斯文艺》)、万海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及其意义》(《随笔》)等继续从多个角度深耕作家作品的思想史意义。本年度，对另一位古典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研究也呈现蓬勃兴起之势，相关的论文有：任晓雯的《托尔斯泰的文学理想国》(《山花》)等，此外，《俄罗斯文艺》第4期开辟了“世界文学舞台中央的列夫托尔斯泰”专栏，组团式推出了李正荣《论“复活”作为列夫·托尔斯泰的生死修辞》、伊·叶甫兰皮耶夫《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争论：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朱建刚《未完成的对话：斯特拉霍夫与托尔斯泰的争论》、张兴宇《当代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学的新进展(2000—2018)》等论文，它们已经从多个角度构筑起一座相对完整的“托尔斯泰学”大厦。

古典文学三大家中另一位作家屠格涅夫由于前年适逢其周年庆，所以这两年的研究论文相对少一些，只有《俄罗斯文艺》上的一些相关论文涉及到屠格涅夫及其创作风格和文艺思想。而研究契诃夫则相对热门，相关论文有：姜磊的《〈萨哈林旅行记〉与契诃夫的远东印象》(《外国文学研究》)，该文认为契诃夫的远东书写存在显性的偏见性，这不仅是作家的个体印象，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整个俄罗斯知识界东方偏见的体现；董晓的《从〈三姊妹〉看契诃夫戏剧中的时间》(《外国文学研究》)指出：契诃夫对时间的艺术表达不仅生成了其剧作内在的喜剧精神，且对20世纪的现代戏剧影响深远。《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第5期则开辟契诃夫戏剧研究的专栏，发表了董晓的《论契诃夫戏剧的去事件化与冲突的生成》，顾春芳、张越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没有父亲的人〉》，彭涛的《末世精神危机下的救赎：论契诃夫〈林妖〉对生态和人性的双重拯救》等论文，集中以新视角重读契诃夫，将宗教研究等方法和成果运用到对其戏剧作品的解读中。

对白银时代和苏联时期文学在内的20世纪文学的研究继续深入。这方面的论文有阿布德克里姆·穆拉托夫、王孝冉的《〈白轮船〉中“鹿母”传说的生态道德与民族教育观念》、余丹的《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叙事》(均《外国文学研究》)、李新梅的《当代俄罗斯小说中的苏联卫国战争叙事：发展趋势和特征》(《俄罗斯文艺》)等，它们代表了对苏联文学的持续研究势态，虽然研究对象依然是苏联小说，但是从方法和视角看已经转变为生态文学、乌托邦叙事等。

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则有综论和细读之分。刘文飞的《解冻文学新论》(《外国文学》)认为，解冻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历史意义以前未得到充分认识，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俄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再度显现，俄国文学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得以彰显。孔霞蔚的《回到神话，追问现实：2019年度俄罗斯文学概观》(《外国文学动态研究》)继续关注和梳理俄罗斯文坛事件与史事，认为本年度“非虚构类作品乏善可陈，虚构类作品重回文坛中心”。张猛的《真实的尺度”：近年来俄罗斯文学创作的“非虚构”倾向》着重考察俄罗斯文坛的非虚构创作倾向。刘文飞的《索尔仁尼琴：生活与创作》(《俄罗斯研究》)有意重写当代文学史中关于该作家的篇章。侯玮红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灵魂之书：评当代俄罗斯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东吴学术》)提出了“祖列依哈现象”，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反观人的信仰与精神普遍迷失，警示人类社会勿忘发展的初心、启发人们进行灵魂思考。王树福的论文《当代俄罗斯戏剧的英译接受》，不仅研究当代戏剧，还关注其传播方面的影响。由是观之，对俄罗斯戏剧的研究也历来是我国俄罗斯文学学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它跟小说和诗歌研究不分伯仲，而在十年前则要略逊于后者。

对俄罗斯(苏联)文论的研究朝深处掘进，但研究对象仍以巴赫金和俄国形式主义居多。王志耕的《巴赫金：圣愚文化与狂欢化理论》(《外国文学评论》)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贬抑”而内在神圣的现象——俄罗斯圣愚，以巴赫金的“笑”和“高级外位性”概念分析“闯入式话语”及其事件的狂欢化的审美特性；他的《俄罗斯民间文学中傻瓜形象的狂欢化功能：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本土资源之一》(《外国文学》)从民间文学来研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他的《巴赫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共同意义》(《文学与文化》)则探讨了两位思想家的共性。万海松的《论巴赫金个性化的文学史观及其特点：以巴赫金〈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为中心》(《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属于国内首次对巴赫金文学史观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侯玮红的《新现代主义：新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中的新概念》总结新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分析其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联系与差异。

比较文学走向细致化，对中俄(苏)文学的比较开始以核心概念的诠释和国家形象的建构为切入点。比如，张冰(北京大学)的《中俄文学译介的“迎汇潮流”》(《俄罗斯文艺》)探讨肇始于世界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中俄文学翻译、中俄文学史的梳理和中俄文学互译发展进程中复杂、特殊的演进，发掘中俄文学译介“迎汇潮流”概念的发生学机制。信娜、刘丽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近代中国形象》(《中国社会科学报》)则开始关注比较文学视域中他国国家形象的建构问题。

另外，从女性文学、文学符号学、科幻文学和人工智能等角度来挖掘俄罗斯文学文本的论文，也不亚于这些方面对其它国别和外国语种文学的研究。从中可见，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也有学科责任和担当意识，他们正在努力填补这类专项文学研究的空白，为这些特殊研究专题类型的世界文学史提供不可或缺的俄罗斯视角。

3 对本年度译著、期刊、项目和奖项等的概述

译著(包括文学翻译和理论译著)的出版、期刊发表情况、项目的设计、奖项的设立与获奖情况、专业会议的召开，尽管不都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成果，但皆属为研究所营造的外在环境和制度保障，对研究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是无可置疑的。

译著的出版不绝如缕，尤其是俄罗斯经典文学作品的新译、复译和再版为主。其中，值得关注的有汪剑钊主编的“金色俄罗斯”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中继续出版的五种译本：《地狱里的春天：波普拉夫斯基诗选》(汪剑钊译)、《我们不会告别：阿赫玛托娃诗选》(董树丛译)、《法国侯爵：克雷洛夫剧作集》(李春雨译)、《绿指环：白银时代戏剧选》(余翔译)、《青春复返》(李莉译)。从中可以看出，俄罗斯白银时代(如吉皮乌斯、勃洛克、安德烈耶夫、索洛古勃、勃留索夫等)及之前的剧作开始受到译者和研究者的青睐。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网格本”丛书中的《茨维塔耶娃诗选》(刘文飞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双头鹰经典”第二辑中的《白银时代诗歌金库》(郑体武译)，美国陀学家约瑟夫·弗兰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系列第四部《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戴大洪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都是值得普通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优秀的新译本。

有关俄罗斯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著作则有：米尔斯基的《俄国文学史》(修订版，刘文飞译，商务印书馆)，其内容涵盖自古代俄国文学(11—17世纪)至1921年小说复兴的历程，在英美斯拉夫学界长期被誉为最好的一本俄国文学通史，它影响、培育了数代研究俄国文学的英语学者，并成功将俄国文学推介至英语乃至整个西欧世界，其修订再版必将成为高校师生和研究者的案头常备书；由万海松编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一书，精选白银时代以来以俄国思想家为论述主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成果，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思想家的世界观和作为艺术家的诗学世界，可谓百年来陀学研究的集大成论著。

期刊的发展和学术水平的提高，与学科建设息息相关。俄罗斯研究的四大期刊《俄罗斯文艺》《俄罗斯研究》《俄罗斯学刊》《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涉及俄罗斯研究的诸多方面，但仍数前者为国内专门研究俄罗斯文学和文论乃至艺术的头号刊物，它常常组织相关专栏，集中发表国内外研究相关作家、作品和思潮的专业论文，呈现出前沿性的研究热点和一定的研究趋势。其他外国文学类期刊，如《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当代外国文学》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论文相对较少，它们是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整体背景中发出的“俄罗斯声音”。

得到社科基金立项支持的俄罗斯文学研究项目，也颇能反映出我国学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热点和动向的把握。本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有朱建刚的《〈俄国导报〉研究(1856—1906)》和管海莹的《别雷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一般项目有侯朝阳的《英美斯拉夫学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批评研究》、郑文东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理论流变研究》、夏益群的《俄罗斯儿童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它们分别涉及对文学刊物、作家批评、文论流派和比较文学等的研究，虽然本年度入选数量较往年大幅缩减，研究面不算均衡，但研究对象基本属于“新垦地”，且彼此没有重叠或重合之处。

各类奖项不但是对专业研究者工作的褒奖，还体现了对他们所探索的相关研究专题的肯定。本年度最重要的研究类奖项就是第八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其中，荣获一等奖的陈建华的系列专著《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荣获二等奖的刘亚丁的专著《肖洛霍夫学术史研究》、董晓的专著《契诃夫戏剧的喜剧本质论》、申丹的系列专著《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以及三等奖和“青年成果”等其他子类奖项中有关俄罗斯文学学科的成果，均为本学科优秀选题和杰出成果的代表。另外一个文学翻译类奖项是首届“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它由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翻译研究院与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联袂设立，旨在进一步加强中俄两国的文学和文化交流，促进俄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一等奖为雅辛娜的小说《我的孩子们》(陈方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等奖为库尔恰特金的小说《阳光闪耀》(赵桂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三等奖为瓦尔拉莫夫的小说《臆想之狼》(于明清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文学翻译类奖项必不可少的原因，不但在于其能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来关心俄罗斯文学，而且更在于其能吸收中俄双方的相关从业者参与到文学“外交”事业中来，其意义已经溢出了文学界、研究界和翻译界。

重要的专家讲座和学术会议有助于科研成果的传播。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所创办的“启真”讲坛(线上和线下)，本年度所请的都是俄罗斯和国内一流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大家，而哈尔滨工程大学哲学系举办的“林中路”线上讲座均为俄罗斯哲学界的元老级专家和学者，这些讲座和报告引经据典、内容深入浅出，既专业又通俗易懂，不论是对非俄罗斯文学专业的读者，还是对本学科的专业研究者，都有引领性意义和启发性思考，为疫情时代的网络会议和讲座开启了示范性的先例。线下专业会议中值得一提的是10月23—25日在浙江宁海召开的“新时代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暨叶水夫先生百年诞辰座谈会”会议，这也是疫情期间难得的一次俄罗斯文学学科研究者和教师们聚首研讨的专业会议，并以此纪念本学科的功臣、著名的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叶水夫先生，可谓一举两得。

4 特点与趋向

对本年度俄罗斯文学学科的成果加以宏观概览，不难发现它们具有以下一些共性与趋势：

仍然固守文学作品的文学主体性、就文学论文学的研究已不多见；十多年以来，文学与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俄罗斯文学研究的热点。这方面的论文有孔朝晖、王晓倩的《“奥勃洛莫夫性格”的序曲：〈平凡的故事〉中的现代性批判》、淡修安的《普拉东诺夫创作的现代性问题：兼论詹姆逊的阐释局限》(均《俄罗斯文艺》)等，这说明学界对现代性内涵和外延的研究依然有可以深挖的地方，也表明现代性概念是“流动的”，它跟社会和文学一样，都处在流动性的发展中。

本年度俄罗斯文学研究明显出现一些注重梳理和确证“俄罗斯文学”学科和地位的合法性问题的文章。比如：林精华本年度发表的系列论文《欧化大潮所激发的民族叙事：以18世纪俄罗斯民间文学为中心的讨论》(《民族文学研究》)、《侦探小说与帝国：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的大众化叙述》(《社会科学战线》)、《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奇特起源：18世纪中叶对欧洲流行文学之模仿》(《求是学刊》)、《现代俄国自信始于何处：“19世纪俄罗斯文学”起源考》(《外国文学研究》)均从文学的周边考察俄罗斯文学的确立机制和俄罗斯文学作为学科的合法性，较有新意、成果丰硕。有的学者有意识地要打破外国文学与地缘政治学、文化地理学之间的藩篱，力图构建文学政治学之类的“新学科”[1]。另外一些相关论文，如陈建华的《改革年代俄苏文学研究的变迁》(《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20春季号)》)、汪介之的系列论文《四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问题与思考》(《江西社会科学》)、《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四十年的回溯与思考》(《东吴学术》)和《外国文学研究话语体系建设与更新》(《中国社会科学报》)，均对本学科和外国文学学科的范畴和建设，特别是“学科意识”提出了若干不同意见和可行性建议。

还有学者对文学和文学现象进行跨学科、讲通识的大文化研究，其研究领域跨越了文学和人类学等，视角新颖、新见迭出。如：刘亚丁的《类型学的文学移植：袁枚和杰尔查文自然诗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侧重于文学作品(诗歌)的文体学、故事类型学的比较意识，颇富创见；梁坤的《俄蒙树木崇拜的多神教和萨满教渊源》(《外国文学研究》)就从文学延伸到人类学和宗教学研究；徐乐的《契诃夫〈寄自西伯利亚〉：将西伯利亚“写入”俄罗斯》(《外国文学评论》)研究契诃夫记述西伯利亚旅行的系列特写中“西伯利亚—俄罗斯”这一对立的空间模型。王树福的《十九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伦理叙事的演变》(《外国文学研究动态》)研究跨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道德伦理问题，证明其伦理演变体现出的多样性、实验性和阶段性特征。

开始出现对俄罗斯文学中的类文学文本(如书信、档案等)进行文学和文化的综合研究。比如，万海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的“文学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报》)认为：书信文本作为文学文本和历史史料的双重特点，决定了它在大文化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性。“从文学性角度来看，书信作为一种文本或亚文本，有时既是一篇可以独立的文学叙事或文学作品，有时还是一种别致的文学体裁；从史料学方面而言，书信既可以是历史的‘下脚料’，可以用来解释作家的创作冲动，说明创作过程中的思想博弈，还可以成为重塑几乎已被遗忘的史实的主料。”[2]

有意引入或运用当下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潮，如“帝国叙事”、“国家意志”、视觉文化等来研究俄罗斯文学。比如，宋羽竹的《俄罗斯“长久之国”的构建：从“大书奖”看国家叙事》(《俄罗斯研究》)一文，把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不仅看作是文学创作的风向标，还是反映国家意志的文化现象。

对中俄文学的比较研究继续走向深入和广泛两个趋势，即对具体文本的细读式分析和对文化机制的对比，与宏观的作家作品相似论并驾齐驱。王晓宇的论文《灵魂与记忆：普拉东诺夫与艾特玛托夫小说中的中亚书写》(《外国文学研究》)就属于前者，它围绕灵魂和记忆主题对小说中中亚地理空间展开的文学想象进行研究，从叙事中揭示其文化记忆和传统被割裂的事实以及日渐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李建军的《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论路遥与托尔斯泰的文学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属于后者，作者通过细读托尔斯泰和路遥的文学观点、分析其写作经验，发现两者在塑造自我形象的理念、热爱人和生活的精神、以同情和肯定的态度塑造人物三个方面存在垂直向度的影响关系和平行向度的相似性，文章认为，这彰显出“文学是对人和生活的态度性反应”[3]的基本认知和判断。

近十年来，中国学者撰写的俄文论文在俄罗斯学术期刊上发表得越来越多，外刊论文已然成为中国俄罗斯文学学科的研究成果中不可不提的重要部分。本年度的此类论文有：李新梅在俄罗斯期刊《俄罗斯文学》上发表的《索尔仁尼琴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传播》，以及她在《梁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研究概况》等文，均为世界学界提供了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流播和研究情况；田洪敏在《俄罗斯文学》发表的论文《契诃夫的另一种文学性研究：基于社会史视角》，将1880年代契诃夫开始职业写作的十年作为基本档案史料来源来讨论契诃夫的文学性问题，显示出回归文学和历史的本体论意识。[4]朱晓琳(音译)在俄罗斯期刊《文学问题》(第4期)上发表《莎士比亚翻译家朱生豪》一文，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了朱生豪为翻译中文版《莎士比亚全集》所作的贡献，还论述了这位英国剧作家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5]

5 问题与展望

当然，尽管俄罗斯文学研究取得了以上不小甚至不俗的成绩，但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而言，跟我国的乃至欧美的文学研究成果相比，它依然存在某些学术方面的空白和问题，对这些进行展望，目的不是以欧美研究方法来完全取代已成传统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而是要丰富俄罗斯文学研究方法，使之内化为俄罗斯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首先，空白之处仍有不少，虽然不是所有的空白都需要去填补，但从学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而言，有些空白是具有挑战性的，往往需要学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从容的心态和合理的步骤。这里举其要者论之，则当有空间理论、性别意识、文学或思想共同体等方面的研究，尚未与现代性研究和风景研究一般渐成气候。其次，跨学科、讲通识的意识仍然不够，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容易固守所谓文学主体性的立场而不思变革，以致未能从他者眼光和“外位性”(巴赫金语)视域来审视文学和文学现象，从而丰富和提升文学作品的价值。最后，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对俄罗斯和苏联的文论，特别是俄罗斯思想界中革命民主主义(别车杜、皮萨列夫等)、唯美派、保守派、根基派等流派和苏联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文艺思想，研究不够或者尚存空白，且需要转换研究视角与方法。也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俄苏文论研究尽管较前有所拓展，但仍以个别学者的文论研究为主，需要拓宽视野，让更多的俄苏文论进入我们的研究范围。”[6]因为从资源上说，俄罗斯这些文艺思潮所处的时期均为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年代，值得我们镜鉴。

综上所言，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从业者众多，且加入者在逐年递增，研究队伍的庞杂也亟需本行业设立一个专门奖项来奖掖那些优秀的从业者：以其研究作品的学术性和思想性为标准，入围和获得优秀奖励的作品可树立为行业入门的指导标杆与行业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