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鳞龙 姚香

引言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东岸、太行山以西，独特的区位特征孕育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青铜文明发生、发展、繁荣的重要地区。山西出土的青铜器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早期进程，构建了比较完整的青铜文明发展序列，印证了商周青铜文化的繁荣，见证着晋国的成长与强盛，凝聚着绚丽多彩的古代青铜文化。

一、中国青铜文明的先声

山西是中国青铜文明与文化最早的发生地之一。从考古发现来看，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多件铜器，如铜环、铜器口残片、铜铃、铜齿轮形器、铜蛙。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早期铜器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一处遗址。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东岸的塔儿山北麓，面积约300万平方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都邑性遗址，主体年代距今约4300～3900年左右。已发现有城址、宫城区、仓储区、祭祀区、手工业作坊区、墓地和观象台等遗迹，岀土有土鼓、石磬、朱书扁壶、彩绘龙盘、圭尺、铜器等高等级礼乐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贵文物，表明当时已经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分化，出现了王权和早期国家。多数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在历史时空和文化面貌上极其吻合。陶寺铜铃是模仿同时期的陶铃，用红铜制作而成，含铜97.86%，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使用复合范技术铸造的铜器。铜齿轮形器是一件含砷元素的红铜器，形似齿轮，外缘有发散状齿形突起29个。出土时，它与玉璧紧紧叠粘套在墓主手臂上。在陕西榆林石峁遗址也发现类似器物。有学者推测它表现了朔望月轮回，也有学者认为是胳膊上的环状装饰物。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是运城盆地东部的一处大型陶寺文化聚落，在此处调查发现了一件陶寺文化早中期的铜残片，测定年代为距今4500?4100年，为镍黄铜质品，通过整体热锻，局部冷加工制成。

兴起于山西南部的陶寺文化如同“车辐聚于车毂”，聚合了中原的仰韶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与河套文化、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以及南方的良渚文化诸因素于一体，反映他们的文化面貌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由此“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构成华夏文明发祥地的中心和中華文化总根系的“直根”。①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青铜器，但其铸造技术水平已脱离铜器铸造的初始阶段，为青铜容器的铸造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

夏、早商时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垣曲县古城南关遗址、翼城苇沟—北寿城遗址等都有早期青铜器发现，多为消耗性的工具和武器，如镞、刀、凿，以及制作这些器物的石范。在中条山与黄河北岸周边相继发现了闻喜千金耙、绛县西吴壁等夏商时期采铜及冶铜遗址。前者是夏商王朝铜料的重要来源地，后者是早期中原王朝的腹心地带极其罕见的大规模、高专业化程度的冶铜遗存。这些遗址对于研究夏商文化的历史变迁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商代政治格局嬗变的晴雨表

山西是商文化遗迹、遗存广泛分布的区域，青铜文化面貌复杂而丰富。在山西，从南往北依次发现的主要遗址有：垣曲商城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侯马上北平望遗址等。垣曲商城位于中条山之阳，黄河之滨。该城规模不大，始建于商代二里岗下层时期，并延续使用到二里岗上层时期，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年代大体相当。从垣曲商城往西沿黄河而上，不足50公里就是平陆县的前庄遗址，该遗址所处位置与垣曲商城颇为相似。1990年在此出土了一批二里岗上层时期的器物，是商人控制晋南的一处重要据点。目前发现的建于商代的城垣遗址已有10处，而运城这一面积不太大的地区就建有垣曲和东下冯两处，且都始建于商代早期。可见商王朝建国初期对这一地区是相当重视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掌控夏人。此乃情理中事，势所必然。二是占有资源。中条山之铜与解州之盐不能不是觊觎之物。②

晋南地区一直是商王朝的近畿区域，晋西北则是商王朝的边域。从整个商代考古学文化看，晋东南商代考古学文化与晋西不同，但与殷墟文化完全相同。从政治地理上讲，晋东南的上党盆地是当时王畿或邦内的范围。晋西南的平陆前庄青铜器群，时代较早，与晋西青铜器群时代与特征截然不同，属于商文化早期中心文化区的青铜器。临汾盆地是二里岗时期和殷墟文化进入晋中或走向西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区或通道，这里殷墟时期遗址发现较少，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

山西最南端平陆前庄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鼎、罍、爵、镞等青铜器在种类、形制、纹饰、组合、工艺上都呈现出全新内容，制作较为精致，器表装饰丰富，组合运用带状的兽面纹、成排的乳钉纹、弦纹等，器壁较薄，除方鼎用分铸法，其余都采用浑铸法一次浇铸而成。青铜方鼎，形制巨大，纹饰突出，简洁大方，又不失繁复与神秘，与郑州二里岗发现的早商文化铜器形制、风格、工艺基本一致，属商代早期的王室重器。

山西作为一个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必经之路，这里不仅有典型的殷墟特征的青铜器，而且也有来自西北或其他地区另外的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因素。而从灵石口向北，直到系舟山下，是一片肥美的平地—太原盆地，这里属于商文化的西北边陲。这里的商代考古学文化，不仅强烈地吸收商文化因素，同时也与其北部，西北方向的其他青铜时代文明交汇碰撞。在太原盆地的南部边缘，也就是通往临汾盆地的咽喉要道上，发现了灵石旌介青铜器;盆地的北部边缘，通向忻定盆地的通道上，发现了忻州连寺沟青铜器。这两个地点一南一北，揭示了太原盆地在殷墟时期位置的重要性。盆地东部山前的太谷白燕遗址与西部山前杏花村墓葬和杏花村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商文化遗存，这些极好地反映了太原盆地在晚商时期喧嚣的社会境况。③

根据考古调查，学者们认为“晋陕高原的考古遗存并非只有极少见的晚商遗址和零散的墓葬，而是相当丰富和复杂，其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都需要重新认识。”④在汾河以西至黄河东岸之间的晋西吕梁山区，如石楼、永和、柳林、隰县等地发现了商代晚期青铜器，在反映殷墟文化面貌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地方风格，更是与黄河西岸的陕北高原、河套地区出土青铜器风格较为统一，多见游牧民族的文化成分，是理解殷墟时期中原王朝对外关系、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实物资料。诸如一些小件青铜工具和装饰品，常用蛙、蛇、虎等动物图案装饰，大多造型奇特，可能受欧亚草原青铜文明影响，显示出本地独有的文化特色，这是山西商代青铜文化复杂多样性的具体体现。

汾河以东至太行山区域内，如灵石旌介村、浮山桥北村、临汾庞杜村和闻喜酒务头村等地，发现多个商代晚期的遗存和中大型墓葬，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的青铜器，表现出与殷墟出土青铜器较为一致的组合关系和艺术风格，是商代贵族或方国文化的重要体现。20世纪后期在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发掘的3座商代晚期墓葬，出土了百余件精美青铜器，多数具有典型的商文化铜器风格，器物形制、纹饰、组合等与殷墟基本相同，也存在少量地方特征。铜器上的族徽铭文表明这里是商代的“丙”族遗存，是商代方国文化遗存的代表。“丙”族是商代晚期重要的贵族，与商王关系很密切。在河南、陕西都曾发现过零星的“丙”族器物。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使得“丙”族器物的来源和发展轨迹更为清晰。

近些年，在浮山桥北、临汾庞杜、洪洞上村等发现了不少铜器群，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铜器铭文显示与商末周初的“息”族、“先”族有密切的联系。2018年发现的山西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是一处商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群，位于晋南运城盆地东北缘，处于垣曲盆地、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交汇之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连接河南和山西的要道之一，也是文化交融的关键地带。在已发现的12座墓葬中，带单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有5座。出土青铜器的器形、纹饰均与殷墟青铜器相近，多数族徽铭文显示应是“匿”族的墓地。族徽“匿”是过去不曾发现的，其他出土青铜器也反映出“匿”族的等级地位很高，而且“匿”前面往往还有商王族专用的“子”，很明显这是一支活跃在晋南的商代王族。但墓葬形制又与殷墟有差异，反映出商文化在演进过程中的传承与变化。这些新发现使得晋南地区的晚商文化面貌逐渐清晰起来，据点式分布的商文化方国遗存，对于认识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以及商代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问题意义重大。

在经历了夏代和商代前期数百年的技术积累和长久发展之后，商代中晚期的青铜艺术臻于成熟，实用性与装饰性完美统一，达到鼎盛阶段。器类完备，形制多样，组合复杂，铭文加长，纹饰繁缛华丽，整体浑厚凝重，铸造工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达到中国青铜文明的一個高峰。

三、周代青铜文明发展序列的参照和标尺

两周时期，山西境内青铜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临汾、运城、长治地区。诸如西周时期的北赵晋侯墓地、曲村墓地、羊舍墓地、绛县横水倗国墓地、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春秋时期的新田晋国遗址、闻喜上郭—邱家庄墓地、襄汾陶寺北墓地、太原赵卿墓，长治分水岭战国墓地等等，几乎构建起西周至战国近千年间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的完整序列，对其他地区青铜文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尺和参照作用。

夏代，青铜器开始成为礼器，商代青铜礼器种类更加丰富。殷周鼎革，为了维系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运转，西周王朝在承袭商代礼俗的基础上，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形成较为完备的礼乐制度，确立了新的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青铜器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承载了更重要的社会功能，不仅兼具礼仪、生活中的实用器，更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等级象征。孔子曾强调“器以藏礼，礼以行义”，青铜器制作和使用包含“器”与“物”双重内涵。西周时期的山西青铜器是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总体看，无论是器形、纹饰，还是铸造工艺，都与周代王畿地区的没有明显区别，是周文化的一个分支。⑤山西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仍保留了商代晚期厚重富丽的风格，并新创了一些奇异的器形和纹饰，各类凤鸟纹的流行是最显著的特色。西周中期，青铜器造型趋向庄重简朴，胎体变薄，流行带状窃曲纹、重环纹等，处处体现出西周礼制的规范。西周中期以来，晋文化与周文化的区别逐渐加大，到东周时期更形成了自己的特征。与西周时期相比，东周三晋文化的个性特征更强了。⑥

《史记》记载：周成王将弟弟叔虞封到唐地，“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叔虞之子燮“改唐为晋”。至晋文侯护周平王东迁，晋国开始崛起。山西曲沃、翼城两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包括北赵晋侯墓地与曲村邦墓区，主要是西周至春秋早期晋国国君夫妇的墓地、中小贵族墓地以及附属的陪葬墓、祭祀坑，出土了大批载有晋侯名号的精美青铜器序列完整，其间未有缺环，是西周诸侯国铜器遗存中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春秋初期的唯一案例，为我们提供了西周时期晋国世系的考古学证据，也为西周编年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侯鸟尊出土于晋侯墓地114号墓。鸟尊盖及器内各有一篇内容相同的铭文“晋侯乍（作）向太室宝尊彝”，表明这是第一代晋侯燮父为宗庙祭祀所做的礼器。这件鸟尊的形态与以往所见鸟尊不同，头部做回首顾盼状，背上有一个鸟盖，尾部有一个象首，长鼻内卷，造型奇特而优美大方，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西周晋侯壶出土于晋侯墓地8号墓，为盛酒器。共两件，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盖部为高浮雕镂空波曲形装饰，盖面饰体躯交缠的吐舌龙纹;颈部自上而下依次是兽目交连纹、波曲纹和鳞纹，腹部饰双体龙纹，高浮雕龙首，圈足饰兽目交连纹（案：波曲纹、鳞纹，李零正名为山纹⑦，其说可从）。整件器物造型别致、雄浑，纹饰华美、流畅。器盖内共铸有铭文4行26字，“唯九月初吉庚午，晋侯乍（作）尊壶，用享于文祖皇考，万亿永宝用”，记载了晋侯制作此器用于祭祀其祖辈和父辈。

晋国的肇建和发展始终“戎狄与之邻”，见于史籍的有荀、贾、董、韩、耿、虞、黎等，另外还有一些文献失载的小国，因考古发现而重新得到确认，如倗、霸等。2004年发现的山西绛县横水墓地，面积约3.5万平方米，发掘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墓葬1300余座，出土文物1.4万余件，其中青铜礼乐器320余件。经出土青铜器铭文证实是一处倗国墓地。倗国是历史文献失载的西周封国，为隗姓狄人所建，与周王室、晋国、芮国等都有密切关系，约在春秋早期被晋国所灭。2007年发现的翼城县大河口墓地，经出土青铜器铭文证实是一处霸国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西周早期至春秋早期墓葬 2200余座，出土文物2.5万余件，其中礼乐器近300件。霸国长期生存在强晋之侧，青铜器铭文记载了霸伯与周王室、晋、燕、倗等国家的交往。霸国墓地的发现为西周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群融合等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⑧

除绛县横水倗国墓地和翼城大河口霸国墓地等，还发现了多个非姬姓西周贵族墓葬。如先、翟柤、黎等。虽然“戎狄环伺”，但晋国基本上秉持着“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针，在青铜文化的面貌上和对周王朝的态度上保持着高度一致的政治站位。

四、创新变革、引领风气的晋系青铜器

春秋初期，晋武公、晋献公开始扩张进程，先后“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荀、霍、杨、先、霸、贾、倗、虞等周边封国相继被灭并入晋国版图。其后，文公、襄公、景公、厉公、悼公五代持续强大，晋国成为当时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对周边诸侯小国和戎狄部族的合并，加快了华夏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晋国疆域最大时地跨今山西全境，内蒙古南部，陕西东部，河南西、北部，河北中南部和山东西部。春秋后期，晋国的统治出现危机，实权由六卿把持，并最终分裂为韩、赵、魏，史称“三家分晋”。三晋延续了晋国的政治和文化遗产，皆成为中原大国，与秦、齐、楚、燕四个大国一起，史称“战国七雄”。春秋时期，山西青铜器因其丰富的器类、多变的造型、精美的装饰风格、先进的铸造工艺而独树一帜，引领风气，成为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并最终形成了脱胎于周文化又不断增益、创新，透露出自由浪漫、清新飘逸的作风，具备鲜明特色的“晋系青铜器”。

晋公盘是2600多年前，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为女儿远嫁楚国特制的嫁妆。盘口径40厘米，总重7000余克，浅腹平底。盘内中央饰有一对浮雕蟠龙绕成圆形，双蟠龙间有一只立体水鸟，双龙之外，有四只立体水鸟和四只浮雕金龟。再向外延，又有三只圆雕跳跃青蛙和三条游鱼。最外圈，则有四只蹲姿青蛙、七只浮雕游泳青蛙和四只圆雕爬行的龟和鳖。这些圆雕动物，都能作360度转动，鸟嘴也可以启闭、乌龟头也可以伸缩。盘外底部三小人背负大盘，盘内鱼、龙游动，水鸟、乌龟、青蛙嬉戏，情趣盎然。器内边缘183字的长篇铭文追溯唐叔虞、晋献公的历史功绩，显露出文公继承祖先宏业，建立显赫功绩的雄图大略。

春秋时期，晋系青铜铸造工艺不断创新变革，达到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巅峰，对东周时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侯马铸铜遗址发现的陶模、陶范的纹饰种类多样，以蟠螭纹最为常见，采用圆雕、浮雕、线刻等手法制成，其中以浮雕式数量最多。兽面纹是商代至周初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主题纹饰之一，西周中期后渐少。这件兽面纹模纹饰布局和谐，纹饰细致，层次分明，线条刚劲，一丝不苟，毫发之间展现了古代工匠的技术和精神，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青铜文明的发展面貌。它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同时融汇了新的时代元素和地域创新，如鸟首兽身式凤鸟，有长着绵羊形弯角和大耳朵的鹰等，呈现出清新、粗犷、豪放的艺术效果。

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山西青铜器以万荣庙前、长治分水岭等地点出土青铜器为代表，精細繁缛的作风发展到极点。在装饰工艺上，嵌错和鎏金工艺得到广泛应用。技术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让原本陈设于庙堂的礼仪用器终于走向生活化，不再追求器型的多样，更多关注功能的实用性。

五、繁华渐去的秦汉青铜器

秦汉青铜器某种程度上是战国中晚期铜器的余晖，青铜器日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山西出土汉代青铜器仍不乏精湛之作。如襄汾吴兴庄出土的雁鱼铜灯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右玉大川村窖藏坑、平朔汉墓群和太原东太堡清河太后墓出土的铜器。右玉大川村铜器群发现于1962年，出土鼎、温酒樽、酒樽、盘、环等，据铭文确定是西汉成帝河平三年胡傅所造。其中两件温酒樽通体鎏金，腹部及盖面浮雕虎、羊、牛、猴、龙等形象，栩栩如生，做工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是西汉铜器中不多见的精品。汉代以后，青铜文明和艺术的繁华时代渐渐远去。

结语

山西古代青铜器面貌丰富而多元，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物质生活、艺术生活的重要载体，是一部浓缩的华夏青铜文明发展史和艺术史，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具中国特色、最为丰厚的部分。汲取古代青铜文明的精萃，对于滋养、丰富当今的社会生活仍具有重要借鉴的意义。