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昊冰

一、汝窑的发现与发掘

上世纪50 年代以来，考古学者曾先后在汝州市（原临汝县境）范围内进行多次考古调查，发现40 多处古窑址，但却无法断定其为汝官窑窑址。至80 年代中期，叶喆民已提出：清凉寺窑址未必不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有力线索。宝丰县文化部门在文物普查时，从清凉寺等地群众保存的瓷器中，发现了与北宋宫廷御用汝瓷特征完全相同的瓷盘，为寻找汝官窑窑址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从1987 年到1998 年的10 多年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清凉寺进行了八次大规模发掘。1987 年10 月进行的第一次试掘中，发现窑炉2 座、作坊2 座、排水沟和灰坑各2 个，并在一个窖藏坑内出土较完整瓷器30 余件，其中北宋御用汝瓷10 多件与传世宫廷汝瓷相同①。1988 年秋和1989 年春先后又对清凉寺窑址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作坊和房基5 座、水井4 眼、澄泥池1 处和灰坑8 个，出土各类完整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2100 余件②。这些窑址中出土的和窖藏瓷器与传世汝官瓷胎釉完全一致。1998 年春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在第三烧造区揭露民用青瓷窑炉4 座，同时还在第一烧造区清理出作坊3 座和灰坑等遗迹。

1999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把工作重点由村外转入村内，在居民住宅便道上进行试掘。在有限的范围内发现了厚达10 厘米的汝官瓷叠压层，出土汝官瓷瓷片上千片以及不同于民窑的匣钵、垫饼、支钉、试烧片等窑具和大型建筑构件，初步判定这里即是天青釉汝官瓷器烧造区，并探查出汝官窑址及作坊区面积约为4800 平方米③。

2000 年6 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第六次发掘，发现窑炉15 座，以及作坊、过滤池、澄泥池、排水渠、釉料坑等多类遗迹④，出土了一大批形制比较完整且品种比较丰富的汝官窑瓷器和匣钵、垫饼、垫圈、支烧等窑具，还有一处2×2 米、堆积厚度达20 多厘米的汝官瓷瓷片堆积。遗迹中伴出的“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纪年材料，为汝窑的年代上限提供了重要参考。在已发现的器形中，绝大多数是满釉支烧，仅部分碗、套盒、盏、圈足瓶、器盖等采用垫饼烧造工艺。

2001 年至2002 年，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七次、第八次发掘。揭露面积300 平方米，共发掘出汝官窑窑炉4 座，灰坑24 个等遗迹。

通过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尤其是第六次发掘，终于取得了陶瓷史上的重大突破，找到并揭露出汝官窑瓷器的烧造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传世品中所罕见的新器形、窑炉、作坊遗迹以及有别于民窑的窑具，弥补了长期以来研究汝官瓷器不见窑址和实物标本缺乏的遗憾，也为解决汝官窑的烧造年代提供了科学而又可信的地层根据。

2000 年10 月18 日，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在宝丰召开宝丰清凉寺汝官窑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和“新闻发布会”，对汝官窑遗址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专家学者根据出土的窑炉、窑具、作坊、标本等一致认为汝官窑遗址在宝丰清凉寺无疑。2001 年10 月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汝州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又对汝官窑遗址及相关问题做进一步的论证。

汝官窑遗址的发现，解开了我国广大陶瓷研究者探索半个多世纪的“汝官窑遗址之谜”，它不仅为汝瓷的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而且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陶瓷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把对汝窑的研究引入崭新的阶段，在国内外古陶瓷学术研究领域享有崇高声誉。

二、汝窑的定名

“汝窑”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南宋文人的笔记中。如叶寘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二书所记“窑器”方面的内容基本相同，因两书均早已亡佚，故现在已不清楚哪本是原本。后人辑录书中有关汝窑的内容最早见于陶宗仪著《说郛》引宋顾文荐《负暄杂录》⑤及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引宋叶寘《坦斋笔衡》⑥。陶宗仪一生跨元、明两代，卒于明初。《南村辍耕录》撰成于元末，《说郛》撰成于明初。《南村辍耕录》卷二九引《坦斋笔衡》“窑器”条云：“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体矣。余如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说郛》引《负暄杂录》“窑器”条除个别句子与《坦斋笔衡》不同，如把“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变为“宣、政间京师自置烧造”，“袭故京遗制”变为“袭徽宗遗制”，以及在“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一句后加一句“亦曰官窑”，其它字句完全相同。

南宋其他文人笔记如周辉《清波杂志》卷五记载：“辉出疆时，见彼中所用定器，色莹可爱……又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⑦周密《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条记载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高宗赵构亲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进奉一批宝器、书画等珍品，内有汝窑青瓷16 件，分别为“酒瓶一对（图1）、洗一（图2）、香炉一（图3）、香合一、香球一、盏四只（图4）、孟子二、出香一对、大奁一、小奁一”⑧。再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陆游将汝窑瓷器称为“汝器”。

以上南宋文人笔记均出现“汝窑”或“汝器”这样的称呼。众所周知，宋代瓷窑常以其所在的州命名，按此习惯，从广义上说，当时汝州境内的宝丰县、鲁山县等地瓷窑都可称为“汝窑”。北宋是我國瓷业的繁荣昌盛时期，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的地位更加重要，当时的陶瓷手工业已是官窑林立，民窑四起，各地窑口竞相争辉。汝州的瓷窑工匠们发挥了聪明智慧，创造了独具风格的刻、划和印花青瓷，从北宋初年即开始问世。由于工艺讲究，富于装饰，既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需求，并由于造型多样，釉色蕴润，典雅素净，更受到北宋宫廷的赏识，为皇宫烧制贡品。进而名声大振，所以各地竞相仿制。汝州各窑不仅在制作工艺上各显其能，而且都比较注重装饰，既保持了汝窑的工艺传统，也创造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特别是为了赢得信誉，各窑还创立牌号，互相竞争，常以姓氏为标记的碗铭（图5）以招揽顾客。为了打开销路，出现了激烈的商品竞争，产品质量相继提高，并形成了汝窑系而遍布全省各地。从现有的考古调查资料来看，北宋以来，河南各地烧制汝青瓷的窑口主要有：宝丰清凉寺窑、临汝窑、鲁山段店窑、宜阳窑、新安窑、禹县钧台窑、焦作窑、安阳窑、鹤壁集窑、林县窑、许昌五楼村窑，以及豫西南的内乡县大窑店的邓窑等近百处。这些窑口，有的以图案丰富取胜，有的以刻花流畅、工艺精细闻名，有的以釉色润泽、图案清新著称。但由于这些瓷窑烧造的瓷器品种较杂，不可一概而论。仅以宝丰清凉寺窑为例，它除了烧造供宫廷使用的青瓷以外，还烧造白釉、黑釉、酱釉、珍珠地划花、白釉绿彩、耀州窑系刻花或印花青瓷以及三彩釉陶等。但是南宋文人笔记及后来文献中所说的汝窑都是指北宋时专为宫廷烧造青瓷的瓷窑，非一般的民窑，也就是说，“汝窑” 已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如果像近些年有的学者那样把宋代汝州境内的瓷窑统称为“汝窑”，把这些瓷窑所烧造的各种瓷器都称为“汝瓷”，势必造成混乱。为了有所区分，个人认为汝窑只能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即指北宋时专为宫廷烧造青瓷的瓷窑，其遗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

三、汝窑的烧造时间

近年来，提及汝窑，争论最多的应属其年代和性质。现在学术界对汝窑的烧制年代有三种推断：其一，1987 年汝窑遗址发现以前，陈万里在《汝窑的我见》⑨一文中，根据北宋人许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成书时间和书中有“汝州新窑器”一语，推断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的20年之间。《中国陶瓷史》⑩一书即持此说。其二，1987 年汝窑遗址在宝丰发现以后，叶喆民依据文献记载，认为“汝窑的鼎盛时期大体可推测在宋元祐元年（1086）至宣和末年（1125），即哲宗、徽宗时期”。其三，李辉柄的《宋代官窑瓷器》一书在否定了北宋汴京官窑之后，提出“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1125），期间仅有十四年的历史”。个人比较赞同叶喆民的推断，但认为将汝窑烧造时间的断定仅着眼于北宋晚期未免有些局限。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汝窑由宋初创烧，经过演变与发展，到了北宋晚期，曾一度为宫廷烧制御用器皿，形成了它的鼎盛时期。延至金元，已不及宋汝之传统瓷艺。技术失传，生产下降，元末已至尾声，明代则全部停烧，前后共经历了300 多年，烧造出一批精良的作品，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支奇葩。然而过去各地对汝瓷的收藏，多属于调查采集和传世品，在分期上确有一定困难。近年来通过对临汝窑、宜阳窑，特别根据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和宝丰大营镇蛮子营村窑藏汝瓷的实物标本，大体可把汝瓷的烧造年限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表一）：

第一期，即北宋早期。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共62 年。这个时期是汝瓷的创烧阶段，造型简单，不太注重装饰，但釉色比较莹润，具有汝窑青瓷的基本特点。

第二期，即北宋中期。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至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共62 年，是汝瓷的发展时期。不仅造型多样，而且注重了装饰效果。常以刻花纹样，或以凸线纹将碗、盘分成六等价，有的用刀刻成直线纹，碗芯印有团菊，刻花流畅，釉色莹润，开片密布，独具特色。

第三期，即北宋晚期。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共39 年，为汝瓷的鼎盛时期。正是由于汝瓷工艺精湛，技艺超群，印花技法广为流传，各地窑口竞相争辉，已成为名瓷之首，享有极高的声誉，并得到北宋宫廷的赏识。从此，便在宝丰清凉寺建窑，专为宫廷烧制御用汝瓷，这个烧制“贡瓷”时间大约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宋徽宗的崇宁五年（1106）的20 年间，烧制的“贡瓷”出现了特殊光泽，工艺精细，产品优良。然而由于受到宫廷的严格限制，所以生产的时间短，产量有限，传世极少，到南宋时已成为“近尤难得”的稀世珍品。

第四期，即金代时期。北宋晚期，宋金对峙，中原地区的汝窑和钧窑大都停烧，造成人亡艺绝，直到南宋绍兴十二年，即金熙宗皇统二年（1142）二月，宋廷进誓表于金，称臣割地。三月，金使册封康王赵构为宋帝，从此战乱平息，直到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共90。汝窑和钧窑皆为宋代五大名窑，久负盛名。在此期间开始按照传统瓷艺，进行恢复生产，然而由于技术南流，金人占领中原，对汝窑虽有恢复之举，但已是生产每况愈下，釉色欠佳，装饰简单，仅能烧制出一般的汝青釉制品。

第五期，即元代。从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89 年，为汝窑的衰落时期。金元相继大战于中原，公元1279 年战乱结束，元代继续恢復汝瓷生产，然由于战争创伤，技艺失传，加上北方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影响，对于汝瓷生产已是胎厚粗笨，工艺欠佳，全部上半釉，而品种则为简单的一般日用青色釉瓷器。

这里再稍微提一下汝窑烧制贡瓷的时间。陈万里推断汝窑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的20 年间。据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又据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上述资料应是记载汝窑较早的文献资料，从而可以看出：汝窑先是由民窑烧造出青瓷精品，得到宫廷赏识后，才“遂命汝州造青瓷器”，然后有“供御拣退，方许出卖”之说。由此推断，这个时期的汝窑除烧制的精品供宫中拣选后，其他产品可以出卖，应属官窑性质。个人认为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对窑址进行第一次发掘窖藏坑内出土30 余件瓷器和蛮子营窖藏出土的47 件民、官混杂的瓷器应属于官窑时期的产品。另根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磁有芒不堪用”为弃定用汝原因的话，定瓷的有芒是在北宋晚期哲宗元祐元年（1086）之后，因装烧方法改为覆烧后才形成的来推断，清凉寺窑烧造贡瓷的时间最早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以后。也就是说“京师自置窑烧造”前的20 余年间，为汝窑生产贡瓷的时期，及元祐元年（1086）至大观四年（1110），我们把它称为汝官窑创烧时期。依此笔者认为，陈万里提出的汝窑烧制年代基本上为烧制贡瓷的时间。

四、汝窑的性质

在汝窑的官窑烧造时期，据《坦斋笔衡》记载：“……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证明在政和间，朝廷在京师汴京另设窑烧造瓷器这个事实。根据不同理解也就引出了一个所谓的“汴京官窑”。

汝窑究竟属于由宫廷设置的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官窑”，还是属于烧造过贡瓷的民窑，目前学术界尚未达到共识。持前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北宋时宫廷先命宝丰清凉寺窑烧造贡瓷，后又在此基础上设置官办瓷窑，集中最优秀的工匠，控制最优等的制瓷原料，不计工本，专门烧造由宫廷出样的御用青瓷，而且认为汝窑有可能是或者就是文献所说的“北宋官窑” 。持另一种观点的人则认为北宋宫廷只是命宝丰清凉寺的优秀民窑烧造贡瓷，根本不曾在此设置过官办瓷窑，北宋官窑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城内。

笔者认为，对汝窑性质争论的焦点，就是对《负暄杂录》所记“京师自置烧造”或《坦斋笔衡》“京师自置窑烧造”这句话如何理解。如果把“京师”理解为朝廷的代名词，则上面的句子可解释为朝廷在宝丰清凉寺置窑烧造，那么，汝窑即北宋官窑。如果把“京师”理解为“京城”，则上面的句子可解释为在京城置窑烧造。这样，汝窑的性质就与定窑、耀州窑一样，只能属于烧造过贡瓷的民窑。除此以外，后一种观点认为还应有一个北宋官窑，窑址在开封城内，因历史上黄河泛滥，被埋于地下数米深。

笔者认为，北宋朝廷在开封设窑烧造宫廷用瓷的可能性不大，理由如下：

1. 地质专家的勘探表明，开封及其附近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关键是不蕴藏瓷土。或许有人认为，朝廷可利用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宝丰等地调运瓷土。个人以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片面，研究历史，一定要从当时的实际条件出发，现代化运输可以有汽车、火车、轮船等，宋代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与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肩挑、人推、马拉的方式，从数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的地方运原料至京城，朝廷何不派官或命地方官在地方督造，烧成后经严格挑选，再运至京城，朝廷应不会不权衡其中的利弊。

2. 如果说北宋朝廷有必要在开封设置官窑，为何不把另一处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禹县钧窑也迁至京城开封？况且禹县距开封比宝丰县距开封要近。

3. 上述叶寘和顾文荐在书中从“命汝州造青窑器”一直讲到“京师自置窑烧造”或“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都是在谈汝州青瓷器。作者的本意是要说明朝廷先是命汝州造青瓷器，然后又进一步在汝州自置窑烧造这种当时“为魁”的青瓷器。如果我们把这段话的意思割裂开来，理解成朝廷先是命汝州造青窑器然后又在开封设窑烧造另一种青窑器恐怕有违作者的原意。

鉴于上述原因，北宋朝廷在开封设窑的可能性不大，“京师自置窑烧造”不应是设在开封。那么这一窑场的指代对象又是谁呢？

文献记载，“汝窑为魁”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我们可以这样思索一下，现今珍藏在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上海博物馆等地的汝窑传世品为清凉寺窑烧制的产品无疑，但为什么在命汝州烧造青窑器处在发展成熟阶段，且瓷艺精良已达巅峰的情况下，废弃不用，另到无制瓷条件的汴京置窑烧造远不如清凉寺窑的产品来供宫中使用呢？既然其产品不如原汝州产的质优，当然也不会“名曰官窑”了。根据上诉推论，结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笔者认为：政和年间到宣和六年（1124）即徐兢出使高丽时，朝廷正在烧造一种非常精美的新窑器——汝官窑瓷器。正如李辉柄所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北宋汴京官窑，京师自置窑即汝官窑。那么，文献记载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之一的“官窑”应指的是南宋杭州郊坛下官窑和修内司官窑。

笔者判定，汝窑为官窑性质，有四点依据：

第一，从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中心区宋代地层发掘出的天青釉汝瓷片占99% 以上，黑釉、白釉、三彩等瓷片不足1%，发掘出的瓷片达两千余包，却不见一件完整器物，全为有意打碎埋下的，此与官窑的严格管理制度有关，并不符合“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记载。

第二，所发掘出的器形与汝瓷传世品对照，除出戟尊尚未发现外，其余器类均有出土，并且还发现数种新器形如套盒、莲花深腹碗、香薰炉等。清凉寺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窑具和原料具备了传世汝瓷的所有特征和烧制条件。

第三，据《归田集》记载：“柴窑，窑色如天，声如罄，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腴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此段史料提及的“官局”和“民间不敢私造”等记载也可证明汝窑的官窑性质。

第四，我们也可结合宋徽宗的有关记载来推断汝窑的性质和年代：宋徽宗于元符三年（1100）即帝位，便大兴“花石纲之役”搜掳天下奇石、珍宝供其玩赏。他的“道教之崇”到了如痴如迷的地步。“政和七年（1117）夏四月，道箓院上章，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然而宋徽宗崇尚道教的时间是从大观二年（1108）三月的“颁今箓灵宝道场仪范于天下”到政和、宣和间，这为汝官窑兴起提供了条件。众所周知，道教崇尚青色，汝瓷的天青色正合其所求之青淡静雅的审美观念，汝窑受到宫廷的重视应与宋徽宗的“道教之崇”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时间上不谋而合，进一步证实了汝窑被宫廷垄断后形成官窑，汝官窑即北宋官窑。

结语

宋代制瓷业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突破了唐代“南青北白”的瓷业发展布局，形成了窑系林立、产品多样的繁盛景象。“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争奇斗艳，尤以汝窑窑口最具代表性。从20 世纪80 年代初汝窑的发现，到2000 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20 余次对清凉寺窑址的发掘，为全面认识汝窑提供了充分的实物资料，确定了宝丰清凉寺窑址即汝官窑窑址。本文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为依据，推断、考证、分析，就汝窑的烧造时间、年代分期、性质等问题展开综合探讨，力图建立汝窑创烧、發展、中断、传承的完整发展脉络。当然关于汝窑的官窑性质、其与两宋官窑是否存在着传承关系等问题，目前学术界依然存有较大争议，本文对相关问题的探讨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空间，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积累与学界的关注研究，这些疑点会得到逐步解析和明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