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和宗教作为西方古典时期（Greco-Roman world）永恒不变的主题，对西方社会的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史的正确一面》（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一书中指出西方文明的本核是以神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的两个源泉是犹太的上帝和希腊的求知，这两大西方文明的柱石一起开启了基督教的世界。印欧民族相信有神，相信神能归纳出一套完美的世界运行方法。而这种相信不仅造就了理性和道德，更使文化、艺术、哲学、建筑都带着不可磨灭的神话与宗教的痕迹。

建筑装饰作为大量存在的最耐久的艺术形式之一，是研究西方古典时期人文艺术有力的支撑材料。目前关于西方古典时期建筑装饰的研究中，多从建筑装饰的材料、造型入手。关于茛苕叶饰的研究中，多从纹样本身的造型及象征性入手。以建筑装饰的观念性分析作为切入点，有助于今后西方古典时期宗教建筑装饰的深入研究。

一、基于神话与宗教的西方古典时期植物精神

古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化的起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调。西方古典时期的植物精神是一种宗教和文化的综合体，它源于古希腊时期的植物崇拜，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变化，影响后世。它常见于古希腊的庆典礼仪、神圣祭祀和各种传说中，如在古希腊运动会中，就有给胜利者抛掷花环、棕榈等植物的“抛叶”（Phyllobolia）习俗；［1］雅典人议会上的选票用橄榄叶以示神圣；在进行神圣祭祀时，将各类植物编成的花冠敬献给神殿；在古罗马传说中，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在橄榄树下出生等等。从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在进行任何有关神圣感的事情时会本能地联想起植物，这种联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希腊人认为人类的起源是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用黏土造出了第一个男人，并且手持甜茴香（sweet fennel）从太阳神阿波罗（Apollo）那里带回了火种。除此之外，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诸神大都与植物相关，如纳西瑟斯（Narkissos）投水溺亡后从身体中长出水仙；雅辛托斯（Hyacinthus）被阿波罗掷出的铁饼误伤头部而死，风信子从他的鲜血中长出；阿多尼斯（Adonis）被野猪咬死后从他的血液里长出银莲花，在罗马神话中是爱神维纳斯（Venus）将他的遗体化作秋牡丹；曼西（Mentha）的身体被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撕碎后化作薄荷；派翁（Paeon）因遭到老师的嫉妒而被迫害，哈得斯（Hades）不得已将他化成一株芍药等等。

木心在关于希腊神话的讲义中写道：“希腊诸神。神性，是人性的升华。人性未觉醒，自然一片混沌。”［2］希腊神话的无伦、混沌、人性的未觉醒造就了人和植物间可以产生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是基于宗教学中的植物崇拜之上的。植物崇拜的观念作为宗教观念的一个范畴，同样表现出这样一种神道观念。这种神道观念包括“天命”（神灵支配世界和人世间的生活方式）和“神迹”（最能体现神灵意志和性能的行为）。［1］13它直接导致古希腊神话中与植物相关的神多达43位，出现的相关植物高达五十余种。

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的长诗作品《变形记》（Metamorphoses）全诗共计15卷，其写作思想是根据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灵魂轮回理论。全诗皆取材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变形记》中有这样一篇诗歌，描述美少年库帕里索斯（Cyparissus）因误杀了自己心爱的鹿哀痛不已。他恳求阿波罗让他永远这样悲伤下去，阿波罗无奈之下将之变为柏树。从此以后希腊人开始以柏树、柏枝象征对逝者的哀思。希腊神话中的玫瑰象征着爱与美神维纳斯，玫瑰枝干上的刺象征着维纳斯爱的考验。在神话中，玫瑰原本是纯白色的。奥维德在《变形记》第十卷中描写维纳斯为救心上人而赤足奔跑，途中双脚被荆棘刺伤流出鲜血染红了玫瑰，也有说法是阿多尼斯死后，维纳斯流出的眼泪使玫瑰变成了红色。从此，人们笃信红玫瑰象征爱情。

《荷马史诗》（Homeric Epic）是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编写创作的长篇史诗，分上下两部，共24卷。在荷马史诗下部《奥德赛》（The Odyssey）里，有一段描写奥德修斯（Odysseus）带领的船队误入食莲花的岛。岛上的食莲人将船围住，给船员们奉上具有魔力的莲花的果实（lotus），并且引诱船员吃下。凡吃过莲花的果实的船员，都会忘记烦恼忧愁，再也不想离开。这些莲花的果实象征着“忘忧”，暗示人性中的懒惰、颓废。在英语里，西方人用“lotus eater”表示安逸度日的人或者浑浑噩噩度日的人，用“lotus land”表示安逸乡。

现代学者在对《圣经》（The Holy Bible）的研究中，发现了“lotus”的其他象征含义。《圣经》中的罂粟被描述为“忘忧药”，这与《奥德赛》中的“lotus”含义相同。并且对照《奥德赛》中船员服下莲花的果实后所出现的反应，可以断定《奥德赛》中的莲花的果实就是罂粟。整个关于食莲花的岛的描写似乎就是现世社会中毒品泛滥之地的真实写照，从而引发对现世无穷膨胀蔓延的欲望的思考。

二、古典时期茛苕叶饰的起源与演变

茛苕，叶子多刺而充满生命力，古希腊人非常喜欢这种植物。古希腊关于为什么茛苕可以作为柱头装饰流传着一个传说，在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的《建筑十书》（The Book on Architecture）中也有相应的记载。传说在科林斯有一位少女因病早逝，乳母将她生前喜欢的玩具装在篮子里放在墓前，并在篮子上盖了一片屋瓦。“当春天来临，被篮子长久压在下面中部的茛苕开始长出枝叶，卷须沿篮子周边向上伸展并向外卷曲”［3］，似乎是亡故少女怀抱着自己的心爱玩具。雕刻家卡利马科斯（Callimachus）被这种优美的造型所感动，以此为原型创造了科林斯柱式。 这种由植物的客观生长规律而引发的美好心理体验，让植物携带了神性，反映了古希腊植物崇拜的神道观念。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4］202-216，［5］古典时期的茛苕叶饰最早起源于古埃及的莲花纹样，只是它成为茛苕叶饰纹样的一部分是在古希腊发展形成。早在1981年，美国学者W.H.古德伊尔（W.H. Goodyear）就在《莲花纹样的语法》（The Grammar of Lotus）中提出古埃及莲花纹样与古希腊茛苕叶饰之间关系的猜想，但一直未能受到重视。［4］203古埃及的莲花纹样多出现在陵墓的边缘雕刻上，后来逐步与古埃及装饰柱上的棕榈叶纹结合，形成新的图式结构。其作为边缘装饰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 莲花纹样在埃及陵墓中用来装饰边缘，其中偶尔出现棕榈叶纹样，同时，波形漩涡式叶茎的前身出现；第二，美索不达米亚吸收并丰富了埃及莲花纹样的图式；第三，古希腊延续并发展了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图式特点。古典时期的茛苕叶饰将抽象纹样转变成写实风格，多出现在神庙建筑、公墓标志等公共建筑中，它开始不仅仅简单地描摹茛苕叶的自然形态，而是一种基于传统纹样附加茛苕叶集合体的统称。起源于古埃及，成型于古希腊的茛苕叶饰至此开始作为一种基本样式，随着古希腊文化影响力的扩张广泛传播。［6］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乃至现当代植物纹样都携带着古典时期茛苕叶饰的基因。

从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古典时期茛苕叶饰的文化辐射抵达东亚，忍冬纹的出现是混合着希腊、罗马和中亚风格的花卉纹样。雷圭元曾指出，忍冬花是希腊特产，与掌状叶配合组成的纹饰。忍冬纹的出现是伴随着宗教的传入，因此它携带着不可磨灭的宗教基因。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盛行，宗教装饰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到了唐代，由于贵族阶级的血统渊源，使得当时的时代对异域文化更加包容。忍冬纹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进一步演变为更加繁复的卷草纹样，并与宝相花纹相互吸收彼此的特点，成为最炙手可热的纹样之一。从这一时期开始，卷草纹逐步脱离宗教走向日常。

三、古希腊宗教建筑装饰中的茛苕使用

雨果（Victor Hugo）说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因为西方建筑离不开石质材料。而对西方建筑的装饰而言，西方建筑就一定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说的，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从古希腊开始，建筑就离不开装饰，以至于雅典卫城的总设计师就是当时最伟大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希腊神庙是被雕刻支配的建筑，它由大理石梁柱结构和外部装饰共同构筑了一组大理石雕刻，谱写出了古希腊最优美壮丽的乐章。

古希腊神庙的建筑法式是以神庙所使用的立柱的直径为一个基本模数，以此可见立柱在古希腊建筑中的重要性。古希腊人经过反复推敲和权衡后，使立柱的形式规范化，发展出了几种不同性格的柱式（图1），主要有多立克柱式（Doric）、爱奥尼柱式（Ionic）和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图2）。根据维特鲁威《建筑十书》中的记载，多立克柱式起源于希腊多立安人（Dorians），爱奥尼柱式起源于希腊爱奥尼亚人（Ionians）。多立克柱式和爱奥尼柱式都是从木结构发展演变而来的，但多立克柱式被学界认为成熟得更早。科林斯柱式，起源于古希腊的科林斯地区。“它出现较晚，但最为华丽，柱头雕有辐射形毛茛叶装饰。按规范，柱高为柱径的10倍，柱身有24条平齿凹槽。”［7］

图1 古希腊三大柱式

图2 三大柱式柱头

古希腊人以简洁朴素的多立克柱式象征男性的粗犷与雄浑；以瘦长高挑的爱奥尼柱式象征女性与智慧；以科林斯柱式中的茛苕象征重生与艺术。学界普遍认为，［8］147，［9，10］科林斯柱式只是爱奥尼柱式的一个变体，认为两者的各个部位相似，横截面也相同。但是，男性的力量感、女性的优雅感、植物的生命感始终是古希腊人通过柱式想要传达的信息，当使用不同的柱式，神庙的形制也随之被规定，这个神庙也将产生一种相应的特殊气质。多立克柱式与爱奥尼柱式的象征意义是古希腊人对人体美的追求在建筑上的反映，科林斯柱式的象征意义则是古希腊人的植物崇拜在建筑上的体现。

有研究指出，［11］140-141由于科林斯柱式华丽的装饰性相悖于古希腊朴素的艺术个性，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古希腊人并没有在表达神性的同时抹杀人性，而是认为神性是人性的升华，在进行植物崇拜的同时，植物本身也变成人与神之间的媒介。公元前6世纪，由于希腊对公共建筑迸发出强烈需求，神庙建筑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许多著名的神庙和公共建筑都在此时开始建造，建筑风格与装饰的演变发展也从此时变得更加活跃。特别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由于波斯人入侵爱奥尼亚地区所造成的战乱，大量建筑工匠逃亡雅典，促成了不同建筑风格的融合，为更多样化的建筑装饰产生奠定了基础。［11］141到了公元前5世纪中期，由于经济的繁荣，雅典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无论建筑、雕刻都突破了古风程式，并且彻底摆脱了外来影响的痕迹，开创了古希腊宁静而高贵、肃穆而优雅的理想典范。［8］148

迄今发现最早使用茛苕叶饰作为柱头装饰的神庙是位于阿卡迪亚（Arkadia）群山中的阿波罗·伊壁鸠鲁神庙（Epicuriusat Bassae）（图3）。此时的科林斯柱头装饰较为保守，茛苕叶片并未大幅向下卷曲。建筑装饰与建筑之间不仅仅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还存在着互译的关系。阿波罗在古希腊神话中象征光明，管九个缪斯，是司艺术、音乐和各种文艺之神。由于科林斯柱式在阿波罗神庙中的使用，茛苕有了艺术和瞻仰神明的象征观念，并对后世的科林斯柱式和茛苕叶纹式的使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公元前5世纪末，厄瑞克忒翁神庙（Erechtheion）等建筑的建筑边缘装饰出现了茛苕叶饰。［12］位于希腊雅典（Athens）奥林匹斯村（Olympia）的宙斯神庙（Temple of Zeus in Athens）（图4）是古希腊最大的神庙之一，它建造之初是比照爱奥尼亚（Ionia）样式修建的，后来改用了科林斯柱式。这种修改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古希腊植物精神的人格化在建筑上的反映，以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

图3 阿波罗神庙 约建于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

图4 宙斯神庙 约建于公元前456年

四、古罗马宗教建筑装饰中的茛苕使用

古罗马在建筑上最大的突破是发明了券拱技术，并在希腊柱式的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恢弘和实用的建筑样式。［13］出现了由厚重的墙体和粗壮的立柱组成的建筑物，柱高和柱径的比例要大于古希腊柱式，柱体装饰也比古希腊柱式更烦琐精美。［14］历史学家认为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建造了一座大理石的罗马，但罗马建筑的核心材料实际上是混凝土，是一幢幢穿着希腊建筑外衣的混凝土建筑。而在建筑装饰上，随着希腊化时代的推进，希腊的文化风俗、艺术范式传播到地中海东部和小亚细亚（Asia Minor Peninsula）地区。但是，由于古希腊的没落、雅典崇高理想的失败，多立克柱式在建筑中的主导地位开始迅速衰退，科林斯柱式开始在古希腊海外殖民地和小亚细亚地区广泛运用。［11］140到了古罗马的时代，科林斯柱式取得了建筑中的主导地位。有研究指出，“它是伴随着雅典的衰落对审美意识和审美标准不断降低的真实记录”。［9］但同时，科林斯柱式的广泛使用恰恰也是古罗马对古希腊植物崇拜意识的继承和发扬。

古希腊时期，植物与神的关联性最直接而广泛的体现是在神话中。到了古罗马时期，因为希腊化时代的影响和时代审美风尚的变迁，植物和神的关联性开始直接体现在神庙和祭坛的装饰上，大量使用科林斯柱式和茛苕叶纹样装饰。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是古罗马时期重要的纪念碑性主体建筑，其建造目的是为了记录罗马和平时期的繁荣。它学习了古希腊重建帕特农神庙（ParthenonTemple）时的方法，“将世俗性的各种意图巧妙地掩藏在了宗教目的的背后”［15］。除此之外，建筑内部的祭台和外墙下方的泄水口证明了它的实用性。因此，和平祭坛可以被认为是一座兼顾纪念性和实用性的多功能建筑。祭坛装饰带有明显的希腊古典时代（Classical age）的雕塑风格，上部是叙事性浮雕人物，下部为卷草装饰纹样图案（图5），在浮雕带两侧和祭坛结构转折处，使用了科林斯柱式纹样（图6）。这些纹样显示了古希腊文化对罗马人的影响，也将植物和宗教间的关系结合得更紧密。

图5 和平祭坛卷草装饰纹样

图6 和平祭坛科林斯柱式纹样

万神庙（Pantheon）作为古罗马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因其完美的几何形结构一举成为古罗马建筑技术与艺术的巅峰之作。古罗马人的宗教思维虽然是对古希腊人的继承，但是在如何侍奉神明的方式上却和古希腊人有所区别。古罗马人没有效仿古希腊人给每一位神祇建造神庙，而是把所有神明供奉在同一座建筑中。根据宗教建筑的同构原则，与建筑相关的雕塑、绘画以及一切装饰都与建筑的气质一致。 形式上力求更接近神， 功能上遵从教化布道与平面形制，意识上符合心理秩序和空间等级。在万神庙的设计中大量使用科林斯柱式（图7），甚至在穹顶的每一个凹槽里都装饰青铜玫瑰花，以此在穹顶上构筑一顶巨型青铜花冠敬献诸神。如果说这种奢侈、豪华的装饰的兴起是伴随着雅典衰落后审美意识的降低，那么与之矛盾的是，万神庙的设计者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皇帝（图8）是一个极其崇尚希腊文化的统治者。他甚至是古罗马皇帝中第一个效仿古希腊先贤留大胡子的人。万神庙是古罗马人膜拜众神的庙宇，古罗马人以茛苕的生命性象征神殿的永存，以玫瑰象征对众神的爱与忠诚。这种设计的象征性分明就是对古希腊宗教精神与植物精神的回溯。

图7 万神庙的科林斯柱 袁牧、王南摄

图8 哈德良皇帝像

五、结语

植物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古典时期的世界形态，是研究相关时代文化不可回避的部分。通过梳理西方古典时期基于神话与宗教的植物精神，以及对相应时期建筑装饰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古典时期建筑中的植物装饰并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立足于古印欧人的民族性，深植于西方古典时期文明的伴生物。古典时期宗教建筑装饰除了以柱式风格区分男性的力量感和女性的优雅感，植物的生命感也始终是西方古典时期先民通过柱式想要传达的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